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大精神与清华传统
（2011年4月8日）
今天，我与大家一起回顾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简称西南联大）的历史，回顾清华大学的传统。4月24日清华大学百年校庆，将举行一场隆重的庆典。我们清华经管学院组织了一项有意义的校庆活动，就是“清华一百年，重走联大路”。这项活动始于去年的11月份，沿着先辈们的足迹，步行从长沙经贵阳到云南。今天也有多位参加这项活动的清华EMBA的同学和老师到场。他们在旅途中共同回顾、重温当年的艰苦历程。
这场讲座是此次活动的组成部分，是重走联大路的系列讲座之一。今天的讲座由清华经管学院EMBA教育中心安排，题目是他们拟定的，叫作“联大精神与清华传统”。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我自己在这方面颇感学识有限。不过今天也想借这个机会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我理解的联大精神和清华传统。西南联大在北归的时候留下了一所学院，就是师范学院，也就是如今的云南师范大学。就此而言，我们是血脉相连的学校。
在这一场合，在这一时刻，我想围绕联大精神与清华传统，与大家分享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感悟、理解、行动。
一、感悟
感悟是由重走西南联大路时想到的。昨天，我参加了云南一段的步行，一共走了五个多小时，在嵩明县界内翻越了一座大山。一路上我们都在畅谈西南联大。昨晚，我们在百邑中学还特别举办了一场“西南夜话”沙龙，主题就是“教育反思”。
今天我们之所以如此重视当年的西南联大，正因为它在教育上所取得的非凡成就，不仅铸就了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段辉煌，也成为世界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刚才我也前往你们的老校区，参观了西南联大的旧址，目睹了当时留下的纪念碑等各种文物，深受感动。
我最早听说西南联大是在什么时候呢？追思良久，我忽然回想起来，最初听到这个名字，还是在我上清华之前，是从梁从诫那里听到的。也许，在座的同学不一定知道他是谁，但你们想必都知道他的父母——梁思成与林徽因，梁从诫正是他们的儿子。梁从诫的太太方晶，是我小学一年级开始的英语老师，所以我常去他们家。当然，他会提到西南联大。在20世纪70年代的时候，我们根本没有有关西南联大的书籍、研究文献或资料，只是隐约知道，历史上曾经有过这么一所学校，叫作西南联大。其实，我作为1977级“文革”后的第一届大学生考入清华大学的时候，尽管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之间有着这么深厚的情感和渊源，但当时对西南联大也几乎一无所知。
昨天晚饭时分，我们来到百邑中学，正值学生下课。我步入了一间教室，是初一学生的课堂。我环顾四周，发现一些学生正遥望窗外的群山。这使我一下子就回想起自己念初一时的情景。时值“文革”，我随父母从北京来到贵州。在贵州，我上学也要走很远的山路。这对我来说也是一次南渡。无论如何，重走联大路触发了我童年的回忆，产生了似曾相识的感受，特别是眼见周围的红土地，带着鲜明的云贵高原特点，让我瞬间回到了几十年前。
这次重走联大路为我提供了一次机会，督促我阅读关于西南联大的书籍，并拜访当年西南联大的一些人。4月1日，在清华经管学院举办了一场新闻发布会，会上特邀两位与西南联大有紧密关系的老人，当年都是年轻有为的青年，一位是闻一多先生的儿子闻立鹏先生，另一位是西南联大时的学生何兆武先生。他们两位在新闻发布会上做了十分精彩的回顾讲话，让这次活动更加充满了历史意义。
活动进程中，我也尽量去阅读有关西南联大的书籍。其中最早的一本是1946年西南联大学生出版社出版的《联大八年》，这可能是关于联大的第一本书了，因为第一版出版时，学校还没有迁回北平，历史记载十分清晰。我看到的最近一本书是今年1月出版的《南渡北归》，著名作家岳南所写，这本书分若干册，其中第一册专门提到西南联大的一些人和事。我还看过《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一九三七至一九四六年的北大、清华、南开》，1996年出版，2006年修订。还有一本是清华大学一位副校长送给我的2008年出版的《我心中的西南联大：西南联大建校70周年纪念文集》。我还浏览了一些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的简讯，以及谢泳写的《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等。
我从中产生了哪些感悟呢？第一个感悟是，我确实看到并学到了许许多多以前所不知道的往事。我是1977级的清华本科生，那一级在1978年春季入校。我在清华念了三年半，后来提前毕业赴美国留学。但在这段时期，说实在的，对于老清华、对于西南联大基本上不了解。那时候“文革”刚结束，还没有来得及重新整理这些历史。所以，关于老清华以及西南联大的不少情况，实际上是在我回清华后的这几年，特别是过去几个月中才通过阅读了解到的。其中一个缘由或情结，就与我们清华百年校庆在即有关。
我读到，1941年4月，在昆明庆祝清华三十周年校庆时，外国大学纷纷发来贺电。其中一封贺电电文中有一句话写道：“中邦三十载，西土一千年”，惊叹中国高等教育，特别是清华的快速发展，三十年走过相当于西方一千年所走的道路。这是对清华的崇高赞誉。严格地说，三十年中前面十几年办的是中学和大学预科，叫作清华学校，办大学本科是从1925年开始。这么短时间就取得了这么大的成就，确实不易。
有一张1941年清华三十周年校庆时七位清华教授的照片反映了当时的情况。照片拍摄地是昆明迤西会馆，此会馆是当年西南联大工学院所在地，我是在今天早上参观老校址的时候获知的。照片上面有一块刻着“百年树人”这几个字的匾。照片上的七位教授就是当时清华大学的领导班子。当时西南联大设有一个大学的管理团队，同时三所学校还保留各自的管理体系。照片中，左边第一位是工学院院长施嘉炀，第二位是教务长潘光旦。这里所说的头衔都是指当时在清华大学的职务，潘光旦既是清华的教务长，又是联大的教务长。左边第三位是陈岱孙先生，他于1926年获得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他当时是法学院院长，兼经济学系系主任。我们清华经管学院的源流就是老清华经济学系，于1926年成立。右边第三位是吴有训，理学院院长，也是物理学系系主任。右边第二位是冯友兰，文学院院长，西南联大纪念碑上的文字就是他题写的。右边第一位是叶企孙，特种研究委员会主席。也许在座各位不熟悉这个名字，但大家都知道“两弹一星”的23位功臣，其中一半或者是他的学生，或者是他学生的学生。他一手创建了清华的物理学系，亲任物理学系系主任、理学院院长，应该说缔造了中国的物理学专业。这里面每一位都是大师，其中施嘉炀、潘光旦、陈岱孙、叶企孙都是早年清华学校的毕业生。最后，中间的那位梅贻琦是清华建立之前的“庚子留学基金”的第一批留美学生，时任清华大学校长。这张照片弥足珍贵，记录了那段难忘的时期。
这些情况我在清华读书时是不了解的。只是多年以后，等我再回到清华担任经管学院院长，以及我们重走联大路的时候，才又重新进行“挖掘”。后来我发现，其实这可能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中央电视台主持人柴静去年（2010年）3月30日的一篇博文被广泛传播，点击量达二十多万次，标题是“而我却今天才知道他的存在”。这里的“他”正是叶企孙。这篇博文后面的跟帖十分踊跃，非常之多。她说，她从来不知道这么一个人，突然发现这个人并对他进行了一番描述后，收到了异常热烈的反馈。何止像柴静这样知名的主持人，即便是清华人，我们在座的各位同学之中，又有多少人知道他的存在？或者与他在一起的上百位联大教授们的存在？我觉得，这项活动很有意义，为我们提供了一次重新深入认识那段岁月、那个世界的机会。
我的第二个感悟是，在过去的若干年间，猛然间，关于西南联大的各类书籍如潮水般涌来，不仅包括西南联大还有关于老清华、老北大等的书籍。我借用一些书名来刻画这些书的主题：《逝去的年代》、《消失的大师》、《不再有的学子》，等等，反映了某种失落情怀。消失的是一大批教师，一大批学生，不是一两个，不是个别的。这种情怀的流露来自各种不同角度，有的是历史学家去研究，有的是校友做回顾。而这些清华大学或西南联大的大师中，只有校长梅贻琦后来远走他乡，其他人都留在了大陆，但他们在日后的岁月中都经历坎坷。从后来的记载看，在“文革”中，潘光旦、叶企孙这两位大师，在离开人世之际都格外凄惨。大家恐怕都没有听说过潘光旦的名字，但是提起费孝通，可能无人不知，而潘光旦就是费孝通的老师。我看书中的记载是，潘光旦最终是被费孝通抱着，死在他的怀里。最近，我也格外注意到叙述陈岱孙的生平往事，这是出于我个人对他的敬重以及他对我们学院的影响。他在清华担任经济学系系主任、法学院院长，在抗战胜利后从昆明返回北平的时候，他先行回来一年，组织并主持“清华校舍保管委员会”工作。清华复原后的1945—1946年间，他负责从日本人的手里把所有的财产接收过来。但我也发现，20世纪80年代以后他在每年校庆都会返回清华，却从不曾回去他住过多年的新林院3号。从中似乎也可以感悟到，他对其中许多辛酸历史不愿加以回味。
我的第三个感悟是，这些书如此火爆热销，实属一种并非正常的现象。如此众多的书籍追述一所仅存在八年的学校，与其说是对当年的赞美，还不如说是对目前教育的失望。再请看一下书名：追忆叶企孙的书《最后的大师——叶企孙和他的时代》，介绍陈寅恪和傅斯年的书《大师之后再无大师——陈寅恪与傅斯年》，《南渡北归》的全名叫作“大师远去再无大师——南渡北归”。浏览这些书名，特别是作为教师的我们，心里会很不舒服，感到难过。为什么是“最后的”大师？这以后为什么就再也没有了？
也许这是图书出版商的一种炒作，但我觉得也不完全是。我很难想象在某一经济领域，人们可以无休止地歌颂70年前的辉煌。谁能给我找出其他一个行业来，汽车行业、金融行业还是房地产行业？不会的。唯独教育界，特别是高等教育。为什么对教育界会有这么多人写这么多书，去称赞70年前的一所大学？
这些都是我在重走联大路的前前后后的一些感悟，不成系统，完全是看到一张照片、一段文字，甚至一个书名后，有感而发。但我认为很有必要，它促使我们去进一步思考，到底什么是联大精神？什么是清华传统？
二、理解
我所理解的联大精神和清华传统，不可避免地会很片面也很肤浅。因为毕竟只是在最近一两年内，才恶补了一些这方面的相关知识。毕竟我自己长期从事的是经济学研究。现在，介绍西南联大八年的书籍不计其数，我看了一些。然而我发现，将联大和清华联系在一起的书却很少，而我今天就想讲一讲对这方面的理解和思考。
西南联大成就斐然，引人瞩目，特别是它处于极其艰难困苦之中，在国家危难时刻，在人的生命难以得到保障之时，取得这样耀眼的、被日后证明的成就。我的第一个理解就是，联大不是孤立的。不仅是因为抗战的艰苦反衬出联大的这些成就，而是以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所学校为代表的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在到达长沙和昆明之前的努力和积累，最终铸就了联大的辉煌。
我们可以举出许多数字：联大培养出来的学生日后有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四位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六位“两弹一星”专家，173位两院院士，等等。但西南联大并不是在昆明一天之内建成的，它和清华之间有一种重要的传承性、连续性。我列举杨振宁的例子。
杨振宁于1938—1942年在昆明西南联大就读本科，1942—1944年继续在清华念研究生，1945年赴美国芝加哥大学留学，1957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这一听便知是西南联大培养出来的优秀毕业生，事实确凿，脉络清晰。但很多人也就到此为止，而我想深究一下。杨振宁曾多次在不同场合讲过：“我从西南联大一毕业就前往美国留学，所学的知识和西南联大时期完全吻合、衔接。没有遇到丝毫困难，因为当时我学到的是物理学最前沿的知识。”所以他用两三年时间拿到了博士学位，后来执教做研究，1957年就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那么，我们不禁要问：“他怎么会在西南联大受到这样的教育呢？”
杨振宁的硕士论文是在物理学家、西南联大教授王竹溪指导下完成的。王竹溪是1929—1933年清华大学物理学系的本科生，1933年毕业后赴欧洲留学，20世纪30年代接触到了最新的物理学前沿领域，回国后在西南联大任教，正好教了杨振宁，至少我们有了往前一步的解释。
王竹溪的知识又来自哪里呢？他在清华时的老师就是那位叶企孙教授。叶企孙教授于1918年清华毕业，1923年在哈佛大学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1926年清华成立物理学系的时候，他是第一任系主任、理学院院长，也正是他把当时最先进的物理学知识带回来，教给了王竹溪。所以，我们追溯到了1918年。
那么，又是谁教了叶企孙呢？就是前文所提照片中间的梅贻琦先生。1909年他获得庚子赔款奖学金留美学习物理，1915年到清华任教。叶企孙是1918年从清华毕业的。所以梅贻琦又是叶企孙在清华的老师。
这些是分散在各处的故事，我把它们串联了起来。这些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杨振宁在1957年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而他在西南联大接受了本科教育，实际上这颗“种子”在五十年前的1909年当梅贻琦出国时恐怕就已经种下了。所以我想说明的是，西南联大的辉煌与此前的清华在真正意义上是一脉相承的。当然，我所列举的只是一个例子。至于别的学科，我未做研究，不便判断。但至少在杨振宁的物理学例子上，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一点。
在西南联大成立之前，清华经历过国立清华大学从1928年到1937年的九年时间。在此之前，还有十八年即1911年到1928年间叫作清华学堂、清华学校，如今我们庆祝清华大学一百年，严格来说，应该称作“清华一百年”，并非大学一百年。清华办大学始自1925年，但清华诞生于1911年，即清宣统三年，当时叫清华学堂，1912年改名为清华学校。清华在1911年建校之前，还有“庚款”留学生的渊源，第一批（1909年）中便有梅贻琦。西南联大恰好是清华前三十年历史发展的一个延续。于是我就能理解到，联大精神与清华传统确实是紧密相连的。因而我们这次活动就叫作“清华一百年，重走联大路”。我想，它并不是一句口号，而是具有深刻厚重的历史意义。
第二，进一步理解联大精神。尽管这种精神被赋予了大师论等各种论说，五花八门，但是以我自身体会、理解，认为有两条可能最为根本，可以概括西南联大的精神。而这两条由两位清华教授、西南联大教授做过深刻的阐述。
第一条联大精神是：爱国奉献、民族责任。关于这一点，我想引出陈岱孙先生的例子。他1920年毕业于清华学校，1922年在威斯康星大学获学士学位，1926年在哈佛大学获博士学位，1928—1952年在清华经济学系任系主任，1929年起任法学院院长，1945—1946年间担任清华校舍保管委员会主席。成立于1926年的清华经济学系是我们1984年成立的清华经管学院的源流，陈岱孙也是对我们学院最有影响的两人之一，另一位是我们学院的首任院长朱镕基。
在1995年，陈岱孙先生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一九三七至一九四六年的北大、清华、南开》一书作了序（1995年6月17日），这本书恐怕算是过去一二十年中所出版的此类图书中相当具有权威性的著作了。下面我引用他的一段话：
回顾一下，不久人们就不得不承认：西南联大，在其存在的九年中，不只是形式上的弦歌不辍，而且是在极端艰苦条件下，为国家培养出一代的国内外知名学者和众多建国需要的优秀人才。西南联大，这所其实体虽然今日已不复存在的大学，但其名字所以能够载入史册，其事迹所以值得人们纪念者，实缘于此。
我们不得不把这成果归功于同学的求知愿望和教职员的敬业精神。而这两者实植根于以爱国主义为动力的双方共同信念和责任感。其一，为联大师生对抗战必胜的信念……其次，是联大师生对国家和民族前途所具有的责任感。
这两者：身处逆境而正义必胜的信念永不动摇；对国家民族前途所具有的高度责任感，曾启发和支撑了抗日战争期间西南联大师生们对敬业、求知的追求。这精神在任何时代都是可贵的，是特别值得纪念的。
我们今天知道的那么多的西南联大教师和学生可歌可泣的故事，西南联大成为“学术重镇、人才摇篮、民族堡垒”的历史，都是与当年联大师生们的敬业追求和强烈的责任感分不开的。
陈岱老说的这段话，用我们今天的话表述就是：爱国奉献、民族责任。他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一是爱国，二是责任。我觉得，他在序言中所述比我们通常的理解要深入得多，也全面得多。第一，他所说的“对国家民族前途所具有的高度责任感”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不是排外。这些学者留学美国，几乎大都学成后立即回国，回国后他们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会通中西，为了民族生存而奋斗。他们关心国家命运，这正是他们爱国的表现。第二，它不是只对国家歌功颂德，他们对国家的尖锐批评，更是爱国。第三，在到底是应该吸收一些眼前有用的抗战知识，还是汲取那些更利于长远的知识这个问题上，他们并不只顾及眼前，尽管当时国家需要进行抗战，但更需要立足长远而储备人才。西南联大校歌中就有这样一句：“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需人杰”，意思是未来国家需要人才，应当安心读书。
我觉得，西南联大师生包括那一批大师们的共同特点是，一代知识分子的民族责任感极其强烈，特别是在面对外族入侵的时候，表现得尤为突出。同时，他们肩负着中华复兴、长远发展的重任。实际上，从后来的事实来看，爱国奉献、民族责任也一直贯穿于他们的整个生涯之中。当日本大举入侵之际，为什么要迁往昆明这个地方？就是为了保留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避免被外族毁灭。我认为，爱国奉献、民族责任是联大精神的第一条。
第二条联大精神是：独立精神、自由思想。这就要提到另一位清华和联大的教授陈寅恪，他是清华大学历史系和中文系的合聘教授。1929年6月3日，清华大学国学院为两年前去世的王国维树立了一块纪念碑，碑文就由陈寅恪所撰，他在碑文上写道：
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彰；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这其中“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就成了清华传统中非常重要的十个字，通常也缩写成八个字，就是“独立精神，自由思想”。
前一段，我又重读了何兆武先生的《上学记》一书。上个星期我们请他来参加了重走联大路的新闻发布会。何兆武先生在联大读书七年，四年本科，三年研究生，读了土木、外语、历史、哲学四个系。我在此引用他的几段话：
1939—1946年，我在西南联大度过了整整七年，读过四个系，现在回想起来，那是我一生中最惬意、最值得怀念的好时光。
他还提到一位院士——邹承鲁院士：
邹承鲁院士是西南联大的学生，对生物化学非常有贡献，60年代轰动一时的胰岛素就是他们搞成功的。我看过一篇记者的访谈，记者问：“为什么当时条件非常差，西南联大也不大，却培养出了那么多的人才？”他的回答非常简单，就是两字：自由。我深有同感。那几年生活最美好的就是自由，无论干什么都凭自己的兴趣，看什么、听什么、怎么想，都没有人干涉，更没有思想教育。
他又说：
学生的素质当然也重要，联大学生水平的确不错，但更重要的还是学术的气氛。“江山代有人才出”，人才永远都有，每个时代，每个国家不会相差太多，问题是给不给他以自由发展的条件。我以为，一个所谓好的体制应该是最大限度地允许人的自由。没有求知的自由，没有思想的自由，没有个性的发展，就没有个人的创造力，而个人的独创能力实际上才是真正的第一生产力。大学之所以是大学，就因为它具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这就说出了大学的本质。为什么呢？大学不同于其他组织，是出思想、出学问、追求真理、教书育人的地方。如何不同于企业、政府等其他组织呢？因为所有其他组织，几乎全部使命都是关于眼前的事情。哈佛大学校长福斯特（Drew Faust）几年前在一次演讲中曾经说过，“大学与所有这些组织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主要不是关注现在，而是关注过去和未来”。所有其他组织多是关注眼下的事情。但大学不是。关注过去就是研究历史，关注未来就是思考人类的前程和命运。因此，大学教师应该享有最大的思想自由。
在《我心中的西南联大》一书中，著名学者任继愈，也是西南联大的教师，在序言中引述了发生在西南联大的一个有名的故事。1939—1946年间任教育部长的陈立夫，曾三次电令西南联大，督促联大课程设置要依照教育部的统一规定来安排。结果，西南联大的教授们不以为然，拒不同意，并委托冯友兰起草了一封信，据理力争，表明西南联大不需要由教育部来规定课程该怎么上。
清华校友资中筠这样描述：
1940年冯友兰受西南联大教授委员会的委托给当时教育部长陈立夫写的那封信最集中体现了这种传统与现代精神的结合。那件事起因是教育部下达指令，要审核大学的课程和实行统一考试，受到全体教授的抵制，委托冯先生起草回绝函。信是典雅的古文，套用诸葛亮《后出师表》的语气，内容是据理批驳教育部的指令文件，通篇贯穿现代教育独立于权势的理念，掷地有声。特别指出如果按此规定办理，大学将等同于教育部高教司的一个科，大学教授在学生心目中将不如科员，受到轻视。结果教育部的指令就此被顶回，学校保持了独立。这里讲的是一种精神。
冯友兰起草的信是这样写的：
1940年西南联大校方致教育部陈立夫部长的公文：敬启者，屡承示教育部二十八年十月十二日第25038号，二十八年八月十二日高壹3字第18892号、二十九年五月四日高壹1字第13471号训令，敬悉部中对于大学应设课程及考核学生成绩方法均有详细规定、其各课程亦须呈部核示。部中重视高等教育，故指示不厌其详，但准此以往则大学将直等于教育部高等教育司中一科，同人不敏，窃有未喻。夫大学为最高学府，包罗万象，要当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岂可刻板文章，勒令从同。世界各著名大学之课程表，未有千篇一律者；即同一课程，各大学所授之内容亦未有一成不变者。惟其如此，所以能推陈出新，而学术乃可日臻进步也。如牛津、剑桥即在同一大学之中，其各学院之内容亦大不相同，彼岂不能令其整齐划一，知其不可亦不必也。今教部对于各大学束缚驰骤，有见于齐无见于畸，此同人所未喻者一也……盖本校承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之旧，一切设施均有成规，行之多年，纵不敢谓为极有成绩，亦可谓为当无流弊，似不必轻易更张。若何之处，仍祈卓裁。此致常务委员会。
这是西南联大保持“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一个十分重要的例子。
所以这两条，一条是爱国奉献、民族责任，另一条是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是我所理解的联大精神和清华传统中的精华与根本。我觉得，通过这次“清华一百年，重走联大路”活动，我们回顾历史，希望找回这两条精神的内涵实质，继承、发扬联大精神。我觉得这种意义，不仅仅在“劳其筋骨”，虽然路上千辛万苦，更重要的是，可以重新沉淀我们的思想。这就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第二方面，就是如何理解联大精神和清华传统。
三、行动
陈岱孙那级1920年的清华毕业生赠送给清华的日晷保留至今，上面所书“行胜于言”四个字。所以，我们不仅要反思教育，还要付诸行动。事实上，清华经管学院过去这些年一直都在努力地推进各方面改革。我们现在拥有清华最好的生源。过去几年云南省的多位状元都就读我们经管学院。2005年的云南省状元再过两个月就将前往哈佛大学攻读金融学博士。我们有如此优秀的学生，我们是否能够提供给他们高品质的教育呢？七十年前，至少在最顶尖的大学——西南联大，我们的本科教育水平已如此接近世界一流，那么今天呢？我们学院一直在思考和行动。今天，我想跟大家简略地汇报其中的一些方面。
首先，我们要明确人才培养观念。提到人才，其实包含两方面内容：一个是“人”，一个是“才”。我们把“人”和“才”放在一起，往往容易重视了“才”，却忽视了“人”。在这一点上，我们学院的老院长朱镕基有过非常精辟的论述。1992年清华电机系建系六十周年时，朱镕基作为1951级清华电机系毕业生写信祝贺，特别抄录了四十年前电机系系主任章名涛教授讲过的一段话：“你们来到清华，既要学会怎样为学，更要学会怎样为人。青年人首先要学‘为人’，然后才是学‘为学’。”今天早上，我们在参观老校区的时候也看到了章名涛教授的名字，西南联大的老教授，清华电机系系主任。随后朱镕基写下了下面的话：“为学在严，严格认真，严谨求实，严师出高徒。为人要正，正大光明，正直清廉，正己然后正人。清华电机系行年六十，弟子六千，为人为学，人才辈出。值此建系六十周年大庆，敬录章师名言，愿与同学共勉。”
下面我念一段爱因斯坦1936年在庆祝美国高等教育实际上是哈佛建校三百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这段话堪称名言，概括了他关于高等教育的基本思想。他说：
有时，人们把学校简单地看作是一种工具，靠它来把大量的知识传授给成长中的一代。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知识是死的，而学校却要为活人服务。它应该发展青年中那些有益于公共福利的品质和才能。但这并不意味着个性应当被消灭，而个人只变成一只蜜蜂或蚂蚁那样，仅仅是社会的一种工具。因为一个由没有个人独创性和个人志愿的规格统一的个人所组成的社会，将是一个没有发展可能的不幸的社会。相反，学校的目标应当是培养有独立行动和独立思考的个人，不过他们要把为社会服务看作是自己人生的最高目的。
另外，我也要反对认为学校必须直接教授那些在以后生活中要直接用到的专业知识和技能这种观点。生活所要求的东西太多种多样了，不大可能允许学校采取这样的专门训练。除了这一点，我还认为应该反对把个人当作死的工具来对待。学校的目标始终应当是：青年人在离开学校时，是作为一个和谐的人，而不是作为一个专家。照我的见解，在某种意义上，即使对技术学校来说，这也是正确的，尽管技术学校的学生将要从事的是一种完全确定的专门职业。培养独立思考和判断的一般能力应当始终被放在最重要的位置，而不是专门知识的获取。如果一个人掌握了他的学科的基础理论，并且学会了独立地思考和工作，他必定会找到他自己的道路，而且比起那种主要以获得细节知识为其培训内容的人来，他一定会更好地适应进步和变化。
在当前急功近利、心浮气躁的社会大环境中，我们更要思考“人”和“才”的关系。为人与为学之别，育人与育才之别，至今没有受到重视。往往是把教育局限在出才上，实际上是重才而轻人。
我下面以清华经管学院的本科教育改革为例，说明我们的行动。我们学院设定本科教育的目标有两条。这与我们现在常说的“培养拔尖创新人才”不完全一样。我们说，要把我们的每一位学生培养成为具有良好素养的现代文明人，同时创造一种环境使得杰出人才能够脱颖而出。所以，我们在两方面都要努力。作为清华大学本科教育改革的一个试点单位，我们学院形成了一条基本思路和途径，我们把它概括为“通识教育与个性发展相结合”：一方面是通识教育，另一方面是个性发展。
第一方面是通识教育。我们把通识教育定位于价值塑造、能力培养和人类核心知识获取。价值塑造极为重要，刚才讲到了社会责任感、民族责任感等，都与之有关。除了传授知识以外，大学要重视能力培养。这些年来，我在多个场合反复强调了三种能力：好奇心、想象力和批判性思维。去年（2010年）9月，在清华大学全校本科生开学典礼上，我代表教师发言，就特别强调了这三点，认为它比知识获取更重要。
在过去的两三年中，我们对本科一二年级的课程进行了较大幅度的改革。既然考虑将育人放在育才的前面，我们就应该安排相应的课程。无论是什么专业，只要是清华经管学院的学生，就都应该具备一定的素养。除了思想政治理论课外，我们把通识教育的课程划分成两类：一类是基础技能课程，另一类是通识教育核心课程。
第二个方面，我们在培养人才的时候，非常重视个性发展。所谓个性发展，就是融合学生的个性发展并对学生加以个性化的培养。每一个人都不一样，需要个性化的培养。以前我们称之为因材施教。但是以前所说的因材施教，无非就是让学习好的同学先学一点，多学一点，学深一点。我们需要重新解释因材施教，那就应根据每一个人的个性特点，让其自由发展。因此，我们甚至都不提“培养人才”，而是说让人才能够在良好的环境中自然成长。这是一个重要的思路改变。在过去几年中，我们学院一直在尝试“个性发展”的各种新措施。
这些年来清华经管学院推进的一些改革举措，是与我们理解的育人和育才之间的关系相一致的。我们清华的一个好传统是“行胜于言”。过去几年我们就是在做改革，在行动。应该说我们还处于探索阶段，虽然遇到很多困难，但我们一直没有放弃。我们充满信心，因为我们深知，这是符合联大精神和清华传统的。
西南联大只有八年，加上长沙联大那段历程总共也不过九年，在清华百年历史中只占不到10%的时间。但是，它的意义以及在清华百年校史中的位置，却远远超过10%。准确地说，它无法用数字来衡量。因为联大精神就是清华传统，不仅贯穿一百年，而且二百年、三百年，甚至更长久。
“清华一百年，重走联大路”的意义就在于，通过一系列活动，弘扬联大精神，继承清华传统，以过去一百年的成就，激励新百年再创辉煌。
再过两三个星期，清华将迎来百年校庆的正式庆典。校庆除了庆祝之外，还应该反思。我们重走联大路，不仅是体力上的体验，更是思想上的反思。重走联大路的深层意义就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