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极权主义的诸种起源(3)

例如，在意大利，对19世纪晚期民主进程的不满就达到了高峰。在一系列缺乏效率的议会体制下，这个国家越来越深地陷入了政治的泥潭之中。意大利落入了聪明的政治骑墙者的手中，他们将议会制的政府变成了马基雅维里式的棋局，充斥着无道德的交易和变化无常的结盟。这些政治骑墙者中最狡猾之人是乔瓦尼·焦利蒂，他被人恰当地称为“地下部长”。他强加给意大利一个脆弱的、被掩饰的议会专制统治，这一统治严重地玷污了富有责任的政府，并且间接地鼓励了政治极端主义的兴起。在政治左派方面，这一极端主义的结果是：一些激进分子脱离了社会主义运动多数派的修正主义阵营。在贝尼托·墨索里尼、埃托雷·西柯蒂和康斯坦丁诺·拉扎里的领导下，这些激进分子痛斥共产党修正主义者小心翼翼的渐进主义，并且要求社会主义的真正目标应该是消灭资本主义。这些激进分子将资本主义和民主联系在一起，因此要求消灭资产阶级的民主。在政治右派方面，焦利蒂犬儒主义的联合政策激起了广泛的对议会民主的反抗，并强烈要求建立在军事力量基础之上的、受神灵启示的、具有领袖魅力的领导阶层。在反民主的倾向之后，通俗的反民主理论不断增多，它们体现在加埃塔诺·莫斯卡、维尔弗雷多·帕累托和罗伯特·米歇尔的著作当中，它们驳斥民主的理想，认为它是一种幻觉，并强烈要求具有强烈意志的或“创造性的少数人”的具有领袖魅力的统治。

对自由主义政治的厌倦是普遍的，意大利并非是孤立的事例。人们越来越相信，议会民主促进了社会冲突和党派纷争，这方面的表现远远超过了它在促进有效率的政府或果断的领导权力的方面。在德国和奥地利，皇权继续为它的极权主义统治方式加以辩护，声称它提供了抵制民主进程的无政府状态的唯一保障。法国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如此，在那里，路易·波拿巴（1851—1870）已经建立了“后自由主义的极权主义政体”，也就是在法国，第一个现代法西斯运动——法兰西行动——诞生于1899年。这一运动通过将自己嫁接到更富有生命力的运动——如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当中，将君主和集权的传统现代化。在这一运动的主要理论家查理·莫拉斯手中，保皇主义不再带有封建专制主义的色调，而是谈论起人民权力至上论，把国王转化成公意的反映，考虑有益于全体国民的事情，而不再考虑某些阶级或某些群众微小的自身利益。

当19世纪接近尾声的时候，敏锐的观察者注意到了反抗资产阶级文明和价值观的汹涌潜流，而在这些文明和价值观上，牢固地附着着议会民主、科学理性和资本主义。这些价值观事先假定一个稳定的、可以预知的世界的存在，但是这一世界正被一些欧洲重要的知识分子不断地颠覆，正如在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著作中所表现的那样，他们把社会思想的轴心从客观的、可证实的物理经验世界转变成主观的、只能局部进入的无意识世界。理性作为虚弱的外表完全受到本能力量的驱使，这一点变得愈发清晰。阿图尔·叔本华拒绝了理性的优先性，认为它是“古老而普遍的极端错误”，相反，他坚持认为所有生活形式“真正的”决定性因素是无意识的意志，是一种“专横欲求”的意志。叔本华思想的后继者弗里德里希·尼采使这一本能的“权力意志”神圣化，他坚持认为，这种意志与“成长意志”是对等的，快乐存在于一种汹涌起伏的感受之中，即权力正在成长，抵抗得到了克服。尼采还认为：“哪里权力意志匮乏，哪里就存在着堕落。”他警告道：欧洲文明正在技术理性麻痹性的影响下迅速失去活力。我们越远离我们的生命之根，远离我们的本能和古老的遗产，我们就变得愈发的虚弱，因而我们也将变得越来越堕落。尼采蔑视中产阶级的文化，厌恶它的平等主义和物质主义价值观，这促使他从事悲剧性的、堂吉诃德式的征战，其目标是赞美酒神生命力的救世价值观，赞美对“堕落没有怜悯”的高贵的超人阶层的统治。

尼采对无意识和原始本能的探索后来最终被心理学伟大的拓荒者——其中最著名的是弗洛伊德和荣格——所发展。这些作家拓宽了人类生活中理性和本能之间、意识和无意识之间正在显现的鸿沟，他们将意识的动机还原为掩盖的或压抑的无意识欲望，这样，他们就不知不觉地复活了一种古老的迷信：最表面的现象是我们无法控制的隐蔽力量的间接显现。对处于交战之中的双重心灵的地貌学式的描述，激起了另一个古老的恐惧：存在的困境受到看不见的因而是更有潜力的力量的控制。假如内部和外部不能共同延伸，人类的灵魂就会悲剧性地依然处于分裂状态。这几乎接近于将生理和心理两个层面嫁接到古老神学的灵肉二分法上，只是在现代化了的人类存在的二元性的样式中，头脑说的是技术文明的话语，身体说的是更为古老的、有时是更令人震惊的话语。

无意识的发现，以及与原始性的遭遇，具有许多积极的意义。它们刺激了对人类古老过去的复兴的兴趣，也导致了对象征语言更深刻的理解，依靠这种理解，古老的遗产通过传说、神话和仪式得以流传。与原始事物和古老事物的遭遇，可以对现代生活方式进行富有成效的矫正，使焦虑不安的城市居民想到，重要的经验可能来自根深蒂固的习惯和古老的生活方式。

另一方面，全神贯注于返古的力量，可能也培育了古代残酷行为和部落偏见的复发。对原始主义的崇拜远不能医治人类心理的分裂，却可能极易转变成对富有责任的社会的野蛮攻击，同时扰乱文明本身的秩序。“权力意志”可能会被轻易地掺入杂质，从尼采对“精神的超越”或战胜自我的信仰，变为野蛮的统治和不受约束的侵略。对神话的信仰与其说将我们与共同的过去联系起来，不如说可能将我们导入集体的幻觉和对革命的煽动之中。对高一级类型的人——超人——的繁殖，不是保证“有耶稣之心的恺撒”的教育和培养，而是在粗糙的达尔文生物学和极端信条的影响下，去建立由危险的变态分子控制的人类“种马场”。最终，对年轻和自然的崇拜可能受到滥用，成为集体性的思想灌输，并且扭曲了真正的青年的理想主义以服务于战争的侵略性目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部落仇恨返古的大爆发。当战争结束的时候，将近一千万年轻人战死在欧洲战场。假如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狂热、帝国主义的一并出现为20世纪的极权主义提供了温床，那么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后果就产生了真正的灾难，它使极权主义在两次大战之间成为可能。战争极大地加强了几乎每个欧洲国家的国家权力，因为民族的存亡依赖于群体的一致和政府对资源的控制。在战争的整个过程中，欧洲国家全面控制了它们的人力和自然资源，公开地侵犯自由企业的原则以管理国家经济。政府的计划者背离了19世纪的自由主义，并使这种行为合理化。他们认为，自由经济对资本主义的存在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在国家处于紧急状态时期，它就显得过于浪费了。那些坚持追逐自己企业利益的人被指责为“投机商”。追逐利润的动机是资本主义的标志，它经常被谴责为不爱国。计划经济是19世纪资本主义的噩梦，当政府的计划者控制着工资和价格，分配资源并强使工人从事所需的职业时，它却成了战争期间的日常现实。

约翰·斯图尔特·穆勒警告说：国家权力的增长通常伴随着个人权力的减少，国家的控制必然削弱个人的自由。19世纪的自由主义者也关注过这样的事实，即个人自由和经济自主是紧密联系的。假如国家是公民生活方式的决定因素，那么，个人就被剥夺了自由选择以及他们的自由。

事实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剥夺了数以百万计公民的选择权利。政府决定着谁应该活着，谁应该去死，谁应该工作，以及为什么应该如此。独裁者的幽灵开始昂头苏醒，它消灭自利，限制选择，削弱自由。当然，国家在过去也一直要求它的国民作出牺牲，声称自身具有执行正义、提供公共安全、征税、管理学校和教堂、分配财富的权利。然而，在欧洲的工业化国家，第一次世界大战加速了国家控制的倾向。

第一次世界大战留给极权主义的另一个遗产是战时宣传中制度化的谎言。当然，心理战和战争一样古老，但是，全面实施由欺骗专家从事的战争魔法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产物。这次战争初步产生了乔治·奥威尔对“颠倒黑白的宣传”的噩梦般的想象，即官方含糊其辞的空话的目的在于控制公共信息。国内的心理战卫士成为战壕中士兵的助手，前者用笔，后者用枪，两者的结果都是有害的。

尽管在1622年教皇格里高利十五世成立信仰宣传大会时，“宣传”一词才首次出现，但是，英国在1914年就初次显示了宣传在战时的广泛运用和声势。英国宣传工作的主持人是查尔斯·马斯特曼，他是一位剑桥大学的教授，由首相阿斯奎斯任命担任新成立的宣传办公室主任。在整个战争期间，马斯特曼和他聪明的同事费尽心机地制造出一条宣传的洪流，把德国人描绘成没有一丝人性的赤裸裸的侵略者，是以残酷为乐的野蛮的“匈奴人”。他的“抵抗作品”是有关德国士兵在比利时的野蛮行径的《布赖斯报告》。它以三十多种语言出版，讲述了德国人在比利时残暴的、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

马斯特曼的大部分工作后来被新成立的、由新闻巨头比弗布鲁克爵士领导的情报部所接管，他拥有巨大的信息来源。在努力网罗最富有说服力的天才方面，他会集了像罗瑟米尔爵士、诺思克利夫爵士这样的新闻界领袖。人们普遍认为，英美方面制造了“较好的”宣传，也许其直接的理由是：在一个较为开放的社会，说服民众是更为困难的事情，因为在那里，思想的自由可能会有效地质疑政府的宣传。当美国参战时，威尔逊总统成立了由乔治·格里尔领导的公共情报委员会。格里尔是一位著名的新闻记者，他的唯一责任是从事宣传工作。

同样的组织也在其他国家建立起来。大多数宣传组织都与军事指挥机构、情报部门及警察部门联手。另外，它们支持爱国主义作家推动战争的事业，正如后来的广告部门邀请名人推广他们支持的产品一样。政府与新闻界的通力合作产生的一系列结果是致命的，因为宣传家们在欺骗他人的时候也在欺骗自己。具有悲剧性的是，战争及其产生的后果，释放了极易唤起但又极难控制的仇恨。互相说谎，为几十年的不信任创造了条件，这种不信任孕育了未来的侵略行为。

在总结正在出现的极权主义形式和心态特征的时候，有几个具有个性的问题必须得到高度的注意。首先，极权主义是对发生在19世纪晚期飞速发展的工业变化的回应。极权主义是一种努力，它企图重新获得政治的整一性，并且将分散的民众和反社会的集团在政治上一致化起来。法西斯主义获得统一化的途径是利用对有机生命生物学的观念，把它作为医治分化的社会系统的方法。而共产主义的途径依然是面向社会的革命性变革，这一变革建立在平均化和平等的基础上，把它们作为拯救人类的唯一源泉。正在出现的法西斯主义运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就已经处于酝酿的状态，它用自然的活力同现代工业精细的规则制造出来的堕落的精神状态作斗争。它要求通过对更高的情感、想象和意志的服从，对人类和社会加以变革。总之，它企图通过回到原始状态医治内在的分裂，它指出现代性是对古老真理的颠覆。正因为这一理由，法西斯主义的主要作家不断地唤起前工业世界的价值观，呼吁重新建立社会的等级制度，强烈地拒绝民主和平等的价值观念。

其次，极权主义代表着20世纪式的传统宗教信仰，在许多方面，它是宗教生活世俗的对应物。除非我们能把握这一关键之处，否则，我们就没有抓住极权主义的本质特征。对于数百万生活在极权主义控制下的民众来说，这里只存在着一种统治方式，那就是被迫服从“规范的”生活方式，而没有选择和个人自由的可能性。这意味着通过制度化的压制对自我人格的最终侵犯。然而，这种强迫性的“一致”并不依赖于超验的精神实体，而是赤裸裸的权力对自身公正性的辩解。甚至过去的绝对专制体制——无论它们在实际上多么具有压迫性——也没有要求凌驾于超自然的权威之上。唯有全面地摧毁神圣性和虔诚——这种状况在19世纪晚期各种世俗的意识形态当中得到了实现——才会使人们屈从于组织化的压迫成为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