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极权主义的诸种起源(5)
几乎从工业化最初的起始阶段，某种国家社会主义就对应于国家资本主义通行的体制。被人们采用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公开容忍英国的产业工人和他们的妻儿的悲惨境遇，而马克思把它作为要求国家采取行动的感情上的出发点。与此相反，德国的公共机构一直感到对工人的福利负有责任。像其他地方一样，工业化的德国也存在着贫穷、疾病和悲惨的状况，但是，官方对社会问题的态度，明显证明了严酷的和仁慈的家长权威这种前工业社会的联合。
家长主义给国民的顺从和依赖创造了条件。它培育了一种幻觉，即在没有国家干预的情况下没有什么伟大的东西能得以实现，离开了国家，个人是没有意义的。这就是奥斯瓦尔德·施宾格勒后来所指出的，普鲁士人的本能就是鼓励好的公民为公共利益而不是为个人或自我利益工作。在这个意义上，普鲁士人的目标是推动国家主义和社会主义。这是以奇特的方式显示的国家社会主义的原型。每个公民被期望对国家毫无疑问地服从和忠诚。反之，国家也以慷慨的社会福利奖励国民的全面服从，比如养老金、失业保证金、残疾保护和医疗保障。好的公民应该努力成为组织良好的公民服务社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这一社会中，根据人们的表现、才干和对国家的忠诚而得到应有的评价。
然而，这些信念依然停留在纯粹的理论水平上，因为，处于统治地位的精英不愿意和大众进一步分享不断扩大的资源。家长主义不能掩饰新帝国在分配公正中的差异，阶级的冲突因此而发生。帝国的精英并没有建立通往不断增长的工人阶级的桥梁，相反，他们更偏爱挖掘鸿沟。另外，帝国的领导层在其尖锐的、缺乏感情的演讲中，不断地表达出他们的不安全感。威廉二世象征着新德国的虚弱，他好战而狂暴的言辞并不能遮盖促成这些言辞的自卑和胆怯。皇帝就是德国，显然是被夸大了，因为他代表着一个没有找到稳定身份的国家，因此他只能用激怒的姿态和武断的自信掩盖国家的脆弱。
知识分子社团也反映了这种体现在新帝国机构中的紧张和怪异。俾斯麦用“铁与血”铸造了新的德国，他因此也把挑战抛给了德国知识分子。正如直到新帝国产生人们才发现德国一样，诗人和思想家的国度是如何回应军事帝国思想的呢？令人惊奇的是，过去批评俾斯麦的人都屈从于他的成功，甚至在普鲁士军队胜利之后，他们都转向支持他，并且放弃了他们作为不切实际的梦想的和平理想。歌德和其他德国诗人的德国消逝了，冷酷无情的现实主义的德国即将出现。这些现实主义者崇敬托马斯·曼创造的新偶像冯·斯塔特将军。普鲁士军事力量的成功，给许多知识分子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确信生活的本质存在于权力之中。即使尼采也警告他的德国同伴，权力政治如果没有精神的深度相伴，将使德国国民既愚蠢又野蛮。不过，他将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他所命名的“权力意志”，这个术语后来得到了纳粹分子的赞赏。在一个著名的段落中，尼采以修辞的方式问道：“什么是善？”他自答道：“每一件能提升人心中权力感的东西就是善。”相反，“什么是恶？”“每一件天生虚弱的东西就是恶。”最终，“什么是快乐？”“权力在增长、抵抗被克服的感情是快乐。”
尼采对权力的精神化与其他人对权力的精神化只在类别上有所区别，一般来说，后者较为粗糙并更具侵犯性。许多德国思想家越来越把权力视为现实最终的源泉和约束力，而不是获取某种特殊政治目的的实用工具。同样，许多人按照黑格尔的术语，把国家视为神圣意志在人世间的体现，而不是一套传统的人类体制的显现。因此，每一个公民都必须虔诚地将自己奉献给国家。
在战前德国知识分子的社团中，我们能够觉察到强烈的反民主偏见，以及对政治专制主义的偏爱，觉察到一些与中庸或妥协不一致的态度。另一方面，德国的知识分子也在做出共同的努力去解决社会问题，整合成一套被称为“1914年的思想”的价值观念。“1914年的思想”是由明斯特大学社会学教授约翰·普伦格发明的，他组织了无数著名的知识分子，努力发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之时德国文化和堕落的西方唯物主义之间的差异。在那些融入“1914年的思想”的知识分子当中，有托马斯·曼、恩斯特·特勒尔奇、弗里德里希·迈内克、瓦尔特·拉特瑙、马克斯·舍勒、维尔纳·松巴特及弗里德里希·瑙曼。尽管存在着许多差异，这些人都普遍一致地认为：英美的自由主义没有真正道德上的勇气，并且它贪图享乐的道德相对性、富裕、普遍幸福的信条有意或无意地加强了各种社会的堕落力量。为了取代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及其物质主义价值观，这些知识分子强调了更为保守的生活方式，在其中，传统感、荣誉、爱国和对过去的意识获得了高度的褒奖。就对社会的认识而言，这意味着一个没有阶级划分的有机社会，在这个社会当中，每一个个人或集团都服务于公共的利益。诸如马克斯·韦伯、维尔纳·松巴特、恩斯特·特勒尔奇这样的德国社会学家，都希望德国社会不会变成个人的或无根的英美社会。他们强调一个有机整合的合作体，而不是自利的个人追求享乐欲望的集合体。他们认为，自由放任的个人主义在没有受到有秩序的自由感的调和时，将瓦解德国社会的结构。这些思想也突出地反映在托马斯·曼的小说和散文当中。托马斯·曼相信，1789年的自由主义价值观被资产阶级的物质主义腐蚀了，只有在全国范围内重新塑造触及到德国历史的精神之根，才可能矫正世纪末堕落的价值观念。也许这些保守的民族主义者中的最强音发自弗里德里希·瑙曼，他建议在中欧建立一个在德国的政治保护下的国际秩序。在具有高度影响的著作《欧洲中部》（1915）一书中，他提供了最为清晰的对德国战争目的的陈述。弗里德里希·瑙曼想象了在德国和哈布斯堡统治地域的各种种族集团之间松散的经济联合。他相信，这种联合最终将给欧洲历史上麻烦众多的地区带来经济和政治上的稳定。作为保守的德国民族主义者，瑙曼要德国在新的欧洲秩序中发挥主导的作用。事实上，他强烈地感到，只有德国的优势才可能在世界的这个部分保持有秩序的自由。
这些“1914年的人们”敏锐地意识到这一“社会问题”，即阶级冲突和分配公正的问题。像俾斯麦一样，他们认识到：社会主义是一种政治的力量。因此，他们企图建立一座通往工人阶级的桥梁。他们认识到：不可能永远将工人阶级排除在有意义的政治参与之外。这些知识分子是“修正主义的社会主义者”，他们强调渐变和所有社会集团之间和平的合作。他们要普遍地从政治理论，特别是从社会主义中驱除马克思的幽灵，因为马克思主义喜爱冲突的理论，并且似乎出于狭隘的阶级利益，爱好激励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思想。“1914年的人们”相信，阶级斗争意味着社会的死亡。他们偏爱将工人阶级整合到保守的秩序当中，而不是阶级冲突。他们相信，完成这一任务最好的方式，是说服工人阶级进入君主政体和国家的怀抱。在“国家社会主义”时期，为了避免社会解体、国家衰落和阶级之间相互疏远，人们对此谈论了许多。希特勒在20世纪20年代说的也是相类似的话，不过采用了更为激情的语言，其实只不过是老调重弹，是许多战前的“保守主义民主分子”早就说过的东西。
民众的国家化
为了把当时依然没有被授予公民权的大众整合到保守主义的社会秩序当中，德意志帝国的统治阶级设想了一个强大的中欧秩序，它包括德国的霸权统治、向东的扩张主义政策和获得海外的殖民帝国。正如前面所注意到的，飞速发展的工业化孕育了德国社会深刻的分化，使国家极化为对立的意识形态阵营。缩小“悲剧的鸿沟”——它是一个不断扩展的差异，发生在从军事—工业结盟中获利的人和没有这种合作保护伞维护的人之间——变得急迫起来。不幸的是，社会的鸿沟没有通过真正的改革得到缩小，而是通过权宜之计，将目标定位于淡化甚至同化各种极端的要求。因此，俾斯麦以他对待外交政策的同样方式对待国内的政策。他机智地操纵着党派或集团的利益。他的目标与其说是带来持久的社会秩序的和谐——这要求废除建立在旧秩序基础上的种种特权——不如说是带来了短期的结盟、权宜的和睦，以及人为设计的文化战争或反社会主义者的战斗。
尽管俾斯麦认为新帝国在政治上依然不稳定，因而小心地避免海外的纠纷，但是，他的面对更为严重的社会问题的后继者，却开始煽动集团意识极强的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以赢得工人阶级的支持。在威廉时代，德国人民醉心于蓄意积累起来的激情之中，这些激情以广受欢迎的帝国主义、海军竞赛、爱国主义组织或集团的形式表现出来。一批富有影响的领导人——如约翰尼斯·米克尔、阿尔弗雷德·冯·铁毕子、卡尔·比洛国王自己——都拥护国内动员和国外扩张的政策。这些政策除了在激情的力度上有所差别外，都预示了纳粹党的十字军东征。
德国皇帝自认为是恺撒的再世，他要把他的国家变为甚至凌驾于大英帝国之上的世界强国。他知道这样的目标可能会把他置于与英国及其他主要强国的持续冲突当中。他生来就一半是英国人，一半是德国人。他的母亲维多利亚公主是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和阿尔伯特亲王的女儿。当他1888年——希特勒在后一年出生——加冕的时候，他急切地为德国绘制出一条新的道路。他沉浸在19世纪晚期帝国主义的文学当中，梦想着未来存在于海外殖民地之中的更伟大的德意志帝国。这位皇帝对帝国主义的作家和冒险家大加赞赏，他们包括拉迪亚德·吉卜林、西塞尔·罗德斯、海军上将马汉，特别是休斯敦·斯图尔特，他的条顿民族优越论控制了这位皇帝的想象力，并且极大地刺激了他侵略性的语言表达。
反过来，皇帝又激励着其他人响应帝国的号召。阿尔弗雷德·冯·铁毕子这位海军大臣，在建立世界上第二支最有实力的海军，以及代表帝国主义的政策协调令人瞩目的公共关系活动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他也阐述了流行的保守主义“冒险理论”，呼吁建立强大的德国舰队去面对英国海军的挑战，制止任何对德国殖民目的的干预。这些帝国主义的观点得到了一大批民间组织的散布，特别著名的是泛德意志联盟、海军联盟、殖民地协会、战争神圣会。这些组织将战争宣传为高贵的事业，宣扬为生存的战斗，要求为德国人民获得生存的空间，宣称德国人是未来起主宰作用的民族。
在这些作为法西斯主义的知识分子先行者的社会帝国主义者当中，我们发现了一些后来的希特勒运动有趣的支持者或追随者。他们包括阿尔弗雷德·胡根贝格（1865—1951），他是泛德意志同盟的创建者之一；阿尔弗雷德·克虏伯·冯·波伦—哈尔巴赫（1870—1950），他是一位工业家和军火大王；宫廷顾问海因里希·克拉斯（1868—1953），他是海因里希·冯·特赖奇克的学生，一个坚定的反犹太者，他后来把希特勒领进了泛德意志同盟；弗里茨·蒂森（1873—1951），一位给纳粹党提供经济赞助的富裕工业家；埃米尔·基尔多夫（1847—1938），一位富裕的、给纳粹党的金库倾注大量金钱的煤铁巨头。泛德意志同盟后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支持合并主义的政策，宣扬北欧种族的优越性，呼吁东进，急切地等待救世主式领袖的降临，他将把德国人从犹太人的威胁中解救出来。尽管泛德意志同盟只有大约两万四千人，但是它的影响力是深远的，因为它的成员来自德国社会最富有影响的部分——著名的作家、工业家、科学家和军官。
因此，第二帝国的帝国主义政策为第三帝国的外交政策提供了背景。在旧的战前机构的统治精英的政策和20世纪30年代纳粹党领导人的政策之间，存在着基本的延续性。希特勒在旧的统治阶级那里获得了明确的授权，它同意他对民众的国家化和对外征服，但是，当希特勒企图用新的“种族”精英去替代它的时候，它又最终被迫去反对他。不过为时已晚，因为旧的统治阶级把自己完全交付给希特勒了，以至使自己无法摆脱迎面冲入大灾难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