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军事失败和经济崩溃的心理创伤，1919—1923(3)
假如圣诞之夜的冲突证明了什么的话，那就是常规军并非是应对暴乱的可靠工具，人们需要更为有效的力量处理紧急情况。绝对依赖于被战争弄得筋疲力尽的军队，已显得不战而败了。格勒纳将军相信，人们所需要的是有活力的、高度机动性的志愿部队——自由军团。早在1918年12月12日，路德维希·冯·梅尔克将军就建议他的上司尽快成立一支志愿者组成的长枪军团以维护法律和秩序。在得到上司的许可之后，梅尔克成立了一支人数可观的军队，它大部分是由彻头彻尾的专业军人组成的。他们视军旅生涯为生命，仇恨左翼激进分子，认为和平的公民生活是令人厌恶的。就这样，一支臭名昭著的、可以被雇用的政治打击部队——自由军团——就这样成立了，在整个魏玛共和国时期，自由军团注定成为折磨它的瘟疫。在紧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普遍混乱中，自由军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自由军团也提供了团队精神，并且为纳粹运动提供了人力。
自由军团的骨干由失去社会地位的帝国军官构成，他们为失去德国社会中的特权地位的未来感到惊恐。他们和军阀一道失去了战争的胜利，现在面对着在社会主义体制下生活的暗淡前景，而这个体制对旧式的军事制度充满了敌意。据估计，1919年德国大约有二十七万军官，他们大部分来自贵族阶层。他们曾经享受事实上的豁免权而不受公民的控制，同时具有令普通德国人羡慕的社会影响力。现在他们被战败的冲击和在社会主义甚至共产主义下沉闷生活的前景吓坏了，变成了狂暴的、有着高人一等意识的反革命分子，拼命地寻找新的目标，以便在其中继续享受特权。
因此，当埃伯特的政府为了生存，发现寻求军队的支持不仅是必要的，也是权宜之计的时候，许多军官和士兵对政府的征召表示响应。尽管德国战败了，但是尚武的精神依然十分强盛，在享有特权的帝国突击部队的残余势力中尤其如此。这些机动部队过去是作为先头攻击力量对敌方前线予以打击的。它们的军官和士兵因为骁勇善战而获得了传奇般的声誉。如同恩斯特·荣格在其对战争前线引人入胜的记录中描述的那样，一些突击部队的领导人用准宗教式的语言使他们的经历神圣化。
事实上，自由军团的士兵通常就是训练有素的杀手。他们时常找到一些理由使他们的野蛮行为合理化，如他们为反对布尔什维主义而战斗，他们保卫着祖国，他们将男孩造就成男人。在东部前线，一些自由军团的组织认为自己是最新的条顿骑士团，是东方“自由社会等级”的诱饵，因为它们为招募新生而年轻的战士进入反布尔什维克的十字军提供了富有吸引力的动力。最终，自由军团成为雇佣杀手的游动团队，他们忠诚于他们团队的指挥官远胜于他们应该保护的政府。
路德维希·冯·梅尔克将军的事例，激励了其他军官去建立自由军团。1918年12月26日，威廉·莱因哈特上校在柏林组织了自由军团，不久，在圣诞之夜保卫总理府的祖佩自由军团也加入其中。在波茨坦，冯·斯特凡尼少校组建了一个自由军团，它由过去的步兵第一师和帝国波茨坦师的残余组成，但是斯特凡尼少校从过去的军官、专业人员、军校学生、大学生中招募志愿者扩充军团的力量。所有这些正在出现的组织，在1918年12月依然是微小的，处于瓦尔特·冯·吕特维茨将军的控制之下，此人后来因为使用自由军团在卡普政变中推翻了政府而声名远扬。
同时，埃伯特在柏林拼命地加强自己正在衰退的地位，那里的大部分街区在圣诞之夜军队的惨败之后控制在起义者手中。新年是在令人压抑的气氛中开始的。埃伯特的政府没有军队的支持，警察控制在埃米尔·艾克霍恩的手中，此人是一个讨厌埃伯特的独立派社会党人。不知疲倦的李卜克内西通过组织罢工和示威破坏秩序；俄国的革命家，其中最著名的是卡尔·拉德克，激励着依然小心观望的工人掀起红色恐怖，去反对他们的资产阶级压迫者。1919年1月6日，激进的社会党人以总罢工对埃伯特政府发动了进攻，随后控制了铁路、公共建筑和报纸。在埃伯特山穷水尽的时候，他与格勒纳将军通了电话，并建议将政府所在地从柏林迁移到波茨坦。受到严重骚扰的埃伯特告诉格勒纳：“我将离去。我将完全从总理府消失。我困了。假如李卜克内西的暴民掌握了政权，这里就什么也没有了。在未来的几天里，我将在其他地方建立我们的政府，可能是在波茨坦。”
埃伯特的沮丧是他的不安全感和缺乏领袖魅力的领导能力的反应。尽管他是一位狡猾的政治斗士，但是他缺乏决断的领导能力。他的社会党伙伴也是如此，他们从小在上等阶级面前感到在社会上低人一等；他们私下希望其他一些人能够取代他们的领导权。正如理查德·瓦特所认为的那样：“他们一生都处于社会主义运动中，这使他们习惯了反对派的角色。他们缺乏训练，对社会主义的胜利也缺乏情感上的准备。事实上，他们并没有真正希望这一胜利在他们生前到来。”
如果说埃伯特缺乏对激进派发起决定性进攻的能力，那么，其他一些人是知道摧毁革命需要什么样的东西的。机智果断的军需官格勒纳将军再次对埃伯特伸出了援助之手，他告诉埃伯特站稳脚跟，依靠军队以及和军队有着密切关系的自由军团。12月下旬，格勒纳将军还劝说埃伯特去邀请古斯塔夫·诺斯克。此人在水兵暴动之后在基尔恢复了法律和秩序。诺斯克在多数派社会党中以“右派”和民族主义者著称，是少数几个得到军队信任的左派。当埃伯特任命他为国防部长的时候，诺斯克就明确地表示，他将毫不犹豫地成为一只猛犬，在恢复法律和秩序方面担负职责。诺斯克离开了市中心前往富人居住的郊外的一个女子学校。随后，他精明地领导可以信赖的军队，并与瓦尔特·冯·吕特维茨将军协调行动。1919年1月11日，“斯巴达克周”的开始之日，诺斯克就与他的自由军团一起向激进派开进。在流血冲突的几天里，自由军团的士兵对他们仇视的共产党发动了报复行动，并且不加区别地屠杀了数百人，其中包括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他们在1919年1月15日被杀害，当时“他们企图逃跑”。
从柏林开始，斯巴达克的起义向德国的其他地方蔓延，但是，自由军团无情地粉碎了起义者。在巴伐利亚——纳粹运动的未来故乡，库尔特·艾斯纳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是短命的，在艾斯纳被暗杀后，它让位于第二次革命。1919年4月，共产党占据了慕尼黑。自由军团——其中一些人挂起了带有万字徽的旗帜——再次无情地屠杀了反对派，恢复了“法律和秩序”，将巴伐利亚变成了反对共产主义和正在出现的魏玛共和国的堡垒。
魏玛和凡尔赛
在1919年至1933年之间，德国屈从于两个主要的文件——《凡尔赛和约》和《魏玛宪法》，直到希特勒撕毁这两个文件之前，前者一直决定着德国人如何面对境外的强国，后者一直控制着德国人的生活。尽管《魏玛宪法》是当时世界上最为民主的宪法之一，但是，理查德·瓦特清楚地认识到，作为一个文件，这部宪法自始至终寻求着一个民族的存在，但它留下的是痛苦和悲伤的事实。同样，有人认为《凡尔赛和约》作为一个文件，自始至终在寻求一个乐意接受该条约中所有条款的单一民族。德国人民没有接受这两个文件，十四年的魏玛共和国（1919—1933）见证了持续地拒绝这两个文件的尝试，这些尝试在带有极端色彩的政党中表现得特别明显。
1919年1月19日，德国进行大选，选举了421位代表参加国家立宪会议。这个会议的任务是任命一个新的政府，制订一部宪法，与协约国缔结和平条约。社会民主党获得了最多的选票（1150万张），但是在立宪会议中它没有获得多数席位，只得到421个席位中的163个。结果是，在没有获得自行治理授权的情况下，社会民主党发现与温和的资产阶级中间党派（民主党和中央党）组成联合政府以获取有效的大多数是必要的。第一次战后选举是紧接着流血的斯巴达克周开始的，鉴于这样的情况，社会民主党（多数派社会党）获得如此多的选票是令人惊讶的。同时，保守的党派从君主制崩溃所引发的创伤中明显恢复过来。尽管它们表明坚决反对共和国，不掩盖它们的君主主义倾向，但是保守主义者勉强接受了新的民主生活的事实，并且似乎乐意通过民主程序来实现他们的目标。出于对新的民主精神的尊重，一些战前的保守主义政党甚至在党名中加入了“人民”两字。因此，战前的保守党以德国国家人民党的名称重新出现。然而，尽管名称民主化了，但是它依然是富裕的土地所有者、工业家、传统的军事—工业联合体有影响的代表人物的政党。在这次选举当中，它名列第四，获得300万张选票和立宪会议中的44个席位。在与其他右派政党——诸如古斯塔夫·施特莱斯曼的德国人民党——的合作中，德国国家人民党在立宪会议中获得了15%的议席。
1月选举的结果留下了几个积极的征兆：德国人民显然决定支持中庸之道，乐意进行民主的实验，尽管几乎没有什么德国人知道民主实际上需要具备哪些东西。另外，极端的政治党派已经经受了明显的溃败。因为斯巴达克分子的失败，共产党没有参加1月19日的选举。在政治的右翼，伴随着君主右翼崩溃而来的震动还没有完全消失，这样，中间党派乘机稳固了自己的地位。尽管有着这些迹象，人们依然能够觉察出一些存在已久的问题。选举已经显示出选民没有对任何政党显示出完全的支持或者热情。这就意味着没有一个单一的政党能够获得明确的治理授权，意味着民主程序能够发挥作用的唯一方法是组成联合政府。然而，这种权宜的安排带来了产生内部分化的政府的危险，因为政策的制定者代表着不同的思想观点，隶属于不同的选民。确实，在整个魏玛共和国时期，没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少数派内阁和内部虚弱的大联合一直动摇着稳定的民主政府。最终，当这种有缺陷的民主程序不再起作用的时候，德国的政治家们转向极权主义的解决方法，建立超越议会的集权内阁和依靠行政命令的统治，这就为完全的独裁统治铺平了道路。
1919年2月6日，星期二，国家立宪会议在魏玛的新国家剧院开始运作。魏玛位于柏林西南方大约一百五十英里的伊尔姆河边，这个城市被政府选作会议召开的地点是因为它能提供比变化无常的首都更安全的环境。魏玛在德国的中心地区也占据了特殊的位置，它是歌德、席勒、赫尔德的城市，是富有人性的诗人、哲学家组成的“美好”德国的中心。因此，从心理角度来说，魏玛对于一个新民主的开端不是一个坏的选择。
从1918年11月中旬开始，埃伯特—沙伊德曼政府的内务部长以及助手胡戈·普罗伊斯（1860—1925）为德国人民制订新的民主宪法。作为犹太人和自由主义者，胡戈·普罗伊斯没有获得传统大学中的位置，他不得不在柏林的商务管理学校讲授宪法法学。胡戈·普罗伊斯还作为左派进步人士在柏林的城市议会供职。作为著名的法律史学家奥托·冯·基尔克的学生，他是一个敏锐的理论家和狡猾的策略家，但是，正如豪约·霍尔本指出的那样，胡戈·普罗伊斯承受了大多数知识分子专家在政治上的失败，他缺乏个人说服力，无法对人产生实际的控制力。他一心一意地为混乱的德国寻找最好的宪政管理。他折中地从几个地方寻找制宪的方法，包括美国宪法、欧洲议会主义的精华部分，甚至1818年法兰克福会议流产了的宪法。他不得不和反对党及社会利益集团合作，并被迫作出妥协。通过若干次仔细的修改，最终的文本在许多方面反映了德国社会的不和谐。《魏玛宪法》是一个来自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想的大杂烩，在经济目标和未曾解决的阶级冲突方面体现了巨大的混乱，以至于德国的民主从一开始就受到了阻碍。
尽管《魏玛宪法》是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文件，但是它包含了一系列可以从集权的角度、也可以从民主的角度解释的条款。最初，胡戈·普罗伊斯强烈地信仰中央集权制的国家。相对中央政府，他力图将州的权力降低到比君主制统治下还要弱小的水平。尽管对此的反对证明是强大的，联邦主义在原则上得到了保留，但是，中央政府的权力远比在君主制统治的情况下强大得多。中央政府获得了对武装力量的绝对统治权；指导着涉及外交政策的所有重大事务；根据需要提高和强行征收赋税；所有一度服从州政府的公务员现在直接对柏林政府负责。另外，中央政府夺取了国家铁路系统的所有权，对众多的过去由州政府或私人机构承担的责任负责，其中包括对穷人的救济、医疗、劳资关系、传播机构（出版、电影、剧院）、开办银行、商业、民法、刑法等等。无疑，州被允许通过它们自己的小型议会处理内部事务，但是，中央政府的权力注定是高于州政府的。任何一个州违抗中央政府的意志，中央政府都将对此采取军事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