一、立志寻找

2006年大姐孙葳到香港看妹妹，她们一起到徐伯阳（徐悲鸿和蒋碧微之子）家作客。徐先生送给她一套香港皇冠杂志社出版的《蒋碧微回忆录》。回来后，姐姐把书给我说：“书里不少处写有爷爷的事，是迄今唯一的记载。”

我一页一页翻看，在一行行字句里扫描，寻找孙佩苍的名字，找到了，就仔仔细细阅读，接着再找，确有多处。

后来又从书店买到江苏文艺出版社的简体版，将两个版本对照，有关孙佩苍的内容完全相同。

此回忆录是迄今为止仅有的祖父在法国、欧洲研习和生活的文字记录。蒋女士写的是她与徐悲鸿、张道藩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如泣如诉，似慕似怨，超尘脱俗，深陷情海，字字句句真情真意，实话实说，回忆录绝非刻意叙说祖父，而是自然带出，更显记录的真实。

我饶有兴趣地反复阅读这些部分，读着想着，竟然生出形象来。

她用很大的篇幅介绍了我小时在奶奶家看见的那幅《参孙与大莉拉》的由来：

 

好友孙佩昌先生，在国内时便请托徐先生，到德国的法兰克福博物馆，临摹一张十七世纪荷兰画家伦勃朗画的《参孙与大莉拉》的名画。法兰克福在德国的东南部，商业很发达，市内银行林立，所以有人称它为“银行市”。当时设有一所中国学院，是德国人研究中国学术的中心。

丁文洲先生在中国学院任教，他也是我们第一次旅游柏林的旧识，我们离开柏林前曾写信给他，请他代觅一个短时期的住处。丁先生非常帮忙，他在一位德国富孀的家里找到两间房子。这位富孀是丁先生的朋友，家中的陈设非常的考究，她听说徐先生是国际闻名的画家，对待我们十分的殷勤，并且声明一切免费招待。

《参孙与大莉拉》这幅名画，是十七世纪荷兰大画家伦勃朗的不朽杰作，他所画的是《圣经》故事之一。据说古代以色列士师参孙天生神力，曾经以一只驴腮骨击杀敌人一千，传说他神力的根源就在他的头发，如果将他的头发剪去，他的神力便将消失。大莉拉受敌人贿赂，以千娇百媚的姿容诱惑了他，一夕缠绵过后，参孙倦极而眠，大莉拉趁机把他的头发剪掉，于是四周埋伏的敌军一涌而入，用烧红的利剑戳进参孙的眼睛，几柄刀枪直抵参孙的胸腹，因此他束手就擒，沦为奴隶。

这一幅写尽当时无比残酷的画，画中的大莉拉一手拿着剪刀，一手提着头发，参孙愤恨交集，忍受痛苦，一把利剑正插在他的眼中，鲜血淋漓四溅。包围他的敌军，脸上有骄矜、狂暴、惊惧、狰狞，种种复杂的表情，不仅栩栩如生，而且活灵活现；令人疑为鬼斧神工。我们到法兰克福的那一段时期，天气一直不好，博物馆里光线不足，所以徐先生临这幅画很费事，前后足足花费了十多天。

完成了临画的工作，我们向居停主人和丁文渊先生再三道谢。然后就乘火车回返柏林，仍旧借住在李田丹先生家中。[P134-135]

 

我知道了《参孙和大莉拉》的来历，受孙佩苍请托，徐悲鸿竟可以在访欧的有限时间用十几天临摹此画，足见两人始于留法勤工俭学的友谊。

徐庆平先生（徐悲鸿廖静文之子，著名美术家、学者）也在文章中写道：“先君悲鸿公临摹这一名作也是为了完成至交、好友孙佩苍先生的嘱托。1920年时，孙佩苍先生与他同在巴黎研习绘画。他们均对艺术爱入骨髓。”

蒋碧微对天狗会的介绍蛮有生活情趣：

 

“天狗会”的会员经常聚会，我们选派一位“驻德公使”，接续谢寿康先生回巴黎后的重任，“驻德公使”是敝同乡朱一洲先生，他便是朱了洲的介弟。

天狗会的会员，常玉、孙佩苍，后来也到了柏林，为了表示团结，同时谢寿康先生又一向喜欢烧饭做菜，他看中了我们的瓦斯炉，由他一建议，我们就此组织了小型伙食团，开始自己做饭吃。

合伙的份子，就是谢先生、徐先生、孙佩苍、常玉四位先生和我，做饭烧菜由谢先生跟我四个人负责，徐先生洗碗打杂，只有常玉袖手旁观，什么事情也不做，每天十一点多钟才来，谈谈笑笑等吃饭，吃饱饭拍拍肚皮就走；这伙食团没有维持多久也就解散了。[P75-76]

 

我很有共鸣，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留学名古屋工业大学时都是“自炊”，与中国同学经常搭伙做饭，还在学校开放日包饺子卖，身在异国他乡，与同胞蹭饭搭伙非常快乐，至今难忘。

早我六十年留学的祖父在天狗会也曾包过饺子？他周围多是南方人，口味相合吗？

 

回巴黎不久，刘纪文先生，张道藩先生和邵洵美先生，他们也都由伦敦转来法国。天狗会组织扩大，于是会友们公推谢寿康先生为老大，徐悲鸿先生为老二，张道藩先生为老三，邵洵美先生为老四，军师是孙佩苍先生，郭有守先生派在“天狗会行走”，江小鹣为专使，我呢，因为“天狗会”只有我一个女性，他们戏称我为“压寨夫人”。这一阵子的生活，可以说是轻松愉快，欢欣热闹，会友们情谊亲切，有时一天要坐好几次咖啡馆。[P84]

 

在国外与你相识相伴的同胞比在国内更觉亲近，容易结成友人，至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是这样（现在出国，满大街净是国人，没那感觉了），九十年前出国者凤毛麟角，孙佩苍和他的朋友们的亲情很使我羡慕，引起我更多的兴趣。天狗会里都是什么人？我一一看书上网查询，真是了得！就说刘纪文吧，此君在民国“黄金十年”时期先后任南京和广州市长；邵洵美是公认的唯美派诗人，被誉为现代文坛的孟尝君；江西人谢寿康是中国第一任驻罗马教廷公使；张道藩到台湾后出任“立法院”院长；郭有守是杨度的女婿，孙佩苍在四川时他任四川省教育厅厅长；就是比祖父早两年去世的江小鹣也是中国现代雕塑大师。更不用说人人皆知的美术大师徐悲鸿、常玉了。在这藏龙卧虎的天狗会，作军师的孙佩苍将成为何等角色？那些和他一起搭伙做饭的人都成为有案可查的历史人物，祖父也是吗？我想知道，更希望他是。

 

……到巴黎之日，即在萧家饭铺遇见汤公宝山（汤葆光先生），当即将悲老（徐悲鸿先生）嘱转致之事告之。是日倦极，遂在巴黎与孙先生同榻。次日大雨倾盆，狂风怒吼，又不思回乡，乃模模糊糊地在巴黎睡了一夜，遇见赵会长（天狗会会长，他本人并不知道有此荣衔），遂将孙军师（天狗会军师孙佩苍先生）嘱转致之十法郎予之，有专使在旁作证。[P81]

由于马克贬值，使我们能够在柏林撑过了二十个月，这期间朋友帮了很多的忙，黑市的差额也增进了我们的“收入”。徐先生利用机会，还买了不少的原画和典籍，买原画在以前是我们不敢向往的事，但在这段时期，徐先生却在每笔交易上都占了很大的便宜，通常是他看中了一幅画或者一件艺术品，问明价格，他便先付一点定金，隔几天借价去取；到那时候，马克可能已经贬值好多倍了。与此同时，孙佩苍先生也搜购了不少好东西。[P76]

 

看到这里，不禁惭愧。当年赴欧美的学子们，一门心思学习西方文化，特别单纯，有事业心。祖父他们尽管囊中羞涩，却节衣缩食购买原典原画，看来他的收藏在那时已经开始了。

我在日本也省吃俭用，却是为了买彩电冰箱自行车带回家，惭愧。

 

右页这幅画也是徐悲鸿送给孙佩苍的，画内落款：“壬戌初秋悲鸿临伦勃朗柏林”。

《徐悲鸿文集》第35页记录了临摹此画的心境：“吾居德，作画日几十小时，寒暑无间，于描尤笃，所守不一，而不得其和，心窃忧之。时最爱伦勃朗画，乃往（柏林——笔者注）弗烈德里博物馆临摹其作。于其《第二夫人像》，尤致力焉，略有所得，顾不能应用之于己作，愈用功，而毫无进步，心滋感。”

《妇人倚窗像》是1969年秋中央美术学院清单里的名字，这和《第二夫人像》是否为同一幅画？

在互联网上找到这幅画，有两个名字：《亨德里契娅在开着的门前》和《凭窗的亨德里治》。文中介绍：“伦勃朗在51岁时破产，居住在阿姆斯特丹贫民区的一所破房子里，爱妻的离世更使他失魂落魄。亨德里契娅开始是他的女仆，后来成为他的妻子。伦勃朗以满怀的深情画下了这幅《亨德里契娅在开着的门前》，以回报生命中的这份珍爱。”

无疑，亨德里契娅即第二夫人。《妇人倚窗像》即《第二夫人像》。

大约是1922年，祖父和徐悲鸿在柏林度过一段时间，《第二夫人像》就是此时期徐悲鸿临摹并送给孙佩苍的，他二人都格外欣赏崇拜伦勃朗大师。

 

有一次，谢寿康先生、孙佩苍先生、徐先生以及一位东北籍的张先生，和我五个人集体旅行，远游德国东部的莱比锡和德莱斯顿，来往都是乘的火车。德莱斯顿位于易北河上游，扼德国通往捷克的门户，为萨克森首府，乃美术、工艺、音乐的中心，景物佳胜，早已脍炙人口。尤其是它的深山密林，直耸云天。极为壮观。我们去时正值秋深，落叶离梢，缤纷飘坠，满山满谷，好像覆盖了一层黄金。积厚的地方，足有一尺多深，踩在上面软绵绵的，如铺茵陈，如在云端，非常舒服，使我们徘徊留连，久久不忍离去。

在德莱斯顿的山间旅社，平台上眺望远山近树，不论从哪个角度欣赏，都可以看到美丽动人的画面。何况旅社还有特产佳肴，那是价廉物美，爽脆可口的竹鸡，这在柏林是很珍贵的肴馔。

一路上，谈谈笑笑，诙谐并陈，闲来无事，就玩纸牌，打法是法国式的，约略仿佛今日盛行的桥牌。[P65-66]

 

青年时代的祖父和徐悲鸿先生等人在欧洲度过的这美好的时光何等自在潇洒，风流倜傥。每阅读此段文字，很想如他们一样秋游莱比锡和德累斯顿，体味九十年前映入这些年轻美术家视网膜上如诗如画的迤逦风光，缅怀先人。

上世纪九十年代我曾两次到巴黎，每在塞纳河畔遥望埃菲尔铁塔，就冥想当年祖父初到法国见此高耸铁塔是何种心情，不禁羡慕他那自由开放的青春年华。我在卢浮宫几经徊览，找到Barye的铜雕《狮与蛇》，转来看去不忍离开。现今国人纵可赴海外收集意大利人设计的那不中不洋的圆明园兽首，可谁能再觅得这原汁原味的西洋美术原作？

随着对祖父的了解，越发感到无能的自己愧对于他。不是羡慕他的官爵职位，而是他勇于进取的精神。没有任何官宦背景，爷爷三十一岁撇开家小去欧洲，勤工俭学白手起家，成为民国时代的鉴赏家和收藏家。我三十五岁去日本进修，两年后回来却无甚发展。当然这与时代亦有关，孙佩苍的起步在北洋时期，那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最为自由开放的时代，迄今为止恐怕还可称空前绝后。二十年代留学的他们与六十年后出去的我们，后来之发展为何近乎霄壤之别？不可否今非昔比，现在已是第三次知识大爆发时代，但我们相比起他们有许多缺失，至少不再有那种纯洁天真的执著。

 

德国制的照相机举世闻名，价格相当便宜，我们几乎人手一架，尤其孙佩苍先生还买了照相馆通用的那种大型相机，可摄十二寸到二十四寸原版照片。孙先生用来拍摄原画，方便得很。[P66]

有两架相机的孙佩苍除了拍摄原画，也一定有许多他和友人留学生活的记录。天狗会成员这个时期的照片几乎都可在网上看到，唯有爷爷的影像，我们一张都没有。

他那架大型照相机在“文革”中被下乡的父亲改作幻灯机，为农民放映，宣传毛泽东思想，现在只剩下镜头和几个三棱镜。

那“人手一架”的小相机和三脚架尚在，相机是ZEISS IKON牌子，用127胶卷定焦摄影，我年轻时自制放大机就用它的镜头，成像效果很好，至今快门依然制动灵活。三脚架用薄铜管制造，可拉出三节，伸缩自如，不得不佩服近百年前德国制造的精良。

除了美术品，它是祖父唯一的遗物。

 

相隔不久，据说回到安庆的孙韵君，同样也收到了一封匿名信。孙韵君恼羞成怒，写信告诉徐先生说：暑假以后她要出去自力奋斗了，字里行间颇有从此诀别的意味。徐先生怒气冲冲地把信拿回家里，也不顾当时还有留法老友孙佩苍先生在座，将信放在桌上，伸手连连地猛拍着信，大声咆哮地说：“看！看！人家伟大不伟大！”[P176]

 

许多时候，我们的愁楚、郁闷、愤怒不好对家人讲，却可以在好友面前倾诉发泄。所以徐悲鸿先生这拍案发怒的情节给我印象很深，文中的孙女士是徐先生非同一般的女友，徐先生在祖父面前为此发火，必是不将他视为外人。我认为孙佩苍对徐先生另有新欢持不争议态度，而对徐悲鸿和蒋碧微的婚姻持“劝和不劝离”立场，蒋碧微一直视爷爷为好友，才随意间写下关于他的文字，尤其是下文：

 

这时正值重庆雾季，整日灰蒙蒙的一片，气压非常的低沉。忽然成都方面传来了老朋友孙佩苍逝世的消息，使我们忍不住默然泪下。孙字雨珊，为人足智多谋，是我们天狗会的军师，他一生俭约，省下钱来专门搜购艺术作品，所以他的收藏极为精美丰富，如今异地身亡，他的家属还在陷区，这样的结局，实在太凄惨了……[P588-589]

 

蒋碧微极为伤感地用三百多字提到爷爷的去世，真有情义。告诉了地点是成都，从前后文分析，时间大概是1942年1月10日左右。

我疑惑的是她为何说“这样的结局，实在太凄惨了”，那“灰蒙蒙的一片，气压非常的低沉”的字句只是描绘天气？莫非，莫非有什么不便道出的隐情……

蒋碧微对祖父的记录到此终止。

可我的思维、怀愫、想念、疑惑和哀伤却由此苏醒警觉。祖父的名字已不是“孙佩苍”三个简体或繁体的汉字，他已在书中站起，在迷雾中现身，撩拨着我的神经。飘来的身影虽模糊，却已是有声有色的生命。我能够想象出作为天狗会军师的他用东北话说出又馊又妙的主意引得众人哈哈大笑的场景，在塞纳河畔画摊面对一幅油画思忖良久终于从裤袋掏出带有体温的法郎的表情。

我蠢蠢欲动，跃跃欲试，想穿越回九十年前的欧洲看到更多的精彩，依附其身观览激动的民国史，看到他的生活、事业、理想、遗憾和死亡的真相。

心在鼓跳，血在脉动，终于感知体内流有祖父的血液，前所未有地明确我是孙佩苍的孙子。

爷爷，请告诉我，除了留学你还做过什么？民国史中的你是善是恶，是忠还是奸？你到底死于何因？在成都收藏品丢失是真的吗？

让我返回到历史去找见你！

于是，我的寻找，“寻找孙佩苍”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