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极权主义的诸种起源(7)
如果说犹太人往往在身体外形上是很突出的话，那么，他们的突出之处也表现在知识方面。证据是广泛的，每当在与其他民族自由竞争时，他们都展示了相匹敌的——即使不是更优异的话——智力。犹太人在法律、医学、科学、教育、工业和出版领域占据了高比例的专业人员，他们一直比其他民族获得了更多的诺贝尔奖。直到1939年9月为止，在一百八十三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当中，德国的犹太人占据了9%，还有11%授予了世界其他地方的犹太人，即总共有20%的诺贝尔奖被犹太人获得了。众所周知，在本书探讨的时间范围里（1870—1933），许多占据首要地位的知识分子都是犹太人的后裔，他们是卡尔·马克思、西格蒙德·弗洛伊德、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恩斯特·卡西尔、赫尔曼·柯亨、阿图尔·施尼茨勒、格奥尔格·齐美尔、瓦尔特·拉特瑙、马克斯·莱因哈特等其他杰出的天才。
犹太人在知识精英中这种不同寻常的表现引发了人们深刻的思考，这种令人困惑的优势的可能原因到底是什么呢？有人把它归因于几个世纪以来注释经文的学问，它给予犹太人一种明显优越于未开化社会的优势；还有人指出这是遗传的因素。关于第一种观点，必须记住的是，犹太人是一个古老的、具有文化的民族，在中世纪，他们发现自己生活在愚昧的、对他们的超凡智力和聪慧的商业敏锐十分不满的西方民族当中。相互的藐视和仇恨不应归因于种族的思想，而应归因于文化阶段的差异。换句话说，两个民族生活在同样的地理环境中，但却处于不同的文化阶段当中。至于遗传的观点，几乎没有什么人严肃地对待它，因为这在本质上就是对种族主义的一个变体的支持，即在犹太种族当中有某种东西促成了较高级的智力。无论突出什么因素去解释犹太人的种种差异，结果都是相同的：因为犹太人具有犹太性，他们就注定要承受种族偏见的冲击。
特别是在动荡的历史时期，犹太人成为了会聚种族偏见的焦点。当犹太人参与激进派运动的时候，这些反犹太人的感情经常在极权主义的社会得到加强。许多犹太人热情地参加了自由主义或左翼运动，同时躲避保守主义或右翼的运动。事实上，欧洲激进派运动的一些代言人是犹太人，如卡尔·马克思、费迪南·拉塞尔、卡尔·李卜克内西、罗莎·卢森堡、爱德华·伯恩斯坦、克拉拉·蔡特金、古斯塔夫·兰道尔、库尔特·艾斯纳、恩斯特·托勒等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快要结束的时候，德国共产党企图模仿俄国同事在德国的陆军和海军建立颠覆性的“苏维埃”，它的对手几乎立刻勾画出共产党和犹太性在心理上的联系，因为这些颠覆性组织的许多成员事实上是犹太人，或者是由犹太鼓动家领导的。就是在这种变化多端的氛围中，出现了臭名昭著的“背叛”的谣言。在许多德国人困惑的思想中，特别是在希特勒的思想中，犹太人对德国的战败是要负一部分责任的，因为和其他的“叛徒”或“罪犯”一道，他们在内部动摇了战争的努力，掠夺了前线士兵。假如没有这些阴谋的颠覆活动，获得战争的胜利是必然的。与和平主义分子、自由主义分子、布尔什维克一道，犹太人成为了合适的替罪羊，承担着应该由德国人自己现实地加以面对的失败。
人们普遍认为，在德国，直到19世纪最后二十年，才出现了有组织的反犹太主义运动，德国的第一个反犹太主义的代言人是阿道夫·斯特克，他在1878年建立了基督教社会党，目的是将下层阶级从马克思式社会主义的掌控中解救出来。由于认识到大众要求的重要性，斯特克希望建立一个右翼政党以抵消左翼政治的威胁。作为帝国宫廷的牧师，他享有霍亨佐伦王朝非官方的庇护。他与保守的保守派报纸《十字架》的紧密关系使他能够成为公众舆论的制造者。另外，作为柏林城市布道团——一个清教慈善组织——的主讲牧师，他可以以自己的身份与下层阶级建立紧密的联系。斯特克的反犹太主义本质上是机会主义的，而不是知识信条的产物。在经济上失落的中下层阶级，受到愈发组织良好的来自底层的无产阶级的威胁，受到来自上层的封建利益的威胁。作为中下层阶级的代表，他把犹太人作为合适的替罪羊，要他们为1873年萧条引发的广泛经济问题和19世纪70年代德国金融丑闻引发的一系列震荡负责。斯特克暗示“犹太资本”支持大公司的利益而不是德国小企业主。他认同小企业主的抱怨，这些人认为他们被大企业和银行给毁了，这些机构控制在犹太人手里，因此他们的所有不幸都是犹太人造成的。这种推理的谬误方式所传达的歪理邪说，对受不到良好教育的人来说极具吸引力。正如汉娜·阿伦特所认为的那样，许多银行家是犹太人，甚至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历史的原因，银行家一般都具有犹太人的特性。
斯特克没能组织起一个群众的运动，但是，他的反犹演说在保守的团体中得到了普遍接受，特别是在保守主义的报纸《十字架》和《德国人》那里更为如此。在一系列对犹太人严加指责的文章中，《十字架》对政府的财政政策大肆攻击，认为它们是犹太人制定的或者是为犹太人制定的银行家政策。它特意将俾斯麦金融政策的心腹、犹太银行家格尔松·布莱希罗德暴露出来，把他作为导致德国经济萧条的主犯。同样的情绪是由占据主导地位的天主教报纸《德国人》传达出来的，它重印了俾斯麦在二十五年前反对犹太人解放的一次演讲，这令他非常难堪。《德国人》还中伤德国犹太人的动机，认为他们过度地热衷于“生利性”的生意，而在“生产性”的企业方面表现太差，并且建议善良的天主教徒通过联合抵制犹太人的生意，富裕的犹太人过多的数量可能会得到减少。
德国的反犹太主义的方式与欧洲其他国家的方式是相似的，它本质上是一个失落的社会集团怨愤的表达。这些集团忍受了大多数来自经济萧条的痛苦，同时因为他们的困难而攻击俾斯麦或犹太自由主义。除了斯特克，还有一些著名的为这些压抑的挫折和怨愤说话的代言人，其中包括威廉·马尔（1819—1904），他写了两本十分有影响的著作——《犹太人征服德国人的胜利》和《犹太人的镜子》。马尔的心理学研究，将令人恐怖的战术悄悄地引入到反犹太人的战役之中，他认为犹太人远不是身体虚弱或者政治上的无能，事实上，他们十分可怕和险恶，以吸取德国人民的力量作为在德国建立新的巴勒斯坦的前奏曲。马尔的反犹太主义具有明确的启示意义和末日审判的含义。他认为德国人和犹太人在进行殊死的战斗，同时警告时间已晚，唯有一致反抗世界上的犹太人才能挽救德国人的命运。
威廉·马尔的刻薄观点绝不是一种反常的特例。在1874年，一本取悦于中产阶级读者的杂志《花园亭台》发表了一系列反对犹太人的文章，它们描述了柏林的股票交易和投机欺骗。这些文章是由奥托·格拉盖（1834—1892）创作的，反映了低层阶级——工匠、小业主、商人、小公务员——的悲哀，他们谴责犹太银行家和政治家给他们带来了灾难。这些银行家和政治家妄想症式的恐惧的主要接收者是俾斯麦的朋友和心腹——犹太银行家格尔松·布莱希罗德。正如弗里茨所说：
他使一切社会的侵害成为了仇恨。他是一个具有传奇财富和权力的犹太人，是扰乱传统的等级秩序的暴发户和财阀。他似乎符合所有反犹太人的原型条件：犹太人的领头人和阴谋家、腐化分子和地位稳固的幕后操纵者，总之，是一个拥有邪恶权势的犹太人。这种犹太人的权势使非犹太人变得不安，使反犹太人变得狂热。
这样想的德国人可能属于中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他们对资本主义制度下发生的经济波动感到恐惧。这样的集团感到没有代表，感到自己被遗弃了，不知道转向哪条道路。正如保罗·马辛所指出的那样，除了有关自由事业的高调外，自由主义没有提供给他们任何东西；保守主义又太高不可及，太精英化，以致无法说服他们；社会主义把他们视为由历史法则决定的东西一笔勾销；只有选择国家社会主义才能重振他们的精神。
这些交织在一起的努力最终发现了一个共同点——将反犹太主义政治化。1879年，威廉·马尔建立了反犹太主义联盟；1880年，出现了两个新建立的政党——社会帝国党和德国改革党，它们都依赖于反犹太主义作为主要舞台。1881年，一位小贵族马克斯·利伯曼·冯·索伦贝格和尼采的姐夫伯纳德·弗斯特成立了德国人民联盟。弗斯特后来移居巴拉圭，企图建立一个纯粹的、被称为新日耳曼尼亚的雅利安人的殖民地。他稀奇古怪的实验失败了。他在1889年自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