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闻鹤鸣
《法庭的故事》之序

本书的作者黄鸣鹤先生是福建厦门系统法院的一名法官，同时也是一名勤奋的法律随笔作者。2003年他出版了第一本法律随笔集《法治的罗马城》，承他赠我一册。我很感念他的好意，同时也从阅读中获得了不少启发。那本书由我的老同学、厦大法学院的徐国栋教授作序。国栋兄的序言既表达了对于作者本人以及文章的激赏，又揭示了何以这样的作品及其作者能够在厦门出现的原因，作者虽刚时值而立，却文笔老辣，亦庄亦谐，令人为之心动。2004年12月，我应徐国栋教授之邀，到厦大法学院讲座。讲座结束，意外地发现鸣鹤也在场。

是夜，在厦门古道茶馆铁观音飘逸的茶香中，他告诉我又有一本文集即将付梓，而且希望我能够为他的第二本文集写一篇序。他的诚恳给人一种不由分说的感觉，加上国栋在一旁添油加醋，我只好答应下这件对于我而言力不从心的任务。

事实上，我跟鸣鹤的交往也有好多年了。我们第一次见面好像是在2001年吧，他陪同自己所在的思明区法院院长陈国猛先生出差到北京，大家在厦门驻京办事处有过一次愉快的交谈。记得当时我们边吃着厦门的名小吃海蛎煎边聊着中国司法改革的现状，两位青年法官对中国司法改革方方面面所进行的缜密思考和大胆探索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时也吸引我密切关注起这家法院的各种动态。这些年，思明区法院在全国法院中已经成为司法改革方面十分活跃的一家基层法院。2001年，他们在全国率先推出了法官在庭审中使用法槌的改革。这一举措引起了最高法院的重视，后来规定全国法院都用上了法槌。记得《人民法院报》在那年夏天专门举行了以这项改革为主题的座谈会。在会下的交谈中，我知道这项改革的发起者正是年轻的黄鸣鹤。后来，我在网上读到一些对于法槌以及此前的法袍改革的不同看法，还专门写了《从惊堂槌说到法庭威仪》和《法袍法槌之外》两篇文章作为回应。这种法院内外不同站位共同心愿的思考性对话和为中国法治点滴进步所做的里应外合是我最感愉快的事情。

也许可以说，思明区法院以及像黄鸣鹤这样的法官所推进的改革以及背后的思考正是中国司法改革的一个缩影。过去的十多年来，司法改革已经成为中国各项改革里最具活力的一个领域。整个社会对于司法公正的呼唤给司法机关带来了压力，也创造了契机；法院内部也逐渐地积蓄了强大的改革动力，加之改革本身具有的毋庸置疑的正当性，于是就有了如火如荼的司法改革盛况。不过，各种冠以改革名号的措施并不必然带来推进司法公正的效果，甚至一些改革措施相互顶牛，信息混乱甚至相左，直令法官们左右支绌，当事人无所适从。日益活跃的大众传媒报道着改革的新举措，唤起人们对于法治理想的希望；但是，同样是媒体在诉说着民众对司法不公的哀怨和愤怒，让法治的希望逐渐变成失望。失望之后或者麻木心死，心不死者则转而求人治，企盼着贤明的皇上和能够对贪官污吏手起刀落的青天。遥想上个世纪前期，也曾经有一大批法学精英、仁人志士怀着一腔热情建设现代法律体系，为收回“治外法权”而殚精竭虑地推动司法改革，但是终究是补的不如砸的快，法治成为政治的殉葬品。悲剧在于，抛弃法治的人们心中演绎着的是进入天堂般社会的梦幻。

当然，今天的历史境遇已经有所变化，然而悲剧重演的可能性却未尝不复存在。如果法律之外的其他制度没有朝同一方向跟进，法治论者的努力势必是孤立无援的。如果法律人所作所为不能得到一般公众的理解，则相关措施就由于没有民意的支撑以及公众对于某些痛苦过程的耐心而后继乏力。还有，从法院的内部视角观察，如果不能把不同的改革措施建立在严肃的研究和思考的基础上，将各个局部与终极目标加以整合，让不同的措施从各个角度联合发力，当然也就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所有这一切都离不开我们对于涉及现代司法制度建构的内在机理的深入研究，离不开将这种制度的知识基础面向社会的表达和交流。可以说，这种既致力于内部的自主、又热衷于外向的交流以及交涉的努力，乃是当今中国法律人所必须直面的大挑战。

鸣鹤的这本书，连同他的前一本书，都可谓对这一挑战所做出的回应。本书所收文章围绕着法院以及司法制度，作者古今兼谈，中西贯通，对于制度背后的知识进行认真的梳理，对于影响制度形态的文化因素加以细致的解说，念兹在兹的仍是我们今天所从事的司法改革。在表达对于鸣鹤新著出版的祝贺的同时，我也像徐国栋教授一样，期望着法学界和司法界更多的类似作品的出现，“喈喈鹤鸣，求其友声”的诗句，我也深有同感，甚至比他的感觉更强烈——要知道，我在网上的ID正是“老鹤”呢。

贺卫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