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三重汇合
什么是三重汇合呢？为了解释这一点，让我先讲一个亲身经历的故事，并和你分享我最喜欢的一个电视广告。
这个故事发生在2004年3月，当时我打算从巴尔的摩乘西南航空公司的班机到哈特福德（康涅狄格州首府）看我女儿奥利，她在该州的纽黑文市读书。由于我是一个乐于接受新技术的人，我并没有去买纸面的机票，而是通过美国运通公司定了一张电子机票。任何经常乘坐西南航空公司班机的人都知道，那里的低价航班是不能预订座位的，当你办理登机手续时，你的登机牌上只注明了A、B、C。A牌乘客先登机，B牌次之，C牌乘客排在最后，没有人愿意要C牌，因为持C牌的人往往只能找到中间的位置，而且根本没法在座位上方的行李箱找到空的地方。如果你想坐在靠窗和靠过道的地方，并且想找个地方放行李，你肯定希望能拿到A牌。那次我给女儿带了很多衣服，我当然想拿到A牌，所以我早早地起床，比飞机起飞时间提前95分钟到达机场。我走到西南航空公司的电子出票机前，插入信用卡，然后用手触屏选择我要的机票——一个相当时尚的男人，不是吗？然而出来的却是B牌。我一边看手表，一边愤愤地自言自语：“怎么会是个B牌，不可能会有那么多人比我早到这里，有人作弊，这是事先安排好的。这不过是个自动贩卖机！”
我气愤地跺着脚通过安检，买了一个肉桂卷（Cinnabon），然后郁闷地坐在B列的后面，期盼着能幸运地在头顶的行李柜中找到一个位置。40分钟后，机场通知我们的航班开始登机。我站在B列的队伍中嫉妒地看着排在我前面的A列乘客。这时候，我发现A列乘客手中的机票和我的不同，根本不是一般的电子机票。他们手中的机票就像是被弄皱的白纸，只不过上面印有登机通行证和条形码，这些登机通行证好像是在家里上网下载之后用打印机印出来的。我很快就证实自己的猜测是正确的。虽然我才知道这一情况，但西南航空公司在此之前就已宣布，从航班日期头一天晚上的0点01分开始，你就可以在家下载机票，打印出来，然后登机前就可以直接在入口处扫描机票上的条形码。
看到这番场景后，我对自己说：“弗里德曼，这么看来你只能算是20世纪的人……你是全球化2.0时代的人。”让我们想想吧：在全球化1.0时代，票务代理大行其道。我过去常常不得不走到华盛顿特区市中心的机票销售点去，拿一个号，排队等着，然后与一个票务代理面对面地交谈来安排自己的飞行计划。全球化2.0时代，电子出票机代替了票务代理。我们认为这非常酷。而且这不过发生在几年以前。但是就在你打瞌睡的时候，我们进入了全球化3.0时代，现在你变成了自己的票务代理。或者，换句话讲，你个人变成了西南航空公司的一名雇员。或者再换句话讲，想想你为了自己订票而在电脑前熬到深夜的时间，你会发现，在成为西南航空公司的一名雇员的同时，你还在为西南航空公司付费！
这是柯尼卡美能达商用科技制造公司推销新型多功能设备Bizhub的电视广告。Bizhub这种办公用品让你可以在一台机器上完成黑白或彩色打印、复印、传真、扫描、发送电子邮件以及网络传真。广告一开始是两个人的对话，一个人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另一个人站在Bizhub机器的旁边。他们的距离很近，只需稍稍提高嗓门就可以听到对方。多姆职位稍高，但在接受新技术方面就像我一样有些迟钝。他只要斜靠在椅背上就可以从门口处看到站在Bizhub机器旁的特德。
多姆：（在桌旁）嘿，我需要那个图表。
特德：（在Bizhub机器旁）我正在发E-mail。
多姆：你在用复印机发送E-mail？
特德：不，我在用Bizhub发送E-mail。
多姆：Bizhub？等会儿，你给我复印了吗？
特德：我扫描完就复印。
多姆：你用发E-mail的机器扫描东西？
特德：发E-mail的机器？我在使用Bizhub机器。
多姆：（一头雾水）复印？
特德：（极力让自己耐心些）E-mail，然后扫描，再复印。
多姆：（隔了很长时间）Bizhub？
话外音：（放映Bizhub的动画，展示它的多功能）惊人的多功能性和可支付的价格。这就是柯尼卡美能达公司的Bizhub。
（镜头切换到多姆一个人在Bizhub旁，看这个神奇的机器是否可以往他的杯子里倒咖啡。）
西南航空公司提供在家就能订票的系统，柯尼卡美能达提供Bizhub技术，这些都是因为我所说的三重汇合作用。三重汇合的组成部分有哪些呢？简单地说，首先，在2000年左右，前面讨论的10大变平因素已经开始汇合，共同创造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平台。伴随着这个新平台的建立，商家和个人开始接受新的习惯、技术和流程，他们从一个垂直的价值创造模式转换到更为水平的模式。新的世界平台和新的经营方式的结合就是第二大汇合，这让世界变得更加平坦。最后，当变平过程全部展开的时候，来自中国、印度和苏联的几十亿人走上竞争场地，他们很快就利用平坦世界的一切新工具与其他人开展竞争和合作，这是第三大汇合。现在，让我们仔细探讨这些问题。
第一大汇合
至少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我在第二章讨论的令世界变平的10大因素就已经出现了，但是它们必须在全球传播、扎根并相互联系才能发挥神奇效力。比如，2003年的某个时候，西南航空公司认识到，世界上个人电脑和宽带的普及程度、计算机的存储和软件技术的发达程度都足以让它创建一个工作流系统，让客户选择在家里下载和打印他们的登机通行证，其方便程度不亚于下载一封电子邮件。西南航空公司和它的客户从此可以用新方式开展合作。与此同时，工作流软件和硬件的汇合让柯尼卡美能达公司可以在一台机器上提供扫描、打印、传真、复印和发送电子邮件等服务。这就是第一次汇合。
正如斯坦福大学的经济学家保罗·罗默指出的那样，经济学家一直都认为“市场上存在互补商品——如果你在拥有商品A的同时还拥有商品B，那么商品A的价值就会得到极大提高。比如，能在拥有纸的同时也有铅笔就已经很好，能在增加纸张的同时也增加铅笔、在提高纸张质量的同时也改善铅笔的质量，你的效率就会得到很大提高。这就是互补产品的同步提高”。
我的观点是，柏林墙的倒塌、个人电脑的风行、网景、工作流、外包、离岸经营、开放源、内包、供应链、提供信息和类固醇都像互补产品一样可以相互强化对方的作用。它们只不过需要时间汇合在一起，并以互补互利的方式共同起作用。这个时刻在2000年左右出现了，当碾平世界的10大因素以如此的规模和如此的强度汇合在一起时，位于各大洲的亿万人就突然开始发觉，某些东西……某些东西……是全新的。他们不能总是非常确切地描述发生了什么，但是到2000年之前，他们感觉到，他们能够联系到此前他们从来联系不到的人，他们受到了来自此前从来不能挑战他们的人的挑战，他们正在与此前从来没有竞争过的人相互竞争，他们正在与此前从来没有合作过的人相互合作，他们正在做此前做梦都没有想到的事情。
他们正在感受的是一个正在平坦的世界化的世界。
碾平世界的10大因素的汇合已经创造了一个全新的平台。这是一个全球性的、以网络为基础的竞争平台，在该平台上存在多种形式的合作。这一平台能够使得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个人、群体、公司和大学，出于创新、生产、教育、研究、娱乐（唉，还有战争）等目的进行合作，这是前所未有的创造性平台。这一平台的运作目前已经不再受到地理、空间、时间的限制，在不久的将来甚至不再受到语言的限制。再往前发展，这一平台将会处于一切事物的中心。财富和权力将会越来越多地聚集到那些成功地完成了以下三个基本任务的国家、公司、个人、大学和群体手中：建设连接到这个平坦世界平台的基础设施；通过教育来获得更多能够在这一平台上创新、在这一平台下工作，以及成功接入这一平台的人才；最后，通过成功治理来从这一平台中获得最好的东西，并且防范最坏的副作用。
然而，并非所有人都能进入这一新的平台，这个新的竞技场。当我说这个世界已经平坦化时，我并不是指我们变得越来越平等了。我想说的是，更多地方的更多人现在能够进入这个平坦世界的平台相互联系、竞争和合作，不幸的是，也前所未有地相互毁灭。
本书出版之后，Wired杂志的创始人之一凯文·凯利（Kevin Kelly），写了一篇文章来纪念网景公司（Netscape）上市10周年。在文章的结尾，他以他自己的方式宣称，这一可以容纳多种合作方式的平台（他称为机器）事实上是无比崭新和无比伟大时代的开始。正如他在2005年8月那一期Wired 杂志所写的：从现在开始的3000年后，当人们回忆往昔的时候，我相信我们这个远古的时代——位于第3个千年的尖锋——将被视为“一个崭新历史纪元的开端”。在网景公司上市的那几年里，人们开始用智慧去激活惰性的物体，把它们连接成一个全球性的场地，然后把他们自己的心灵融为一体。这将被视为这个星球上最大、最复杂和最令人惊叹的事件。通过晶体和无线电波，我们的种族开始把所有地区、所有进程、所有事实和概念连接成一个巨大的网络。这个胚胎性的神经网络将演变成为我们文明的一个合作性接口。
第二大汇合
作为创新和生产的最基本操作系统的平台，其本身的演变并不剧烈。引入一项新的技术或者平坦世界那样的平台，并不足以大幅度提高劳动生产率。只有当新技术或者新的技术平台与新的经营方式结合起来后，劳动生产率才会出现跃升，而这总是需要时间的。所有辅助性的技术、企业流程和习惯等要相互融合起来实现劳动生产率的进一步突破，是需要时间的。沃尔玛之所以能够获得生产率的跃升，是因为它把大容量的仓库（人们在那儿能够购买足以使用6个月的肥皂）和崭新的、水平式的供应链管理体系（这使得沃尔玛能够立即把堪萨斯城一家沃尔玛里购物的顾客与中国沿海一家沃尔玛供应商联系起来）相互结合起来。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大规模的、全球性的习惯转变的开端，很多人已经进入这一平台，并且学习怎样利用这一平台。这是一个我喜欢称之为水平化（horizontalization）的过程，这也是目前正在发生的使得世界变得平坦化的第二大汇合。这就是我想说的。
计算机最早被当作办公用品时，每个人都期望生产效率会有大的突破，但这并没有立刻发生，相反人们感到的是失望和困惑。著名经济学家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嘲讽地说，计算机随处可见，但就是在“生产效率的数据”中找不到。
经济史学家保罗·A. 大卫（Paul A. David）在1989年的论文《计算机和发电机：现代生产率悖论》中，用历史来解释这种滞后现象。他注意到，尽管电灯泡的发明是在1879年，但电气化的开始和发挥作用却是几十年后的事情。为什么？因为仅仅是安装电动机和放弃旧技术（蒸汽发动机）并不能代表什么，整个的生产流程都必须改装。大卫指出，就电气化本身而言，关键的技术突破在于怎样重新设计和管理建筑物、生产线。蒸汽时代的工厂一般都是高大的、高成本的多层建筑，为的是能容纳蒸汽动力系统巨大的传送带和别的传送设施。一旦小巧但功力强大的电动机进入生产生活，每个人都希望生产力有快速提高。不过，这是需要时间的。你需要重新设计建筑物，你需要拥有那种长而低的单层厂房，小的电动机足以给各种大小的机器提供动力。只有当大批有经验的工厂设计师、电机师和管理者出现后，这些懂得电机之间互补性、知道如何重新设计厂房和生产线的人员才真正让电气化带动了生产力水平的提高。
今天在世界变平的过程中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令世界变平的10大因素中，有很多已经存在很多年，但要让它们的作用得到充分发挥，我们不仅需要将这10大因素汇合到一起，而且还需要别的东西。大批的管理者、创新者、咨询师、商业学校、设计者、IT专家、首席执行官和工人，需要适应和开发各种水平合作形式、价值创造程序以及可以利用这个平坦世界的习惯。简单说来，10大因素的汇合也把各种商业实践和技能汇合在一起，然后两者开始相互强化对方。
罗默说：“当人们问：‘为什么IT革命没有立刻导致生产力的迅速提高呢？’这是因为你需要的不只是新计算机，你还需要新的商业流程和与之相配套的新技术。新的经营方式让信息技术变得弥足珍贵，而信息技术也让新的经营方式成为可能。”
全球化2.0的确是计算机主机时代，一切都是垂直管理——命令和控制式的，公司及其下属部门也是垂直化组织。全球化3.0在10大变平因素的合力下形成，特别是个人电脑、微处理器、网络和光纤电缆的结合让竞争场地从由上而下的垂直式变为由左至右的水平方式。这自然需要促成新的经营模式，命令和控制要让步于联络和合作。
惠普首席执行官卡莉·费奥里娜（Carly Fiorina）解释说：“我们对价值创造的要求已经从垂直命令发展到水平命令。”她说，惠普等公司的创新越来越多地来自全球各地不同部门和团队的水平合作。比如，惠普、思科、诺基亚最近合作开发一种拍照手机，它可以将数字化的图片传送到惠普打印机上，然后很快将照片打印出来。每家公司都掌握有各自领域内的尖端技术，但是只有三家公司都将它们的尖端技术水平结合在一起才能实现增值。费奥里娜补充说：“水平合作和管理需要的技术和传统的从上到下的方法完全不同。”
我来举几个例子。过去5年中，惠普已经从一个拥有87个不同供应链的公司——每个都垂直独立管理，拥有自己的最高管理者和后台支持——发展到一个只需5个供应链就可以管理500亿美元业务的公司，而且会计、人力资源等职能也是由总部统一掌管。
西南航空公司就是利用这10大因素的汇合，创造了一个让顾客可以在家里下载登机牌的系统。或者换一种说法，美国西南航空公司知道世界变平了，知道它们可以新的方式和顾客互动，以便提高其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但是，只有在我已经改变了购买机票的习惯，而且能够和美国西南航空公司合作起来之后，这种技术进步才能对我的效率提高有帮助。于是我得让自己改变。我得知道我可以下载并自己打印登机牌，我得了解，这样做了之后，可以提前65分钟到达巴尔的摩机场，而不用像以前那样提前95分钟。于是，我节约了30分钟的时间，提高了自己的效率。Bizhub的广告反映了懂得使用新式Bizhub机器的雇员和同一个办公室中不懂得此项技术的雇员的差别，只有后者也改变了工作习惯，整个办公室的生产效率才能得到提高，虽然这种神奇的新机器在办公室里早已存在。
最后，让我们以全球第二大广告营销通信巨头WPP作为例子，20年前的这家英国公司和今天截然不同。它是业界知名广告公司扬雅（Young & Rubi cam）、奥美和Hill &Knowlton合并的结果。这种合并是为了满足越来越多大客户的营销需求，比如广告、邮件直达、媒介购买和品牌推广。
WPP下属的朗涛（Landor）品牌顾问设计公司主管艾伦·亚当森（Allen Adamson）声称：“多年来，WPP面临的巨大挑战一直是如何让它下属的公司开展合作，但现在仅在公司间开展合作已经不够。我们经常为给一家客户提供解决方案从各个下属公司抽调人员组成定制的合作小组。任何一家公司或这些公司的传统合作都无法提供这些常常是个性化的服务。我们不得不深入整个集团，为那家客户选出合适的广告人员、合适的品牌人员和合适的媒体人员。”
当通用电气公司2003年决定将保险业务剥离出来、成立独立保险公司时，WPP就特别组成了一个工作小组来负责从给新公司命名（取名为Genworth）到首次广告和营销宣传的整体服务。亚当森说：“作为这个组织内的领导，你需要分析每个客户的特殊需求，然后在WPP的员工中找到适合给他们提供服务的专门人才，进而为客户组建一个虚拟的特别服务公司。在给通用电气公司提供服务时，我们甚至还给专门组建的这个虚拟合作团队起了一个名字：Klamath Communications。”
在世界变平的过程中，WPP为使收益最大化调整了自己的办公结构和方式，就像电气化初期那些将蒸汽工厂改为电动工厂的企业一样。不过，WPP不仅推倒了办公室的墙壁，而且还打穿了楼层间的地板。它将下属公司所有的员工看做一个巨大的个人专家库，根据项目的具体需求将他们水平组合成合作团队，这个团队可以成为拥有自己名称的事实上的新公司。
水平性思考适用于从企业到教育到军事计划等的一切过程。从垂直性思考到水平性思考的转换是需要调整的，正如WPP所做的那样。因为垂直性思考经常要求你从问谁控制着什么系统开始，而不是从你想创造什么样的产品或者效应开始。比如，假设我是身在伊拉克的一名将军，我想创造的效应就是获得更好的战场适时情报系统。如果这是事实的话，那么我的首要任务并不在于我是否控制了在战场上空盘旋和拍摄航空相片的侦察机。不，我的首要任务是找到一种方式，能够尽可能深入和迅速地分析侦察机发送回来的相片。当这成为我的首要任务的时候，我就开始水平性地思考了。我开始思考如何利用平坦世界的平台，也就是说，我如何利用我自己的网络，或者网络的网络，一旦得到侦察机传来的相片，就将之反馈到CIA、DIA、NSA、陆军情报机构、空军情报机构的电脑屏幕上，接着把所有的分析师集中到一个聊天室内，让他们键入各自从中所看到的以及各自认为所面临的威胁，由于交谈和视频是同步的，因此我们就能一起来进行分析了。在这种方法下，我远离了垂直性思考，即作为空军的我在导弹仓库中控制着侦察机，因此我的分析师们必须独自对录像进行分析，接着告诉导弹仓库中的我军我们发现了什么。相反，由于我想得到的效应是最及时、最聪明的分析，我为了获得这种效应所使用的方法是把整个网络中不同的节点水平地联结起来。因为我们大家要比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更聪明，我的首要任务不是谁控制了录像，而是如何创建一个水平性的反馈系统来提炼出最重要的情报，让我们中的所有人来理解录像到底展示了什么。
新的竞争场地和新的经营模式需要一定时间才能真正联合在一起，目前尚在进展之中。但我也有一个小小的警告，它进展的速度比你想象的要快得多，而且这是一种全球趋势。
记着，这是三重汇合的过程！
第三大汇合
就在我们创造出这个全新的更加水平的竞争场地时，西方的公司和个人很快就适应了这一新事物，而从前一直被排除在外的30亿人也突然发现，他们可以自由地加入竞争并和其他人开展合作了。
除了极少的一部分，这30亿人之前从未被允许参加过竞争和合作。我指的是中国、印度、俄罗斯、东欧、拉美和中亚国家，它们大多在20世纪90年代才开始开放，此后这些地方的人民就开始越来越自由地加入自由市场的博弈。这30亿人民是什么时候和新的竞争场所、新的工作流程汇合到一起的呢？就在世界被变平后，就在上百万的人可以更加平等和水平地开展竞争和合作时，就在他们可以获得更多廉价工具的时候。的确，世界的变平让这些人不必离开家门就可以加入竞争。10大因素让竞争场所来到他们面前！
我相信这三股力量的汇合——新的竞争者在新的竞争场地上为水平合作开发新流程和培养新习惯——是影响20世纪初全球经济和政治形势最重要的力量。让这么多的人接触所有这些合作工具，让他们可以通过搜索引擎和网络接受数十亿网页的初始信息，这些都确保下一代的创新将来自整个平坦世界。参与各种创造发明的未来全球社区的规模将是前所未有的。
冷战期间，整个世界只有三个主要的贸易集团——北美、西欧、东亚（以日本为首），由于它们是同一战壕里的盟友，因此三者之间的竞争相对有限。而且当时的全球劳动力流动和行业竞争仍面临很多障碍，这三大贸易集团的工资水平、教育水平和劳动力规模都旗鼓相当。英特尔的主席克雷格·巴雷特（Craig Barrett）说：“我们曾经拥有温文尔雅的竞争环境。”
然后就开始了三重汇合，柏林墙倒塌了，柏林商业街建成了。忽然之间阻隔在墙外的30亿人民走上这个变平了的全球广场。
哈佛大学经济学家理查德·B. 弗里曼（Richard B. Freeman）在2004年11月公布的一项研究报告称，1985年的“全球经济世界”包括北美、西欧、日本以及拉美、非洲和东亚，这个全球经济世界的总人口（意味着参加国际商贸合作的人口）大约为25亿。到2000年，由于苏联的解体、印度和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这些国家的人民也加入了国际商贸合作的大军，再加上这段时间世界人口的自然增长，全球经济世界的总人口达到了60亿。在经济世界总人口增加的情况下，大约又有15亿新工人加入全球劳动力的大军，弗里曼称，这让全球劳动力的总数恰巧达到不计入苏联、中国和印度时的2倍。
也许这15亿新劳动力中只有1/10的人具备直接参与竞争及合作的教育和沟通能力，但哪怕只是这10%的人也已相当于美国劳动力的整体规模。克雷格·巴雷特说：“30亿人口的突然加入必然会给全球经济带来巨大的影响，特别是这些人都来自印度、中国、俄罗斯等拥有悠久教育传统的国家。”
这是完全正确的。我们正在与之融合的这些社会都非常推崇教育。看看《教育周报》（Education Week）——以美国学校教师们为对象的周报——上的这个故事。在2005年11月30日的该报上，发布了一个关于印度中产阶级的一份特别报告。这份标注着印度的报告是这样开头的：“在印度泰米尔纳德邦首府金奈（Chennai）一个随处可见的辅导班中，上百名12年级的学生涌进了一个紫色的房间里，这个房间大概30英尺长25英尺宽（1英尺=0.304米）。尽管头顶的电扇不停地转动，室内的温度还是达到了100华氏度（37.78摄氏度）以上，这里有令人昏昏欲睡的温度。在一个木制讲台上，M·阿鲁塞范（Muthukrishnan Arulselvan）在黑板上画了一个三角形，表明其内部的角度，然后通过麦克风讲解了一个几何学公式。学生们全神贯注地听着，尽管时间已经接近晚上10点了。每当阿鲁塞范问一个问题，学生们就迅速地齐声回答。每当教师写出一个题目，他们就把头埋在笔记本上，咬着铅笔，期望自己能够比其他人更早得到答案。这种高强度的、一周7天的培训班反映了印度高中生们的日常生活，他们希望能够进入金奈当地学校攻读工程学位……当他们回到家里后，大多数人都会喝上一杯浓的甜咖啡，让自己能够再多学习几个小时……在印度，把一个小孩送进工程院或者医学院，对很多中产阶级的家庭而言是一辈子的目标，这种方式是美国人几乎一无所知的。在这个发明了十进位制的国家里，诸如S·拉马努金（Srinivasa Ramanujam）和阿耶波多（Aryabhatta）这种已经逝世很久的数学和科技天才，依然备受尊崇，而在这些领域内学得很好的孩子，将会获得特别的奖励。”
根据国际教育协会（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IIE）的资料，在2004年和2005年，印度送到美国读大学的学生人数要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都多。根据IIE的资料，在美国入学的外国大学生中有80466名来自印度，其次是中国的62523名，再次是韩国的53358名。这些学生中的大多数正在学习商业、工程、数学或计算机。印度是一个遥远的国度，是一种截然不同的文化，从那么远过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可见印度学生的求知欲必须很强烈。事实上，来自印度、中国和苏联的大量的新参与者不仅仅步入了这个平坦世界的竞技场，他们还充满了通过学习来赢得竞争的欲望。我们看到了在诸如印度、中国和苏联等地区里，被压抑了50年的欲望的疯狂爆发。在这些地区里，50年来年轻人都得到了教育，但是却没有一条出路来充分释放其潜力。试想一下，如果把一个香槟酒瓶摇晃上50年，然后最终打开它。当软木塞被拔出来时，你会看到何等猛烈的爆发。这非常类似于当前印度、中国和苏联等被压抑欲望的集中爆发。相信你不会试图去阻挡软木塞的运行轨迹。
而这也是为什么三重汇合不会缓慢地发生的原因。它发展得非常迅速。因为一旦世界已经平坦化了，越来越多的人能够进行新形式的合作，胜利者将是那些能够最快地学习习惯、流程和技能的人，而且没有什么能够保证美国人或者西欧人永远地位居前列。请记住，这些新的参与者是一身轻松地进入竞争场地的，也就是说，虽然他们以前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但恰恰是这一点让他们可以直接采纳新技术，不必担心旧体系下的沉没成本问题。他们会很迅速地采用先进技术，这也正是中国的手机用户超过美国的原因。很多中国人已经跳过了使用固定电话的阶段。换句话说，很多中国人在10年时间内完成了从没有电话到持有手机的转变。在2005年春天，我在哈佛大学与人共同讲授一门关于全球化的课程。有一天课后，一个学生找到我并告诉我这个故事：他和他的哈佛同学与中国学生们组成了一个学生组织。他们彼此帮助对方做各种事情，从写简历到参加学习项目。他说，有趣的事情在于他们之间如何交流。他们使用Skype，这是一种基于互联网技术实现免费通话的软件。但是对我而言，更加有趣的事情是中国的学生介绍美国学生使用Skype。而且他指出，那些中国学生中的大多数并非来自大城市，而是来自中国各地的中小城镇。
我们一般都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八国集团、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以及各种贸易协议才是推动全球经贸合作的因素。我并不否认这些官方机构的作用，但我想说的是，它们的作用正日益淡化。推动未来全球化进程的将是理解平坦世界的个人，他们能迅速适应新世界的程序和技术——不需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任何条约或建议。他们将来自世界的各个角落。
世界经济从此将不再依赖各国财长的深思熟虑，它将更多地由充满活力的“急皮士”（zippies）决定。是的，我们在20世纪60年代和嬉皮士一起长大，很多人在80年代成为雅皮士。现在让我介绍一下“急皮士”。
印度《瞭望》（Outlook）周刊的文章称：“急皮士在这里。”急皮士指的是印度在脱离社会主义、直接融入全球贸易和信息变革后第一批成长起来的年轻人。《瞭望》称这些人是“自由主义的孩子”，将他们定义为“生活在城市或郊区，年龄在15～25岁，大跨步前进时精神十足的人。属于第Z代。可以是从事学习或工作的男性或女性，具有特立独行的态度、雄心和愿望，冷静、自信和富有创造性，寻求挑战、热爱冒险和无所畏惧。”印度的急皮士从不讳言挣钱和花钱。《瞭望》引用一位分析人士的话说，“他们朝着目标前进，不相信命运，性格外向，生活态度积极向上，不愿过一成不变的生活”。54%的印度人都在25岁以下，大约有5.55亿人，这意味着60%的印度家庭中都至少有一个潜在的急皮士。这些人不仅迫切需要好的工作，他们还希望过上好日子。
这一切发生得那么快。印度呼叫中心公司24/7 Customer的首席执行官和创始人卡纳安告诉我，在过去的10年中，他从一开始担心能否得到在美国工作的机会，发展成为美国提供外包服务的排头兵。他回忆说：“我永远不会忘记当初申请美国签证时的情形，那是1991年3月，我已经从印度国家注册会计师学院获得了注册会计师的本科学位。当时我23岁，我女朋友25岁，她也是注册会计师。我20岁大学毕业后就在塔塔咨询公司工作了几年，我女朋友也是。我们通过一家猎头公司找到了到美国给IBM做程序员的工作机会，于是我们就去了孟买的美国领事馆。那时候申请去美国的人很多，很多人常常深夜去排队，为了能占住位置，晚上就睡在地上，有的人还以此赚钱，一个好位置能卖到20卢比。但我们决定靠自己，就站在队伍中等，最后终于有机会见到了面试官，他们的工作就是向我们询问问题，借此判断我们是否有移民倾向。他们的判断常常具有某种神秘性，我们过去称之为‘博彩’——你的一切都维系在上面。”
事实上在印度有很多书和研讨会专门讨论如何准备美国使馆的工作签证面试。到美国工作在当时是懂技术的印度工程师真正发挥他们才能的唯一方式。卡纳安说：“我记得一个技巧就是要着正装，所以我和我女朋友都穿着我们最好的衣服。面试结束后，签证官什么也不会告诉你，你必须等到晚上才能知道结果。整个这一天我们都在痛苦的等待中度过。为了分散注意力，我们就到孟买的大街上去购物。我们在街上走来走去，‘如果我能去你不能去该怎么办？要是你能去我不能去呢？’我无法给你形容我们有多着急，因为一切都由此决定，那真是一种煎熬。晚上的时候我们获知，我们两个都拿到了签证，但我拿到的是5年期限、允许多次出入的签证，而我女朋友只得到了6个月的签证。她哭了，她以为自己只能在美国待6个月。我努力给她解释，只要能去就一切都好办了。”
尽管很多印度人现在仍希望来美国工作和学习，但在三重汇合的情况下，他们中的很多人呆在国内就能得到体面的工作和不菲的收入。在一个平坦的世界里，你不必移民就可以创新。卡纳安说：“我女儿从不需要那么费力气。在这个平坦的世界中，没有一个签证官能让你排除在这个体系之外……这是一个在任何地方都能平等参与竞争的世界。”因为现在你不必移民就能创新，越来越多的世界级创新，特别是软件方面的，现在都源自在印度当地工作的印度人。这既使得印度人愿意留在国内，又能够吸引其他国家的人。P·阿兰丹（P. Anandan），美籍印度人，是一个过去在雷德蒙德（Redmond）的微软公司工作的软件工程师，他于2005年回到印度，开办了位于班加罗尔（Bangalore）的微软研究中心。阿兰丹告诉我说：“我有两个外国人为我工作，一个是日本人，一个是美国人，他们能够在世界上任何地方工作。”他补充说，他是于28年前在印度获得工程学位的，当时的全部竞争是获得一个海外的工作。现在最激烈的竞争是获得一个印度国内的IT工作：今非昔比啊！是的，我不得不留在这儿，但是，我有机会留在这儿吗？
让我给你们介绍印度最有活力的实干家之一——罗杰西·拉奥，他是班加罗尔一家小规模游戏公司Dhruva Interactive的创始人和首席执行官。如果要我给你举荐一个能体现三重汇合的人，那肯定就是拉奥。他和他的公司给我们展示了印度急皮士在10大因素作用下的变化。
Dhruva位于班加罗尔居民区一条安静的街道上。我前去拜访时发现在两层楼上办公的印度游戏设计师和艺术家正在电脑上为美国和欧洲客户设计各种游戏和动画人物。他们一边工作一边通过耳机听音乐，偶尔也会在休息时间一起打打网络游戏。Dhruva开发生产了很多有创意的游戏——从可以在手机上打的网球赛到可以在电脑或笔记本电脑上玩的台球比赛。2004年，这家公司还购买了将卓别林的形象用于电脑游戏的专利。
没错，一个新兴印度游戏公司现在可以将卓别林的形象用于计算机游戏。在班加罗尔以及后来的电子邮件来往中，我向刚刚30出头的拉奥打听他是怎么从班加罗尔成为全球游戏行业的重要一员的。
身材矮小、留着八字胡须的拉奥总让人联想起重量级的拳击手，他说：“我的第一个重要时刻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虽然我曾在欧洲学习和生活过很长时间，但我的选择是很明确的，我不会离开印度。我希望立足印度，在这里完成能在世界上得到尊重并能给印度带来变化的事情。1995年3月15日，我在班加罗尔创立了自己的公司，公司里除了我没有其他人。我父亲给我提供资金让我获得一笔银行贷款，用这笔钱我买了一台电脑和一个14.4 kbp的调制解调器，我开始为教育和工业领域开发多媒体应用软件。到1997年，我们已经是一个5人组成的团队，虽然在业内我们已经小有成就，但仍觉得所做的事情挑战性不足。这就是Dhruva 1.0时代的结束。”
“1997年3月，我们和英特尔开展合作，并开始朝游戏公司的方向转变。到1998年中期，我们告诉全世界的游戏玩家，Dhruva既可以设计游戏，也可以开发别人外包的部分游戏。1998年11月26日，我们和法国游戏公司Infogrames签署了第一个重要的游戏开发项目。虽然我们做了很多工作，但成果却从未被发表过。这对我们是个巨大打击，不过我们的工作质量也由此得以展现，所以我们存活了下来。这件事给我们的教训是：我们可以做这些，但是必须变得聪明一些。我们必须重新定位，这是Dhruva 2.0时代的结束。”
这就导致Dhruva 3.0时代的开始——将Dhruva定位为一个游戏开发服务供应商。电子游戏产业已具备相当规模，每年的收入甚至超过了好莱坞，这一产业很早就有将游戏人物的设计外包到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的传统。拉奥说：“2001年3月，我们推出了新的游戏样品‘沙龙’（Saloon），其主题是反映美国的荒凉西部，背景是在一个小城镇的沙龙里，打烊后招待员在打扫卫生……我们之前从未见过真正的沙龙，但是我们使用网络和Google查看和感受真正的沙龙。我们对主题的选择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因为我们希望美国和欧洲的潜在客户相信印度人能‘做好这一切’。这一游戏样品获得一致好评，它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外包业务，我们从此成为一个成功的公司。”
如果是在10年前、在世界变平之前，他能做到这一切吗？
拉奥说：“不能。”很多条件需要同时具备。第一就是宽带的普及必须达到一定程度，这样他就能通过电子邮件给美国客户发送游戏内容和使用方法，同时也可以收到他们的反馈。第二个条件就是个人电脑在企业和家庭中的推广，人们要习惯于用电脑完成一系列的任务。他说：“个人电脑无处不在，今天的印度也是如此。”第三个条件是工作流软件和网络应用软件的出现，比如Windows，Outlook，NetMeeting和3D Studio Max，它们让Dhruva有望成为一个小型跨国公司。不过Google的出现是至关重要的。拉奥说：“这是十分美妙的。对于我们的西方客户来说，他们很想了解的问题是，‘你们印度人能懂得我们文化中的细微差别吗？’很大程度上讲，这种疑惑不无道理。但是网络的出现让我们只需触动按钮就能把不同的内容综合到一起，今天如果有人让你制作看起来像《猫和老鼠》之类的东西，你可以‘Google《猫和老鼠》’，然后你就可以获得关于《猫和老鼠》的无数图片、信息、评论和吹捧文章。”
拉奥解释说，就在人们将注意力集中在网络经济的发展上时，真正的变革却在悄然发生：世界各地的人们都开始使用新的基础设施。他说：“我们开始感受到使用这些设施的效率。当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无纸化办公并不再担心空间距离的远近时，我们就可以更多地改进这些基础设施了……这将让世界发生很大的改变。”
而且，如果不是因为公开源免费软件的存在，印度新创业的游戏公司根本没有财力购买这些软件程序。拉奥说：“要不是因为21世纪初出现了大量免费软件和共享软件，软件工具的成本将由有关利益方决定。若不是因为很多免费软件、共享软件具备和微软Windows，Office，3D Studio Max，Adobe Photoshop一样的竞争力，这些程序的定价都会比现在高很多。网络给我们这样的小公司带来了很多选择……游戏产业中已经有很多艺术家和设计师选择在家中办公，这在几年前都是不可想象的，因为开发游戏毕竟是一个互动的过程。他们使用VPN（虚拟私人网络）进入公司的内部系统，这样就跟坐在工作间里办公没有差别。”
拉奥补充说：“网络让整个世界变得像一个市场。这种基础设施让我们可以从最合适的地方以最合理的价位获得最佳质量的产品，而且还可以让人们分享大量的知识和实践，这是前所未有的。这对于整个世界也是很有好处的。经济发展将推动一体化，一体化也将推动经济增长。”
拉奥认为，美国没有理由不从中获益。Dhruva正在印度国内引导电脑游戏产业的发展，等印度市场开始将电脑游戏作为主流的社会活动时，已经立住脚跟的Dhruva就会从中获益。但是到那个时候，这个市场“就会变得很大，很多国外的厂商也可以加入进来。美国人在获知游戏产业的发展趋势和产品设计方面一直处于领先地位——他们肯定抢先进入我们的市场，所以这是一个双赢的事情……一旦打开了这个市场，那些（从美国的角度看）因为外包失去的机会和财富将以10倍的收益返还到你们的手中……印度赚取的美元将会给它带来繁荣，极大地推动印度个人消费的发展，这意味着任何全球公司都可以在这里销售它们的产品。记住，我们拥有3亿中产阶级，这比美国或整个欧洲的规模都大”。
印度现在的确有很多会讲英语且受过良好教育的高级人才，他们乐于进取、服务意识也很强，但薪酬却一点也不高。拉奥说：“我们的确正在引导所谓的服务外包潮流，但我相信，这无疑只是个开端。如果印度人认为他们已经可以决定一切，那就大错特错了，因为东欧正在觉醒，中国也在极力发展服务业。我的意思是，今天你从世界的任何地方都可以获得好的产品和服务，因为平坦的世界正在运行新的基础设施。当不同行业的人们都能充分利用新的基础设施时，你将看到大的飞跃。5～7年之后，我们将看到很多英语讲得很棒的中国学生陆续走出大学校园。而波兰和匈牙利等东欧国家不仅在地理位置上接近西欧，在文化方面也是如此。所以，尽管印度现在还处于较为领先的位置，它若想保住位次就必须努力工作，它必须永不停息地改进和再改进。”
拉奥和他那一代印度人拥有的理想很值得美国人关注，这一点我将在以后的部分详细阐述。
拉奥说：“我们不能放松。我来自印度。印度过去在科技和商业水平上和美国差距很大。但是，一旦我们拥有了可以让世界变小的基础设施，我们立刻最大限度地利用它们。这时候我们忽然发现有很多事情可以做，今天我们看到的正是这一切的结果……没有时间休息了。有很多人正在做和你一样的事情，他们还想努力超过你。这就像碟子里的水一样，你摇晃它的时候，它会找到最小阻力的路径。很多工作机会也是如此——它们将流向具备最小阻力和最多机遇的地方。假设在马里的廷巴克图（Timbuktu）有一个技术人员，倘若他知道怎样和世界其他地方建立联系，他就能很容易地找到工作机会。你可以制作一个网站、拥有一个电子邮箱，如果你还能用这些基础设施展示自己的工作，如果人们很愿意将工作交给你，而你勤勤恳恳又没有不良交易记录，你就能在行业内立稳脚跟。”
拉奥说，美国人和西欧人不应该抱怨外包，“你们应当提高对自身的要求，做更有价值的事情。20世纪，美国人一直在引导创新，那时候我们从未见美国人抱怨过。我们一直将他们视为领导者，我们已经从美国人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我们学会了在推销自己的时候咄咄逼人，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因为我们以前受英国文化的影响很大”。
我的大脑一片混乱。在和拉奥告别之前我问他，总体而言，你想表达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现在发生的只是冰山一角……真正必要的是让每个人都认识到，人们开展商务活动的方式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每个人都必须提高自己，具备竞争能力。看，Dhruva刚刚从斯里兰卡厂商那里定制了作为赠品的棒球帽。”
“没有从班加罗尔的工厂定制吗？”我问道。
拉奥说：“没有。尽管班加罗尔是印度重要的服装出口中心之一，但在给我们报价的三四家制帽厂商中，斯里兰卡厂商提供的产品是最质优价廉的，我们对这笔交易很满意。这种状况还将不断优化，如果你感受到了印度人的无限能量，那是因为我们一直是被欺压者，我们有动力不断前进……印度将成为一个超级大国，我们将成为统治者。”
“统治谁呢？”我问道。
拉奥也被自己选择的这个词逗乐了。他说：“印度不是要统治任何人，这是关键，不会再有那样的统治者了。现在是要让你为自己创造一个好机会，要把握这个机会，并且为自己不停创造更多的新机会。我认为时至今日，这种‘统治’应该是和效率有关的，它是关于合作、竞争力以及如何做好博弈者的……世界现在就是一个足球场，你必须在球队中做到出类拔萃。如果你还不够优秀，那你最好坐在那里看比赛。就是这些。”
汉语中Zippies怎么说
就像10年前的班加罗尔一样，在今天的北京最容易找到急皮士的地方就是美国大使馆的签证处。2004年夏天的北京，我发现申请到美国学习或工作的中国学生甚至还在网上开设了专门的聊天室，他们相互交流申请签证的经验和心得，比如对某某签证官要说某段话才奏效。他们甚至还给美国外交官起了外号，比如“亚马逊女神”（也代指高大强壮的女人）、“秃顶大高个儿”和“帅哥”。美国驻华使馆的官员告诉我，一名新上任的签证官在第一天工作时，面试所有学生得到的回答都完全一样，因为他们都听从了聊天室的建议——“我去美国是想成为一位知名教授”。在听了一整天这样的回答后，这名签证官在第二天很惊讶地听到了这样的回答：“我母亲失去了一条腿，她虽然安了假肢，但我希望到美国学会给她安个更好的假肢。”这名签证官很高兴能听到不同的回答，他对这个男孩子说：“这是我一天中听到的最好的故事，我真的很崇拜你，我会给你签证的。”你可以猜到这一点。第二天，数十名学生依次出现在这名签证官面前时，他们的回答都是要到美国给母亲安更好的假肢。
在跟美国驻华使馆的官员交谈时，我很快认识到，他们给这些学生发放签证时的感觉实际是很复杂的。一方面，他们很高兴看到有这么多中国人希望到美国学习和工作，另一方面，他们也想警醒自己的孩子：你们认识到将要面临的挑战了吗？你们知道竞争场所已被夷为平地且门户大开了吗？正如一位美国驻华使馆的官员所说的那样：“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也是过去几十年亚洲其他地方一直在发生的事情——科技的繁荣和当地人民旺盛的精力。过去我在其他地方见过这种情形，现在中国也在发生这些变化。”
2004年春天，我去了耶鲁大学，当我在埃利·耶鲁的雕像附近散步时，两个讲汉语的旅行团从旁边走过，旅行团中各个年龄阶段的游客都有。中国人已经开始组团环游世界了，随着中国社会的进一步开放，中国游客很可能将改变整个世界的旅游产业。
但是，中国人参观耶鲁并不仅仅是为了表示艳羡。我们可以看一看耶鲁大学的数据：1985年秋季毕业班只有71名研究生和本科生是中国人，1名是苏联人；2003年秋季毕业班就已经有297名中国毕业生和23名俄罗斯毕业生了；耶鲁大学留学生的总数从1985年秋季毕业班的836名增加到2003年秋季的1775名；中国高中毕业生申请到耶鲁读本科的人数也从2001年毕业班的40人增加到2003年毕业班的276人，俄罗斯则是从18人增加到30人。
1999年，来自中国成都的女孩刘亦婷获得了哈佛大学的全额奖学金。她的父母将培养女儿进哈佛读书的过程写成了一本书《哈佛女孩刘亦婷》，书中提供了“已被科学地加以验证的方法”。这本书在中国十分畅销，2003年已销售300万册。此后，中国书市又出现了类似的书籍，告诉你如何让孩子进入哥伦比亚、牛津或剑桥读书。
虽然很多中国人都渴望能到哈佛或耶鲁读书，但他们也在努力建设国内大学。2004年，我应邀出席圣路易斯州华盛顿大学的150周年校庆并发表演讲，这所学校一直以理工科见长。仪式开始前，我和该校校长马克·赖顿（Mark Wrighton）一起聊天。他提到，2001年春天他曾（与美国及其他国家的学术界精英一起）接受邀请到中国最好的大学之一——清华大学参加其90周年校庆。他说，这个邀请一开始让他摸不着头脑：为什么会有大学庆祝90周年校庆——而不是百年校庆呢？
赖顿自己想，“也许这是中国的传统？”然而当他到清华大学时，他就知道答案了。他们邀请了全世界大约1万多名学术精英参加仪式，目的就是要宣布“清华大学要在百年校庆的时候进入全球顶尖大学之列”。赖顿后来在电子邮件中给我解释，“这一庆祝活动还邀请了中国国家领导人和北京市市长，每个人都相信，政府对清华大学进行的投资将是富有成效的。清华大学已经是中国最好的理工院校，他们设立这个10年目标的动机是很明显的——推动中国的科技创新”。
就在中国取得成功的时候，微软主席比尔·盖茨对我说，“出生决定命运”（ovarian lottery）的规则已经发生改变，正如地理位置和个人才能的关系也发生了改变一样。他说，30年前，如果你可以选择做孟买或上海郊外的天才或是做纽约州波基普西市（Poughkeepsie）的普通人，你可能会选择波基普西市，因为在这里你可以有更多机会过体面的生活，即使你才能平平。盖茨说，随着世界的变平，很多人可以在世界的任何地方享受公平的机会，个人才能的重要性开始超过地理位置。他说：“现在，我宁愿做出生在中国的天才，也不愿做出生在波基普西市的普通人。”
这就是柏林墙变成柏林商业街后发生的情形，30亿人带着用于开展合作的新式工具汇合到一起。盖茨说：“我们现在可以开发和利用的人力资源是过去的5倍。”
来自俄罗斯的爱
虽然我没有机会为这本书专门访问俄罗斯和采访俄罗斯的急皮士，但我也尽了最大努力。我让我的朋友托马斯·皮克林（Thomas R. Pickering）——美国驻莫斯科前任大使，现任波音公司负责跨国合作的副总裁——给我解释我听说的一件事：波音公司聘用曾在苏联米高扬设计局工作过的俄罗斯工程技术人员帮助设计下一代客机。
皮克林给我讲述了下面这个故事。从1991年起，波音公司就开始将一些工作交给俄罗斯的科学家来做，为的是利用他们在空气动力学和航空合金材料方面的专长。今天，波音公司已经有400位俄罗斯籍科学家，他们负责一系列复杂的科学和数学问题。1998年，波音公司直接在莫斯科设立了航空工程设计办事处，这家办事处位于麦当劳公司在莫斯科建的12层大楼上。值得一提的是，这座大楼是麦当劳公司在苏联解体前用卖巨无霸赚得的卢布建成的——麦当劳公司曾承诺不将这些钱带出这个国家。
皮克林说：“7年后，波音公司已经聘用了800名俄罗斯科技人员，我们还打算将这一数字增加到1000人，也许还会是1500人。”他解释说，波音公司和不同的俄罗斯航空公司签署协议，这些公司在冷战期间一直以制造战机出名，比如伊留申、图波列夫和苏霍伊，他们为波音公司不同的项目提供专门服务。法国生产的飞机设计软件让这些俄罗斯工程师可以和他们在美国的同事合作开发计算机辅助飞机设计。
波音公司已经建立了24小时工作制，这包括在莫斯科的2个轮班和在美国的一个轮班。皮克林说：“光纤电缆、先进的压缩技术和航空工作流软件让他们可以将设计从莫斯科发到美国。”波音公司在莫斯科办事处的每层楼上都装有视频会议设施，所以莫斯科的工程师如果有问题需要和美国同事商讨，他们可以进行面对面的交谈，不必依赖电子邮件。
过去波音公司将飞机设计工作外包到莫斯科是一种实验，是一种副业；但在美国如今缺少航空工程师的情况下，这就成了一种必要。正是因为波音公司将这些低工资成本的俄罗斯工程师和高成本的美国设计团队结合了起来，波音公司才可以和它的竞争对手——空中客车旗鼓相当，后者得到了欧洲政府的大量补贴，并且也聘用了很多俄罗斯工程师。美国航空设计师每小时的工资成本是120美元，而俄罗斯工程师的薪酬却只是其1/3。
但是接受外包的人也可以是外包者。俄罗斯工程师已经将波音公司交给的工作部分外包给了在班加罗尔的印度斯坦航空公司，这家公司负责将飞机设计数字化，让飞机的投入生产变得更容易。皮克林解释说，过去的时候波音公司会对它的日本分包商说：“我们将波音777机翼的设计图交给你们，由你们负责生产，然后你们要从我们这里购买整架飞机，这是双赢。”
今天，波音公司会对日本三菱公司说：“这是新型7E7飞机机翼的参数，你不仅要设计出成品，还要负责生产。”但是日本工程师的工资成本是很高的。结果怎样呢？三菱公司将7E7的机翼设计外包给负责设计7E7其他部分的俄罗斯设计师。与此同时，一些俄罗斯的工程师和科学家还设立了自己的公司，波音公司正在考虑购买这些公司的股票。
所有这些外包都是为了让飞机的设计和制造变得廉价而迅速，这样波音公司就可以将资金用于开发新一代飞机并迎接空中客车的挑战。在三重汇合的条件下，波音公司现在只需11天的时间就可生产出一架波音737，而几年前它们还需要28天的时间。波音公司只需3天时间就能开发出新一代飞机，因为所有的零件都由计算机设计组装，而且波音的全球供应链也让它可以及时将零部件从一家工厂转移到另一家工厂。
为了在零部件和其他供应上获得最好的交易，波音公司现在定期进行“逆向拍卖”（reverse auctions），供货商要相互不断压价而不是提价。他们竞标的对象包括很多，从波音工厂洗手间使用的卫生纸到库存的商品零件。波音公司会于特定时间在专门设计的网站上宣布拍卖，它会首先给出自己认为公平合理的价位，然后在线观察参与拍卖的供应商的所有报价。竞标者事先都是由波音公司审批过的，每一方都可以在网上看到其他方的报价。
皮克林说：“你真的可以看到市场竞争的压力，就像看一场赛马比赛一样。”
另一版本的三重汇合
我曾听比尔·布拉德利讲过美国一个上层妇女第一次从波士顿去旧金山的故事，她回到自己家中后，一位朋友问她对旧金山的感受如何，她回答说：“不是非常喜欢那里，那儿离海太远了。”
一个人头脑中已有的观念和倾向对他看待事物的方式影响很大，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很多人会错过三重汇合。尽管一切都在他们眼前发生，但他们的头脑却在别处。而3件其他的事情恰巧也汇合到了一起，它们制造了这种烟雾弹。
第一个就是开始于2001年3月的网络泡沫破裂。就像我以前说过的那样，很多人错误地将网络繁荣等同于全球化，所以当网络泡沫破裂时，很多网络公司以及他们的支持者都破产了，这些人就以为全球化也破灭了。dogfood.com和10个类似网站 [承诺在30分钟内将10磅（1磅=0.454千克）狗食送到你门口]的突然破灭都证明全球化和IT革命是华而不实的东西。
这纯粹是很愚蠢的想法。那些认为全球化等同于网络繁荣，网络泡沫的破灭标志着全球化结束的想法实在是大错特错。再者说，网络泡沫的破灭实际还推动了全球化转变为超级模式，因为公司为了节省有限的资本不得不采用外包和离岸经营的方式。这为全球化3.0时代的到来奠定了基础。从网络泡沫破裂到今天，Google从每天处理大约1亿条搜索发展为今天大约2.5亿条搜索，其中只有1/3的搜索发生在美国，其余都发生在世界的其他地方。随着电子港湾拍卖模式的全球化，它从2000年初的1200名雇员发展到2004年的6300名雇员。这些都发生在全球化被认为已经“结束”的时候。美国尼尔森互联网评级公司提供的数字显示，在2000～2004年间，全球因特网的使用率也增长了125%，其中非洲增长186%，拉美增长209%，欧洲增长124%，北美增长105%。
除了网络泡沫的破裂外，还有两大因素让人们看不到三重汇合。最重要的因素就是“9·11”，这对美国政体形成了很大的打击，随之而来就是出兵阿富汗和伊拉克，在战争的浓烟和网络电视上喋喋不休的辩论中，三重汇合自然很容易被人们忽略。还有就是安然公司治理丑闻和后来的泰科、世通事件，这些都让公司首席执行官和布什政府无处藏身。尽管首席执行官们在被证明无罪之前都被认定是有罪的，但一向偏向大企业的布什政府也变得小心谨慎，不敢在公众面前表现对大企业的过度关心。2004年春，我见到了美国一家大科技公司的主管，他到华盛顿是为了游说政府给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提供更多的联邦基金，进而帮助美国工业建立更为坚实的基础。我问他政府为什么不召集首席执行官们召开会议以显示对这件事情的重视，他摇了摇头，只说了一个词——“安然”。
造成的结果是：就在世界变平的过程中，三重汇合也在重新塑造全球整体的经营环境，要求我们和其他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做出很多重要的调整，可是美国的政客们不仅没有告诉公众这一点，反而还混淆视听。在2004年的美国大选中，民主党辩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是否有利于美国，布什政府赶紧封住了白宫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N·格里高利·曼昆的嘴。这是因为著有畅销经济学教材的曼昆曾经大胆地对外包表示赞同，称外包是“对亚当·斯密以来经济学家们都十分赞同的‘贸易能使双方受益’观点的最新证明……这是国际贸易的新方式”。曼昆的言论引发了一场新的竞赛，看谁能做出最可笑的回应。获胜者是白宫发言人丹尼斯·汉斯德，他说曼昆的理论“经不起经济学最基本的检验”。丹尼斯，你所说的这种检验是什么呢？可怜的曼昆从此就很少出头露面了。
因为所有这些原因，多数人错过了三重汇合。现在的确在发生很重大的变化，但在美国和欧洲并非所有人都注意到了这些变化。2004年初我造访印度之前，我也忽略了这一点，尽管我曾得到一些暗示，知道一些重大的事情正在酝酿。这些年来，我所知的最有思想的商业领袖之一就是索尼公司的主席出井伸之（Nobuyuki Idei）。只要他一说话，我就聚精会神地去听。2004年我们见过两次面，每次他那带有浓重日语口音的英语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出井伸之说，我们这个商务科技世界正在发生重大变化，有一天人们会说这种变化“就像流星撞地球导致所有恐龙灭绝一样”。很幸运的是，处于全球科技前沿的企业知道现在正在发生变化，而且像西南航空这样全球最好的公司正悄无声息地适应这些变化，以防止自己成为灭绝的恐龙。
刚开始写这本书的时候，我有时感觉自己就像是在佛罗里达州迪士尼世界的“迷离境界”（Twilight Zone），我会四处采访美国和其他国家大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和技术人员，他们会以自己的方式给我描述三重汇合的事例。但是正因为我在上面解释的原因，他们中的大多数并没有将这些告诉公众或政治家。他们要么精力太过于分散，要么太关注自己的事业，要么是没有这样的胆量。他们都知道这个秘密——但没有人想把这个告诉孩子们。
这就是没有人愿意告诉你的事实：在三重汇合的作用下，这个全新的平坦世界平台，已经开始摧毁我们的围墙、天花板和地板。也就是说，世界通过光缆、互联网和工作流软件等的联结，已经摧毁了妨碍合作的围墙。人们从来没有想到他们能一起工作，人们从未想到的工作会在国家之间流动，现在很多传统的高墙已经消失了。相同的平台也已经掀去了我们的天花板。人们从来没有想到能够把他们自己的意见上传到博客，或者上传一种新的政治视野，或者上传一部百科全书，或者上传一种新的软件。人们突然发现，作为个体，他们能够对世界产生全球性冲击。随着传统天花板的消失，人们就能够向上突破，以之前想象不到的方式获得成功。接着，地板最后也消失了。由于搜索行业的兴起，人们现在能够寻根究底，搜索到事实、引文、历史，以及从未谋面的陌生人的个人数据。阻碍我们深入挖掘过去或现在任何事物或任何个人的传统的坚硬的水泥地板已经消失了。
的确，这些围墙、天花板和地板是在一段时间内逐渐消失的。平坦化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但是在三重汇合的作用下，平坦化已经到达一个关键的集中阶段，它涉及如此众多的人物和地点。
因此让我留给你以下思考：你还记得商业媒体过去20年中一直在吹捧的“IT革命”吗？对不起，那只是序曲。过去的20年只是在铸造、磨砺和分发所有用于合作和联系的新式工具。现在真正的IT革命即将开始——就在这些工具的补充物也开始汇合在一起的时候。能够拨开迷雾、确切地给这个时刻下定义的是惠普公司的卡莉·费奥里娜，她在2004年时就在公共演讲中宣称，网络的繁荣和萧条只是“开始的结束”，过去25年对于科技领域来说只是“热身行为”，现在我们将进入主要阶段，“我所谓的主要阶段指的是科技可以改变商业、生活和社会每一方面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