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军事失败和经济崩溃的心理创伤，1919—1923(2)

最大的左翼政党是社会民主党。它建立于1875年，经历了外部迫害和内部不和的痛苦时期。1914年，该党勉强地投票支持战争。因此，它在普通民众当中进一步造成了不满。1917年，党内的不满分子组成了一个新党——独立派社会党，这使得社会民主党一下子疲软了下来。这个新的激进政党的目标是在德国建立真正的社会主义，并且立刻终止令人厌恶的战争。独立派社会党得到了更为激进的共产党的支持，它由两个革命者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组成了斯巴达克派。受到许多觉悟的工人、特别是店员的支持，这些斯巴达克分子崇尚惨遭厄运的罗马奴隶领袖斯巴达克斯，希望建立一个符合布尔什维克统治模式的社会主义政权。他们企盼着直接的革命，没收工业和庄园的财产，建立苏维埃或工人委员会。他们的领导人卡尔·李卜克内西是卡尔·马克思的朋友、社会民主党的创始人之一威廉·李卜克内西的儿子。卡尔·李卜克内西在1914年与该党决裂，因为他不能同意该党对战争的支持。卡尔·李卜克内西矮小虚弱，戴着一副夹鼻眼镜，留着军人的胡子，给人留下了一个十足的公共服务机构中小职员的印象，而不像一个颠覆分子。然而，卡尔·李卜克内西是一个具有坚强决心和革命热情的人。他对普鲁士的军事等级制度充满仇恨。战前因为中伤军事制度使他深陷囹圄。在他投票反对进一步的战争之后，连他自己的党都不再支持他，最终将他驱逐出去。军队也把他征召到惩戒营加以报复。但是，因为他是一位议员，因此享有一些豁免权，这使他能够散布他的反战言论。

在国会中，卡尔·李卜克内西是极少数敢于说话的代表之一，他经常攻击德国军事独裁者的战争行为。他还出版了激进的时事通讯《斯巴达克斯》，并为他的斯巴达克派吸收觉悟了的工人。1916年5月1日，他在柏林的波茨坦宫组织了反战示威，谴责政府中的战争贩子，并呼吁以暴力推翻政府。这一煽动性的行为立刻使他遭到了四年的监禁。1918年10月，他在大赦中被释放，并很快回到柏林重新恢复了他的革命活动。当他到达柏林的时候，他受到了广大群众的欢迎，受到了凯旋英雄式的欢迎。政府的一位部长对公众舆论的这种变化感到惊讶：“李卜克内西被挂着铁十字勋章的士兵抬在肩上。谁能想象几个星期之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德国左翼最坚定的成员紧紧围绕在李卜克内西和它的第二号人物、天才的理论家罗莎·卢森堡周围，卢森堡是一个强壮的、跛脚的、四十多岁的鼓动家。他们与多数派社会党（社会民主党）争夺着对工人的控制权。十分明显，马克思主义是多数派社会党的路线，但他们对意识形态毫无兴趣，甚至对为共产主义颠覆现有的社会秩序更缺乏热情。在生活方式上，多数派社会党属于小资产阶级，它企图在现代民主社会的条件下提高劳动大众的生活水平。它的领导人弗里德里希·埃伯特代表了这些相对温和的希望。埃伯特出生于1871年，是一个温顺的天主教裁缝的儿子，他本人是一个制作马鞍的学徒，依靠艰苦的工作，逐渐成为不来梅马鞍工会的主席。他良好的意识、快乐的性格和实在的外表，都使他在贫民大众中很受欢迎，以致不到三十岁就成为不来梅地方议会的议员。1904年，他成为党的代表大会的主席之一。一年后，他被委任为柏林的党中央书记。1912年，埃伯特成为党在国会的代表。1913年，他继奥古斯特·倍倍尔之后成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主席。

多数派社会党欣赏埃伯特的老练和外交上的沉稳，喜欢他在意识形态问题上的灵活性。事实上，埃伯特对意识形态的问题从不教条化，他的自信和气质使他成为修正的社会主义者。他强烈地相信议会民主，特别是带有某种君主制形式的共和制。他的不足之处是缺乏组织能力和良好的秩序感。他相信所有的事情应该按照可以接受的规则加以实施，而决策绝不能由民众和暴民煽动者的非理性行为强加给合法当局。这就是为什么他支持马克斯·冯·巴登王子的政府的原因。他真正恐惧的是导致俄国布尔什维克暴动的社会革命。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前景使埃伯特和他的同事感到恐惧，包括他的得力助手菲利普·沙伊德曼。

因此，政治的中心在1918年秋季从帝国的精英转向多数派社会党。关键的一天是1918年11月9日。为了阻止独立派社会党和斯巴达克派获得对柏林的工人大众的控制，多数派社会党要求已经逃亡到位于斯帕的军事总部寻求庇护的威廉皇帝退位。

柏林人在1918年11月9日处于神经紧张的状态，他们感到一些历史性的事件将要发生。这一天，街道上水泄不通，因为独立派社会党在斯巴达克派的支持下呼吁总罢工。尽管群众聚集在一起期待着重大事件的发生，但是没有什么重大的暴力事件发生。当然，也发生了一些丑恶的事件，应征入伍的士兵殴打他们的长官，撕掉了他们的肩章。大多数柏林人在这一天期望的是皇帝退位。尽管这是一件早有定论的事情，但似乎未能获得肯定的回答。多数派社会党对内阁一再提出要求，但依然没有获得皇帝退位的明确消息，因为威廉依然想重新获得控制权。他再次威胁要从马克斯·冯·巴登的内阁中撤出自己的代表。现在能强迫让每个人举手通过并决定战后德国政治命运的是马克斯·冯·巴登。根据他自己的权力，他宣布皇帝退位，要求选举产生一个立宪大会和摄政机构，然后辞职以支持弗里德里希·埃伯特。皇帝和军队的高级将领依然留在斯帕，认为他堂弟作出的决定是“无耻而残忍的背叛”，但是，他的德国支持者受到了严重的削弱，以致格勒纳不得不提醒他，他的后面已经没有军队了，士兵们对他的宣誓也变得毫无意义。在与他的将军们最后的、毫无结果的争论之后，皇帝踏上专列前往荷兰开始了流亡生活。他再也没有看到德国。

处于革命骚乱中的德国

1919年11月9日中午，当菲利普·沙伊德曼正在国会的餐厅喝着一大碗土豆汤的时候，一群士兵冲了进来，告诉他一个不祥的消息：李卜克内西在帝国皇宫的阳台上宣布了德国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沙伊德曼后来记录了他的惊恐反应：

现在我清楚地看到所发生的事情。我知道李卜克内西的口号——最高权力归工人委员会。这样，德国成了俄国的一个省，苏维埃的一个分支。不，不，一千个不！

然后沙伊德曼冲到国会的窗前，对着众多兴奋的柏林市民发表演讲：“该死的战争已经结束，皇帝已经退位，新政府万岁。德意志共和国万岁。”

当沙伊德曼作出这一惊人的通告时，皇帝退位的消息还没有传出，李卜克内西也还没有完全控制他的支持力量。因此，当弗里德里希·埃伯特听到他的副手已经宣布了共和国的成立时，根据沙伊德曼的回忆，“他的脸气成了铁灰色”，埃伯特用拳头猛击着桌子，对着这位窘迫的罪人怒吼道：“你没权利宣布成立共和国。”德国偶然地接受了一个共和国。由一个社会主义者宣布成立这个共和国的事实，使它从诞生的初始就蒙受了污名。

之后，李卜克内西的军队设法占领了废弃的皇宫，在那里，他宣布一个自由的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成立，并且承诺“建立一个无产阶级的新秩序”。夜幕降临时，没有人知道谁在柏林真正掌握了权力，因为两个共和国相继成立。然而，这一问题在当晚就见了分晓。当埃伯特在总理的私人办公室企图估量这天发生的事情的意义的时候，办公室的一部电话响了起来，这是一条通往斯帕军事总部的秘密电话线路。由于不知道它是一条密线，因此当埃伯特听到电话的另一端传来鲁登道夫的继任者格勒纳将军的声音时感到十分惊讶。将军简要地叙述了这一天在斯帕发生的事情。他通知埃伯特，皇帝已经辞职并前往荷兰，前线的德军立刻开始有秩序地撤回。埃伯特问他军队在目前的危机中的立场，将军告诉他，假如新政府支持军队，同时保持军队中严格的纪律、反对共产主义的话，那么军队将支持埃伯特的政府。得到了众多的保证之后，埃伯特对这些友好的建议十分满意。但是，这样做的结果是造成了羽翼未丰的民主共和国和传统的军事—工业联合体的联合，这种联合遭到了众多的批评。尽管这一盟约使两个派别脱离了革命的极端性，但正如约翰·惠勒—贝内特所指出的那样，这从一开始就注定了魏玛共和国的悲惨命运。由于同意不削弱德国军队传统的结构，埃伯特和他的多数派社会党不知不觉地帮助了仇视民主进程的军队机构的存在。在整个魏玛共和国时期，军队经常成为企图毁灭民主共和国的右翼极端分子的聚合点。

然而，假如没有军队的支持，埃伯特政府就不能在极端革命的左派向它发起的进攻中存活下来。到1918年圣诞节，埃伯特确实是如履薄冰。他与军方的合作使他受到了反革命行为的指控。不久，他邀请三个独立派社会党人加入他新近成立的内阁，并且暂时同意了激进派的所有权力归工人和士兵委员会的要求。在内心深处，他十分憎恶由工人和士兵委员会控制的政府。正如他所认为的那样，目前的状况要求一个完满的立宪方法，以使权力移交到由民众选举的立宪大会，由它最终制订一个国家可以接受的宪法。

埃伯特希望政治制度和平而有序地向议会制政府转移。这就要求恢复法律和秩序，而最有效地带来法律和秩序的手段依然留存在军队当中。不幸的是，许多军事机构紧随着从敌国领土上的大退却，以及削减其中大部分机构的计划的即将出台，很快就土崩瓦解了。然而，即使在战败的时候，军方也企图保持它的尊严。格勒纳将军十分成功地把将近二百万军队撤回德国，这似乎制造了一个幻觉——尤其是在柏林——德国军队没有被真正地击败。11月11日，停战协议在法国签署，这一天，十一个步兵师的先头部队排成雄壮的军列行进在欢呼的人群中，乐队齐奏着凯旋之歌。在专门搭建起来的平台上，埃伯特检阅着部队，他高声宣布：“向战场上归来的、不可战胜的士兵敬礼。”军国主义的气氛依然十分浓厚，甚至连社会主义者也没有公开承认德国军队已经战败了。

从旧式的统治精英到埃伯特组合的过渡内阁发生了微妙的权力转移，紧接着这种转移的是普遍的混乱。德国人根深蒂固的秩序感不仅阻止了彻底的政治崩溃，也阻止了可能发生的共产党的夺权。甚至，为了避免德国工业的崩溃，工人的代表和工会的领导人聚集一堂，讨论出相互有益的协议，这些协议承认独立的工会组织的存在，以及集体讨价还价的权利。最终，为了保护公共服务体系的完整性，埃伯特要求所有的国家官员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这是一个使埃伯特大受批评的措施，因为旧式的公共服务的管理精英必定对民主具有敌意。然而，只有一小部分社会主义者——主要是由激进的商店服务员和斯巴达克派分子构成——反对这些由埃伯特和他的多数派社会党提出的稳定政策。甚至在工人和士兵委员会内部，也有人坚决反对追随俄国式的暴力的或“连根拔除的”革命。

尽管存在着这样的对共产党激进主义的坚决反对，埃伯特和他的多数派社会党依然经历了相当复杂的时刻。工人和士兵委员会的全国大会正在进行讨论时，一群乌合之众对代表们加以威胁，强迫代表们否决埃伯特全国选举的计划，反对他召集国民立宪大会，抵制他起草德国的民主宪法。然而，代表们拒绝这些威胁，以压倒多数的投票支持政府的计划，指定1919年1月19日为全国选举日。尽管国会投票支持了一个潜在的革命性的计划，其中包括民主公民权利的保护，军队服从内阁的控制，由部队选举军官，废除军阶徽章，废除军队中奴隶式的服从，废除常规军；但是，这一计划遭到了军队的抵制，并且，埃伯特自己不断增长的权力也成功地阻止了这些激进计划的实施。

埃伯特的左翼反对者发现了他对军队越来越多的依赖，对此他们感到惊讶和轻蔑，特别是在政府要求军方的帮助去镇压叛乱水兵的暴乱时。这些水兵盘踞在皇宫中，并拒绝从那里撤离。然而，派往柏林的军队证明是完全靠不住的，在圣诞之夜发生了一些小冲突之后，他们就放弃武装逃跑了。这迫使政府丢尽脸面地屈服于水兵提高工资的要求。

埃伯特对军队的依赖使独立派社会党相信：它所想象的革命已经妥协了。在12月27日，三个加入埃伯特内阁的独立派社会党人退出了内阁，尽管该党依然回避采用暴力。然而，出于策略上的原因已经和独立派社会党联合的斯巴达克派，与他们过去的伙伴断绝了关系，并且在1919年1月1日正式创立了一个新党——德国共产党。这就为革命的暴动搭建了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