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女士 谢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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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从南京到纽约(1)

埋在镇江的黄金

羊头湾,大西洋边一个宁静小镇。隔着多少年月回想,除了一片海水,还有一个故事。

那里有家中餐馆叫“顶好”,店主是一对台湾夫妻。多年前一个夏夜,我离开南京到了纽约,马上开始找工作。有个哥伦比亚大学的留学生,找到更好的事做,把“顶好”的差事让给了我。小餐馆急于要人,愿意去的人却少,路远底薪少。我毫不犹豫接下来。

店面布局合理就不显小,走道上铺着起腻的红地毯,低幽的轻音乐涤荡了俗气。靠厨房的墙上凿了个龛,供财神爷,爷脚下供水果糕点,亮长明灯。

朱老板四十多岁,身量矮而板实,走路小跨度呼呼生风,他见我到,上前笑眯眯招呼:来啦?辛苦哇!刚到不歇歇?出来就好!到了美国,美国好啊!

他回身撩开厨房外的布帘子,斜欠身子伸头喊:喂!出来!出来沙!人家,怎么称呼你?不行不行,不能叫你名字,谢小姐吧?出来见见噻!

爽净的中年女人走出来,甩着手上的水:不好意思正在备料,刚到也不歇歇?美国辛苦哎。老板娘说温软闽南语,跟朱老板的镇江扬州口音全然不同。她端起桌上的不锈钢水壶,倒了一杯冰水,杯口上的小浮冰咯啦咯啦响。南京没有走远,纽约已在眼前。离愁尚在心底,生忧逼在身旁。

星期天饭店十二点开张,朱老板招呼吃午饭。除了我,“顶好”只请一个墨西哥人,骑车送外卖兼洗碗。其余事情一应朱家人做。朱老板接电话接订单,上汤上菜。老板娘身兼大厨二厨。大厨炒菜,二厨抓码配菜。老板娘母亲择菜洗菜撕鸡皮。

吃饭时朱老板对我说:谢小姐刚来,不晓得饭店规矩,这块儿跟你说下小费的事。小费的事那个留学生跟我说过,因朱老板自己伺候客人,客人给的小费便由他收,他再分给收拾碗盘的busboy或者busgirl(餐馆勤杂工),四六开,他拿六。

他问我:谢小姐啊晓得美国小费的规矩?小费多就多点,少也没法子,美国饭店都这个样子。在南京我算是劳心者,在美国是劳力者。我能吃苦,怕脏也做出不怕的样子,没有客人时我到厨房帮老板娘干活。吃饭时我主要吃便宜的菜,鱼肉不多吃。我总是笑容满面。

朱老板对我印象慢慢不错,说,现在谢小姐晓得打工辛苦了吧?问下子,你啊成家啦?要没得呢,找个美国人结婚,要少吃不少辛苦,绿卡还有希望,我们是第一代过来的,才能让我儿子他们不吃苦,现在啊,不管店里多忙,两个小家伙就是不过来帮忙,好像他们的出息跟我们苦做的餐馆没得关系。

朱老板的镇江口音让我分神,眼前是他的人,心思已去了镇江。风光无限的焦山金山,脍炙人口的香醋肴肉,这些离我千万里远的东西,在朱老板的乡音里咀嚼着。有时吃过饭他会给我盛一杯香草冰激凌,我忽然掉下眼泪。

一天朱老板跟我说,你做事又快又好,不少事你都能顶下来,这样,以后小费跟你平分,你看阿好?我连摆着手:不用不用,说好四六开的,就四六开,我真的不要。朱老板也就没有坚持,后来对我客气很多,每次吃完饭都要我吃一杯冰激凌,周末收工多给我二十块钱,叮嘱我乘地铁当心。

那日午饭,朱老板看看四下无人的厅堂,低声跟我说:谢小姐是南京过来的?我说是啊。他问:你镇江啊有人啊?期待地看着我。

我看看朱老板,什么意思?他头朝后一仰,靠在椅背上:关系!有没得政府里头的关系?

我想了想说,要看你想做什么了,我家不在镇江,好像没有关系。这个“好像”我不该说,给了朱老板希望。

他看看通往厨房的门,说:有件事呢,现在跟你说下子,我老家在镇江,后来到台湾,顺拐又到了美国,阿十几年(二十几年)了。

“阿十几年”!乡音无改鬓毛已衰啊。二十年后我的乡音会改吗?

1979年中国改革开放,朱老板是最早回国探亲的海外侨胞。回去看谁呢?近亲不是去了台湾就是移居海外,留在镇江的又怎禁得住三番五次的运动和生老病死?朱老板沙里淘金地找到一两个远亲,以免到了镇江抓瞎。

飞机降落北京,火车直下南京,大巴径直奔镇江。他跟亲戚说,就想到老宅子去看看。1979年想找到旧居不难,镇江的市容几乎跟1949年前后一样,大规模的房地产开发和城市改造还没有开始。“十年动乱”刚结束,朱老板不知道什么叫积重难返、百废待兴,所以才会说镇江怎么跟从前不差多少的。

朱老板敲了门,对开门人客气地说,你好先生,对不住打搅,不找哪一个,我小时候在这块儿住过,出去多少年了,从美国回来探亲,想进去望望,你看啊行?添麻烦!

开门人一听朱老板正宗的镇江口音,又是从美国回来探亲,很客气,说那你进来,进来沙,不客气,随便望,走多少年啦?

旧居没有变,却也变了。破了,小了,荒了,屋顶的瓦缝中长出草来,从前严丝合缝的青石地砖,也缺了少了的,一踩一个坑,一踩一脚空,水从缺口沁上来,泪汪汪的。让朱老板最吃惊的是,那个装着他童年美好记忆的院子里,住满了生人,东厢房西厢房住着不同的人家,外面还砌起潦草的小厨房,炊烟从烟囱里冒出来。把个曾经气派的四合院,住得一塌糊涂面目全非。

记忆是靠不住的,从前是回不去的。

朱老板在院子里看了一圈,抬头细细打量那棵树,特别是树根。然后把房子也看了一遍,一扇门一扇窗都没有漏脱,斑斑驳驳的,人生风雨在那里留下瘢痕。他很想进屋看看,但又不能跟住在里面的人说,啊能让我进去望望?那是人家睡觉吃饭的地方,哪能随便望呢?朱老板望洋兴叹,不知哪一扇门是那一扇门。

朱老板把迷惘压进心底,对开门的人客气地说:细细(谢谢)你啊。就走了。

第二天朱老板找到有关方面,受到外事部门的接待。他把事情说了个大概,那老宅子是他家的祖产,当年爷爷奶奶花了多少光洋买下来的,全家十好几口子都住里面。后来都跟爷爷奶奶去了台湾,现在他人在美国,爷爷奶奶去世多年了,回来看看,这房子不知能不能要回来?

有关方面的同志对这个问题不做答复,深奥莫测而和蔼地笑。怎么是你的祖产呢?朱老板带着脆黄的房契跑了两趟政府,努力了两次,没有答复,失望回到纽约。

第二年朱老板又去了趟镇江,又到老宅去了一次,又找到政府有关方面,问了同样问题,得到同样答复。朱老板很灰心,天上飞来飞去的为一栋老宅,什么时候是个完呢?他一个小小旅美华人,有什么办法?怀着这样的沮丧,他回到了纽约。但他的心留在了老宅子里。向我打听关系的时候,他要说的就是为什么念念不忘那个破败的老宅子。

朱老板的爷爷到台湾不久就去世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奶奶也不行了,在病榻上,老太太拼足力气跟站了一圈的人交代后事,她对凑在耳边的长子说:“老——宅——子——埋——了——金——子。”说完挣扎了很久,咽气。站在一边的人先不明白什么事,等明白过来,都晚了。早点个说噻,多说几句噻。就一句:“老——宅——子——埋——了——金——子。”

埋在什么地方?房间里还是院子外?哪间房子?地下还是夹墙?外面的话在哪个方位,是不是墙角?是不是树下面?埋了多少?金条还是金块?木箱还是缸?

老太太带着她和老爷子深埋心底的秘密,客死异乡。把心神不定留给了子孙。

朱老爷子夫妻早年在镇江开酱园店。朱老板说他不晓得生意做得大不大,反正日子蛮好过就是,有鱼有肉。一个酱园店能积攒多少黄金?大致不会是很大数字,如果是很大数字的黄金,怎么埋到地里?那时早有钱庄了,大户人家用钱票,小户人家埋黄金。国民党快撤退时,一派混乱景象,什么货币都不值钱,早早晚晚地米面都买不成了。只有黄金坚挺。1949年前后买卖古玩,什么法币、金圆券、袁大头,都不作数,只收黄金。

1949年的一天夜晚,老爷子带着一家老少在镇江码头上船,离开大陆去了台湾。为什么要离开镇江,朱老板没有说,也说不清,那时他才十岁左右。改朝换代时,很多决定都是一念之差,并无老谋深算。台湾那么多年,日子过得不怎么顺心,从头来起谈何容易。很多随去台湾的人,多有不少苦衷,也说不清了。老爷子临了也不提黄金,还是老太太露了一句。还不如不露。可能老爷子认为不会走太久,日后回来挖出来就是了。没想到,再没能回去。

朱老板从中国台湾移民到美国,把祖父母和父亲对黄金的心心念念也带到了美国,可无论中国台湾还是美国,都跟祖国大陆隔江隔海,回不去。后来大陆开放了,外国人和华侨能去了,朱老板的心立刻活转,想到的第一件事,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回镇江,找旧居,摸清楚埋的黄金还在不在。

于是出现前面所提到的情景。私房收为公有,你不能买,也不能租,更不能跟政府说自己要去挖黄金。他在旧宅子转的时候,其实也弄不清黄金埋在哪个方位。老太太留下的一句话,是个谜。也许在树下?可那棵树又不像参天大树。1949年到1979年,什么树不顶天立地?即便那树下埋着黄金,他也不能拿了锹去挖,里面住的是镇江市民,他凭什么到人家院里挖地?朱老板也想过跟住在老宅子里的人商量,说服他们同意他挖,挖出来的黄金分给他们一点。可转念想想,那是很愚蠢的念头,人心怎么测?

万一黄金埋在房子里头就更麻烦。哪家人搬出来让他进去挖?那么多房间,不能一间一间挖吧?所以朱太太经常摔一句话说:真不晓得老太太怎么想?要么不说,要么说全,这不弄死人吗?

忽然碰到我这个到美国打工读书的,故城南京离镇江不远,一段日子看下来觉得我不那么贪心,就跟我说了这个心思:谢小姐,你啊能找个男的留学生,愿意跟我去镇江?人要靠得住,跟我去把黄金挖出来!挖出来把他一半,你的这份我们两边出把你!你看呢?

我没有答话。

朱老板想把饭店生意放一放,让老婆和丈母娘顶着,自己回镇江做长期打算,先租个地方住下来,慢慢争取把整个旧居租下来,不是不能买吗,租总可以吧。只要住进去,事情就好办了,大门一关,随便在里面怎么挖。

这个计划他一个人不能完成。靠两个儿子?他们自小长在美国,根本不了解中国,不会跟他去挖地道,听了只是笑笑。但两袖清风到美国留学的人不一样,急需要钱,年轻,身体好,脑子灵光,重赏之下没有勇夫勇妇?但朱老板没有想过这里的风险。倒也不是一应的麻烦和困难,而是谁能确保那栋老宅子下面,一定埋着黄金?埋了多少?不多的话值得回去挖吗?开个酱园店,就是有一千两黄金,又怎么样呢?多的话怎么装在箱子里带走?

这么一问朱老板,他也点头,说也是,你有道理,但这个是我爸爸说把我听的,应当没的错。

我问他为什么老太太不早点说,脑子清楚的时候说,不是就没有麻烦了吗。朱老板说:就是这话嘛!

我建议他去找当地政府说明情况,开放了,也许能正大光明回去挖呢?朱老板哈哈大笑,说小姐啊你真天真,哪有人会挖了黄金出来就归你啦?这种事情就是在台湾,也是不能保证的呢。

我说:你不是说是你家的吗,不是你家你怎么会知道那个旧宅子呢?不是有房契吗?

朱老板说这是你的道理,到镇江就不是这个道理了,要挖黄金只能偷偷挖,挖出来偷偷带走。可是朱老板想的还是挂一漏万,没有想到黄金挖出来,怎么带出海关,十斤八斤也许行,还要藏好不被发现。可是十斤八斤的黄金值得千里迢迢从美国回去吗?

能想到的挖黄金须知和困难,我一句句说出来,把朱老板的兴头给说掉了,问题实在很多,难度实在很高。没有万全之计。朱老板喟然长叹。

打工的日子里,朱老板时不时提到埋在镇江的黄金,口气无限惋惜,也有怨怼,怪老祖宗不该把黄金埋在宅子家院里,一旦住人就进不去了。他自言自语说,金子要埋在院子的树下面,不是省事多了吗?午饭后的时间多是择菜,为晚饭备料。我边择豆角边说,埋在外面就更没法挖了,里三层外三层站着人看你挖?真有黄金,挖出来能拿走吗?黄金上又没有刻着“朱”,就是刻着“朱”,镇江姓朱的又不是你一家。朱老板恍惚地点头:就是这话,就是这话。

那是一个苦闷的夏天,人生地不熟,完全忘记本来的自己是个什么自己。好在朱老板一家人对我不错,没事就说几句埋在镇江的黄金,这是一个梦想,也是一点乐趣。他无限的感叹舒缓了我的惆怅。原本觉得朱老板自己开餐馆,挣的钱一定不少,可再想想那也是他的辛苦钱,如果他挣的钱多得不得了,还会对埋在镇江的黄金念念不忘吗?

一天,朱老板五短手指拍在桌子上,决绝地说:算啦!谢小姐,这个事情,日后不提了,只当没得这个黄金!老太太要不留一句话,还不是日子照过!你真找到了,要来分的人忽然就多了,怎么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