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极权主义的诸种起源(6)
当然，除了两个重要的因素，在这些德国的工业家、军事领导人、知识分子和希特勒的运动之间不存在直接的因果联系。第一个因素是，许多战前的知识分子都培养了对家长式权威的偏爱和依赖，因此他们后来拒绝了民主的魏玛共和国，这样做的结果是——假如只是疏忽——他们促成了德国民主的毁灭。然而一旦这样做了，许多人只能惊恐地看着纳粹主义所代表的唯一选择。第二个因素可以作为纳粹运动和这些战前保守派之间疏远的因果联系，它就是国家社会主义。战前的知识分子和希特勒及其褐衫队部下之间在风格和气质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1914年的一代依然信仰荣誉和国家，它受到宗教意识和科学理性的约束。相反，1933年的一代，受到战争和经济崩溃的惊吓，让知识服从于激情，让政治命运屈从于一个危险的、离经叛道的、按照种族主义鼓手敲击出的声音行进的集团，而种族主义的种子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就播下了。
对种族主义的尊崇
尽管部落仇恨在讲德语的国家和其他欧洲国家一样强烈，但是德国的种族主义最恶毒的形式无疑是反犹太人。几个世纪以来，犹太人被作为受鄙视的人，作为可怕的“杀害基督的人”，人们可以用想象到的所有手段，包括种族灭绝，把他们排除在基督教社会之外。因为受到了排除，也因为视自己是受到排除的人，犹太人拒绝参与他们所在国家社群的文化生活。直到18世纪，极少数犹太人才参与欧洲社会的文化生活，但是，到那个时候，多种形式的种族主义已经牢固地确立了。非犹太人和犹太人之间的仇恨之根既深又广，它们涉及到双方几个世纪的宗教、社会经济和心理等方面的厌恶。
这是对历史的最大讽刺之一。最紧密的关系经常孕育出最大的仇恨，并且，在犹太人和非犹太人之间多种不同的双方关系中，德国人和犹太人的关系最为紧密，因此也最具爆炸性。人们普遍认为，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这两个民族的心理经常出现趋同和相互渗透的现象。例如，埃里希·卡勒就认为，两个民族共享了一种特殊的亲密关系——“对天命和命运加以解释，这种解释在两个民族中，通过和谐与不和谐的方式，触及到存在的本质。”诗人海涅既是德国人，又是犹太人，他也关注到这种“固有的选择性亲密关系”。他认为，在反对罗马人的斗争中，这两个民族作为局外人初次相遇，这种特殊的关系也从此建立了起来。德国文化历史学家弗里德里希·西博格把德国人和犹太人描述为：
既受尊敬又受憎恨……这两个民族都不能使自己受到人们的喜爱，它们在奴性和高傲之间摇摆，对世界既不可或缺同时又是个麻烦。它们都具有侵犯性，倾向于自怜。它们受到无区别的诋毁，同时又因为思想大胆而受到赞扬。但是，在一点上它们又完全不同，那就是对暴力的态度。这两个民族与我们的生活深深地交织在一起。
两个由宗教、种族性和语言起源区分开来的不同民族，松散地展示了相似的特性，这可能是因为他们经历了相似的历史经验。埃里希·卡勒相信：按照政治术语来说，德国人和犹太人从来没有最终确立自己的性格，因为它们都是跨国的民族。直到最近，它们才把自己整合进具有凝聚力的民族社会当中。由于受到历史挫折的打击，两个民族依靠精神的耕耘而不是政治上的追求，以补偿它们政治身份的匮乏。直到19世纪中期，德国的知识界在很大程度上一直全神贯注于形而上学的问题：生存的意义，人与上帝的关系，罪恶和人世痛苦的问题，在艺术、文学、哲学和历史中超验事物的作用。斯塔埃尔夫人把德国描述为诗人和哲学家的国度，这尽管有所夸大，但基本上是正确的。德国确实是诗人和哲学家的国度，因为压制性的封建制度使得将创造性的力量纳入政治的渠道变得特别困难。因此，正如犹太人在一些官方许可的领域里发现了他们体现才能的唯一出口一样，德国的知识分子倾向于在抽象沉思的“安全”王国里表现他们的创造性能力。
因此，德国人和犹太人被迫将他们的生命力放置在其他地方，他们把这些力量引入相似的、经常是沉思的或学术的追求当中。在18世纪非政治化的德国，犹太人遭遇到同病相怜的伙伴，并且探索着文化对话的可能性。德国启蒙运动的象征戈特霍尔德·莱辛和德国—犹太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摩西·门德尔松之间的友谊，为这种相互渗透提供了最好的范例。莱辛的伟大戏剧《智者纳旦》是对人类兄弟之情的伟大赞美，它不仅反映了在启蒙运动的人道价值观上德国人和犹太人共同的基础，而且高贵的修辞中也不带有具体的经验。由于不关心政治，德国人和犹太人都能够构想出新的天堂和尘世。他们能够设计出宗教和哲学的抽象概念以抵抗具体的现实；但是，在革命的实践中运用这些抽象的概念则留给了其他的人。
这样，德国人和犹太人在哲学抽象的层面找到了共同的基础。直到19世纪末期，他们依然都厌倦政治，这种态度无疑是政治上的失败和缺乏经验所造成的。他们普遍认为，政治会玷污精神生活。瓦尔特·拉克尔注意到犹太人对政治缺乏经验，他认为犹太人“在抽象思维层面上显示了巨大的能力，但是，政治涉及到直觉、常识、智慧和预见力，在这一方面，他们没有留下什么令人印象深刻的记录”。这一评论也适合于德国人。甚至，当两个民族开始关心政治的时候，他们采取的方式也是抽象的，而不是具体的。按照目的论的原则，他们把政治过程视作永恒原则、法则或启示的必然显现。例如，19世纪的大多数思想，都以德国哲学家的原型黑格尔的哲学体系及马克思的哲学体系为中心。
德国人和犹太人不仅共享着某些思想的模式，而且以同样的语言表达了他们自己。大多数犹太作家——包括犹太复国主义者——都吸收了德国的文化，用德语写作。当代最伟大和最博学的犹太学者之一莱奥·贝克就用德语写作，被公认为20世纪最伟大的犹太哲学家马丁·布贝尔也是如此。西奥多·赫茨尔是犹太复国主义的领导人和以色列国家的精神之父之一，他用德语写作了《犹太人》一书。东欧的犹太人热切地吸收着德国的文化，并用德语表达着他们最内在的思想。有一个记录表明：
德国知识界代表人物的作品和思想，在东方的犹太人当中传播。许多年轻犹太人的理想是成为德国教授的学生，向他们学习语言，享受德国的自由和文化。甚至那些不能前来德国的人也被德国文化所吸引。因为被这一民族的精神所吸引，我来到了德国。我几乎可以说是来到了我语言的祖国。
德国人和犹太人这种语言上的紧密关系体现在意第绪语中，这种语言是东欧许多下层的犹太人所使用的语言。意第绪语产生于中世纪的高地德语，另外又加上一些希伯来语和斯拉夫语的词汇。它以希伯来的字母书写，在东欧和西欧的犹太社会中被广泛使用。随着两个民族之间的敌意不断加深，意第绪语对一个在德国使用它的人来说成为了一种耻辱，但是大多数德国人在理解意第绪语上是没有什么困难的。
德国人和犹太人之间的这些“相互交流”孕育了一些根本的、涉及到两个种族群体真实性质的扭曲现象。犹太人对促成这一扭曲现象负有责任，因为他们相信人道的、忍耐的和文明的德国的理想。我们可以把这种理想称为“魏玛原型”。它涉及到这样一个信仰，即德国在其顶峰时期体现了歌德、席勒和赫尔德等古典大师的精神。这一观点是不现实的，因为魏玛的文化并不存在于诗人和作家狭小而非政治化的圈子之外。这些文人在19世纪初期创造了一个十分短暂的文明且高雅的飞地。较大的德国是19世纪末期成型的，它是俾斯麦的普鲁士化的德国，是铁血的土地，而不是诗人和哲学家的国度。然而，许多犹太人依然相信魏玛的德国是“真正的”德国，是他们理想化的国家。这就是为什么许多犹太人热切地支持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魏玛共和国的原因所在。人们建立这一新政府是为了促使19世纪歌德的魏玛的人道价值观，而不是18世纪腓特烈大帝的大波茨坦的军事主义价值观重新获得活力。
不幸的是，另外一个德国依然存在，它高昂着极权主义的头颅，威胁要粉碎新的民主政体。随着针对魏玛共和国的反民主压力的加强，许多犹太知识分子越来越感到像局外人一样在看待这个不符合他们期望的社会。一些人甚至成为了不宽容的批评家，嘲笑德国的许多仪式、价值观或态度。瓦尔特·拉克尔给这种类型的批评贴上了“图霍尔斯基综合征”的标签。库尔特·图霍尔斯基（1890—1935）是德国的犹太批评家和记者，他写作了大量恶毒的批判德国人性格的文章。他的对手以不爱国罪指控他，他无动于衷地将这些批评搁置在一旁。他说：“人们假定我背叛的国家并不是我的国家，这个政府不是我的政府，这个法律秩序也不是我的法律秩序。我对他们国旗的颜色和他们狭隘的理想都毫无兴趣。我没有做任何背叛的事，因为没有人委托我做任何事。”1928年，他公开表明：“德国军队没有什么秘密是我不能告诉另外一个强国的，假如它对维持和平是必要的。我们是大卖国者。但是为了我们热爱的国家，为了和平和我们真正的祖国欧洲，我们背叛的是一个我们拒绝的国家。”
尽管图霍尔斯基不是德国境内的犹太人感情的代表，但是，他对德国状况充满愤怒的幻灭感在一些地方引起了反响。许多德国人对图霍尔斯基恶毒和尖锐的批评作出了过度的反应。他们认为他是世界主义者或者“非德国的”犹太人知识分子的典型，这些知识分子热衷于动摇德国的文化。要想检测“图霍尔斯基综合征”是如何或者在何种程度上有助于加强德国人对犹太知识分子原型的认识，是困难的。同样，要确认“图霍尔斯基综合征”是否只是犹太人模棱两可的、甚至是自我仇视性格的伪装表现，也是困难的。这一特点导致了犹太人性格中更深的否定性自我成见。
当时有大量的论述犹太人自我仇视和自我毁灭的作品问世，尽管并非都带有神经质情绪。一些人把这种倾向归结为犹太人的基要主义，以及它自以为是的、排外的信条。这一观点认为，犹太人在自以为是的信条中支撑着自己，不动声色，在世界的许多地方激起了可怕的仇恨。犹太人通常把自己和他们居住的国家的其他社群隔离开来，因而持久地维持着某些独一无二的精神和外形特征。人类学家一般都不接受这样一个观点，即犹太人代表着独特的种族类型，但是，正如霍斯特·冯·马尔蒂茨所认为的那样：“事实上，德国的犹太人构成了一个集团，在其中，无论是同族相配的结果，还是出于其他原因，大量的相似类型的人出现了，这种类型在外形特征、音色、心理、行为和气质的特征上，都极易被人识别出来。”
也许就是因为东方的犹太人流入了德国，从而突出了德国人和犹太人在文化和外貌上的差异。东方的犹太人说意第绪语，穿戴着不同寻常的犹太人社区的衣着，形成一个排外的集团，从而在许多德国人的心中——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包括被德国同化了的犹太人——形成了一种印象，这个疏远社会的群体作为国中之国嵌入了德国社会当中。对于许多德国人来说，当这些东方的犹太人在维也纳和柏林的街头匆匆而过，忙于商务的时候，他们提供了一个令人不快的景观。瓦尔特·拉特瑙自己是一个被德国同化的犹太人，他十分真诚地认为：犹太人正成为“在德国人民身上的外国微生物”。正如马克思在他之前所表现的一样，他对存在于自身当中的犹太人遗产持有深层的模棱两可的态度。
假如瓦尔特·拉特瑙自己作为犹太人都因为看到某些犹太人而感到厌恶，那么，当希特勒第一次遇到这些包裹着土耳其长袍、留着黑色鬈发、带着轻蔑的微笑的犹太人时，他的厌恶有多么强烈是可以想见的。突然之间，瓦尔特·拉特瑙的外国微生物成为“有毒的脓肿”、“腐烂的发酵”、“杆菌”，对付这种致命病毒的战争需要英雄式的、只有路易·巴斯德和罗伯特·科赫才采用过的方法。总之，犹太人作为外国微生物的观念制造出了可怕的结果——种族灭绝。只有精神变态学才能准确地解释这一系列步骤：开始是把犹太人视作社会上令人厌恶的东西，最后乐意于在整体上把他们作为整个种族加以灭绝。他们不是人类，而是病菌，因此，一个人假如在做上帝的工作，那就是要抵制犹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