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关键时刻(5)
这时唐生智得到情报，说程潜与张国威、何键有联系。张国威是第八军第一师师长，何键是第三十五军军长，先前他还被唐生智任命为安徽省主席，两人所掌握的部队都是湘军主力。有人建议将张、何一齐杀掉。唐生智回答道：“不要把部队搞散了。目前不必操之过急，先找他们来问问再说。”
对程潜联系何键、张国威，唐生智并不感到特别意外。毕竟大家都是湖南小同乡，程潜又主湘多年，过去与何、张都有些旧关系，来打招呼是很自然的，事情并不奇怪。他要确定的是，何、张是否真的已变了心，若果真有了异动，再杀头也不迟。
在乘船离开武汉的当天晚上，唐生智把三个主力军的军长李品仙、何键、刘兴叫到自己的公馆，对他们说自己将去日本，部队“暂时撤回湖南，把湖南搞好”，今后的问题由三人负责商量。
正在谈话的时候，张国威也应召走了进来，并报告了对军队布置的情况。见何键、张国威都在，唐生智就把他们与程潜有联系的事提了一下。
何键与张国威是同乡兼同学，都毕业自保定三期步科，两人同时在部队见习，又同时靠搞地方游击队起家。不同的是，何键在那一期步科中年龄最大，城府最深，相对而言，张国威则头脑简单，心胸狭窄。听唐生智提到程潜，何键情知不妙，顿时吓得浑身发抖，唐生智问什么他答什么，不敢有丝毫隐瞒。张国威却依旧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对程潜委任他当第八军军长的事也继续瞒着不说。
唐生智见状，便让张国威退出了，其他人继续讨论。
张国威是第八军军长李品仙的部下，但平时却不大听从李品仙的指挥。这时李品仙被触动了情绪，便痛哭流涕地说自己反正也指挥不动这个张国威，不如和唐生智一起下野出洋（出国）的好。何键和张国威在被唐生智收编时就有很深矛盾，如今牵扯到程潜的事，为了帮自己解脱，也连忙插嘴说：“我们的部队向来很好。部队不听指挥，那还行吗？”
唐生智本来已暗暗做出判断，即何键无反心，可不予处分，而张国威则有意谋反，罪在不赦。何键的落井下石，更起到了火上浇油的作用，他马上让副官再把张国威叫回来。
对外的装饰品
张国威已经去旅馆准备睡觉。副官来叫，他也不想想叫他去干什么，便不假思索地重返唐公馆。
唐生智当着几个人的面，说了一堆大家今后要搞好团结，如此才有办法之类的套话，接着便宣布散会。将领们纷纷下楼，张国威正想跟着下去，突然被唐生智叫住：“张师长，你留一下，我有话跟你说！”
张国威遵命留了下来，没想到唐生智又说：“没什么事了，你走吧！”
张国威一个人傻傻地走向楼梯。刚到楼梯口，唐生智的弟弟唐生明就领着几个士兵从他的身后冒了出来，这些人不由分说，拿一根绳子套住张国威的脖子。张国威竭力挣扎，但寡不敌众，被强按在了地上。
张国威这时始知大祸临头，在地上大呼：“唐总司令饶命啊……”然而求饶已经晚了，他被拖进了唐公馆隔壁的一栋房子里。
李品仙等人尚离去不远，闻声急忙回来探视，只见张国威已被勒毙于地，其状惨不忍睹。李品仙后来与人谈及此事，依然一个劲地摇头叹息，似乎余悸尚存。
晚上十一点，唐生智乘着日本轮船，带着“不久我还要回来”的豪言走了。他走后，李品仙、何键、刘兴又在汉口停留了一段时间，商量今后怎么办。
李品仙是广西人；何键虽是湖南人，但他的活动能力较强，商量下来，便由这二人负责政治，也就是在政治方面与新桂系联系，刘兴负责军事。可是这种分工其实不抵什么用，李品仙、何键联系了一下，毫无头绪，于是他们只得按原计划撤往湖南。
西征军占领武汉后，唐生智所组的湖北省政府自然无形解体。原来主持省政府的孔庚、李书城与程潜是日本士官学校的同学，私交很好，程潜又发现新桂系主要强在军事，党政组织方面却没有什么办法，便有意留用这些官员。他在汉口发表演说，提道：“此次西征系讨伐唐生智个人，至于湖北的党部和政府，都是受中央命令所组织的，仍应照常供职。”
这时南京政府已发表程潜为湘鄂临时政务委员会主席，实际上就是湘鄂两省的最高行政长官。原湖北教育厅厅长李汉俊、财政厅长詹大悲等人本已准备逃往日本，听到程潜有如此表态，便又回到汉口日本租界，打算复职。
程潜是以南京政府也就是中央的观点来处置事务。新桂系可不是这么想，他们认为两湖是他们的，得由他们说了算。程潜的讲话令新桂系诸将十分不满，“闻之大愤”，尤其鄂籍的胡宗铎、陶钧更是如此。
随着新桂系势力的扩大，毕业于保定军校的白崇禧开始鼓吹保定同学大团结，希图在新桂系中另拉出一支以他为首的“保定系”，以巩固其地位。胡宗铎、陶钧都是保定生，且都较为勇猛善战，由此受到白崇禧的特别赏识。李宗仁则因为胡、陶在西征中颇有战功，又是湖北人，为了加以笼络，也对他们比较放纵。
在程潜就职并讲话之后，陶钧公然扬言：“我又不是哪个的儿子，我们打出的天下由他们坐吗？还是推胡军长（胡宗铎）做湖北省主席，着手组织省政府。”
胡宗铎自己更是急不可耐，有一次当面对李宗仁说：“德公，这一次我应该当仁不让了。”
李宗仁笑着回答：“你是一位现役军人，为什么要分心去搞省政呢？你知道我是一向主张军民分治的，我曾有机会一手掌握全省军民两政大权，而我还预先表示不干，竭力婉辞呢！你应该向我学习……”
军民分治起自于袁世凯时期，表面意思是尊重民意，军人不干涉政治。依李宗仁所言，他和白崇禧、黄绍竑作为现役军官，都曾立誓不当广西省长。
当然这只是一个假象，广西省政说到底还是李、白、黄从中摆布。省长之类的职务在李宗仁等人的眼里，更像是一件对外的装饰品。
屠户
胡宗铎对李宗仁讲的那一套可谓心领神会。他马上致电南京政府，保荐他相中的张知本为湖北省政府主席并主持所有湖北党务。
胡宗铎身为“李白”手下的一个军长，居然能保荐新的省主席，这令很多人惊骇不已。张知本原本只是湘鄂临时政务委员会的一名委员，他自己认为能在新省府中当个民政厅长或高等法院院长就不错了，做梦也没想到因为和新桂系的关系，居然能得到省主席的高位。
“李白”随后保荐胡、陶分别担任湖北清乡督办、会办，另外还任命他们为武汉卫戍司令部正副司令。这样胡、陶拿张知本做挡箭牌，却得以在幕后操纵了湖北的一切军政要务。
胡、陶性情粗暴，特别是陶钧，更以杀人如麻著称，过去作战行军，遇有士兵落伍，他二话不说，上去就是一枪，这让李宗仁都觉得有些不近人情。新桂系刚入武汉时，正逢武昌中山大学学生为声援纱厂女工进行游行，陶钧便派兵包围中山大学，抓捕了许多学生。当军法官拿着其中二十三名学生的名单送审时，陶钧看都没看，就在名单上画了个大圈，然后写上“一律枪决”。军法官提醒他，一次杀这么多的学生会失去人心，对还未在湖北站住脚跟的新桂系不利。陶钧想了想，又写上“二十岁以上均判处死刑”。九名学生就这样命丧黄泉。
武汉一度是国民党左派和中共的聚集地，继汪精卫宣布“分共”之后，他们再次成为新桂系屠戮的重点。有一次军法官将一份包含有期徒刑的名单交给胡、陶审阅，陶钧批上“一律枪决，以免麻烦”八个字，然后大笔一挥，将名单上的所有名字都画入圈中，连军法官的名字也随手被圈了进去。军法官一看大惊失色，急忙提醒陶钧，陶钧便在名单上批道：“法官无罪，不杀”。
过去盛传，蒋介石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说“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这句话其实不是蒋介石说的，而是陶钧的发明，原话是：“宁误杀一千，不跑落一个。”
新桂系占领湖北期间，汉口刑场、武昌刑场上男女被杀者，一次达到二三十个之多，其中除了党人和学生外，不乏一般无辜百姓。胡、陶也因草菅人命而被鄂人称为“屠户”。
在新桂系的极端残杀政策下，前湖北省政府成员亦在劫难逃，李汉俊、詹大悲均被逮捕。李汉俊是中共一大代表，曾与北方的李大钊齐名，为教育界知名人士，而且他早已脱离共产党，加入了国民党。詹大悲则是辛亥首义元勋，他参加辛亥革命时，新桂系的一帮人都还不知道在哪里。
程潜闻讯急忙前去保释，但晚了一步，李汉俊、詹大悲在被逮捕后不经任何审讯，数小时内就被枪决了。
孔庚、李书城也被抓了起来，只是慑于二人年老资望高，还有利用价值，才没有被立即处死。
程潜为人比较拘谨，平时不大表示意见，但愤懑之下，也忍不住通过与记者谈话进行抨击：“今日之国民党，已臭不可闻也。”
程潜的锋芒所指，自然是新桂系，不过因为西征还没有结束，退入湖南的唐部尚未得到清除，才使得他与新桂系的矛盾没有全面爆发出来。
1928年1月，西征军分成两个纵队，由程潜和白崇禧分别率领，程潜担任名义上的统帅，经鄂南进攻湘北。
湘军本来在湘北还能抵挡几下，但将领们心不齐，其中何键私心最重，为保存实力，他把自己的部队由汉口一直开到湘西，并一路抢先撤退，避免与追兵接触。李品仙、刘兴独木难支，也被迫放弃长沙，撤往湘西、湘南。
湘西、湘南一下子涌入这么多兵马，粮饷很快发生了极大困难。唐生智对此倒也有过考虑，离开武汉之前，他曾把湖北榷运局长叫来，问对方局里有多少现款。
榷运局是民初官盐的专卖专运机构，通常也是军头们筹集军饷的主要来源地。被称为周老四的榷运局长在唐生智的逼问下，道出局里还有一百多万元现款。唐生智便要求他把这些现款全部交给退入湖南的部队做军费。
唐生智一走，周老四乘着兵荒马乱，跑到长沙买房子、讨姨太太去了，部队一个子也没能拿到手。
计穷之际，在何键的同意下，曾出使南京的叶琪与夏威取得联系，代表湘军向新桂系罢战求和。新桂系虽在实力上占有绝对优势，但湘军各部一直避战，老是跟他们兜圈子，因此之故，战事一时也看不到立即予以解决的希望。在此情况下，“李白”自然乐得不战而屈人之兵，他们通过夏、叶做出保证：对于退入湘境的唐部三个军，都保留建制，不予编散。
唐部最终被扩编成四个军，军长分别是李品仙、叶琪、廖磊、何键。前面三位都是广西人，很容易就取得了新桂系的包容；何键虽不是广西人，但首倡向新桂系求和，又曾多方面对“李白”示好、靠拢，所以也给留下了一个位置。最倒霉的是刘兴，他被认为忠于唐生智而遭到排挤，被迫离开了部队。
改编后，李品仙、叶琪、廖磊三军随白崇禧参加北伐，只有何键得以留驻湖南，归程潜指挥。
拥蒋抑桂
何键是个善于多方应付的圆滑角色，自他在湖南军政界崭露头角起，便秉持“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的政治哲学，巧妙周旋于湘军各派之间。谭延闿、程潜不齿于唐生智，但对何键的印象都很好。
程潜自己的部队实力较弱，他对何键的部队相当重视，而何键也利用同乡和旧属关系，对程潜表示竭诚拥护。当时程潜已兼任湖南省政府主席兼清乡督办，在他的举荐下，何键得以出任清乡会办。
程潜本身还兼有湘鄂临时政务委员会之责，经常要赴武汉处理政务。清乡督办署的事，他几无暇过问，基本上全部交给何键主持，这样何键在湖南不仅保存了实力，而且取得了部分实权。
程潜认为自己是兼管两湖的中央大员，可是新桂系却一如既往地认定两湖是他们打出的天下，好处不能让外人得，二者之间的矛盾很快便重新爆发出来。
此时白崇禧已到平汉路上指挥北伐，李宗仁来到武汉，他用以控制两湖的组织机构是武汉政治分会。
政治分会只是“临时性政治机关”，而并非中央政府以下真正的二级机关。新桂系联合西山派成立特委会时，曾下令取消各地的政治分会，“李白”西征讨唐，更指责唐生智“盗用武汉政治分会名义，窃据两湖”。
事过境迁，李宗仁不仅允许武汉政治分会继续存在，而且他也要靠这个名义来“窃据两湖”了。
通过控制湖北省府，新桂系已把湖北的税收全部装进了自个儿腰包，可是李宗仁又以武汉政治分会的名义，一再口头或派人向程潜“疏通”，要求由政治分会财政处对湖南的烟、酒、盐等税收进行直接征收。
程潜当然不同意。此时李宗仁认为两湖地盘已经到手，程潜这个老招牌已无利用的必要，于是便趁对方来汉开会之际，将其予以扣留，另由鲁涤平主湘。
新桂系以拙劣的政治手法翻云覆雨，其旁若无人、不可一世的气焰必然引起各方侧目。蒋、汪曾经势同水火，但这时也决定联合起来。汪精卫自广东专程赴沪，与蒋介石作了一系列会谈，讨论召开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的可能性，以便打破当时新桂系专权的局面。
蒋、汪首先约集国民党在沪部分委员开了一个四中全会预备会议，并达成了一项重要决议，规定南京特委会在决定重大事项时，必须取得预备会议的同意。毫无疑问，这是对新桂系权力的一种限制，李宗仁、白崇禧立即发出通电表示反对，说四中全会必须到作为首都的南京去开，上海租界所开的预备会议没有任何法律上的价值。
按照“李白”的真实想法，这四中全会最好永远都不要开，让他们控制的南京特委会和武汉政治分会一直维持下去。可他们自己也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于是便只能给政敌们出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