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落地生根

一、移民形成村庄

124年前，下洋浦村这个地方是一片浅海滩涂，平展展的滩涂很宽广，南北有近20里路长，东西两侧更是一眼望不到边。滩涂上泛着白茫茫的盐花，人迹罕至。后来，有个叫陈明学的马家路人，带着妻子及儿子陈金标夫妇来到这里，并在这里住了下来。第二年，在这片盐碱地上诞生了一个新生命，他是陈氏的长孙。新生儿属马，出生于1894年。由此推断，陈明学是1893年来到这片盐碱地的。陈氏家庭并非在这里落脚的第一户，他们到这里后遇到一户姓赏的人家也住在这里，赏家告诉他们，已在这住了两年。由此说明，这里有人居住的时间可确定在1891年，距今（2015年）已有124年的历史。

下洋浦的村民说自己是“赶拢百姓”，意思是从四面八方迁移到这儿来的。这话很贴切，只因都是从外地迁移到这里来的，其中多数是从四灶浦、相公殿等西部地区来的，也有些是从卫山等东部地区来的，因而人数不多姓氏却不少，是真正的“百家姓”。这里没有显赫大户，没有名门望族。20世纪50年代初，人民政府根据各家各户占有土地和拥有农用船、耕牛等大型生产资料的多少，本人参加生产劳动情况及雇人帮工的人数，并参考家庭住房等固定财产等种种要素，把农村中的居民划分为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四个不同类型。然而下洋浦村竟然一户地主、富农也没有，连中农也屈指可数，绝大部分是贫农。尽管大家都称自己是“务农木头”，但不少务农的家庭连一亩土地也没有。导致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主要是这里的人们家底实在太薄弱。说他们是移民来到这里的，并没有错，但还可以具体地说，大部分人是逃难、逃荒，甚至是要饭来到这里落脚的。

19世纪末，在甲午风云的驱迫下，神州大地处处游民如云。其中有些移民陆陆续续到这里落了脚，他们一个个几乎都属于赤贫阶层。初到这里来的人们没一个家庭是富有的，许多家庭来的时候家里的全部财产都由男人用一根扁担、两只箩筐在肩上挑着。扁担的一头是些破棉被、旧衣衫，另一头是些锅碗盆勺等旧家什，男人的背后通常跟着一个拖儿带女的女人。

甲午战火烧得清政府摇摇欲坠，社会持续动荡，难民有增无减，至1919年前后，这片盐碱地上已聚集了近20户人家，形成了一个小小的村落。

二、村庄初始的名字

现在的村庄叫下洋浦村，缘于村庄紧紧依偎着洋浦，又处于洋浦的下游，故有此名。然而，她的乳名却叫下盐舍。

下盐舍这个名字取得很精练。仅仅三个字却把村庄的地理位置、人们从事的行业、村民的住宅状况都涵盖在里面了。

“下”字，是说村庄处在洋浦的下游，在出海口。同时用这个下字作村名，还与人们的生活水平极其低下紧密关联。这附近的人们习惯上把大塘（329国道）南北两侧村庄里居住的人们叫作“上顶头人”，而靠近海边村落的人们被称作“下底头人”。这上等与下等之别，并非仅仅是地域区分，还有另一层意思是，住不同地域的人家，经济状况是有区别的。因为这里还有句话叫作“上一塘，贵一塘”，意思是离海越远的村庄，人们的生活越殷实。下洋浦已到了七塘，当时七塘北面就是浪涛滚滚的杭州湾，因而住在七塘边的家庭是经济状况最拮据的一群人。所以，这个下字也含有经济地位低微的意思。

“盐”字，是指人们在此立足后，刚开始时从事的一种行业——烧盐、晒盐。为了养家糊口，他们把制盐业作为一种谋生的手段，开始用柴草烧制煨盐，后改成利用日光晒盐。这个行业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20年代，经营时间近30年。

“舍”字，是指这里的人们住的房子。人们来到这里后总得安个家，由于经济条件限制，是没有造瓦房那个经济能力的，便利用本地丰富的芦苇、茅草、黏土资源，再买些廉价的稻草、竹子作为主要建筑材料，建成简易的住宅，房子的四壁由芦苇和茅草围成，房顶由稻草和茅草盖成。人们把这类房子形象地叫作草舍，或者简化为一个字——舍。就这样，下盐舍这个村名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

只是这草舍虽建造成本低，但低矮、潮湿，光线又不好，还易引发火灾等不测事件。平时人们最怕的是遇到大风大雨，雨大的时候会漏水，风大的时候更不安全，房顶的稻草、茅草常常被风卷走，遇到台风时，甚至整个草舍都会被推倒。

建瓦房既亮堂又美观，抗风雨的性能强，只因成本大，人们没这个经济实力，不得不长期住在草舍里，而且一住居然住了60多年，这足以说明当时的人们生活有多艰困。

草舍是村民们居住的房子，是人们遮风避雨的港湾。自下洋浦村这个地方有人定居开始，人们就一直住在草舍里。然而草舍并不是没区别的，根据用料的不同，草舍也有多种不同类型，有穿榀舍、乌鳖舍、竹木草舍、地舍、歇舍、瓜舍、和洞舍等。

从质量和用途看，草舍还可以分为四种不同的档次。一是穿榀舍和乌鳖舍。穿榀舍的骨架比较坚实，梁和柱的用料都是由杉树木料组成的，而且梁与柱的交叉结合处是先用凿和锯加工成凹凸形构件后套上去的，相互衔接紧密，稳定性较好，抗风能力较强。下洋浦地处海边，泥土中盐分大，为防止盐分侵蚀房子的柱子，进而导致木柱子腐朽，人们把柱子接地的一端，放置在一个南瓜似的石墩上，使之与泥土隔开。石墩中间凿有一个凹穴，立柱末端加工成凸形后插入石墩内，使木柱子避免了直接接触到泥土地面，有效防止了盐分浸入木柱。穿榀舍主架坚固，为盖瓦房打下了基础，一旦经济条件许可时就掀去茅草，增添一些椽子后盖上瓦片，便成了当时人们年复一年梦寐以求的瓦房。只是这瓦房的步伐姗姗来迟，直到20世纪40年代后期才首露真容。

乌鳖舍也有叫乌舍鳖的，有的农家住了一段日子穿榀舍后，生活条件有所改观，但经济实力仅够买瓦片的钱，于是在穿榀舍的上面铺上一层瓦片，上层瓦片下层稻草，这类住房还不能称瓦房，村民们叫它乌鳖舍。只因瓦片的颜色青灰，远远望去，似一只鳖趴在那里，故有此名。与瓦房不同的是它节省了许多椽子和砖片，省了不少成本。这乌鳖舍其实是从草舍到瓦房演变过程中的一个过渡性建筑物。当然没有瓦房干净利落、美观漂亮。但它也有自己的优点，冬暖夏凉，因此可以说它是舍中之王了。只是这样的乌鳖舍在1949年前也只有几户。

二是地舍和歇舍。地舍和歇舍其实是同一种性质的草舍，只是不同地域的人们称呼不同。地舍不是农民长住的房子，而是离农田较远的农友，为了干农活时有个吃饭、歇脚、避雨挡风的地方，便在农田的一角建的简易草舍。地舍比一般农舍要低矮一些，质量也不太好，来干农活时才打开用一会，农忙时也会过个夜，有时还会住上几天。平时大门是关着的，里面也有些少量的生活设施留下，那时的人们厚道，无人去拿。

三是瓜舍与和洞舍。瓜舍的含义很清楚，就是当瓜类进入成熟期后，在瓜地的一边搭个简易草房，用于看瓜人休息。这种舍结构简单：用几根竹竿捆绑成一高一矮两个人字架，再用一根长3米左右的竹竿或木头架在人字架上，三面围上些芦苇秆或稻草、茅草即成。没有窗户，没有后门。

和洞舍的结构形状与瓜舍基本相似。这个和字含义多，本身有五种解读，可惜都不能用在这里，和字在这里是土话，意思是整个草舍内部结构是没分间隔的，一通到底。因为是长期住人的，比瓜舍会稍高大一点。瓜舍建在田野里，和洞舍则建在村庄里，往往选在旁边有挡风避雨的依托物一侧。和洞舍是穷困潦倒的人们栖身的地方，住户一般以单身汉居多。

四是竹木草舍。这竹木两种建材混合建成的草舍，是大部分下洋浦农民住的草舍，骨架结构用料主要是用毛竹和木头混合构建而成的。上下左右交叉结合处用钉子和竹篾捆绑而成。尤其是在村落形成初始阶段的二三十年里，主要建筑材料是毛竹、茅草、芦苇、黏土等。因为毛竹比木头便宜，塘脚下、小河边又到处生长着茅草和芦苇，可以就地取材，建造起来较方便，很适合当时村民薄弱的经济条件。这类草舍比地舍、和洞舍等住宅较大一些，有正间、内室、厨房之分。

竹子有个弱点，容易弯曲，时间久了又易变霉发脆，需经常更换。所以人们一旦条件许可，便用木料代之。到了20世纪50年代，草舍的骨架已由竹子为主改成以木料为主，也算是前进了一步。这种草舍也可叫普通草舍，因为多数家庭住的是这种舍。

早先住普通草舍的家庭不泥墙，仅仅用芦苇秆作墙隔开完事。这样两个相邻的房间之间不严密，往往透气透光又不隔音。

这透气透光倒也没什么大碍，只是这不隔音会带来诸多不便。因为不少家庭大哥、二哥夫妇的内房只隔着一道芦苇墙，这么一来，人们的言行举动要受到约束。隔墙有耳，若有一方说话音量大点会立刻传到另一方。夫妻间想说的悄悄话自然免了，要交代细软物资或钞票放在何处，也须把喉咙的“音量开关”扭到末端。

这些方面的不方便还好说，自己的行为举止得注意点吧。可是生活中有些方面是避免不了的，诸如拉屎撒尿这件事谁都没法控制的，但凡大小便都会发出声响，这就很尴尬。尤其是女人们使用的马桶，大小便的声音会向远处传。往往一不小心就会成“桥头老三”“地头老三”们谈笑的资料。

住草舍还有个恼人的地方是下雨时会漏水，哪怕新盖的草房，若有一处盖得不严实便会漏水。到第二年漏得更多了，第三年再不添新草更不行了，常常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室外雨止了，室内继续下。从房上滴下来的水是酱红色的，有人形象地称之为“酱油汤”。若滴到被絮或浅色衣服上还不易洗净，会留痕迹。为避免这一点，一到下雨时，人们便把脚桶、脸盆、水桶等能积水的器具全数找来，放到床、桌子、箱子、柜子上面，用来积漏水，个中滋味没住过草房的人是想象不到的。

草舍还有个致命弱点是抗风能力差，经不起大风的袭击。这一点对村民的威胁更大，尤其村庄紧挨海岸，无遮无拦，常常台风一来，盖在房顶的稻草就会像风卷残云般向远方飞去。台风多发生在七八月份，真所谓“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这一点下洋浦人比杜甫的感受要深得多，说不清曾有多少次、多少家，整个草舍被推倒，比卷走三重茅还严重得多。每当风潮降临时，人们的心总是在半空悬着。更糟的是台风往往与暴雨结伴而来，推倒草房的同时雨水还把所有的家具器材衣服被子都浸了个透，室内外满目疮痍，一片狼藉。

19世纪末至20世纪60年代，下洋浦人就住在这些被称作草舍的房子里。这些不同类型的草舍，像一个患难与共的伙伴，陪伴村民们度过了漫长岁月。2005年，随着村民王忠泗家最后一间草舍被拆除，这位忠实的“朋友”终于安详地闭上了双眼。现在除了瓜舍人们还能碰上，别的各种草舍都已不再存在。

到1949年5月时，全村104户人家只有1户人家住了三间瓦房，其余家庭都住在这样的草舍里。人们还诙谐地说，金窝银窝不及自己的草窝。

1920年前后，当时的余姚县有关部门决定，这里停止晒盐，要群众去开荒种地，并发给转行补助金720元。当时全村有十几户人家，补助金平均分配给村民。于是人们开始毁掉盐板，终止了制盐行业，另寻谋生之道。村民改行后，下盐舍这个村名的中间一个字所含的意义也就不存在了。

1919年一场风潮袭来，潮水冲进村庄和棉田，村民遭受重大损失。为保农田和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1920年有关部门对保底塘（七塘）做了修复加高。塘筑好以后，人们开始把下盐舍改叫下洋浦。这个村名一直沿用到1949年年底。1950年春，村名改成了洋浦乡下一村。现在的洋龙村叫上一村，与下洋浦村只有一字之差。

三、下洋浦村的第一批村民

人们在下洋浦村这方土地上已生活了120多年。第一批村民几乎均来自当时的姚北西部地区，从1891年（清光绪十七年）第一户家庭在此落脚起，到1919年前后，这里已有近20户人家。而这近20户人家中，现查到有名有姓的家庭有9户，下面按照他们到达这里的时间先后为序，逐户简介如下。

一是赏才标家庭，于1891年来到这里，确切地说，应该是赏才标的父亲带儿子才标来的，但我们已没法查实赏才标父亲的名字。赏家后人有夏钿、纪田、夏纪、纪惠等。赏家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家庭，从它的家史中可以反映出，初始在此落脚的下洋浦人的日子该有多么艰辛。

赏家共有四个儿子、两个女儿，约在1943年，赏才标不幸贫病缠身，中年便西去归天了。家中的顶梁柱一倒下，可苦了赏家妈妈，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一个弱女子带着六个子女无论如何也没办法撑下去。万不得已，她只好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将一个儿子、两个女儿卖掉。其中儿子夏纪卖了一百多斤皮棉，在男尊女卑意识浓重的氛围中，女儿的价钱自然还没有这么多。

其实，在当时的社会，卖儿卖女的现象很是普遍，赏家只是一个代表罢了。

二是陈明学家庭，于1893年带儿子陈金标由马家路迁移到这里，陈家以后子孙众多，现已有100多人，是下洋浦村的第一大家族。

三是王才加家庭，也是来自马家路，是陈金标的妻子陈王氏于1895年带到这里来的。王家一开始在这里烧煨盐、晒板盐，1920年制盐业终止后不久，王才加因慈溪的田央王有亲戚，便举家迁移到那里去了。水云后来离开下洋浦到观海卫它山一带去了。四是鲁正义家庭，于1898年来到这里。鲁家的后人有水云、水钊、水能等。鲁

五是钟顺池家庭，于1898年从四灶浦迁移到这里。钟家后人有永和、永水、永林、永高四兄弟。不久，钟顺池的堂弟钟顺金也迁移至此，后人有永够、小永等。现钟姓也是村里人数较多的姓氏之一。

六是杨万昌、杨万丰兄弟，于1899年从绍兴方向迁移到此。杨家两兄弟以后子侄众多，有仁新、仁金、仁耀、仁茂、仁元；仁尭、仁荣、仁友、仁孝及女儿爱梅、仁梅（92岁，今健在）等。

七是马其荣家庭，1918年由马家路迁移到这里。其子有马芳坤、马芳连两兄弟，来此不久因制盐业终止，便迁移到海晏庙去了。

八是冯仁来家庭，于1919年从四灶浦迁移到这里。开始是割野柴到了这里，因这里野柴特别多便留了下来。冯家后人有月胜、月兴、渭田、渭林、渭明、渭张等人。现也是本村较大的家族之一。

九是丁永昌家庭，1919年前从余家水路（黎阳）来这里，子女有丁张芳、丁杏珠（91岁，今健在）等。丁张芳20世纪50年代迁到沿海太平闸去了。

以上9户家庭是下洋浦村的第一批村民。应该说，到1919年时，实际住户已有近20户，由于时日久远等种种原因，已没法一一查实。

早期迁移到这里的几个家庭，他们住的宅基地有个特点，就是大多数住在高涂（地）基里。在20世纪80年代前，以上9户人家中，除3户已迁到外地外，其余6户均有后人住在高涂基里。这不是巧合，而是由内在因素决定的。只因当时这里地势太低，大潮汛到来时，潮水要来光顾民宅，为此需把地基筑高一点。村民住宅分布在塘南、塘后两部分，因塘南地势比塘后略高些，故高涂基住宅全分布在塘后。

根据高涂基产生的客观原因发现，除第一批移民外，住高涂基的家庭另外还有8家，他们是胡文孝、金岳香、张贵和、楼长法、胡香木兄弟、郑杏堂、徐银标、岑康荣（按住宅由北至南排列）。

这些户来本地的具体年月难以一一理清，只有张贵和家庭迁来的时间较明确，是在1924年前，由马潭路迁入。因为他的女儿张早琴是来这里后才出生的，2015年91周岁，即生于1924年。这又从一个侧面说明，居住在高涂基的家庭是较早来这里落脚的。由此推断，这8户家庭，应该说也是较早的移民，不是第一批，至少也可看作是第二批移民。

以后陆续有外来家庭到本地落户，同时，先前移民的家庭经发展后分割成多户。至1949年5月23日，全村共有104户人家。现按照各住户的住址从北到南、由东至西为序排列，为阅读方便，每十户为一组，一一加以叙述。

（一）杨万昌、杨仁新、杨仁金、杨仁校、杨仁茂、杨仁元、杨仁尧、杨仁荣、杨仁友、杨仁孝母子。

（二）许银花母女、许小尧、许张田、胡尧田、胡尧根、陈登纪、张金浩、姜张新、张桂和、楼长法。

（三）胡文孝、范永来、范永回母子、金岳相、沈长庆、施六二、胡金炎、胡香木、胡相炎、胡香宝。

（四）周顺林、陈志尧（妻：姚顺花）、王文良、陈坤水、孙夏梅母女、孙红新、陈坤仁、陈张田、陈岳灿、陈岳云。

（五）胡新夏、应炎木、龚乾增、钟永高、许敖裕、冯长木、冯长海、冯长苗、何高法、何高林。

（六）陈钜丰、胡长庆、胡文舰、胡文千、丁张方、施月庆、施月仁、施永仁、胡宝兴、钟永林。

（七）姚永林、沈炳胃、冯尧根、冯长根、杜祥法、黄阿长、钟永和、陈志尧（妻：冯小珠）、鲁水钊、鲁水能。

（八）应金张、郑树德、何永钊、何志标母子、何元宏、何志海、苗永尧、钟永新、苗世和、何金生。

（九）徐银标、郑杏堂、陈仁龙、钟永够、钟小永、岑康荣、余尧成、赏夏田兄弟、王忠水、孙孝友。

（十）冯惠张、沈文永、冯琴聪母、冯永林、冯永宝、冯仁金、龚生良、龚生潮、龚生月、龚生大母子。

（十一）王长忠、陈坤林、章金灿（原在离村500多米的下管，独自一户居住，20世纪50年代初迁到村内）、河老头（姓陈老人，不清楚全名，因住在河边以抲鱼为业，故都叫他河老头。1932年从桥头陈家迁入）。

四、村里的特色印记——高涂基和汪潭

下洋浦村没有醒目的标志性古建筑，没有可津津乐道的历史典故，却也有不被人注目、易被人们忽略的原始建筑遗迹，那就是高涂基和汪潭，它们至今有120多年了。或许有人见了会不以为然，不就是一堆凸起的宅基地、一个凹下的储水池吗？这也能算什么建筑遗迹吗？既不美观又没什么技术含量！

确实，从外形看它们只不过是一个土得不能再土，或许连山顶洞人都能完成的建筑体，说不上有多少技术含量。但它是下洋浦村的先民们与大自然做斗争的一个证物，反映了当时人们的生存环境的恶劣和生活状况的艰苦，也映射出先人们与大自然做斗争的智慧和毅力。

高涂基和汪潭可以说是一对双胞胎，因为它们是同年同月同日诞生的。住高涂基的家庭，旁边必有一个汪潭，一凸一凹又象征着一阳一阴，故更像是一对龙凤胎！

人们不妨思索一下，为什么这里会有这样的人工建筑物体，为什么大塘附近没有这类物体？让我们把时间拨回来，看一下它的诞生过程。

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赏才标的父亲和陈明学等家庭陆陆续续来到这片海滩地落脚后，要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先建一个能遮风避雨的家。只因海滩的海拔太低，大潮汛一来常常会发生海水入侵住宅的窘况，同时人们的生活用水也成问题，周边虽有一条条蜿蜒曲折的小水沟，水也很清澈，但都是咸涩的海水，不能饮用。人们喝水需到三里外的六塘前的塘河里去挑，长年累月的很不方便。于是人们想到了解决这两大问题的办法：在宅基地附近挖一个水池，把挖起的泥土移到宅基地上夯实，再在上面建住宅。这样，宅基地填高了，水池也挖好了。高涂基避免了海潮的威胁，水池蓄水后可以饮用，两个难题同时得到解决。所以，这两个不起眼的建筑遗迹，是下洋浦村先人们的智慧结晶体。在当时的经济、环境条件下，人们也只能做这么多了。

高涂基比一般地面要高出2米多，已能有效抵御除特大台风外一般风潮的侵袭。村里面积最大的一块高涂基约有2亩地，是因为钟家和鲁家两户人家的宅地连在一起了，与此相应挖成的汪潭也是村里最大的用水池。以后，随着海涂不断升高，一条条新的围塘向北推进，建房时再不需要填高地基了。

高涂基为战胜海潮的一次次侵袭立下了汗马功劳，这里仅举一个至今尚有不少老人记忆犹新的例子：

1949年7月24日，一场大台风在杭州湾沿岸登陆，又正遇上大潮汛，当时洋浦里的潮水越涨越高，很快就要与洋浦塘持平了，一旦决口全村人的生命财产将受到严重威胁。于是村里的人们自发地找来木头、麻袋、芦苇席，脱下门板，挖土阻拦，试图挡住潮水，想“御敌于国门之外”。但是随着风浪的不断增强，挡住了这边、被冲破了那边，最后只好眼睁睁地看着潮水冲进村庄淹灭庄稼。人们赶快逃命，好在当时全村有十多户人家的宅基地比较高，那里就成了避难所，周围邻居都进去躲雨避风。

第二天洋浦里的潮水终于退下去了，但村庄里仍有没膝深的积水。因为村庄的河流与洋浦虽有一个阴洞相通，不过排水能力太弱，阴洞只有约1立方米，这么多水一时没法排尽，半个村庄成了汪洋。房子里的水不见减退，木桶、木盆、盘子、扫帚等家什浮在水面上，小猫蹬在桶盘里，母鸡跳到扫帚上，人走动时，不时地有小长鱼跳出水面逃窜……

房子进水的家庭没了栖身之地，便住到高涂基的家中去避灾，有些高涂基家庭里会住上好几户。在大灾面前，人们伸出援手互相帮助，才得以渡过难关，使损失减到最低程度。很显然，要是没有高涂基，灾民们的困难会更多，损失会更大，后果就不可预料了。

1949年前，村庄的一段洋浦的水是不能饮用的，因为它直通出海口，浦里的水是咸的，因而村民的饮用水依赖汪潭。许多人称汪潭作淡水汪，或简单只一个字：汪。汪的形状大致呈圆形，轻风吹拂，水面荡起条条波纹，在阳光下一闪一闪的泛着光芒，就像母亲的笑脸一样温馨亲和。人们依赖她，也很爱护她。谁也不会向汪里扔脏物，人们约定俗成，不能在汪里直接洗衣服，尤其是小孩的尿布等易污物，需打水到离汪较远的地方去洗。汪潭开有一条小水沟通向别的河沟，便于排水和倾倒一般废水，以保持汪潭水的洁净。

汪潭埠头旁常伴有垂柳一枝，桃花三簇，沿边四周生长着一圈芦苇，常有鱼虾在芦苇丛中游弋，尤其是清明节前后，更是蛙声阵阵、蝌蚪群群，构成了一道美丽的风景线。有些爱美的村民特意在汪潭边种上几棵美人蕉，当初夏时节，一朵朵美人蕉花儿盛开时，更把汪潭装扮得妩媚动人。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自来水管道入村，家家户户用上了自来水，汪潭便完成了历史使命，现在已很难找到她的踪影。只有原钟、鲁两户的并合汪潭至今尚有一潭水源遗存，只是面目全非，原有约一亩多地的水面，而今只不过一二十平方米。

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这样的高涂基和汪潭还各有十几个，在它们的陪伴下洋浦人度过了近百年的峥嵘岁月。如今高涂基也踪影难觅，同样还是钟、鲁两家的高涂基尚有点印记可寻，虽然今非昔比，当时的草舍变成了如今的高楼，但楼房仍建在原高涂基上，因而它们的地基比别处明显高出许多。

五、洋浦和关于洋浦的传说

现在慈溪境内的河流基本分为两类：一类是自然形成的，一类是人工挖掘的。人们把与杭州湾构成基本垂直的河流叫作浦，如四灶浦、郑家浦、方家浦等；而另一类河流的走向大致上与杭州湾呈平行的称为河或江，如大塘河、七塘河和二灶江、四塘横江等。

江河与浦的功能相同，又为何称呼两样，这里自有区别。在下洋浦人看来，浦是由自然水流形成，形状蜿蜒曲折，似乎多了几分野性；江与河则是用人工挖掘疏通而成，比较顺直平稳，有了几分涵养。

由此可见，洋浦是一条由自然水流形成的河道，她蜿蜒曲折、放荡不羁。不过如今的洋浦上、下游两段已经过人工的多次裁剪疏理，显得较为平直，而中间一段基本保持原有的自然状态。

洋浦发源于东栲栳山，是慈溪市的重要河流之一，除灌溉、排涝、航行外，还一度起到“楚河—汉界”的作用。1954年前为慈溪、余姚两县的分界河，浦东属于慈溪县，浦西属于余姚县。据1992年版的《慈溪县志》记载：“洋浦原为慈溪县与余姚县之分界河。唐景龙元年（707）已置闸蓄泄河水。宋代以后，屡加修浚。新中国成立后经1950年、1954年、1978年3次浚治。源于白洋湖，至八塘闸入海。流经鸣鹤、桥头、五里、三管、东海、附海乡（镇）境，至新浦镇洋浦八塘闸止。全长17公里，宽13米。”

洋浦的上游从发源地到观海卫的天妃宫村一带，经历代人工疏浚已比较顺畅，便于船只航行。洋浦的下游从洋龙村到下洋浦村这段河道同样经过多次改造后也比较通顺平稳，适合农用船往返。洋浦的中间一段显得非常曲折，从天妃宫往北直至三百村与洋龙村附近，基本保持了原始风貌。一路下来，有几个90度的大转弯不说，还有几个180度的大迂回，故使洋浦显现出九曲十八弯的多彩风姿。

现慈溪境内的河流，极大部分都疏浚裁直，而洋浦中段基本保持原状，只因她原是慈溪、余姚两县的县界河，若要改造需经两个县协商，因程序太复杂而未能改造。1954年后，原余姚的逍林等地区划归为慈溪县，然而洋浦又成为观城和逍林两个区的区界河，要改变现状也需经两个区协商，因手续麻烦而不便随意变更。所以尽管已过去1300多年，却仍保持了原有的自然风貌，成了自然河流的活化石。这其实也是很难得的，因而她成为地理、水脉方面的考古学家感兴趣的一条河流。

一般人喜欢走捷径，希望哪一天能把洋浦也改造得像运河一样平直顺畅。这个愿望的出发点不能说不好，但还是有些片面性。其实，弯弯曲曲的河道对航行虽然不利，但也有它有利的一面。弯曲的河道增加了储水的能力，可滋润更多的农田。有关生态学家还认为，弯弯曲曲的水系生态更有利于发挥水体的自净功能，对防治污染，改善生态环境是有益的。因此洋浦又是受到环境生态学家赞美的一条河流。

下洋浦村就坐落在洋浦的下游紧靠出海口。村里有座节制闸，一般的人们称它为洋闸。其实洋浦上的节制闸不止一座，上洋浦村也有座节制闸，这座闸叫船闸。同样是洋浦上的节制闸，为什么一个叫船闸，另一个却叫洋闸呢？这与闸的建筑材料有关。20世纪50年代前，这一带乡间造桥建闸用的材料都是山上的石头，上洋浦村的船闸就是这样。而1954年建造这座闸时，用的材料是水泥，是以水泥加沙石混合浇制成的。当时村里的许多人还是第一次见到用水泥作建材造桥，之前还从没见过什么水泥，称它为洋灰。由洋灰筑成的节制闸叫洋闸似乎也名正言顺。不过需要说明的是，这闸的正名并不叫洋闸，而叫“团结丰产闸”，造闸时把这五个大字刻在闸门前，寄托着当时的人们造闸的愿望。

只是令后来的人们难以理解的是，人们并没用团结丰产闸这个桥名，也许它叫起来有点拗口，人们不大愿意这么叫，只简单地叫洋闸，久而久之，不但真名鲜有人知，还给闸加了个下字，叫下洋闸。时间一长，连外面的人们也知道，下洋闸就是下洋浦。还有一点要说明，这次造闸用的水泥，其实并非从国外进口的洋灰，是新中国成立后由中国人自己生产的建筑材料。

节制闸的作用是多方面的。一是挡住海水入侵，使节制闸以南的河道水质不再咸涩，可放心用来浇灌农作物。二是调节洋浦里的储水量，雨量少的季节可关上闸仓板，不让江水东流入海；而梅雨期等雨量多的季节，则抽去闸仓板让水及时排到海里去，使农田免遭水淹。三是使河道的水常年保持一定的量，也有利于农船通行。

节制闸造好的同时，政府又发动民众对闸门至出海口400余米的河道进行清淤疏浚，使其通畅了许多。这样一来，在整个20世纪50年代，洋浦成了一条重要的商贸通道。每当西瓜、蚕豆、蔬菜等农副产品成熟后，舟山、宁波等地的商人驾着雕船（木帆船）来到洋浦出海口，在洋闸北面等着。附近的农友把农副产品运到洋闸南停下。此时闸门开启，农副产品再驳运到海船。通过这里销往舟山、宁波、温州、上海等地。当时整个逍林区范围内的农副产品多数是从这里销往外地的。

从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由于海涂淤泥不断升高、洋浦尾端不断被堵塞，外面的海船不好靠近，洋浦渐渐丧失了商贸通道的作用。

现在洋浦离海已有十余里路，成了一条内河。不过，下洋浦村的人们对她的感情并未改变，还是一往情深地爱着她，称洋浦是自己的母亲河，并且百般地呵护她。在全体村民的共同关爱下，现在下洋浦村庄范围内的一段洋浦里的水可以淘米洗菜，放养鱼虾。这足以说明，他们对母亲河的爱是永恒不变的。

根据洋浦蜿蜒曲折、跌宕起伏的特点，住在洋浦边上的人们编织了一个美丽的传说：

说不准何年何月，有一条蛟龙要离开白洋湖，游向东海大洋。龙妈妈不放心初次出门的儿子独自远行，有些要紧话要嘱咐，便喊儿子回来。龙儿子以为娘不让自己去大海，只回头看了一下娘却没有停下来。龙妈妈不断地喊，龙儿子不断地回头，只是始终没有停下来。龙每次回头就形成一个弯道，有几次龙儿子有所动摇，便折了回来，但怕娘会留住自己，故几次又转了回去，于是留下了几个180度的大转弯。

当蛟龙游到如今叫洋龙村的地方，已听不见娘的呼唤声，它也有点累了，便在这儿歇息了片刻，于是留下了一个水潭，后来人们称这里为洋龙潭。龙在这里经过休息，恢复了体能，便又野性十足地向东北方向奔去，到了离沙蟹庙300余米的地方，忽然闻到隆隆的声音，似有千军万马奔腾而来。蛟龙昂首瞭望，原来正是涨潮时分。蛟龙发现大海已近在咫尺，便头朝北一个急转身，尾巴掀起泥土一堆。土堆状如一只雄鹰，于是人们称这里叫老鹰墩。蛟龙知道目的地到了，再不必着急，于是放慢节奏缓缓向前。因而老鹰墩往北直至出海口，洋浦就显得平稳顺直。

人们在津津乐道蛟龙一次次回头造成河道弯弯曲曲因果的同时，也带有一点遗憾，因为洋浦从发源地至出海口只有80个弯，还差一个呢（还有版本说，应是100个弯，只有99个弯）。据说若有了九九八十一个弯，这洋浦流域就会出一个真命天子。只因当时龙妈妈见儿子去意已决，不好强劝，便无可奈何地摇摇头，只喊了八十声便停止了呼喊。

世上的事有时真的那么玄妙，仅仅少了一个弯，便失去了一个真命天子？听后也许会感到有点惋惜。但细细想来也合情理，只因实际生活中许多事情是一点也不能差的：学生差一分便进不了名牌学校；运动员差0.1秒就登不上领奖台；航天器在茫茫宇宙中进行对接，哪怕是只有一根发丝的差错，就会导致对接不成功。看来许多事确实是一点也马虎不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