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篇 艰难跋涉

一、制盐谋生

为了生存，人们需要找个谋生的手段。初来乍到的人们发现下洋浦的地貌很特别，向南看是一片水草地，上面长满了茅草、芦苇；转脸向北看是一片白花花的盐碱地，盐碱地再往北是望不到边的大海。于是他们决定，利用盐碱地、海水为原料，以芦苇、茅草等为燃料，烧制煨盐。这就是他们选择的第一份职业——制盐。

刚开始制盐并不是板晒，更不是滩晒，而是用火烧，叫作烧煨盐。就是把卤汁放进锅里慢慢地煎熬成盐，这就得有专门烧盐的灶。现慈溪市境内有很多以灶命名的地名，如一灶、二灶、三灶江、四灶浦，等等。这些名字都源于烧煨盐这一行业。为防止烧制私盐，烧制煨盐并非各家各户自行在家操作，而是几户人家聚合在一起烧制的，称聚团公煎。每个场有若干个团，每个团分若干个灶，每个灶一般5～7个人。现慈溪境内（三北地区）有三个场，即龙头场、鸣鹤场、石堰场。下洋浦属于石堰场管辖，1911年后石堰场改称余姚场，1916年管理机关迁至庵东。

烧制煨盐并不是简单地把海水挑来倒入锅里，点火把水烧干，剩下的结晶体就是盐这么简单。

其实烧煨盐有很多工序，至少要分这样几个环节。

一是刨盐花，把滩涂上表层白花花的盐泥刨起来，这层薄土含盐量很大，是制盐的宝贵资源，需把它收集起来堆成圆形的泥墩。

二是制卤，先把刨起的盐泥堆积成圆形的泥墩，人们称为漏碗，漏碗大小没有统一要求，根据刨起的盐泥多少决定。堆泥墩时里面放些稻草或麦秆，再在泥墩下端安装一个竹管。泥墩外侧的一边挖个卤池或放一只水缸，用于储存卤汁，竹管的一端接入卤池。漏碗里倒入适量海水后，海水在渗透过程中把盐泥里的盐分溶解后经竹管再流入卤池内。漏碗内的稻草或者麦秆能使泥墩不致过实而影响过滤，使海水顺利渗透流向卤池内，因而使卤汁不仅仅增加了含盐量，还清除了泥沙等杂质，使卤池里的卤汁看上去洁净碧透。

三是烧制煨盐，每一个灶要备有一深一浅两只镬，先把卤汁倒入深镬里，接着点火烧。在烧制过程中，边烧边用锅铲搅动，待水分慢慢蒸发后成为粗盐。

四是深加工，粗盐需加工成细盐后才能出售。加工成细盐的方法不复杂，就是先把粗盐放入捣臼里捣碎，再放入浅锅里煨烧，烧好后还要用筛子筛过，只要小的，大的可以再次加工碾细。

烧制煨盐费时费精力，若不算刨盐花、漏碗制卤所费的精力，光是烧制煨盐，一个灶一天内紧赶慢赶，能烧两至三锅，差不多上午、下午、晚上各一锅，当然还需要起五更落半夜。刚开始那些年，因滩涂中的盐花层厚，盐分含量高，取海水又方便，经济效益还算不错。以陈明学家庭为例，当时他家人口多、劳力强，有两个灶，早上、下午各烧两锅，晚上还要烧两锅，一天能烧出六锅煨盐。每锅煨盐能买两元多钱，虽然很辛苦，但一天可买几十斤米，还是很值得的。

以后逐渐改成板晒，盐的产量更提高了不少。板晒就是用盐板晒，盐板长约1.8米、宽约1.2米，四侧沿边高出底面约5厘米。板晒的产量比烧煨盐高，但是劳动强度也大，而且风险更大。

板晒不用柴草烧煮，是利用阳光晒盐，最佳时节是每年4月到8月，尤其是农历6月太阳光最强，卤水蒸发特别快，同一块盐板一天可晒两板，上午、下午各一板。这就是说，正午时分需把早上晒的盐赶紧收起来，再换上新的卤水。而完成这种收换交替任务的时间必定是太阳光最毒的时辰。息夏、息昼这两个字对别人来说是理所当然的，但对盐民来说实在是太奢侈了。

盐民的辛苦不仅于此，比如当暴风雨突然袭来时，一般人都从野外往室内跑，可是盐民却要从室内向晒场头飞奔，跑向晒场头后，赶紧把盐板收叠起来，动作慢了，被大雨一冲，盐板上的卤汁就变淡汤了。因而即使头顶雷电轰鸣，盐民也要冒着生命危险奔向晒场，把盐板叠起来，为防被风掀翻，还需用草绳把盐板捆起来。一遇到这样的雷暴天气，他们常常连裤带都是湿的，也分不清身上是汗水还是雨水。更可怕的是，有时人还会被雷电击中造成伤亡事件。因而每当遇到雷雨天气，全家人总是提心吊胆的。

长年累月地在阳光下干活，导致盐民的皮肤晒得黑乎乎的。他们既怕头顶的太阳光，但更怕头顶没有太阳光。

盐民中的男人劳动强度大，他们确实很辛苦。盐民中的女人与男人是同林鸟，要协助男人干各种各样的活。在阳光下翻扒盐板、挑盐卤、收盐担水。长期的盐业生产使盐区的女人们练就了一副铁肩膀，常挑着二三百斤的盐箩奔跑着，比其他行业的男子还强悍。她们的皮肤同男人一样，脸被晒得黝黑，像非洲人。三十几岁的女人，脑门早早地添上了一道道的皱纹，看上去有五十多岁。

盐民虽然很辛苦，但生活并没有保障，特别是从9月开始至次年的3月，是晒盐的淡季，阳光弱，阴雨天多，有时会连续两三个月没有收入。因此盐民填不饱肚子是常有的事，常常处于半饥半饱状态。就是在平常情况下，吃得最多的还是番薯干、南瓜粥、麦碎米饭，很少能见到大米饭。即使是大米饭，里面也添加了野菜杂粮，难得吃到一顿纯米饭。有句老话说“生了背后眼，好吃纯米饭”，把能吃上一顿纯米饭看作是一件很难得的事。一年365日往往到过年（春节）时才能吃上一次猪肉。下面是反映盐民生活的一则民谣。

《盐民苦》：

一担食盐百担泥，一担食盐汗一斤。

收盐换卤像打仗，头顶烈日晒脱皮。

刮泥淋卤鸡未啼，晚上回家星出齐。

一年三百六十日，汗水泪水拌饭吞。

盐民的生活如此艰难，这只是一个方面。他们还有一个难于启齿的苦楚是光棍多。由于盐民的劳动强度太大，生活又不大好，因而外村的姑娘不愿嫁过来，可本村的姑娘却想嫁出去。于是盐民中男子打光棍的比例明显高于稻区和棉区的男子。盐民受的这些苦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有一首民谣反映了他们的苦楚。

《光棍谣》：

风扫地、月点灯，一条破被当宝器。

衣衫破了无人补，脚踏鞋子无后跟。

床顶挂满蜘蛛网，半张寐床上灰尘。

没有女人给我关房门，没有儿子给我倒尿盆。

别说室内无同伴，墙角老鼠做邻居。

一碗冷饭两行泪，光棍做人真伤心。

自七塘围成以后，由于原赖于晒盐的海涂不断升高，潮水淹没滩涂的概率逐年减少。晒盐时需特意开沟引潮水，不但成本增大，滩涂中泛出的盐花也没先前浓厚了，造成晒盐的效益越来越低，但税收还是依旧。有些人开始另谋职业，搞副业，割野柴。这里野柴很多，但是本村人不需买，所以要挑到新浦、胜山等地去卖。不说割柴的辛苦，就是把柴卖掉也不容易，这100多斤一担的柴，挑到胜山要走20多里路，到那里后还不一定有人要。有时需在路边野外过一个晚上，等到第二天才能卖掉。

这样的日子真没法过下去。下洋浦人原本都是很忠厚的，但在严酷的现实面前，有些家庭实在支撑不下去，就抱着“饿煞不及犯法”的心态，偷偷地卖起了私盐。这直接损害了盐政局及盐商的利益，盐政局也多次派员到现场检查监督。只因这里地域偏僻，交通不便，正所谓天高皇帝远。盐场管理人员从庵东到下盐舍需步行45里泥路来察看，确实难度大，不好管理。再说这里的盐民原本不多，总产量又不高，晒盐效益越来越低。

根据这些实际情况，约在1920年，有关部门决定停止这里的盐业生产，改行开荒种地，并发给720元补助金平均分配给村民，也算作是开荒种地的启动资金。

二、下洋浦人摊上了第一场官司

晒盐业停止后，按当局意见，要求人们开荒种地。但人们选择了许多不同的行业，其中，陈明学之子陈金标选择了做生意。

在下洋浦的先民中，陈金标是一位头脑比较灵活、有经营能力的人。他27岁随父亲来到下洋浦后，开始协助父亲一起进行盐业生产。父亲西归后，自己接过家业继续晒盐，而且干得风生水起，盐板由30多块很快发展到70多块。盛夏时一块盐板能产50多斤盐，收益相当可观。

至此可见，在这片盐滩地上，一个富裕家族已初具雏形。但是现实残酷，命运之神不允许他向这个方向发展。

盐业生产终止后，陈金标改行做生意。只因在这海岸边、塘脚下到处长满芦苇、茅草，还有村庄附近的棉花秆、大粟秆、麦子秆等，大家把这些统称为柴。人们都说，开门有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柴是排在第一位的，因为没有它，人们就要回到五六千年前，重过茹毛饮血的日子。然而这里柴源丰厚，本地的人家是用不完的。他脑瓜灵活，决定把分到的钱暂不买田置地，先做生意。就收购柴草，贩卖到外地去。果然生意越做越大，一年能卖出去上百艘船的柴草。

陈金标做柴草买卖的举动，不但使自己赚了不少钱，客观上也帮村民们开辟了财源，大家把柴草割来直接卖给他，再不用挑到新浦、胜山、逍林等地去了。野柴变成财富，生活得以改善。且有众多的柴船来来往往，也使小村庄多了几分生气。

后来随着生意的扩展，洋浦西岸的柴草已不够收，陈金标便在洋浦上搭了条吊桥，过桥到洋浦东面蒋家人的地方去收购。

当时浦东属慈溪地界，浦西属余姚县管辖。到浦东收柴这一举动损害了蒋家人的利益。因蒋家人与一个洋龙人有个合约，需把浦东的柴卖给洋龙人，故不让陈金标收，说余姚人不能到慈溪地界来收柴。陈金标反驳道：“我是用钱买柴，又不是来抢柴。做生意本来就是哪里有货就去哪里买，哪里缺货就到哪里去卖。你凭什么王法不让我收柴？”但蒋家人和洋龙人并不与他论这些理，就是不让他收。双方争执不下，激烈争吵未果，便推推搡搡地动起了手脚。

蒋家人的家在观城卫前，离这里有20多里路，在这里只是地舍，干农活时临时休息一会，多数人是住在家里的。天时、地理、人和三者，陈金标至少占有地理、人和两条。正所谓强龙难压地头蛇，蒋家人没占到便宜。

他们吃亏后，把一张状子递到余姚县衙。县老爷指责陈金标惹是生非，不该到慈溪地界去收柴。

陈金标听后不服，问老爷系何方人士。老爷说是安徽人。陈金标说：“老爷既是安徽人士，就该在安徽本地做官，为什么跑到余姚来？既然你可以到余姚来做官，我为什么不可以到慈溪去收柴？”

有道是“衙门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陈金标的争辩并非强词夺理，却顶撞了县太爷，惹得县太爷很生气。他认定陈金标是个巧舌如簧的乡野刁民，便不论是非，一阵水火棍打完屁股后，把陈金标推进监狱关了起来。

这事发生在1920年秋。

消息传来，陈金标老婆王氏急了，陈金标长子虽已25岁，但正在患重病，其他孩子还不谙世故，她只好出面去求人帮忙。那时候的女人都缠脚，她不得不迈着三寸金莲，一步一晃地四处求爷爷告奶奶，挽人挽马去衙门找关系。最后经人推荐找到了一个具体管监狱的狱警，这人见眼前的这个小脚妈妈一脸焦急忧愁的样子，不禁生了几分怜悯心，表示愿意帮忙试试。他对县老爷说：“我看陈金标不像是个坏人，理由是他一躺下便呼呼大睡，而且鼾声如雷，说明他心胸坦荡。再说做生意也没有规定只能在本乡本村做的道理呀，老爷您就开开恩放了他吧。”

县老爷问道：“陈金标是你的什么人？”狱警说：“一点亲戚关系也没有，昨天一个邻居对我说，有个犯人的家属要来求我帮帮忙，说这个犯人曾接济过自己，对自家有恩，叫我无论如何要帮这个忙。今天我在来监狱的路上，邻居带着一个女客妈妈过来，才知道她就是陈金标的老婆陈王氏，我看她脸色燋悴，好像几天几夜没合眼，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所以来求您，她正流着泪在门外等着呢。”

其实这时的县老爷原先那股气也早已烟消云散了，见狱警来说情，乐得顺水推舟做个人情，便点头放了陈金标。

陈金标终于离开监狱，这时他已在监狱里蹲了五个月。别看五个月时间并不算太长，却使整个家庭的经济情况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家庭的顶梁柱坐牢后，收柴的行业不得不中止，不仅仅是五个月没有分文收入，早先卖出去的柴草款很多成了糊涂账，而该付出去的柴草款还得付，并且为官司也花了不少冤枉钱，一下子抽空了家底，使整个家庭的经济运转体系伤了元气。

在未发生官司前，陈家的经济状况已比较富裕，陈金标本是个心胸较为开阔的人，常救济他人。每年的七月半和除夕前都要放一道焰口。

那时的人们普遍认为，放焰口是在为乡亲们做好事。因农历7月15日是地藏王菩萨生日，这一天小鬼们会放假。通过放焰口来慰藉鬼魂，以求得一方平安。

放焰口要搭一个台子，上面放一张八仙桌，台下放两张八仙桌。同时还供奉着饭菜、糕点等物品，这是给鬼魂们吃的。再请七个和尚，一个坐在台上的八仙桌上，六个坐在下面八仙桌两边。坐在台上面的和尚穿着讲究，举止严肃端庄，除身着光鲜僧衣外，还要头戴比丘帽，身披袈裟。下面每个和尚桌前都放着一本经，放焰口开始，他们就按经书念起来，内容是希望菩萨宽容罪鬼们的过错，祝愿打入地下的小鬼们早日获得超度，早日投胎做人。

经念完后就算超度仪式完毕，焰口活动也就结束。

从这个过程可以看出，放一道焰口是需要不少经费开支的。而陈家每年要放两道焰口。可见当时陈家已比较富裕。

但是自官司发生后，家里经济状况已大不如先前，家底抽空了，以致以后在操办子女们的婚嫁娶迎时，需采取打会的办法筹集资金。

还有个无法弥补的损失是陈家失去了一个长孙。陈家官司缠身之际，陈金标的长子正在生病，当地附近没医生，看病需到沈家（师桥）去，有30多里路。陈家陈王氏或许也没料到孩子的病情会这么严重，当时农村人常讲的一句话叫“有钱做钱勿值，无钱做命勿值”。她把主要的精力投入如何找人疏通关节上去了。她儿子的病在当时叫“脱力伤寒”，起因是一次在大潮冲进村庄后，把他家的一个柜子冲走了，这在当时可是件很值钱的家具，他扑上去抓住不放，奋力往回拉，一个人在大风浪里不知折腾了多长时间，柜子终于拉了回来，可人已筋疲力尽，怎么也恢复不了。大家原以为这种病多休息些日子自然会好，故病人没有看过医生，也没吃过药，又缺少应有的照顾，由他独自与病魔搏斗。人们发现他闭着双眼躺在床底下，可见在死亡前该是多么痛苦。他是陈明学的长孙陈坤修，也是下洋浦这方盐滩地上诞生的第一个婴儿。

白发人送黑发人，本是人生撕心裂肺的三大悲事之一，而对陈王氏来说，更感到亏欠的是，在亲生儿子离开人世之前，做母亲的竟没能说句宽慰话，没能递上一口汤药，闭眼时也没能看上最后一眼。这是烙在陈王氏心头的一个伤疤，是终生的憾事，不管多少岁月也无法抹平。她所能做的唯一一件事是嘱咐家人：“阿修的长兄名号要保留，仍是四个兄弟中的大哥。等到有一天我不在了，每年清明节，每逢七月半，你们要给自己的大哥灵位前插上一炷香，烧上几个度牒。”

三、村民们造的第一条桥

下洋浦村落形成的初期，有两条河流阻碍着村民的出行。一条是村庄东面的洋浦，阻碍人们去观海卫卖鱼、到沈师桥看病。另一条是村庄南面的七塘横江，挡住了去新浦、胜山购物的路。因七塘横江的河水较浅，河面较窄，人们用几根毛竹捆扎后架在河的两岸，就算一座桥，可以通行。但洋浦就不好用这个办法过河，因为它河水深，河面更宽，有十五六米，所以很难采用这个办法。但村民有许多事需要到洋浦东面去办，而且当时海水直通洋浦，故洋浦里的水全是咸的，为了阻止潮水侵蚀农田，于是在1907年，经商量，村民们决定造一座桥，地点选在村庄的最南端，因为这里浦面相对较窄一些。造什么样的桥？根据当时的经济条件，建石桥不行，他们决定造一条黄泥桥，发动大家撑船到三四十里外的山上去挖黄泥，用它做桥墩桥面。

为了增加黄泥的柔韧性，黄泥挖来后在捣臼里反复地舂，舂柔韧后做成长方形的块砖待用。接着在造桥处打堰抽水，再打入松桩，以保证桥脚的稳固。在此基础上垒黄泥制的砖块，先垒两端桥脚，再一步步立桥面，把桥的两端连接起来。并在桥的中间留出四五米宽的桥洞，配上闸仓板。平时将闸仓板闩住，挡住咸水；遇上雨季再把闸仓板抽起，用于排水。

桥造好后，村民们很高兴，因为这是村里的第一座桥，而且是全村的人合力建成的。

虽然这桥也像下洋浦的人一样朴实无华，却很实用。从此桥南面洋浦之水渐渐得到淡化，逐渐可灌溉农田，同时村民们到海晏庙跟、观海卫等地赶市卖海货也少走了许多冤枉路。还有一点是浦东的河塘边和田野里长着许多荠菜、马兰头、狗葱子、野油菜等，那儿没长住居民，任由大家去采集。这对当时过着“糠菜半年粮”生活的大多数村民来说，多了几样充饥的食物。再一点，那时候的人还很迷信，以为自己当今日子过得艰难，是自己的命不好，因为有“前世不修今世苦”的说法，所以命运好坏是自己造成的，一不用怨皇帝，二不用怨神明，只怪自己当年未修行。那就该吸取教训，用烧香拜佛来换下世的好运，于是老太太们需要到海晏庙去烧香，这回就方便了许多。

然而好景不长，1911年，一场风潮袭来，把黄泥桥给冲垮了。桥门上面的黄泥砖块全坍塌了。人们便搭上几根竹竿，再铺上些芦苇席继续往来，这样又通行了几年。1919年时，一场更大的风潮把黄泥桥彻底摧毁，水面以上已见不到黄泥桥的影子。水面以下的桥脚部分还算留了些残躯，其中浦东的桥脚直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仍可看到。

黄泥桥已荡然无存，尽管它本来就很简陋，但这是全村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齐心协力建成的第一条桥，是人们用汗水凝结而成的，反映了村民们团结一致，依靠自己的力量改变生存环境的坚定决心，也衬托出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的现实。还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这种“有钱出钱，有力出力，齐心合力办公益事业”的精神，从此成了下洋浦人血液中隐藏的重要基因之一，被一代代传了下来。

自黄泥桥被彻底冲垮以后，人们到浦东去只能用船只摆渡，因为麻烦，所以没大事就很少去。人们盼望能在洋浦上再造一座桥，这个梦做了16年，直到民国十六年（1927），余姚县有关部门出资造了一条横跨洋浦两岸的石桥。地点本来也定在黄泥桥原址，刚挖了几锹，忽然从黄泥桥脚下蹿出来一条两米多长的大蛇，叫不出是什么名，人们说这是一条仙蛇。为不打扰仙蛇的生活，便把桥址向北移了一百多米。桥没定什么名，村民们称大桥，实际是一座节制闸，雨水多时把闸仓板抽起放水，大潮汛来时把闸仓板放下，防潮水倒灌。节制闸自然比黄泥桥好多了，打通了洋浦两岸的交通，从此大家去海晏庙、观海卫等地办事就方便了许多。但受当时经济条件及技术的制约，桥的排涝能力还是不够强，雨水多时也常受阻。

到了1954年，为了增强抗旱排涝的能力，人民政府投资把大桥拆掉，在原桥址向南移了七八米，又造了新的节制闸，称团结丰产闸，又名下洋浦闸，双孔结构，净宽8米。闸用水泥钢筋作建筑材料，质量好。与老闸桥相比，排涝能力提高了近一倍，再没出现排涝不畅的状况，这是在下洋浦浦口造的第三座桥。

四、小直塘边的老大坟

在五棚路至七塘有条小直塘，小直塘的三分之一处有条斜路通向下洋浦村庄。在塘与路的交界处南侧东塘面有个不起眼的土堆，这是一座土坟。谁也不知道坟主人姓甚名谁，来自何方。当时见过他的人由他的衣着装束判断，像个撑海船的船老大，就是掌舵的人，于是人称该坟叫老大坟。

那么这里怎么会有这样一座无名坟？这事还得从捞潮头说起。

住在海边的人，常有个特殊的副业——捞潮头。当一场大潮汛过后，尤其是一场暴风雨夹大潮过后，就会有人起大早赶到海边去，看看有没有被涌浪推到海岸边的杂物，如木头、竹竿，有时还有木桶、竹篮、渔网，甚至还有衣被、木箱等。谁见到了，就可以把这些东西拾回来据为己有。这个做法就叫捞潮头。

已说不清何年何月，只知道事情发生在20世纪40年代。从头一天上午起，暴风雨就下个不停，一直到第二天午夜才渐渐停了下来。第三天天刚蒙蒙亮，一个村民就起了个大早。他赶到海边去捞潮头，想拾些杂物。走着走着，见一个弯曲处有堆黑乎乎的东西，他以为是海船上掉下来的什么东西，不禁心头一热，便快步奔了过去，生怕被别人抢先拿走。快接近那堆物体时却发现躺着的是个僵尸，被吓得半死。他噔噔噔地往回跑，跑到半路上，见前面有个穿黑衣服的人迎面走来，以为是刚才那个死鬼追过来了，便转身奔向塘河，打算跳河逃跑。穿黑衣的来人认出了他，问他这么慌张干什么？此时他听出了口音才停了下来。原来穿黑衣的人也是来捞潮头的同村人。

两人回村把这件事告诉了村民们，大家判断这尸体一定是昨天遇到风暴时翻了船的渔民。村民们本来就纯朴善良，再说很多人也经常出海打鱼，且也有人因同样原因遭到不幸的情况，于是他们约了几个村民带着木板、木杠和绳子把尸体从海边给抬了回来。当抬到直塘与村道交叉的地方休息时，大家商议就葬在那里。买棺材是没有这个经济能力的，人们说，只好委屈他一下，便挖了个坑，再买了张草席把尸体裹了一下后埋上土，也算是帮他入土为安了。人们路过这里，有时也难免有些伤感：无字无碑一土坟，无邻无伴独黄昏。

不过与那些葬身鱼腹的人相比，这个人还是幸运的，总算有了个安身的地方。

其实在下洋浦村，类似的无名坟并非只有这一座，在村西约三四百米的七塘南侧的塘边上，还有好几口无名棺材，除遇难渔民外，有的是讨饭的，有的是流浪者，还有的是路过这里得急病倒下后爬不起来的。虽都是外来客，但只要村民们知道后，不管自己多艰难，也会众人合力帮他们入土为安。有些心地善良的老婆婆还会特地给点上几支香，烧上几个度牒，权作送他们西行的“路彩”，也算是尽了点地主之谊。渐渐地，这个地方就成了义冢地。

20世纪50年代前，三北平原各地有一块块的义冢地，那是有些有钱的开明人士特意购买的，专供一些死无葬身之地的穷苦人安放尸体用。一般一两个村就有一个共用的义冢地。

而下洋浦村与别的村庄相距较远，又没有经济很好的家庭，因而没有共用的义冢地。于是就在七塘路上选了一段塘边地，埋葬无力购置坟基的人们。就这样，这里就成了不是义冢地的义冢地。

五、四灾频发生存难

下洋浦这个地方当初的自然环境是很险恶的，有各种灾害隐藏在人们身边，随时在威胁着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

首先是风灾。一刮台风，下洋浦人自然会首当其冲，他们住的全是简陋的草房，稍大一点的风就会把房顶的稻草卷走。为了防止草房遭不测，每当台风来临时，家家户户找来木头、竹竿、绳子等材料，设法把房子四周的脆弱部位加固好，并用芦苇席、沙蟹网、渔网等铺盖到草房顶层，把稻草压住，以防被风卷走。然而这些措施只能应付普通风灾，若遇大点的台风，这些办法的作用微乎其微。而台风差不多年年会有，正面登陆的次数也不少，常常几年会有一次。

据1904年出生的陈香凤老人回忆，从她懂事起，亲身经历过的大风潮（以海水冲垮海塘为准）有这样几次：

8岁（1911年）时，台风夹大潮涌到村庄最南端，把洋浦上才造了四五年的黄泥桥冲垮。

12岁（1915年）时，阴历六月初五，风潮把村里的许多草舍吞掉（被潮水掀翻后随潮水而去），自己家的盐板也被吞走（冲走）了一大半。村庄四周地里的棉花也淹坏了。

1922年，风潮接连冲垮三条海塘，过了五塘。

1933年阴历八月，大风加暴雨，使潮水冲进村庄，本来已在收摘的棉花，被潮水冲光了。

1949年7月24日，台风、暴雨和大潮连成一体疯狂冲破海塘，多数草舍水深没膝，庄稼受损严重。

陈香凤老人还说，从1933至1949年间至少还有两次大风潮，损失也很严重，但具体年月记不清了。

由此推断，从1911至1949年的38年中，至少有7次大的风潮袭击村庄，平均五年多就会遭受一次大台风带来的灾难。

其次是水灾。下洋浦村村庄四周都有塘围着，村庄的水是通过一个阴洞排到洋浦，再从洋浦排到海里的。但1949年前的阴洞口过小，雨量稍大一点就没法及时排出去，庄稼很容易被淹。

陈香凤老人说，“我19岁那年七月的一天，我正要到海里去，半路上狂风暴雨打得我眼睁不开，人站不稳，把我吓坏了，后来本已挂满花铃的棉花成了光梗”；“我23岁那年（1926年）受水灾最严重，大水‘从黄梅天到白露脚跟头’，连下四场大雨。听姆妈说，连逍路头（逍林）的街沿都被大水淹没了”。

下洋浦村受水淹的惨况更是可想而知。面对连绵的瓢泼大雨，小小的阴洞排水作用已微不足道，整个村庄已成一片汪洋，出现了“撑船不用上河江，烧饭只能用缸灶”的窘况。庄稼颗粒无收，一年的辛劳化为灰烬。有些人不得已又一次肩挎讨饭篮，经讨饭塘到外地讨饭去了。

三是旱灾。村庄周围的地块可称得上整齐划一的，当时围海造田时，都挖成宽10米左右的长方形地块，每块地两边都开有约1.5米深、2～3米宽的小河沟。乍一看是水网式的田园，富含诗意，但实际上储水量并不多，经不起天旱，若一个月无雨，小河沟的水就干涸了。许多老人说，过去连续两三个月不下雨是经常发生的事。1940年夏天，两个多月没下一滴雨，洋浦河底全开裂了，人可以从黄泥桥一直走到沙蟹庙，有2000多米长。

每当出现干旱预兆时，人们便用水缸、木桶等能储水的容器储水。这些措施只可应付几天，时日稍长就解决不了问题。有些年的干旱特别严重，人们不得不跑到十多里外的淡水湾去挑水喝。家有青壮年的还好，虽辛苦，但总算还能找到水喝。最困难的要数那些孤寡老人，真是欲哭无泪。对他们来说，此时的水变得比酒还贵。于是老婆婆们采用拜菩萨、求龙王的办法祈雨，效果自然可想而知。

四是虫灾。下洋浦的土地应该是不错的，这儿土质肥沃，是夜潮地，这类土质适合种植棉花、西瓜、豆麦等多种作物，且产量高，质量好。

然而这儿经常发生虫害，通常有蚜虫、红蜘蛛、蝗虫等。那时还没农药，虫害发生后一点办法也没有。面对蚜虫、红蜘蛛的肆虐，农友们曾凭着想象用烟叶加红辣椒熬成水喷到棉叶上。这种液体喷到人的眼里确实会受不了，但对虫害一点效果也没有。人们只好眼睁睁地看着虫灾蔓延开来。

人们最怕的还是大头虼蜢（蝗虫）。本地每年也有少量蝗虫，它们对庄稼的损害是有限的。人们怕的是外来客。说不清从哪里突然飞来成群的蝗虫，来时往往会遮天蔽日。每到一地便把庄稼吃个精光，弄得人们欲哭无泪，有气无处发泄。

老人们回忆，在民国十六年（或十七年），本来地里的棉花绿油油的一片，长势喜人，已现蕾开花了，以为会有个好收成。可是第二天，不知从哪里飞来了成群的大头虼蜢，不到一天时间便把棉花啃成了光梗。不光是棉区，上等头人的早稻叶片也啃光了，那年米价一下子涨了很多，本来可买10斤米的钱，后来只能买两斤多点。

蝗虫呑食庄稼，是一种群体破坏行为。蝗虫的这种群体吞食庄稼的活动，是由它们的习性决定的。雌蝗虫产卵时，会选择土质坚硬，并有相当温度，阳光直接照射的地方。能符合这些条件的土块并不多，所以它们往往会选择同一个合适的地块集中产卵，最后几乎同时孵化成虫，从而从幼虫期便养成互相跟随的习性。

蝗虫有三个特性：一是结伴同行。出发前先由少数蝗虫在空中盘旋，引起地面蝗虫的感应，纷纷跟随，队伍便会逐渐扩大。二是喜欢高温。为了增高体温，促进生理机能活跃而选择成群活动。第三个特性是趋阳飞行，总是依循太阳的方向飞行。这一点对下洋浦的农民来说更是个致命伤，因为村庄的东方是大海，这里是最后一站，蝗虫必须在这里落脚，饱餐一顿后才飞向别处。所以下洋浦是慈溪遭遇蝗灾最重最多的地域之一。

与别的灾害不同，其他灾害总有预兆、有过程，多少还可做些预防工作。而蝗灾什么先兆也没有，一旦发生，人们就束手无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