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极权主义的诸种起源(4)
第三，极权主义跨越了意识形态的界限。斯大林主义兴于左，法西斯主义兴于右，但是实际上几乎没有什么差异。正如弗里德里希和布热津斯基所指出的那样，无论左与右，极权主义的基本特征是一样的：都有无所不包的意识形态、由一个人领导的群众大党、恐怖的警察组织、受到垄断控制的传媒系统和武器装备、受到集中指导的经济。当然，在阶级认同上它们存在着主要的差异。左派极权主义主要是工人阶级的运动，讲述的是18世纪的话语，强调经济和社会的平等；右派极权主义主要是中产阶级的运动，讲述的是达尔文主义和种族主义的话语，声称平等对政治的影响是有害的。然而，两种类型的极权主义都依赖于大众的支持，在历史必然性的烟幕下掩盖其真实的目的。两者都会精明地强占、合并、扭曲温和的对立者的观点，向它们的追随者承诺政治上的义务，如“工人的天堂”或“千年帝国”。另外，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都否认了选择和自由意志的开放世界的可能性。每一个公民都被迫最终认同一种宣称是规范的和排外的政治生活的方式。
尽管极权主义运动显示了许多种相似的模式，但在社会经济控制的机制上是不同的。左派极权主义是工人阶级的激进化，右派极权主义是中产阶级的激进化。无疑，两种类型的极权主义先锋，常常是不属于任何阶级的或者飘忽不定的知识分子，因此对任何一个阶级都没有表现出坚定的忠诚。两种运动最终的社会经济动力，依然存在于不同的社会经济集团之中。法西斯主义或者它的德国变体——国家社会主义——是中产阶级绝望的表现。这是一种回应了左派极权主义的右派极权主义。正如恩斯特·诺尔特所认为的那样：“法西斯主义一直处于牢固的民族自我维护和自治的框架中，依靠极端对立的但又相互关联的意识形态，并且利用几乎同一的、经过专门修正的方法来消灭敌人。”
在一段时间里，欧洲成为了两种极权主义之间意识形态的、政治的、最终是军事的战场，它表明了20世纪政治生活的贫困。德国极权主义的形式是一种被称为国家社会主义的法西斯主义。正如我们所见，这种法西斯主义具有三个明显的特征：对具有领袖魅力的领导者的依赖和对反对者进行的军事威逼；制造一些共同的敌人——犹太人、共产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和平主义者、共济会成员、吉卜赛人、耶和华的见证人，等等；依靠某种整合性的社会政策，如极端的民族主义、福利国家主义、种族主义、人为设计的激情主义和战争，吸收工人阶级的激进分子。
德国背景
要了解纳粹运动全貌的方法是提出一个具有前瞻性的问题，这一问题能够得到一个回顾性的答案，即纳粹运动是否可能再次发生？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我们必须确定在国家社会主义可能以完全一样的形式再度出现之前，有哪些先决条件必须再度聚合。产生相似于国家社会主义的运动有五个主要的先决条件可能是本质的：
1.存在着半封建和半工业的混合社会，这个社会还带有长期存在的军事化和极权主义的传统。
2.作为社会控制和国际侵略的工具，民众被国家化。
3.生物—种族的信仰得到了尊重。
4.军事上的失败和经济上的崩溃引发了极端的压力，这种压力产生了创伤性的结果。
5.反社会的人身攻击和排外的运动同时出现。
这些原因中的三个植根于战前的社会条件，但是它们不能自行导致阿道夫·希特勒的崛起。事实上，人们可能认为，战前的德国尽管显示了某些社会失调和不稳定的迹象，但是它依然可能发展成为现代的、稳定的和人性的社会。导致希特勒崛起的直接原因，是德国的战败和由此产生的必然结果，其中包括革命、《凡尔赛和约》、赔偿、通货膨胀、政治极端主义及经济的崩溃。假如不是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社会可能能够更为成功地适应现代工业文明的挑战。战败和无力现实地应对一系列战后的灾难，加重和再次激起了先前无法解决的社会矛盾。这些社会失调征候在20世纪20年代的一并出现，产生了尖锐的社会和文化危机，而这些危机不可能以同样的形式重复出现，不过可以设想到，由于受到内部巨大的工业变化和外部战争的威胁，传统的和不发达的社会可能会倒退到极权主义的策略当中去解决它们的社会问题。极权主义是如何在德国发生的是以下讨论的主题，也是后面两章的核心问题。
混合的社会制度：第二帝国，1871—1914
德国历史的主题之一是政治的碎片化，即德国人没有能力去建立一个统一的国家。不像其他的欧洲人，德国人直到很晚的时候才获得自己的国家形态，并且它不是广泛的民主一致性的结果，而是依靠占优势的普鲁士军事力量获取军事胜利的结果。几个世纪以来，德国一直只是一个政治和地理上的代名词，一个众多的封建领地组成的破碎杂烩。但是，在这个被外国诋毁者嘲笑为“狂欢节的化装衣”的国家里，普鲁士这个封建的军事国家逐渐地获得了优势地位。由于它的敌人在军事上的虚弱，由于在德国政治中的离心力，也由于它根深蒂固的军事传统，普鲁士王国逐渐扩展了它的领地和国力。在1864到1871年之间，普鲁士在“铁血宰相”俾斯麦的领导下统一了德国，并且把它体制上的军事集权特性强加给德国的其他地方。普鲁士的霍亨索伦国王变成了德国的皇帝，普鲁士的首都柏林成为了德国的首都，普鲁士的体制和思想习惯开始弥漫在这个国家意识的每一个方面。
新的普鲁士化的德国拥有许多优点。甚至对普鲁士最富敌意的批评家尼采也一直强调普鲁士精神的许多积极方面：尊重权威、执著于责任和艰苦的工作、根深蒂固的良好秩序感。同时，在社会秩序当中，普鲁士的军事传统把低级军官的地位置于最高等级的公民之上，这种传统并非一直与文明化的价值观相一致。20世纪德国最伟大的历史学家弗里德里希·迈内克本人是一个普鲁士人。他在晚年悲哀地发现，在普鲁士人的人格中存在着两个灵魂：一是接受文明，一是敌视文明；一是人性的和个人主义的，是清教徒意识的产物，一是野蛮的和集体主义的，是长期严酷的军事主义的产物。在新建立的德意志帝国时期（1871—1918），服从于权威的普鲁士精神——处于半神地位的国王是其象征——渗透到德国生活的许多方面。
这个新的普鲁士化的德国，具有高度的军事化特征，几近于阿尔弗雷德·瓦茨给军事主义所下的经典定义，即“军人对公民实施统治；重视有关军事上的考虑、精神、理想和等级的价值观；为了军事的目的，给予民众沉重的负担，从而忽视了福利和文化；把最优秀的人才耗费在非生产性的军事机构当中”。总之，新德国以一种欧洲其他国家没有采取的方式，将等级的军事封建价值观体制化和永恒化。它传授给年轻的德国人这样一种思想：“德国人”首先意味着是一个勇敢和忠诚的战士。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个国家将武士偶像化为一个文化角色的典范，那就是日本。
事实上，在帝制的德国，军事组织是凌驾于一切机构之上的，享受着过去只授予教会的荣誉。军官团被尊崇为偶像，从当时流行的一句谚语中就可以得到证实：“人类是从少尉开始的。”任何人只要穿上军服，立刻就高于普通的生民。作为一个拥有绝对权力等级的成员，每一个德国军官都是不受公民控制的，他只服从于皇帝。军事阶层有着自己的荣誉标准和法律规范——荣誉军事法庭。因为军人不受公民的控制，因此，它本身就代表一种法律。约翰·惠勒—贝内特公正地指出：德国军官团与皇帝的关系，就像古罗马禁卫军与罗马皇帝的关系一样。
年轻的皇帝威廉二世在军事事务中代表着普鲁士人的偏爱。由于这位皇帝轻视被他轻蔑地称为“草民”的公民，所以他更信赖于军队而不是议会或宪法。他言辞浮夸而好战，在外国人眼里简直具有难以忍受的挑战性。在对前往帮助镇压中国义和团的一个分遣部队演讲时，这位皇帝命令他们不要留俘虏，所作所为要效法匈奴人。他的这句名言后来被同盟国的宣传专家充分利用，把所有的德国人描绘成恶魔。威廉皇帝炫耀武力的言辞充满了“毁灭”、“血战”、“不屈意志”的字眼。他喜欢对王权加以夸大的描述给民众以深刻的印象，同时配以恫吓性的威胁，即他不能忍受他的权力受到敌视。了解威廉的人知道，他所说的大多数的话是夸大其词的，成为公众的谈资。同时，军事语言被认为是公众谈资最好的语言也是意义重大的。军事艺术加强了第二帝国军事性的氛围。国王的官方肖像总是全副戎装，昂首仰视，充满了挑衅，上扬的胡子意气风发。他的一张好战的肖像曾经让一位法国的将军感叹道：“这不是肖像，而是战争的宣言。”
由这一新的军事帝国传达出来的权力氛围基本上是虚幻的。在霍亨佐伦王朝的辉煌之下潜伏着许多社会的力量，它们与封建君主政体的自命不凡无法并存。在工业飞速发展的时代，德国的君主政体执著于过去的前工业时代的传统价值观。在不到一个世纪之前，过时的封建制度企图保持其社会的永久性，但在资本主义兴起之时，却在法国引发了这一古老制度的崩溃。是什么原因使得德国逃脱同样的文化置后所造成的可怕后果呢？战前的德国和革命前的法国一样，是一个混合的社会，它在现代资本主义和机器技术的背景下保持着封建的政治制度。
从政治的角度来说，新的帝国包含了许多反常的事物和不和谐的声音。俾斯麦的宪法建立了蒙着丝薄面纱的专制体制，在其中，皇帝作为首席执行官有权任免首相及其他高级官员；有权控制整个外交政策；有权领导整个军队；当国内出现动乱时，有权宣布军事管制；有权剥夺持不同意见的城邦的领土主权；有权召集、中止和解散议会；有权发布和监督所有联邦法律的执行；有权解释宪法。
这些全面的、可以自由决定的权力，可能更适合专制主义的时代，但是不适合工业化的时代，因为分割的权力或者至少是相互制约的权力，已被证明在缓和社会冲突上是更为有效的。相互制约的权力无疑存在于两院制的议会形式中，存在于政党的发展中，存在于工会运动的兴起中，存在于强有力的商业卡特尔当中。不幸的是，不论是俾斯麦还是他的继承者，都没有为民主政治去造就德国人民，相反，他们采用了权宜而实用的联盟，以及特殊利益集团的组合去解决社会问题。在俾斯麦和他的继承者的统治之下，议会被排除在决策之外，因为处于统治地位的保守主义精英成功地维持了新的帝国，甚至扩张了处于主导地位的普鲁士的影响力。尽管外表看来是矛盾的，但新帝国的政治现实构成了一个强有力的普鲁士国家，它具有对军事力量实际的垄断，在上议院占据了主导地位，拥有非自由的、偏好富裕阶层的选举程序。
当然，德国没有逃脱“人民权力至上论”的压力，但是真正对民主参与的要求不是被封建君主制度挫伤、就是被它所吸纳。这种策略之所以成功，部分是因为数个世纪以来德国人对权力的屈从，部分是因为宗教或哲学的代言人们——他们包括路德、费希特、黑格尔、特赖奇克——将当权者神圣的观念合理化了。对处于统治地位的独裁政治的反对相对来说没有什么效果，也是因为国家的优秀分子没有选择进入议会，大多数政党只关心狭隘的经济利益，而没有成为国家性的政党去成功地提出当时十分迫切的问题，其中包括封建的精英和劳动大众不断加大的鸿沟，德国在欧洲国家共同体中的外交作用，军事组织傲慢的、视自身高于国家法律之上的排外性。
尽管在实际生活中，帝制德国的政治生活相对是自由的，社会民主带来了稳定的进步，例如在1912年，社会民主党成为国会中的最大党；但是，令人悲哀的事实是，对政治生活有意义的参与依然完全受到狭隘的、经常也是傲慢的精英们的控制，他们希望将其统治延伸到20世纪。那些创造第二帝国的人们，尽管认识到“人民主权至上论”的重要性，但是依然错误地认为，权力可以保存在旧有的王朝统治阶层的手中。普通的、有警觉性的德国人注意到，他们的宪法没有以《人权法案》或《人权宣言》的形式提及基本的人权。
正如拉尔夫·达伦道夫所洞察到的，从经济的角度来看，普鲁士化的新德国的独裁精神，在工业和封建国家之间“富有成果的、不适当的联合”中得到了证明。一旦德国获得了统一，国家就会自上而下地管理工业的进程，其手段包括：无息贷款，允许各种大型垄断企业的存在，拥有巨大的财富和企业——包括煤矿、高炉和公共事业部门。国家还通过有能力的、听话的公务员所构成的复杂体系去管理这些企业。因此，在德国，自由的企业被国有的企业所替代；在当时欧洲最富有动力的工业扩张，是政府控制的结果。甚至工业化最令人头痛的事情——失业、疾病、事故、糟糕的工作环境，也处于国家保护伞下。在以传统的家长式态度对待它的普通国民的同时，国家现在依靠制定进步的社会福利标准，将这一角色带入了工业化的时代。根据达伦道夫的观点，德国既是社会主义的，也是资本主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