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人生的磁盘碎片
代自序

一路走来，不觉年已过四十，几位同龄人聚在一起，有人感叹：女怕嫁错郎男怕入错行，我们在一个法治精神缺失而经济急剧膨胀的年代选择了以法律专业，毕业后又选择了进入国家机关而不是自由职业，四十盘点，除背已微驼、两鬓白发早现外，只有稍许对中国法治不死的贼心了。

三十自述《未来有法治国之前》中，言道：“多年来，我不停地说，不停地写，在十字街头呐喊着，虽声音已日渐疲惫，但心灯犹燃。因为始终认为：哪怕每一篇文章只召集了一位同志，中国的法治总是多一分希望。许多次，希望破碎了，重拾碎片补补又上路，自称‘贼心不死’。”

三十五自述《当法治成为一种信仰》中，言道：“我知道天很冷，现实很惨淡行路也很艰难。事实上，多年来以法院这一社会纠纷的聚焦点为谋生的栖居地和观察中国法治进程的了望哨，通过对无数鲜活的人间悲喜剧的阅读理解，而立之年，逐渐接近矩阵帝国的源程序，可当开始觉得自己似乎有能力破解源代码的时候，却害怕了，退缩了。

我一直在逃避现实，因为知道，自己不是尼奥，不是救世主，只是一节生活在母体中的干电池，对由庞大程序所控制的世界有所怀疑而无力自拔自救。

我向读者所勾勒和描述的法治的罗马城，其实只是在无法直面惨淡现实的时候，为自己构建的精神上的避难所，在对美丽新世界的向往和憧憬中含有轻度迷幻药的成份。”

如今人生离四奔五，如果再写一篇《一位法律人的四十感言》的话，似乎已提笔忘言。难道如别人所描述的那样：“黄鸣鹤总是带一个很奇怪的包，包中的书很杂，有艰深晦涩的法理学，有微历史之类的杂书。几次目睹他在班车中途下车，到菜市场，于是那包又成为装菜的篮子。几次聊起买菜，对海鲜的行情十分谙熟，对于如何与小贩讨价还价也颇有心得。聊起时政，却总顾左右而言它。”

当别人向我转述这段话，有些无语，知道其中有许多误读，却没了辩解澄清的心思。

微博上有一段哲言，说是当一个人开始有意识地缩减自己的社交圈时，说明人态已届老境。毕业后，我的社交圈一直不大，生活半径就是在单位和家两点间做双向流动，下班回家，耗时最多的就是书房。托党和政府的福，98年福利分房末班车分得一套“面向大海，春暖花开”的顶层房屋，有个阁楼，于是，书房命名为“闲云阁”，寓“中居野鹤”之意，有个闲章曰“闲云阁主人”。

四十岁时，女儿刚好上初中，正在世界观人生观形成的重要阶段。给自己定了一个任务：只要在家，每天至少要陪女儿一个小时，聊天、辅导功课，项目由女儿发起决定。

一次聊到长大了要从事什么职业的话题。女儿的提问让我沉吟许久，第一个问题是：爸爸，你从事法律后悔吗？第二个问题是：你会希望我接你的班么？

第二个问题很好回答，我从不会把自己的梦想作为一种代际传承放在未来，这不仅对孩子不公，也是愚蠢的。当然，我也不反对孩子以后从事法律职业，前提条件是那是她自己的选择，觉得此中有真趣。

第一个问题呢？我想，我得好好地问一下自己了，对自己“触法网”后二十二年的人生来一次磁盘碎片整理。

一、选择了不要悔，小车不倒尽管推

我是在1990年考入厦门大学法律系的。那时的法学院，并没有如今天这么普遍或者说是泛滥，印象中老师介绍，综合性大学中只有14所设法律系。在厦大，法律系和政治系、哲学系合并称政法学院，法律系只有法学和国际经济法俩专业，法学专业一年全国招生百余人。

不知是有意撮合还是无心插柳，政法学院和艺术学院这两所气质截然不同的学院被同步安排在新区。两个学院的学生混住同一幢楼中，却一眼可分。食堂中，男女同桌，有说有笑，间或开一些小玩笑或玩一些小游戏的，肯定是未来的艺术家们；男女分桌，低头吃饭，寡言少语，吃完后腋下挟书匆匆离去的，多半是未来的法官、检察官和政府官员了。

这两种不同的气质却完美地融合在一起。仲夏夜，海风入山，山风赶海，人在山海之间，风风拂面；近处，山间蟋蟀声，远处，海涛拍石声，声声入耳；法学院模拟法庭的辩论声，铿锵有力，艺术学院飘出的钢琴声，若有若无，如同背景音乐。

毕业时，工作尚好找，大部分人留在了厦门，海关、工商、税务等强势行政机关成为择业首选，银行、保险、大型国企、电力水务等垄断部门亦是热门。确实挤不进，如果不想档案被退回生源地的话，公检法成为兜底单位。于我，出身小城镇，无贵人牵引，凭几篇发表的文章，能进入城区法院，算是造化了。

思明区法院十年，命好，碰到的两任院长，第一任虽然是军转出身，炮筒里出来却十分重视笔杆子，庭里呆不到一年，就被调到办公室专职信息调研；第二任院长就是从中院下来的年轻的科班生，以锐意改革著称的陈国猛，跟着他搞司法改革，一把法槌咚咚地敲响全国。若干年后，最高人民法院筹组“司改办”，一张商借函就被传到“大理寺行走”，九个月后，深感“京城米贵，居不大易”，放弃全家“抬籍入京”的机会，回到东海边上白鹭栖息之岛，以“东海种树的”自居。五年后回头，共和国仍然盛世升平，啥事也没有，倒是司改办的几位兄弟，在最高人民法院的几次竞争上岗中，充分发挥能说会写擅长考试的优势，升官放了实缺。

法院工作十九年，竟然流转了（自称为“流浪”，友人戏称为“流窜”）四个法院，三个基层一个中院，2008年还在最高人民法院免费吃了近一年的食堂，若算上1996年福建省高院跟班一个月的，竟然是全国法院系统为数不多的四级法院都混过的人。流转非出于本意，只是形势使然。

在法院内部，干过刑庭、经济庭、参加过“执行大会战”，坐过研究室咬文嚼字的活计，当过办公室杂七杂八的总管，到海沧后任审监庭庭长兼任过审管办副主任，也算是那种“除纪检及党组外”，大部分的活都干过的“法院万能贴”干部了。

离开的机会也是有的，一根秃笔，从为领导写材料的角度而言，有一段时间，私下或公开来“邀请加盟”的单位也有那么几家，党办、政府办、人大之类的都曾发过要约，许多人启发我那是条官场晋级的终南捷径，却终没有离开，或是 “恋法”情结，或明白自己并不是写“党八股”的料。

二、能独立思考说明你活着

人是向死而生的。从哲学家的角度而言，每个人的出生，都是面向死亡的倒计时，一辈子即使活到八十岁，也无非是29200天，这中间，还包括成长学习的十几年和与衰老疾病死亡相抗争的老境。

那么，在你的一生中，你想做些什么，你能做些什么？这个问题，思考得越早，你的人生规划就展开得越早。

作为一个法律人，我给自己的定位是“中国法治进程的观察者、思考、记录者和力所能及的推动者。”

二十多年来，我一直这么做。

最早的时候，在当地党报上登的豆腐块，一篇文章只有五元或十元的稿费，而一碗宵夜面线糊就要四块钱。在电脑还是奢侈品的上世纪九十年代，文字工作都是手工活，一篇千把字的文章，草稿、誊写，就是一个晚上耗眼神和手腕酸痛的忙碌活。当时，思明区法院刑庭的办公室，一位小书记员在整理完卷宗后，就拿出稿纸开始勾勒他心中法治的罗马城，因为他认为：一篇文章登在报纸上，总有一万人阅读，一千人认同，一百人行动，中国法治就多一份希望。

在我的第一本专著《法治的罗马城》中，我这样写道：“在法治国中，法官的职责就是孤独而又执着地守望法律，如同守望自己的精神家园。但在当今的中国，在法律的罗马城没有建立起来之前，法官就不可能是高贵而孤独的王侯，而应当是个泥瓦匠，从抹一把泥砌一块砖做起；是个农夫，从撒一把种子锄一次草开始；应当是个传教士，把法律思想的种子撒向每一颗心灵深处。

因此，我向孩子讲述法律的故事，因为他们没有受固定思维污染的眼睛就是一片明亮的天空；我写每一篇小小的法律文章，讲述我对于法律的迷恋与信仰，因为每一个对我的文章有所心动的人，就意味着法律的种子在他心中的萌发；当我于每一个清寂的夜晚，于孤灯之下，徘徊在法律街头时，透过夜幕，我相信，如此星辰如此夜，一定有很多与我有着相同理念的人在做着同样的事。

未有法治国之前，让我们将抱怨的时间节省下来，烧好每一块砖。”

但是，我们行进在一个精神分裂的时代，日益富足的生活并没有给我们带来安全感，在一个政治文明、公民社会发育与经济发展脱节的国度，无论得到的还是没有得到的都愤愤不平起来，同样一个人，走路的时候骂开车的人霸道，有朝一日阔起来，则骂起走路的人挡道一样。

作为一个法律人，生活在中国法治的理想和司法现实中，在保存自己的法治理想的同时却必须直面中国司法最阴暗的一面。困惑、痛苦、挣扎、抗争、最后只能是伤痕累累后的妥协。最后，只能学会在现实中犬儒般地生活的同时，在另一个空间，构筑自己的精神家园。

在一段时间内，我召集的法律人茶座，定期或不定期在一起聊天，或无主题或对某个社会热点问题，其实就是一群人取暖般地挤在一起，互相呵护和鼓励，尽力维系着每个人心中那一盏被绝望的黑暗重重压迫的心灵之灯。

每一次，我将茶座中思想碰撞产生的火花收集起来，就成了一些法律杂文，将其以表出来，因为我认为“思想的力量在于传播，法治的力量在于启蒙，宪政中国最坚实的基础，在于有独立思考能力和自由脊梁的公民数量上的增长。”

三、随意而安与我心依旧

在思明区法院的十年，我就这样特立独行自得其乐地活着，在某些领导眼里是个另类，是个怪才，是个游离于体制的人，但也确确实实做了一些事，写了一些文章，推动了一些微创改革。

本以为就这种随遇而安的心态，可以在思明区法院干到退休。谁知2003年竟然碰到三区合并干部分流，竟被通知去了。彼时海底隧道尚未打通，上班一趟需费时一个半小时，碰上堵车时间更长，等于一天至少三个小时费在路上。“每天像个包裹被扔在长途货车上搬来搬去，有时下了班，连进食的欲望都没有，一头扎在床上蒙睡，一两小时后才能感觉身体如抽丝般复了点元气”。

发现抱怨无济于事后，我静下心来开始观察脚下的这块土地，现代中国的另外一张面孔：乡土中国。三年中，我写了《超越无讼》、《熟悉之治》、《冲突与对话：当国家法碰撞民间法时》，自称为“土鸡土鸭法学”，其中的两篇，在中国法学会青年法学论坛中获奖，一篇被第六届东亚法哲学大会相中，台湾大学法学院的罗昌发院长竟然发来了邀请函，请到台北与会，由于审批手续繁琐，终没去成。

2007年从翔安调到海沧，似乎是个命运的转折点。一日，背着包在中山路闲逛，突然接一北京电话，原以为是推销书籍的，电话彼端却自称是某部级官员的秘书，说领导相中要我入京城“共议司法改革大事”。

这位领导是我所景仰的，却素未谋面。感觉中关系国本的大事程序却如此简单，不由怀疑是否有诈。于是含糊答应下来。私下一核实，竟是真的。

不几日，一张盖有最高法院政治部印章的商借函传真至单位。2008年3月19日，我在四楼政治部办理报到手续。楼下大厅，肖扬和王胜俊在进行首席大法官权力的交接。

最高人民法院司改办云集着全国各地召集来的法官和学者，其中不乏名人，如景汉朝、蒋惠岭；更多的是年轻而富有朝气的基层法官，大家在传阅着一份传说中的司改方案，在这套方案中，几乎罗列着我们所有的梦想或者说是对法治国的设想。很快发现丰满的理想和骨感的现实间的鸿沟。

第一年，参与的课题是“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研究”，法院附设ADR，对纠纷的解决还是有现实意义的。很快第二年的课题是“司法改革与中国国情研究”，这个课题开始的时候，我水土不服的征兆开始显露，也怀念海边那个“面向大海春暖花开”的书房，思乡病日益严重，终决定南归。

临走时，部门酒聚，醉了郝银钟，伤感了一帮兄弟。景汉朝、蒋惠岭均对我的去意表示理解，并希望能在基层继续关注中国司法改革。

“您放心。当清晨第一缕光线照在山坡上的时候，真正改革的号角会吹响，那时候，亚瑟王的骑士们无论星散何处，都会应召而来。”

骑士的说法是来自于一次茶会，当一群法律人聚在一起以理想和信念相互鼓励和取暖时，一位仁兄提出：在中世纪的欧洲，骑士不仅是沙场上的武士，也是信仰的守护者，亚瑟王的圆桌骑士，手中的剑就是荣誉的投票权。法律人守望法律，如同骑士守护圣殿。于是，诸人以骑士自封。

结语：做你能做的

电影《辛德勒名单》的最后，辛德勒认为自己做得还不够，犹太人握住他的手，说：你已经做了你所能做的，结局如何并不重要。在我们看来，救一人即救整个世界。

闻此言时，内心一凛。

佛家说：心生善念，三界感存。

我女儿说：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个小宇宙。那么，每个人的心中应该都有一个美丽的星空，只是你还没发现或者因为人生的匆忙没空去仰望而已。于是，我选择了做我想做的，认真做我能做的。

作为一个人，我来过，活过，几十年后，天空杳无痕迹，鸟儿却早已飞过。一位信基督的朋友告诉我：人生存在的价值，就是寻找和见证某种真理存在的过程。他告诉我句话时，眼神十分专注，似乎要逼视我内心深处的灵性。

我没有信他们的神，但赞同他对于生命意义的诠注，尊重他们对信仰的执着。

二战中，美国大兵在冲出战壕前总是这样祈祷：上帝，请赐给我勇气，让我去改变我能改变的；请赐给我耐性，让我能接受我无法改变的；请赐给我智慧，让我区隔二者。

人生智慧，菩提无树，明镜非台，心怀梦想却不胡思乱想，该吃饭时吃饭，该睡觉时睡觉，做你能做的，应然，实然，了然。

你说呢？

黄鸣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