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大整顿
当世界开始从垂直的价值创造模式（命令和控制）向日益水平的价值创造模式（联系与合作）转变，当我们同时驱散那一道道“围墙、天花板和地板”，人们立刻发现他们面临着许多纷纭复杂的变化。但这些变化不只是影响商业运作的方式。变化会影响下列许多方面：个人、团体和公司的组织方式，公司和团体的兴亡，个人如何扮演好其作为消费者、雇员、股东和市民的不同角色，人们如何看待自己的政治地位，以及政府在这一变迁中发挥何种管理作用。这一切不会在一夜之间发生，但随着时间推移，我们对在圆形的世界所习惯了的各种角色、习惯、政治地位和管理实践不得不进行深入调整，以适应平坦的时代。一句话，随着2000年前后出现的三重汇合，我们将亲历我命名为“大整顿”（the great sorting out）的时刻。
我和哈佛大学著名的政治理论家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 J. Sandel）交谈后开始考虑大整顿的问题。桑德尔说的话让我大吃一惊，他说我描述的世界变平过程实际最早在马克思和恩格斯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中就已提到，只不过我们今天看到的世界的变小、变平和马克思当年的情形存在程度的不同。马克思在他关于资本主义的论著中强调了同样的历史趋势，科技和资本排除了全球商业发展道路上所有的障碍、边界、摩擦和限制。
桑德尔解释说：“世界将成为不受各国边界限制的全球市场——马克思是最早预见这一点的人物之一。马克思是资本主义最猛烈的抨击者，然而他也很欣赏资本主义跨越障碍、创造全球生产和消费体系的能力。在《共产党宣言》中，他将资本主义描述为可以瓦解一切封建、宗教和民族实体的力量，认为它将导致市场力量统治下的全球文明。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产生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也是合乎需要的，因为一旦资本主义消除了民族和宗教的障碍，资本和劳动的斗争就会凸显，全世界的工人将会团结起来反抗压迫，在去除了爱国主义和宗教因素的干扰后，他们会认清所受的剥削，并起来反抗。”
的确，今天当我阅读《共产党宣言》时，我十分惊异地发现马克思曾那么敏锐地刻画了在工业革命期间令世界变平的因素，而且他还预见了这些因素令世界不断变平的方式。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这样写道：
一切固定的古老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
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创业，到处建立联系。
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不管反动派怎样惋惜，资产阶级还是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本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区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多个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
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他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很难相信，马克思在1848年发表了这些论断。在提到《共产党宣言》时，桑德尔对我说：“你所说的和马克思预言的十分类似。你说的是，信息技术的发展让企业将低效和摩擦排除在市场和经营之外。这就是你对‘平坦’的定义，但平坦的、无摩擦的世界却是把双刃剑。就像你所说的那样，它可能会对全球的商业发展有利，或者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对无产阶级革命有利。但是，它也可能给一些有特色的地方和社团构成威胁。从资本主义的萌芽阶段开始，人们就把这个世界想象成一个完美的市场——不受地方保护主义、法律和语言文化差异及意识形态差别的阻碍。但是想象中的美好却总是被现实所打破，这个世界到处都是制造摩擦和低效的地方，尽管有些低效的确是应该极力避免和消除的，但也有些低效的来源却是人们十分珍视的机构、习惯、文化和传统，它们反映了社会凝聚力、宗教信仰和国家荣誉等非市场价值。如果全球市场和新的通信技术抹去了这些差异，我们可能就会失去一些真正重要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关于资本主义的辩论从一开始起就是围绕哪些摩擦、障碍和国界只是无用和低效的根源，哪些是属于我们应该努力保护的身分和属性的根源。从电报到网络，每种新的通信技术都有望缩小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增加获取信息的方式，并且让我们更接近完全高效、无摩擦的全球市场。而且，每次这个问题都会被很迫切地提上日程：我们应该在多大程度上减少低效情况的发生？我们应该在多大程度上保护全球市场不能提供的价值观？一些摩擦的来源的确值得保护，特别是在全球经济已威胁其存在的情况下。”
当然，最大的摩擦来源一直是民族国家，它们有界定清晰的国界和法律。民族国家传统上提供把我们的生活组织起来的“围墙、天花板和地板”。国界是我们应该希望保留或者能保留在平坦世界的摩擦来源吗？那些限制信息、知识产权和资本自由流动的法律障碍，例如版权、工人保护、最低工资呢？在三重汇合的情况下，令世界变平的因素对摩擦和障碍消除得越多，它们给民族国家、特定文化、价值观、国民特性、民主传统以及过去为工人和团体提供保护和缓冲的约束合同构成的挑战就越大。为了更加容易地开展合作，我们应该保留哪些东西呢？
当然，构成我们经济和政治生活的那些“围墙、天花板和地板”仍然会存在，它们不会在一夜之间就消失。但是，它们正在消失。对于那些几十年来一直墨守成规，而且难以适应转型的行业来说，这种变化会带来很大的冲击。以我所在的新闻行业来说，平坦的世界给我们带来了很大变化。由于Google的出现，传统的平面媒体不再能够垄断分类广告，由于博客的出现，我们不再能垄断社论和新闻报道，由于互联网的出现，我们也不再能垄断发行。互联网给报纸行业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能够适应这些变化的生存之道，在平坦世界中报纸的商业模式，仍然没有出现。
或者，看看房地产行业，以及我们如今如何买卖房子。2006年5月8日，《今日美国》有一篇报道谈道：“房地产经纪人已经不能再垄断房屋信息了。买家和卖家通过800多个地区性的房地产供求网，可以很快进行房屋的买卖。他们可以找到全国范围内新开工的房子或待出租的房子，他们可以看到房子的照片、社区的照片。他们可以搜索社区小学以及对每个城镇的介绍。他们可以在网上论坛中提问题并得到回答。而这些都是免费的。维尔帕瑞索·麦克科利（Valparaiso McColly）房地产公司的经纪人Art Raby说，‘互联网所做的是过去的保护消费者权益的积极分子想都不敢想的。互联网拉近了顾客和房地产专家的距离，而且使得消费者不再像过去那样依赖房地产专家。’全国房屋交易商协会的统计表明，1995年，只有2%的买家通过互联网找房子。去年，77%的房屋交易是通过网上进行的。”
我们都愿意在网上读报纸吗？不会是所有的人。我们都会在网上买房子吗？也不会是所有的人。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这样做，曾经保护过报纸和房地产业的“围墙、天花板和地板”就会被拆开，或是根据平坦的世界重新组装。
一家叫“周一早晨”的北欧独立思想库找到了描述我们正在经历的这场大融合的最贴切的方式。“通过加速，我们已经从工业社会，经历知识社会，到达了现在的分散社会”，最后，我们会到达“新的全球合作社会”，老的权力结构和经验会被新的市场力量和价值观提出挑战。
有人会因为这种分化感到振奋和自由。他们会得到更多的机会，用一整套新的工具，在各方面扩展、深挖、高飞、重建。但是也有人会觉得恐惧，感觉他们正在做自由落体运动，没有可依靠的，没有可支撑的。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告诉我们，急剧的社会变化往往带来巨大的破坏。没有人会知道，三大整顿会对社会带来什么样的冲击。但是它已经令人感到紧张。过去的边界，那些“围墙、天花板和地板”不存在了，可我们不知道什么能替代它们。但我们知道，我们是人类，人类是需要“围墙、天花板和地板”的：我们需要达成共识的行为准则和商业规则。我们需要就如何建立权威、如何建设社区、如何工作、如何保护产权、如何决定谁是可以信任的，达成共识。
这些规则和标准会从何而来呢？开放代码运动的支持者告诉我们，互联网会确立规则。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对的。比如eBay社区是一个虚拟的市场，没有“围墙、天花板或地板”，它仍采用了一套规范的体制，为诚实交易互相奖励星星，为使用者提供了信息反馈的机会，使每个人的交易历史对社区的每个人来说都变得透明，结果建立起一种框架，鼓励从社区大量涌现的良好行为，并一直得到维护。但开放资源运动的倡导者说总是能够依靠“网络”来建立新规范时，这就有点言过其实了。毕竟，基地组织是一个网络，而它所提倡的价值很少增进和平、宁静以及世界一致。网络也能以空前的速度传播流言蜚语，并且不总是立即得到更正。回想在网上维基百科传播的关于John Seigenthaler Sr．参与暗杀所散发的毒害。有个谣言说犹太教徒被警告在9月11日上午不要去世贸中心上班，这一大谎言开始在穆斯林世界的某个地方出现，并像野火一样在网络上迅速传播，拆穿其假面具的无数新闻报道都不能根除这一谣言。我相信，这主要是由于网络社区的多样性。我怀疑，散布谎言——犹太教徒被警告不要在9月11日去上班——的网络是高度同质的网络，主要由思想类似的人们组成，他们想让别人相信他们所传播的谎言，并且在没有其他观点并存的情况下公布自己的观点。在平坦的世界中，这是许多网络的真实情况。
由此，在将来限定我们的“天花板、围墙和地板”将会呈现混合模式。也就是说，传统的国家、政府、公司和新闻机构必须与新兴的网络、虚拟社区和公司合作来逐渐制定出在平坦的世界中行动的新规范和新界限。这将成为大整顿的组成部分，将肯定成为平坦的世界中民族国家之间、网络之间和内部政治争论的前沿话题。下面是一些说明性的例子。
印度VS印第安纳：谁在剥削谁
桑德尔教授认为，我所说的“合作”可能在别人看来只是对能在印度雇用廉价劳动力的美称。如果从美国人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事实的确如此。但如果从印度工人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这些合作形式、外包形式则会被视为发展中国家的人们能力增强的表现。他们可以培养、利用和受益于自己的智慧，在世界变平之前这些智慧往往都被浪费掉了。如果从美国人的角度看，你可能会得出结论说，限制外包的摩擦、障碍和价值观应该被保持，甚至是加强。但是从印度人的角度来说，所有这些障碍和摩擦因素都应该被消除，他们认为这样才能维持公平、正义和满足他们自己的愿望。在这个平坦的世界中，一个人的经济自由可能意味着另一个人的失业。
让我们看看在真实的世界里所发生的情形：2003年印第安纳州就该州处理失业赔偿金的计算机系统升级项目提出招标。猜猜最后谁赢了？Tata America International——印度塔塔咨询服务公司在美国的分支机构。塔塔公司的报价（1520万美元）比最接近的报价（由纽约的德勤和埃森哲两家咨询公司提出）低了810万美元。印第安纳州没有一家企业参与竞标，因为这个项目对它们来说规模太大了。
换句话说，印度的一家咨询公司获许给印第安纳州的失业救济部门提供服务。印第安纳州将可以给本州居民弥补外包不利影响的部门也外包了出去。塔塔计划派大约65名雇员到印第安纳州政府工作，在那里还有18名该州的工人与他们配合。塔塔还说，它将雇用当地的一些分包商，但是大部分工人仍将来自印度。《印第安纳波利斯星报》（Indianapolis Star）2004年6月25日的报道称，这些计算机的升级一旦完成“就将加速该州失业救济的处理速度，并且还会节省邮递费用，减少由此引起的争端”。你也许可以猜出故事是怎么结束的。报道说：“州长弗兰克·班农（Frank O'Bannon）的副手签署了这个政治上较为敏感的4年期合同，之后在2003年9月13日这个民主党州长就去世了。”但是当合同内容公布于众时，共和党人却把它当作了大选中攻击民主党人的工具。后来这一问题变得日益严重，接替弗兰克·班农担任州长的民主党人乔·克南（Joe Kernan）命令取消合同并制定法律阻止这种事情的再次发生。他还命令将这一合同分解成若干的小合同，这样印第安纳州的公司就承担得起，虽然有利于当地的公司，但对于该州来说却成本高昂且效率低下。这篇报道还说，印第安纳州政府支付给塔塔集团99.3万美元，作为8周工作的报酬，在此期间塔塔集团为印第安纳州培训了45名软件程序员。该州负责劳力开发的委员阿兰·德格纳（Alan Degner）说：“这家公司很好相处。”
我现在有一个简单的问题：在这个印度-印第安纳州的故事中，谁是剥削者，谁是被剥削者？印度咨询公司的美国分支机构建议通过给计算机升级为该州的纳税人节省810万美元，在使用印度雇员的同时也雇用当地人。这笔交易会让这家印度企业受益，它也会让一些印第安纳州的技术工人受益，它为该州居民节省下来的税收可以在别处雇用更多的工作人员、建更多新校舍等。然而，整个合同在亲劳工的民主党签署后却被倡导自由贸易的共和党摧毁了。
让我们好好理理思绪！
在旧世界中，价值通常都是在单个企业从上而下垂直创造的，很容易看出谁在上、谁在下，谁是剥削者或被剥削者。但是当世界开始变平，并且价值创造日益水平化时（通过多种合作形式，个人拥有更多能力），谁在上、谁在下，谁是剥削者或被剥削者就变得非常复杂了。一些旧的政治哲学已经不再适用。过去，印度人在国内最好、同时也是名列全球前几位的科技院校接受完教育却无法在印度找到合适工作，以至于那些没到国外寻找机会的高级知识分子不得不在国内以开出租车为生，他们是不是“被剥削”了呢？如今，当这些工程师加入印度最大的咨询公司，拿到在当地相当优厚的报酬，并且可以将他们的技术在平坦的世界中充分加以运用时，他们是不是被剥削了呢？或者，当这些印度工程师的要价比美国咨询公司低得多时，是他们在剥削印第安纳州的人民，还是印第安纳州的人民在剥削这些廉价的印度工程师呢？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在这个故事中究竟是谁在剥削谁？
传统的“左派”会站在哪一边呢？跟那些试图在发达国家中运用得来不易的才能、同时薪酬也还不错的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工人站在一边，还是跟那些希望将工作交给本州选民、尽管他们的要价更高的政客们站在一起呢？传统的右派会站在哪一边呢？站在那些希望通过外包减少财政支出的人一边，还是那些宁愿提高税收也要将工作机会保留在当地的人一边呢？如果你认为全球化会伤害发展中国家的人民而反对它，你又会站在哪一边呢？印度还是印第安纳州？
印度与印第安纳州之间的争端说明很难在两个集团的利益间划清界限，他们以前从未想过他们之间会有什么联系，更不用提合作了。但他们醒来后突然发现，在这个平坦的世界里，工作关系日益成为水平合作关系，他们不仅相互联系和开展合作，而且迫切需要一个社会契约来管理他们的关系。
更重要的事情是：不管我们谈论的是管理科学、政治科学还是生产和研发，很多博弈方式和程序都将必须和“水平化”密切相关。一切都需要很好地加以整顿。
公司将何去何从呢
在这个平坦的世界中，就像不同的工人之间的关系必须加以整顿一样，公司和社团的关系也是如此。公司受什么价值观的影响，它们会维护和尊重谁的利益？显然，在一个平坦的世界中，跨国公司努力在全球寻找机会和利用全球的资源，并使自己更适应平坦的世界。过去，一个国家依靠该国最成功的公司在全球范围内获得霸权以确立该国的经济发展状况或世界地位。当企业在全球范围内寻求利益和工作机会，当股东日益要求这些公司树立全球目标，在全球寻找机会和利用资源时，将会发生什么呢？这些公司的利益和需求日益与其总部所在国失去联系。过去人们常常说，通用汽车公司体现了美国的价值观。但是今天，人们会说：“戴尔公司体现了马来西亚、中国、爱尔兰、印度等国的价值观。”今天的惠普在170多个国家拥有15万雇员。它不仅是全球最大的高科技消费品公司，也是欧洲、俄罗斯、中东和南非最大的IT企业。尽管惠普的总部在帕洛阿图市，但如果它大部分的雇员和消费者都在美国之外，它还能称得上是一个美国公司吗？如果一家公司的一切活动都只在一个国家进行，那它根本不能生存，即使是像美国这样的大国。所以，现在让民族国家和它的国民夜不能寐的应该是怎样应对不受民族国家限制的公司。它们会忠诚于谁呢？
对冲基金管理人迪纳卡·辛格（Dinakar Singh）说：“美国公司表现得很好，这一点不错，但这也是因为它们调整自己适应了平坦世界的缘故，它们将尽可能多的生产外包给了最廉价和高效的供应商。如果戴尔产品每一部分的生产都在中国沿海地区完成，然后再卖给美国的沿海地区，戴尔必将从中获益，美国的消费者也将获益，但美国的劳工能否受益就不得而知了。”所以戴尔希望世界能越来越平坦，摩擦和障碍也越少越好，很多别的公司也希望如此。外包让它们可以在成本最低、效率最高的市场进行生产，然后在利润最丰厚的市场完成销售。全球化3.0时代几乎没有什么对资本不好的事情。资本家只需出钱购买创意、雇用世界上最质优价廉的劳动力进行研究、开发、生产和销售，然后就可以高枕无忧了。戴尔的股票、股东、消费者以及纳斯达克都从中受益，所有和资本相关的事物都有良好的表现，但美国的工人和社团却只有一部分可以受益，其他的工人和社团将感受到世界变平带来的痛苦。
从跨国公司最初在世界各地寻找劳动力和市场开始，它们的利益就总是超出总部所在的民族国家。但在今天的平坦世界中，程度的不同会导致种类的不同。企业在分派研发任务、生产低端和高端产品方面从未拥有过这么多的自由，从未遇到过这么少的阻力，但这对公司与它们母国的长期关系会造成什么影响就不是很清楚了。
让我们看看这个例子吧：2004年12月7日，IBM宣布将个人电脑（PC）业务整体出售给中国联想集团，后者将因此成为全球第三大PC制造商，年收益大约为120亿美元。IBM同时将获得联想集团18.9%的股份，两者将建立在个人电脑销售、融资和全球服务方面的战略联盟。形成战略联盟的新集团将把全球总部设在纽约，但它主要的生产基地将在北京和罗利（北卡罗来纳州的首府），研发中心将在中国、美国、日本，销售网点将遍布全球。整合后的联想集团将是IBM优先考虑的PC供应商，而IBM也将成为新联想在服务和融资方面优先考虑的供应商。
你还在接着读吗？大约1万名员工将从IBM转到联想工作，联想成立于1984年，它是第一家在中国引入家用电脑理念的公司。从1997年起，联想就一直是中国排名第一的PC品牌。媒体披露了新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名单：“杨元庆——董事会主席（原联想集团首席执行官）；史蒂夫·沃德（Steve Ward）——首席执行官（原IBM个人电脑高级副总裁兼总经理）；弗兰·奥沙立文（Fran O'Sullivan）——首席运营官（原IBM个人电脑事业部主管）；马雪征——首席财务官（原联想首席财务官）。”
让我们谈谈水平价值创造的问题吧：新的个人电脑公司仍归中国人所有，总部设在纽约，工厂在北京和罗利，它的董事会主席和首席财务官是中国人，首席执行官和首席运营官是美国人，公司将在香港上市。你会把它称作一家美国公司还是中国公司？联想对哪个国家有归属感，还是仅仅将自己视为在平坦世界上漂浮的企业？
这个问题在媒体报道中也有所预见：“联想的总部将设在哪里？”答案是：“作为一家全球企业，新联想在地理位置上是很分散的，人员和实物资产都将遍布世界各地。”
让我们好好理理思绪吧。
冷酷的事实是，管理层、股东和投资者大多对利润的出处并不关心，他们也不在乎给哪里创造了就业机会，但他们确实希望公司能持续发展。政治家们迫于压力不得不设法增加本地就业，而居民——不管他们是美国人、欧洲人还是印度人——都希望好的工作机会能留在自己国内。
一家欧洲大型跨国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告诉我：“我们现在是一家全球研发公司了。”对他的股东和投资者来说，这的确是个很好的消息。他接触的是世界各地最有智慧的头脑，虽然这些人并不一定都在国内，但却一定能给他节省开支。他私下里告诉我：“不过这最终肯定会给我们国内的就业造成影响——也许不是在今年，但5～15年内肯定会显现。一开始我们可能还会和政府商谈怎样为国内保留就业机会，但日子久了就必须首先考虑股东的利益。”
这就是说：如果我能以在美国或欧洲雇用1名研究人员的价格在中国或印度雇用5名优秀的研究人员，我将选择后者，长此以往，我们自己的国家就会失去它的一部分技术基础。能将公司和其母国利益结合起来的唯一方式就是拥有真正聪明的国民，他们不仅可以在更大的全球蛋糕中获取属于自己的份额，而且还可以创造出新的份额。这位首席执行官说：“我们已经习惯于高收入，现在我们真的必须靠自己去赚这笔钱了。”
但现如今，即使要辨别一个公司的母国也变得越来越困难。劳斯莱斯公司的主管约翰·罗斯爵士（Sir John Rose）曾跟我说：“我们在德国有一桩大买卖。我们是勃兰登堡州高科技领域最大的雇主，最近我和德国总理施罗德有一次聚餐，他对我说，‘你们是一家德国公司，为什么你不在下一次陪同我出访俄罗斯呢？’施罗德此行的目的是到俄罗斯给德国公司招揽生意。他认识到，尽管我们的总部在伦敦，但我们的业务却是围绕如何在德国创造价值展开，这对德俄关系是富有建设性意义的。”
劳斯莱斯的总部尽管在英国，但它却通过水平的全球供应链运营。该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是被英国女王册封爵位的大英帝国公民，却被德国总理邀请一同访问俄罗斯，这一切都因为劳斯莱斯供应链的一个链环恰巧穿过勃兰登堡。
我的朋友格伦·福岛（Glen Fukushima）是一位有着日本血统的美国人。他的父亲也是一位有着日本血统的美国人，当年参加美国军队驻扎在日本，因此格伦于1949年出生于那儿的一家美国军方医院。他先后毕业于斯坦福大学和哈佛大学，最后于1985年从一名律师成为美国商务代表（the U. S. Trade Representative，USTR）办公室负责日本事务的主任，而后成为美国商务代表办公室负责日本与中国事务的主任助理，代表美国与这两个亚洲“巨人”进行艰难的贸易谈判。1990年他来到东京，随后他先后担任AT&T以及其他美国跨国公司的高级行政职务。1997年，他被美国同伴选为驻日本的美国商会会长，这是他担当的一项为他带来巨大声望的志愿工作。2005年9月我路过东京，在Okura旅馆他的位于角落的桌子上与他像往常一样共进早餐。我问起他的工作来，他的回答让我大吃一惊，他说在从事一项新的工作：他刚刚成为欧洲联盟空中客车公司（European Consortium Airbus）日本运营处的总裁。他现在管理着这家欧洲王牌制造公司的日本业务，帮助这家公司尽力打败美国王牌制造公司 ——波音公司，向日本——他的祖籍所在的国家出售客机。
“当我加入空中客车公司以后，这儿的美国大使馆通知我：不再允许我参加驻日本的美国商会理事会与美国大使举行的月度会议。”福岛先生这样说，那时他是商会会长，正在主持商会的50周年纪念活动。毫不奇怪，大使馆工作人员不希望代表欧洲主要工业财团的人得到美国大使馆的协助，这也许不利于美国最大的工业企业之一与其竞争。而福岛先生认为，“我在尝试一些新鲜的事物，它们反映出时代特征，不服从纯粹的国家划分思想。”他说，跨国公司经理主管人员的国籍、公司总部的地理位置和高级管理人员最为关注的市场这三者之间已不再有相互关系。参加驻日本的美国商会月度例会的成员，有很多是在日本办公司的美国人，但是他们的公司没有一个美国雇员，也有为非美国的公司工作的美国人，也有为美国公司工作的日本人。尽管我们总是把总部位于芝加哥的波音公司称为“美国最大的出口商”，但事实是，每架新的波音787飞机的35%的零件都是在三菱重工或其他日本企业制造，还有其他很多重要组件在欧洲、俄罗斯、中国等地进行制造。
是的，让我们好好理理思绪！
从命令和控制到合作和联系
在美国前国务卿柯林·鲍威尔（Colin Powell）离职前，我前去采访他，采访的地点在美国国务院办公楼的第7层，当时陪同他的还有他的两个媒体顾问。我忍不住问他是什么时候认识到世界已经变平的，他只用一个词回答：“Google。”他说，他在2001年刚接任国务卿时，如果需要了解一些信息——比如联合国决议的文本，他会让副手帮他寻找材料，为此常常需要等待几分钟甚至几小时的时间。
“可是现在我只需Google‘联合国安理会决议242’，这一文本就会出现。”他还解释说，他发现自己独立完成的调查研究一年比一年多。这时候，旁边的一个媒体顾问说：“是的，他现在不再让我们帮他查找信息了，他已经掌握了信息，他找我们就是要采取行动了。”
一位副手透露说，曾是美国在线董事会成员的鲍威尔也经常使用电子邮件和其他国家的外交部长联系，在召开峰会时还和英国外交大臣杰克·司特劳（Jack Straw）用即时通信的方式保持联络，就好像他们是大学同学一样。鲍威尔说，手机和无线通信技术让任何一国的外交部部长都无法躲避他。在我采访他的前一周，他一直在寻找俄罗斯的外交部部长。他先是拨打俄罗斯外长在莫斯科的手机号，后来又拨打他在冰岛的手机号，接着又拨打他在老挝的手机号。鲍威尔说：“我们有每个外交部长的手机号码。”
我从所有这些故事中提取的要点是，当世界变平时，把等级制度夷为平地的不仅是那些可以做大事情的小人物，还包括可以做小事情的大人物——他们可以自己完成更多事情。还有一件事情真的对我触动很大。鲍威尔的媒体顾问之一、一位年轻女性在采访结束后将我送出办公室，路上她对我说，“黑莓”（BlackBerry，无线电子邮件接收器）让鲍威尔随时可以通过电子邮件找到她和她的老板。
她开玩笑地说：“我根本摆脱不了这家伙。”因为鲍威尔总是不停地通过电子邮件给她发指令，前一个周末当她和朋友一起在商场购物时，她突然收到国务卿发来的即时信息，让她完成一些公共关系方面的任务。她说：“我的朋友都很惊讶，我在和国务卿对话！”
这就是当你从垂直世界（命令和控制）进入更加水平世界（合作和联系）时的情形。你的老板除了能完成自己的事情外，他也可以做本属于你的活儿。他可以是国务卿，也可以是自己的秘书。不管白天还是夜晚，他都可以给你发布指示。如果这些老板们愿意，他们可以比以前更加直接地同更多的员工开展合作，不管这些员工是谁，也不管他们处于等级制度的哪一层。但是员工也必须更加努力地工作，这样他们才能比老板获知更多信息。如今，老板和员工之间的这种对话将大为增加：“我已经知道了！我自己用Google查的。”
多重身份的紊乱
在平坦的世界中需要对多重身份加以调整的不仅是社团和公司，还包括个人。在平坦的世界中，我们的多重身份——消费者、雇员、公民、纳税人和股东——将发生越来越尖锐的冲突。
商务顾问米切尔·汉莫（Michael Hammer）说：“19世纪的主要冲突是劳资冲突。现在是消费者和劳动者的冲突，公司夹在中间。消费者会对公司说：‘让我少花钱买到更多东西。’然后公司会对雇员说：‘如果我们让他们少花钱买到更多东西，我们就会陷入麻烦。我们不能给你担保工作，工会干事也不能，只有消费者可以。’”
《纽约时报》2004年11月1日报道说，沃尔玛2003年的收入为2560亿美元，它将其中大约13亿美元用于给45%的员工（大约53.7万人）购买医疗保险。沃尔玛最大的竞争对手考斯科（Costco）给96%的全职或兼职员工购买医疗保险，其中全职员工在工作3个月后、兼职员工工作6个月后就都可以享受医疗保险。但在沃尔玛，多数全职员工必须工作6个月、兼职员工工作至少2年才能享受医疗保险。文章还说，沃尔玛全职员工的平均工资大约为每月1200美元，或每小时8美元，它还要求员工自己承担所享受福利的33%，目前这一比例将降至30%。沃尔玛的医疗保险计划要求每个家庭每月必须负担高达264美元的保费，有些治疗的自付金额高达1.3万美元。如此高的开支让享受医疗保险的员工也承担不起。
这篇文章还表示：“支持沃尔玛的华尔街，在那里考斯科反而被指责劳工成本过高。”沃尔玛已经将成本压至最低，而考斯科却还没有做到这一点。考斯科的税前利润只有收入的2.7%，还不到沃尔玛5.5%的一半。
且慢，我们若是沃尔玛的消费者，不是希望它能除去所有的中间人、冗余和摩擦，让我们得到最低的价格吗？最贫穷的美国人——他们通常没有卫生保健——难道不是从中受益最多吗？这正是塞巴斯蒂安·马尔莱伯（Sebastian Mallaby）在2005年11月28日的《华盛顿邮报》上发表的评论文章中所指出的。他写道：“沃尔玛的批评者宣称，这一零售商对美国穷人不利。”这一主张是后向推理的：正如纽约大学的詹森·弗曼（Jason Furman）所说，沃尔玛是“一个随时代进步的成功故事”。在2004年的运动中，弗曼向John“Benedict Arnold”Kerry提出了建议，而从未接受沃尔玛的报酬；他不是公司的辩护者。但是他指出，光是沃尔玛的食品折扣每年就为美国购物者节省了至少500亿美元。如果计算沃尔玛的所有商品折扣，所节省的金额可能有500亿美元的5倍之多。对于贫穷和中等收入的家庭来说，所节省的金额显得特别重要。沃尔玛商品的消费者平均年收入为3.5万美元，而塔吉特（Target）的顾客平均年收入为5万美元，考斯科的顾客平均年收入为7.4万美元。此外，沃尔玛的“每日低价”对穷人来说最为重要，因为他们把收入的较大比例用于购买食品和其他基本生活用品。就扶贫力量来看，沃尔玛的2000亿美元加上对消费者的补助，可能比得上多个联邦项目。
我们若是沃尔玛的股东和购物者就希望它能除去供应链中的冗余和摩擦，削减雇员福利，尽可能地增加利润，保持商品低价。但我们若是沃尔玛的工人，我们肯定很痛恨沃尔玛的工资和福利制度。大家都知道，由于美国最大的公司沃尔玛不能给所有雇员提供医疗保险，一些人只能去地方医院的急诊室治疗，这最终还是由纳税人负担。《纽约时报》报道说，乔治亚州的官员调查发现，“沃尔玛员工的1万多名子女都被列入该州财政负担的儿童医疗项目，每年要花掉纳税人近1000万美元”。同样，“北卡罗来纳州的医院发现，他们治疗的1900名自称是沃尔玛员工的患者中，31%的患者加入了医疗救助计划，16%的患者根本没有医疗保险”。
记者莉莎·费瑟斯通（Liza Featherstone）2004年的著作《贱卖妇女：在沃尔玛的妇女权利斗争》对沃尔玛因歧视妇女被送上法庭一事进行了跟踪报道。2004年11月22日，费瑟斯通在接受Salon.com的采访时谈及自己对此书的看法：“美国的纳税人不得不给沃尔玛的很多全职员工支付医疗保险、住房公积金和粮票——因为沃尔玛的员工在很多方面都不能自给自足。这是非常具有讽刺意味的，因为山姆·沃顿一直被视为美国自给自足精神的象征。而且沃尔玛对共和党竞选人的支持也是很不诚实的：它们提供的竞选资金80%都给了共和党，但共和党又倾向于不支持沃尔玛赖以生存的公共援助项目。事实上，沃尔玛应该要求设立全国医疗保险，它们至少应该承认自己无力给员工提供这些福利，要求国家设立更加全面的福利制度。”
当你掂量自己的多重身份时——消费者、雇员、公民、纳税人、股东——你必须决定：你更喜欢沃尔玛还是考斯科的方法？这在平坦的世界中将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政治问题：在你综合考虑了多重身份后，你希望公司变得多么平坦呢？因为当你把中间商排除在外，当你让供应链完全变平时，你也让生活中缺少了一些人性化的东西。
同样的问题也适用于政府。你希望政府变得多么平坦？为了让公司更容易地在平坦世界中开展竞争，你希望政府能通过解除规则减少多少摩擦呢？众议院议员兰姆·伊曼纽尔（Rahm Emanuel）是伊利诺伊州的民主党人，曾是克林顿政府的高级顾问。他说：“我在白宫工作期间，我们精简了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的医药审批流程，目标只有一个——让医药更快地进入市场。然而这样造成的后果就是，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和医药行业的关系越来越亲密，这给公共健康造成危机。万络（Vioxx）事件就表明，医药安全问题在加快审批的过程中已经退居次要地位
。最近国会对万络事件举行的听证会就表明，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在将危险药品排除在市场之外这一点上做得还不够。”
作为消费者，我们希望全球供应链能提供最便宜的药品，但作为公民，我们希望也需要政府能监督和监管供应链，即使这意味着摩擦的存在或增加。
让我们理理思绪。
谁拥有什么
在这个平坦的世界中，还有一件事情是绝对必须加以整顿的：谁拥有什么？我们如何建立法律保障来保护创新者的知识产权，这样他或她就可以将创新收益用于开发新产品呢？从另一个方面来说，我们怎样尽可能地降低围墙，鼓励分享知识产权呢？
微软的技术主管克雷格·芒迪说：“如果对知识产权实行统一待遇，世界肯定就不是平坦的了。”他说，如果一个创新者可以自己汇集很多资源、从平坦世界召集合作者然后在某种产品或服务上取得真正的突破，那将是非常美妙的。但是如果别人利用平坦世界的平台和工具克隆和分销他的新产品，这位创新者该怎么办呢？如今在软件、音乐和医药领域每天都在发生这种事情。而且科技已经达到了这种地步，“你要知道世界上已经没有什么是不能很快仿制的了”——从微软生产的文字处理软件到飞机零件。世界越平坦，我们越需要可以和各种合法或非法合作方式相配套的全球治理体系。
我们可以以美国专利法为例。公司可以对一项创新做3件事情：它们可以对自己的发明申请专利，然后自己负责生产销售；可以在申请专利后，特许别人生产；可以申请专利后，与别的公司交换使用对方的专利产品，这样它们可以共同生产某种产品，比如电脑就是由多种不同专利汇集在一起的产物。美国专利法在技术上还是相对中立的。但是专家告诉我，已有的案例法很明显是歧视交换使用专利和不鼓励推广专利产品的，它更关注的是保护单个企业生产自身专利产品的权利。在平坦的世界中，公司需要的是对这两种行为都鼓励的专利体系。一国的法律体系越鼓励交换使用专利和标准，这个国家的合作创新成果就越多。个人电脑就是交换使用专利的产物，有的公司拥有光标显示器的专利，有的则拥有鼠标和屏幕的专利。
因此，随着越来越多的创新从开放资源的协作和团体中涌现出来，知识产权法必须进行调整——否则，作为社会成员，我们将不能从平坦的世界中获益，或者不能避免平坦的世界中的缺点。“为了使合作创新兴旺起来，我们必须反思我们对知识产权的观念。”IBM的总裁萨姆·帕尔米萨诺（Sam Palmisano）说，“设立知识产权法的初衷是使得个人和机构能从他们的发明中得到报酬，同时使得整个社会可以利用这些知识财富。而在这一很精巧的框架内，应优先考虑谁的利益呢？对此有不同看法。一些人认为，激励创新的最好方法就是严格保护发明者的私人利益。而其他人认为，应该让其他人有充足的机会利用新创造的知识财富。我认为，我们需要找到新的解决途径，在上述两种极端情形之间取得平衡。我们必须保护真正做出新的、有用的发明的个人和公司的利益。同时，我们也需要保护创新团体、创造性的生态系统的利益——这些团体没有组成公司或者受到特许，但他们在参与真正的——并且确实重要——创新活动。在后工业时代，我们需要扩展有关所有权的观念。”
当你在思考所有权问题时，不妨也想想下面的问题。2004年11月13日，20岁的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贾斯汀·M. 埃尔斯沃思（Justin M. Eusworth）在伊拉克巡逻期间被地雷炸死。2004年12月21日，美联社报告说，他的家人请求雅虎提供自己儿子电子邮件的密码，这样就可以看到他曾经收发的信件。贾斯汀的父亲约翰·埃尔斯沃思告诉美联社的记者：“我希望通过他的话怀念他。他在做自己认为有必要做的事情，我希望能把他的信件永远保存下去。这是我儿子留下的最后的东西了。”我们现在所处的世界中，越来越多的交流都以比特（bits）的方式在网络空间中开展，并且存储在世界各地的服务器上。没有一个政府可以控制这个网络王国。现在的问题是，当一个人死后，他的比特由谁掌管呢？美联社的报道称，雅虎后来拒绝给贾斯汀的家人提供他的密码，理由是雅虎邮箱在连续90天没有激活后就删除所有记录，而且所有的雅虎用户一开始就认可了雅虎的用户须知——用户的ID或记录在死亡后将终结。雅虎的女发言人卡伦·玛宏（Karen Mahon）告诉美联社的记者，“虽然我们对死者的家人深表同情，但雅虎的账户是不能转让的”。随着数字格式越来越多地取代纸面材料，你最好在死之前整理好一切，并且在遗嘱中写上愿意将你的比特留给谁。这是真的。我将本书的很多章节都存储在我的美国在线信箱里，感觉这是网络空间中最安全的地方。如果我在写作过程中遭遇了什么不幸，我的家人和出版商就可以对美国在线提出请求，以争取取得文本。请求吧，有人会把它们拣选出来。
推销员之死
2004年秋，我去明尼阿波利斯市看望我母亲，并且连续碰到了3个能说明平坦世界的例子。首先，在我离开华盛顿的家之前，为了找到一个在明尼阿波利斯市朋友的电话号码，我拨打了411（查号台）。电脑的声音要我告诉它查询对象的姓名，不知道为什么，电脑总是不能听清我的声音，它不停地用电脑里的声音问我，“您说的是……吗？”我不得不一遍又一遍地告诉它，但后来我的声音已无法遮掩我的愤怒（不然电脑还是听不懂），最后，电脑将电话转给了接线员。我最终也没感受到这种电脑服务的好处，虽然它可以消除各种摩擦。我渴望这种摩擦，也许通过电脑提供电话号码更廉价而且更高效，但对我而言这只是带来了挫折。
到达明尼阿波利斯市后，我和家人及朋友聚餐，其中一个朋友一直在中西部地区做批发商，给这一地区的零售商提供商品。他是个天生的推销员。我问他最近的行情如何时，他叹了口气说，行情已大不如前。他解释说，每种商品的利润空间只有1%。但实际这也没有什么，因为他批发的大多是大宗商品，因此在销量很大的情况下，即使利润空间很小也不要紧。真正令他感到不安的是，他跟自己的大客户已经无法进行面对面的交流。而即使日用品和低成本的商品也有一些差别，需要在出售时加以说明和强调。“一切都通过电子邮件进行。我联系国内最大的零售商之一，接电话的是个年轻人，他说，‘把你的报价给我用电子邮件发过来’。我从未见过他，有一半的时间他都不回复我的邮件。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他打交道……过去我常常直接到他们办公室，给这些买主一些维京航空公司的机票。我们都是好朋友……现在每个人都只关心价格。”
幸好我这个朋友是个成功的商人，他有很多企业。但当我后来反思他的话时，我回想起《推销员之死》中的场景：威利·洛曼说他和同事查理不同，他希望能“讨人喜欢”。他告诉自己的儿子，不管在生意场还是在生活中，性格、人格和人际关系都比聪明更重要。威利说：“那些在生意场上露脸的人，那些引起人们注意的人才会取得成功。讨人喜欢的人永远不会缺少东西。”
然而在平坦的世界中就未必如此了。用电子邮件和网络是很难创造人际关系的。有一天我和朋友肯·格里尔（Ken Greer）一起吃饭，他经营一家媒体公司（我会在后文中详细论述）。肯也拥有同样的悲哀：很多合同都给了那些只是在销售数字而非灵感的广告公司。然后肯就说了一些很能打动我的话：“就好像他们将经营中的‘脂肪’都给切去了一样，他们将一切都变成了数字游戏。但是脂肪才是让肉很香的东西，瘦肉根本不出味儿。你会希望它至少能有一点脂肪。”
世界的变平不停地将“脂肪”从生活和商业经营中挤出，但是就像肯所说的那样，脂肪是让生活有味儿的东西，脂肪也是让我们感到温暖的东西。
是的，作为消费者，我们肯定希望沃尔玛能将价格中的“脂肪”挤出。但作为雇员，我们肯定希望沃尔玛能像考斯科一样在骨头上留一点脂肪，希望它能给所有雇员提供医疗保险。而作为股东，我们自然希望得到沃尔玛而非考斯科那样的利润。作为公民，我们又会希望公司都能提供像考斯科那样的福利，因为公司福利的差别最终还是要由社会负担的。作为消费者，我们希望电话单上的收费金额能很少，但作为人类的一员，我希望在我拨打411时能跟接线员说话。是的，作为读者，我喜欢在网上阅读博客的文章，但作为公民，我也希望这些博客能有一个编辑或中间人告诉这些在网上鸣不平的人，在按“发送”键之前要仔细核对事实。
在这些相互冲突的感情和压力中，美国政治有可能会完全重组。共和党右翼的社会保守人士不喜欢全球化或融入全球化，理由是这会给美国带来过多的外国人和外国文化，他们可能会和代表民主党左翼的工会联合在一起，后者不喜欢全球化是因为这会方便外包或离岸经营。这些人可以被称作“围墙党”（the Wall Party），他们会让摩擦和“脂肪”变得更多。让我们面对事实吧：共和党的保守派和俄亥俄州杨斯镇（Youngstow n）的钢铁工人、中国的农民以及沙特中部的毛拉会有更多的共同之处，他们都希望有更多的“围墙”；而这些保守派和华尔街的投资银行家或是那些在帕洛阿图（硅谷所在地）和全球经济密切联系的服务行业工人也许根本没有共同语言。
与此同时，共和党的商务派则希望推动自由贸易、解除管制、加强一体化和降低税收，这一切都会让世界变得更平坦，而且他们最终也可能会和民主党的社会自由主义者联盟，后者多是美国东西海岸全球服务行业的，也可能会包括好莱坞及其他娱乐行业的雇员。所有这些人都是平坦世界的受益者。他们可以被称作“网络党”（the Web Party），主旨将是推动更多的全球一体化。曼哈顿和帕洛阿图的居民同上海及班家罗尔人们的共同利益比跟杨斯镇或托皮卡（堪萨斯州城市）居民的要多得多。简单地说，在平坦的世界中，我们可能看到社会民主党人、全球服务行业白领雇员以及华尔街大亨们形成一个利益团体，而社会保守党人、本地服务行业的白领雇员以及工会形成另一个利益团体。
《耶稣受难记》的观众将和国际卡车司机工会（Teamsters）以及美国劳工联盟及产业工会联合会（AFL-CIO）在同一个战壕，而好莱坞及华尔街的自由主义者以及《电邮情书》（You've Got Mail）的观众将和硅谷的高科技工人以及曼哈顿和旧金山的全球服务提供者在同一个战壕。这将是梅尔·吉布森、吉米·霍法（卡车司机工会以前的领导人）对抗比尔·盖茨和梅格·瑞恩。
在平坦世界中，政治生活会越来越关注哪些价值观、摩擦和“脂肪”值得保留，哪些应该听任它们从人间蒸发。只有在了解全球竞争场地的性质和结构并理解它和冷战时期的不同后，国家、公司和个人才能给出正确答案。只有在充分欣赏平坦的竞争场地并掌握所有可以开展合作和竞争的新工具后，国家、公司和个人才能做出正确的政治选择。我希望这本书能为这场意义重大的政治辩论以及即将到来的大整顿提供一个大致框架。
为了这个目的，接下来的三个部分将讨论世界变平和三重汇合将怎样影响公司、美国人和发展中国家。
振作起来吧！你即将进入平坦的世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