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清华的社会科学

（2011年12月）

2011年不仅是清华的百年校庆，同时也是老清华社会科学的四个学科——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和心理学建系85周年志庆之时。这四个系都是清华兴办本科教育后在1926年成立的第一批学系。1926年4月8日，清华第九次教职员会议通过赵元任教授关于“本校学程以学系为单位”的提议。接着，4月26日，清华学校评议会决定首先在前一年已经设立的大学部设立17个系，其中11个系先行设立专修课程，这其中就包括社会学系、政治学系、经济学系和教育心理学系。4月29日，教授会选举产生了各系系主任，陈达为社会学系系主任，余日宣为政治学系系主任，朱君毅为心理学系系主任。经济学系首任系主任是朱彬元。清华社会科学开始以学系的建制方式开展学术活动。在此后的十数年间，清华社会科学学者潜心治学，勇于创新，很快便使清华社会科学国内领先、海外闻名。

说老清华的这四个社会科学学科在当时是全国高校中最好的，这样的评价并不为过。这些学科虽然都是从西方引进的，但是，清华教授们绝不是简单拷贝，他们倾注了心血，有独到的创建，给予了中国实验场新的阐释。老清华社会科学的发展，与人文（文、史、哲）不同，其路径与自然科学的发展倒颇为近似。两者都属于实证科学，都强调研究的成果需要经过实验的证伪或证实。可以说，老清华社会科学的四个学科都是清华中西会通、文理会通传统的典范。

说起老清华的文科，以往，人们的印象中就是“国学研究院”和“文学院”。过去的20年中，已经有很多介绍老清华文学院、国学院的文字，有的似乎已经变成了“神话”。但是社会上，包括在学界，对老清华的社会科学的研究和教学力量却知之甚少。比如说，当年国学院的四大导师中，有三位（梁启超、王国维和赵元任）其实都教过心理学。迄今还没有专门写老清华社会科学的书或章节。这是为什么呢？其中有若干原因，有些是超出大学、学科、学术范围的深刻的社会原因。

首先，从老清华的历史来看，社会科学的若干系分散在几个学院。经济学系和政治学系设在法学院。社会学系曾设在文学院，在西南联大时期先属文学院，后改属法学院，复原后仍设在法学院。心理学系先是在理学院，西南联大时期同哲学系合并为哲学心理学系，设在文学院，复原后重归理学院。社会科学的各学科从来没有单独地放在一个学院。所以没有被合并在一起介绍。

其次，从社会科学在中国产生、演变的历史沿革来看，也是支离破碎的。老清华社会科学的各学科在1952年院系调整以后，更是遭到灭顶之灾。经济学系调整到中央财经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和政治学系调整到了北京大学、中央民族大学等；心理学系调整到了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心理专业。因此，老清华社会科学各学科的发展基本上都被中断了，恢复后的学科的发展要想与历史上老清华的发展接轨，也相当艰难。

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以来，社会科学逐渐在中国成为显学。但是作为一个整体，社会科学经常同“人文”混淆。比如在官方的正式用语中，最常用的是“哲学社会科学”、“社会科学院”等，在这样的语境中是不区分“人文”与“社会科学”的。另外，无论是官方还是普通大众最为频繁使用的“文科”一词，不仅混淆了“人文”与“社会科学”，也混淆了“社会科学”与“应用文科”(比如商、法等）。

直到今天，在国家的学科分类中，经济学是一个门类；政治学、社会学在法学门类中；心理学既设在教育学门类中，又设在理学门类的生物学一级学科下。这就在正式的系统内，包括学科评估、科研经费配置等方面把社会科学拆散了。

最后，目前中国各大学中的社会科学学科大多分散在若干学院里：经济学通常设在经济学院或经济管理学院中，政治学设在公共管理学院或国际关系学院，社会学独立成系或设在公共管理学院、社会人口学院，心理学独立成系或设在理学院、生命科学学院。在原来的工科院校变成综合性大学或科技大学之后，纷纷成立了“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但是，人们通常将其简称为“人文学院”，所以产生了“只知有人文、不知有社科”的现象。这也是日常用语中“社会科学”不成为一个整体的原因。

在编辑这本书时，我们第一次把老清华的四个社会科学学科——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放在一起来回顾。这样做有一个非常大的好处，就是我们可以发现其中的共同特点。而这些共性恰恰反映了社会科学之所以不同于“人文”和“自然科学”的地方。同时，我们也可以发掘出老清华在社会科学上的独特贡献。从这样的视角观察，使我们对老清华的社会科学的认识能够提高一个水平，同时也希望成为目前清华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个新起点。

下面，我们尝试着概括出老清华社会科学学科的四个共同特点，希望与读者共同研究探索。这四个共同特点是：（1）科学的研究方法；（2）国际视野和国际学术标准；（3）注重对当时中国问题的研究；（4）独立之精神。在我们看来，这也正是老清华的社会科学对现代中国社会科学的四大贡献。

第一，科学的研究方法。这就是运用培根以来的实验科学或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来研究社会现象、社会问题和社会行为。老清华的社会科学，在科学研究方法方面的贡献令人钦佩，既有理论与方法的总结，也有实证经验的探索。该贡献不单纯是纯方法的研究，也有分析的理论框架。在实证经验方面，提供了迄今仍有重要历史比较意义的关于当时中国社会的调查数据。

先以老清华的社会学为例。清华社会学在建立之初就设定了它在科学体系中的位置，继承了实证主义和理性主义的传统，在一定意义上说，今日中国社会学学科也是继承发展了老清华社会学的这个传统。老清华社会学系第一任系主任陈达教授提出：“社会学是采用科学的方法，研究人类社会。”对于这种方法，他身体力行，曾经建立并主持“国情普查研究所”，在中国国情数据和调查方法上的贡献令国内外瞩目。先是清华社会学系学生，后成为清华社会学系教师的费孝通先生，经历多年社会调查的体验，总结说：“通过社会调查可以如实地反映社会实际，认真地观察人们在社会里怎样生活，把它具体地记录下来。根据这些调查得来的资料，进一步分析、研究，了解人们社会生活各方面的情况和相互联系，它们在变动中是怎样相互影响的，然后积累可以比较的资料，去发现社会结构和社会变动的规律。这就是社会学的内容。”

老清华的心理学、政治学、经济学也均有科学研究方法方面的突出表现。一般认为，心理学奠基于冯特1879年建立的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老清华的心理学在研究方法上也是同样的传承，1926—1928年清华筹备和建立心理学系后，就着手于实验室的建设，当年建立的实验室有：普通实验室、动物实验室、动物饲养室、隔音室、暗室等，所使用的仪器设备，在当时也是很先进的。

老清华的政治学系的师生，将旧中国的政治变乱、政局变动、国家的政治忧患，作为研究和社会改造的对象，他们很多人在投身于政治改造活动的同时，也做出了学者独有的方法贡献。譬如，作为中国现代政治学奠基人之一的钱端升教授，率先运用“法律形式主义”研究方法，推动政治学研究的科学化。在1926年为清华学生所做的演讲中，钱端升提出，凡是科学，应当具备两个要素：一是要有许多有因果关系的事实可供研究；二是于此种事实中，须能得到通律，用以解释相同的现象。以此为标准，他又提出政治学的学科独立和学术发展端赖于此，政治学“如能成为科学，则当可自成一家，在社会科学中，当可占位置。否则恐仍不免介于哲学法律之间”。为此，清华政治学系提出：政治学向自然科学学习，运用经验的方法研究政治事实和政治行为，从而进一步推动了政治学的科学化。而在教学上，老清华政治学系所强调的方针是：“灌输学生以政治科学之基础知识”、“养成学生应付社会环境之学识与技能”，理论与事实并重，培养“能独立作高深学术探讨”的研究人才。

老清华的经济学定量研究也是名列前茅的。一方面，在定量方法的学科建设上，为学生打好了计量研究的数理统计等基础，比如，戴世光教授开设的《经济统计》、《人口统计》课程，其学术水平在国内是首屈一指的。另一方面，也带领学生完成了很多关于当时中国经济、财政方面的调研项目。

第二，国际视野和国际学术标准。老清华社会科学四个学科的教授们大都是留学美国和欧洲，他们带回来了国际视野，带回来了国外的很多前沿研究。同时，在学术标准上，老清华社会科学从一开始就采用国际标准，对研究论文的认可标准定得很高。这也是老清华的社会科学被国际学术界认可的重要原因之一。

过去讲到老清华，必然会提到以四大导师为标志的“国学”。其实，老清华的文科是双翼齐飞的。除了继承中国文化传统的人文一翼之外，另一翼为吸收国际先进经验、采用国际学术标准、出于国际视野的社会科学。

鉴于欧美当时在社会科学研究上的领先局面，老清华的教授们为了推进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采用了鲁迅先生所说的“拿来主义”方式，大量翻译和介绍了欧美的社会科学著作。比如心理学系朱君毅与杜佐周合译了桑代克（Edward Lee Thorndike）的《成人的学习》(1933），葛雷德（H.E.Garrett）的《心理学与教育之统计法》(1935），亚金和科登的《统计方法大纲》(1944）；唐钺翻译了穆勒（John Stuart Mill）的《功用主义》(1936)，詹姆斯（William James）的《论情绪》(1945)、《论思想流》(1945）、《宗教经验之种种》(1947），康德（Immanuel Kant）的《道德形上学探本》(1937）等。政治学系钱端升教授翻译了屈勒味林(C.M.Trevlyan)的《英国史》(1933）。社会学系潘光旦教授翻译了霭理士的《性的教育》(1934）、《性心理学》（1931年）；费孝通翻译了弗思（Raymood Firth）的《人文类型》(1944）和马林诺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的《文化论》(1944）等。近代经济学界公认的两部划时代巨著——《资本论》和《通论》——的译者王亚南、郭大力和徐毓枬，也先后在清华经济学系任教。

当年，老清华社会科学的国际视野和国际学术标准表现在教授、教学、刊物各方面以及发表论文的“国际接轨”。

先看教授。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老清华社会科学选拔的是当时国内外最为优秀的教授。除了众所周知的那些著名的国内教授，清华也有一大批直接从国外聘来的著名教授，例如，在政治学方面，1926年9月至1927年2月，聘请时任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系第一任系主任的克尔文(Edward Samuel Corwin)；1929年8月，聘请芝加哥大学教授莱特（Quincy Wright）。再如，梅贻琦任职期间，曾聘请史禄国（S. M. Shirokogoroff）为社会人类学系教授等。这些外籍教授都是一时之选的优秀学者，例如其中的克尔文教授和莱特教授后来都曾担任过美国政治学会主席以及国际政治学会主席。

在教学的国际接轨方面，比如，采用研讨班（seminar）的教学方法。清华的教学和成绩考核方法也有不同的风貌。清华对知识学科采取启发与自由开放的态度。教员和学生可以不经校方或授课教员同意，自由进入课堂听讲。与传统权威式和灌输式的教学方法不同，清华在课堂上多采取自由讨论方式，鼓励学生发言，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和批判能力，而课堂里的民主参与训练，亦发挥至极致，使学生在扩大知识领域和思考空间的同时学得民主风度和主持会议的经验。1925年清华大学部成立后，随着课程改革的推进，更注重教师与学生个人之接触及学术与社会实际之关系，避免囿于专家之狭隘见解，进而导向社会参与。社会学科采用演讲、讨论和写论文的方式。

关于刊物的国际接轨，老清华于1915年创办的《清华学报》，不久即出英文版，1919年短暂停刊后又于1924年复刊，仍有英文版。曾任老清华校长的著名学者严鹤龄又于1916年创办了《中国社会与政治科学评论》(The China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至1941年因抗战条件困难而停刊，为中国最早且延续时间最长的英文社会科学学刊，当时为欧美各大图书馆订阅，至今仍可查阅。在论文发表的国际接轨方面，当时的论文发表国内、国际是比较打通的。譬如，政治学系教授萧公权即在复刊后的《清华学报》新一卷二期的英文版上发表英文著作“翁同龢与戊戌维新”，至今仍是戊戌维新研究领域的重头文章。再如，政治学系另一教授钱端升于1942年4月在《美国政治学评论》(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APSR)上发表“论中国的战时政治体制”(War-Time Government in China)，1942年12月在美国《太平洋季刊》（Pacific Affairs）上发表“中国战时地方政府”(War-Time Local Government in China)，1948年11月在美国《太平洋季刊》上发表“军事在中国政府中的地位”(The Role of the Military in Chinese Government)，这些论文的国内外的影响都是突出的。按照不完全统计，1928—1937年间，老清华至少有145位教师积极从事研究与著作，共出版专著348种，发表论文683篇，编译图书102种，撰写书评101篇。很多中文著作当时就被翻译成了其他文字，传播到了国外。

第三，注重对当时中国问题的研究。老清华的社会科学并不是脱离中国现实的研究，而是“经世致用”的入世态度。对中国现实社会问题的关注，是清华大学的一贯立场，1928年的《国立清华大学条例》就已经提出了清华大学的办学目标是：“以求民族在学术上之独立发展，而完成建设新中国之使命为宗旨。”国立清华大学第一任校长罗家伦在“整理校务之经过及计划”中陈述的观点，最能体现老清华社会科学的立场，他提出：“政治经济二系的学科与国家政治社会生活的改造关系最为重要”，注意，他这里用的是“改造”二字，就是说不是纯学术的，而是要参与社会的变革。他还强调社会人类学系要注重现实社会问题的研究，当然，他也支持该系关于古代文化的探索。

经济学系首任系主任朱彬元在创系时即指出，国运衰败既来自政治不良，也源于经济落后，民生贫困。因此经济学系的目标就是“造就人才，改良社会组织，发展国民经济能力”。创系后不久，教师们就开出若干利用现代研究方法、面向现实社会的本土化课程，如朱彬元的《中国财政史》、林维英的《中国货币问题》、秦瓒的《中国财政问题》、戴世光的《经济统计》与《人口统计》等。

在政治学系，有关课程需关照中国问题和中国政治的诉求一向强烈。尤其是自1928年始担任系主任的浦薛凤，特意提出“为造就吾国应用人才起见，对于本国政治方面各学科及市政学，尤加注重”。为此，政治学系特聘张忠绂主讲《行政管理》，聘沈乃正和陈之迈专授《中国地方政府》、《中国宪法》、《中国近代政治制度》以及安排由萧公权主讲《中国政治思想史》等课程。这些课程首开在中国高校政治学系以中国政治研究为首重的一代学风。

抗战的西南联大时期，在国难当头的局面下，为了“将研究事业更加扩展，冀由学术研究，增强抗战力量”，清华大学还专门成立了“国情普查研究所”，除了由劳工问题专家陈达担任所长外，著名社会调查专家、定县调查主持人李景汉担任调查主任，我国统计学的元老戴世光担任统计主任。国情普查研究所的宗旨是：“收集关于本国人口、农业、工商业及天然富源等各种基本事实，并研究相关问题，以期对于国情有适当的认识，并就研究结果贡献于社会。”

潘光旦为完成独具匠心的专著《冯小青》，从1922年到1935年，历经14年，收集墓碑、民间传说、口述等资料，该书是研究中国传统社会中女性心理的杰作，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是独具中国特色的。再如，潘先生关于家谱、血缘的研究，包括《中国家谱学史略》、《家谱与宗法》、《章实斋之家谱学论》、《中国伶人血缘之研究》等，将中国的谱系之学溯源至战国时期。我们知道，一般的说法是，现代意义的社会学是19世纪30年代由孔德所开创。那么已经具有五千年文明史、三千年文字记载历史的中国，难道自古就没有社会行为、社会关系的探索吗？按照潘先生对于家谱社会功能的探索，中国人创造了运用家谱来维系宗法的社会习俗，提出谱法就是宗法。这意味着，中国的社会学家试图创建一种与依据西方社会经验建立的西方社会学不同的，依据中国久远的社会关系、社会行为解释为基础的社会科学。

费孝通的《江村经济》(英文书名为Peasant Life in China），也试图归纳出与西方文明不同的中国人的社会生活、社会关系模式。西方著名学者，功能主义大师马林诺斯基在为该书撰写的序言中，称该书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马林诺斯基还说他梦寐以求的愿望是：中国社会学界“独立自发地组织起一场对文化变迁和应用人类学的真正问题进行学术上的攻关”。

第四，独立之精神。老清华处于一个动荡的时代。从1925年到1949年，其间既有反对外族入侵的抗战，也有多次国内战争。在这样的动荡局面下，清华办学和学术研究肯定是困难重重的。然而，老清华社会科学的发展，在整体上能够始终不渝地走出坚实的脚步。之所以能够如此，这与清华学人坚持陈寅恪在1929年提出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有密切关系，也与对清华大学办校方向有重大影响的社会学系教授潘光旦有关。在独立精神的影响下，培养的学生独具自由精神。

对于学术独立的意义，梁启超阐释得最为深刻，1925年他在《清华周刊》上发文，提出“一国之政治独立及社会生活独立，具以学问为之基础”。陈寅恪也强调：“吾国大学之职责，在求本国学术之独立……而清华为全国所最属望，以谓大可有为之大学，故其职责成独重……此种公案，实系吾民族精神上生死一大事者。”老清华的社会科学家们，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做出独立的学术探索。

在军阀当政、政治禁锢、兵匪困扰、战端纷起的政治环境中，他们能够独立思考，不唯书、不唯上。例如，清华学人多有参与的《现代评论》(1924—1928），即以评论时政而闻名于当时；而以清华政治学系同事为撰稿主力的《独立评论》(1933—1937）对现实政治持批评态度，曾就民主与独裁的论题展开过深入的辩论。再如，时任清华政治学系教授的钱端升，在1934年1月接替清华学弟罗隆基，担任天津《益世报》的主笔，从1月至9月，共撰写政论170篇，揭露日军的侵华行径，批判国民政府的政策和内幕交易。他还广泛约请其学生为报纸撰稿或做编辑，促使清华学生有机会参与现实政治活动，影响社会舆论。但最后却因得罪国民党高官黄郛而被迫辞职。西南联大时期，钱端升教授又于1939年1月创办《今日评论》(1939—1941），议论政治，评价政策，成为抗战期间刊载国内各界著名专家学者著作的重要论坛和发表独立见解的权威平台。1947年，陈岱孙等教授联名发表《我们对于“经济改革方案”之意见》，抨击当局的错误经济政策，抗议对人民的掠夺。又如，时任清华社会学教授吴景超在1947年创办学刊《新路》，针砭时弊、批判当局，后也被国民党当局勒令停刊。鲁迅先生曾说：“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就有拼命硬干的人，就有舍身求法的人，就有为民请命的人……他们是中国的脊梁。”这也正是老清华独立精神的写照。老清华社会科学这方面的代表人物众多，在此不一一列举。

总之，老清华社会科学的师生是现代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乃至政治、经济、社会建设的一代英才。其中的著名人物有：费孝通、陈岱孙、吴国桢、蒲薛凤、胡敦元、金岳霖、汪心渠、钱端升、王化成、沈乃正、余日宣、萧公权、刘师舜、陈之迈、李达、唐钺、曹日昌、陈立、萧蘧、戴世光、伍启元、徐毓枬、刘大中、王亚南等，其中也不乏影响中国现代历史的风云人物：如王造时、罗隆基等。

我们总结老清华的社会科学的学科发展特点，厘清其中的重要传统，对我们今天在清华大学建设社会科学有重大意义。通过上述四个共同特点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社会科学学科与人文之间有很大差异。比如上面所述的前三个特点（科学的研究方法、国际视野和国际学术标准以及注重对当时中国问题的研究）就与“人文”的文学、历史、哲学有很大不同。

此外，社会科学的这四个学科又与应用文科诸如法学、商学、公共管理、教育学、新闻学等有所不同，它们更是基础性的，而应用文科更加强调实用。这种关系有些类似于物理学科与工程学科的关系。一般说来，应用文科更与当时、当地的特殊文化因素有密切关系，而基础性的社会科学相对超越特殊文化，因此更具有一般性和普适性。

我们回顾老清华的社会科学，就不能不关注今日清华大学社会科学的发展。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清华大学的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都陆续复建起来。掐指算来，到2011年清华百年之际，复建的清华大学社会科学也已经走过了不少于十年的历程。我们编纂本书，既是对当年中国社会科学拓荒者的追思，也是向老清华学长学习的过程。作为复建的清华大学社会科学的参与者，我们将秉承老清华学长在四方面的贡献，希冀新清华的社会科学学科建设能够再创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