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里厄不马上作答。后来他说，他相信自己能体会。他真心希望朗贝尔能再见到他的妻子，希望天下相爱的人都能团聚，但政府法令和法律摆在那里，又存在鼠疫，他个人的职责只能是做应当做的事。

朗贝尔带着苦涩说道：

“不，您不能体会。您说话用的是理性的语言，您生活在抽象观念里。”

里厄抬眼望望共和国雕像，说，他不知道自己是否在用理性语言，但他的语言是来自明显的事实，两者不一定是一回事。记者整一整领带，说：

“那么，您的意思是，我必须用别的办法摆脱困境？”他随即用挑战的口吻说，“但我一定要离开这个城市。”

大夫说，他对此也还理解，但这与他无关。

“不对，这与您有关！”朗贝尔突然提高嗓门说，“我之所以来向您求援，是因为有人告诉我，您在那些决策里起了很大的作用。因此我想，起码为一个特例您可以取消您曾协助做出的决定吧。但您对此却无所谓。您从来想不到别人。您根本没有考虑那些妻离子散的人。”

里厄承认，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事实：他当时不想考虑那些情况。

“噢！我明白了，”朗贝尔说，“您马上会说那是为公众服务。但公众的福祉是建立在个人幸福之上的。”

里厄仿佛刚从心不在焉的状态里摆脱出来，他说：

“好了，有这种事，也有别种事，没有必要判断谁是谁非。但您发火是不对的。假如您能摆脱困境，我真会无比高兴。无非是我的职责不允许我做某些事情罢了。”

朗贝尔焦躁地点点头：

“是的，我发火是不对的。而且我还因此耽误了您好多时间。”

里厄请他随时告知他为此事奔走的情况，并希望他别记恨他。他们肯定会为某个计划再见面。朗贝尔似乎一下子茫然不知所措了。

“我相信会见面，”他沉默一会儿后说道，“是的，不管您对我说了些什么，我还是不由自主地相信这点。”

他迟疑地补充说：

“不过我不能称赞您的做法。”

他把毡帽拉到额头上，随即快步离开了。里厄见他走进了让·塔鲁暂住的旅馆。

片刻之后，大夫摇摇头。这位记者寻求幸福的急切心情有他的道理，但他指责自己时是否有道理呢？“您生活在抽象观念里。”在他的医院里，鼠疫加快蔓延，每周的死亡平均数字已上升到五百人，他在医院里度过的这些日子难道真是抽象的？不错，在灾难中有抽象和非现实的成分，但当这抽象开始屠杀人们时，操心这抽象就势在必行了。里厄只不过明白，这事并非易如反掌。比如，要领导托付给他的这家附属医院（如今本市已拥有三家这种医院）就很不容易。他曾命人在门诊室对面收拾出一间接收病人的房子，房里挖一个盛满消毒臭药水的池子，池子中央用砖垒一个小台。病人送到小台上立即脱掉衣服放进药液里，洗完澡擦干后再穿上医院的粗布衬衫送到里厄那里，然后再把他们分送到病房。他们曾经不得不利用一所学校的操场，现在那里一共有五百张床位，几乎都住满了病人。每天早上，里厄亲自主持接收病人，在给病人做了防疫接种和淋巴结切开等处理之后，他还得核实统计数字，然后再回去进行午后门诊，最后才在夜间出诊，回家时已经是深夜了。昨天夜里，他母亲把小里厄夫人的来电交给他时，发现他的手在发抖。

“的确在发抖，”他说，“但只要坚持下去，我就不会那么神经过敏了。”

他身强力壮，能吃苦耐劳。事实上他还并未感到多么疲劳。但最让他头痛的是出诊。一旦诊断为瘟疫就意味着要把病人立即送走。果然会出现讲抽象道理和难于处理的情况，因为病人家属知道他们只有在病人痊愈或死去时才能再见到他。“可怜可怜我们吧，大夫！”劳莱太太一再说，她的女儿在塔鲁暂住的旅馆干活。她这话是什么意思？他当然有怜悯心，但这样做对谁都没有好处。必须打电话。救护车的铃声转瞬间鸣响起来。邻居们起初还打开窗户往外看，后来便急忙关上了窗。接着便开始对抗、流泪、劝说，总之是抽象活动。在那些被高烧和忧虑弄得开了锅似的住宅里，曾出现一幕幕荒唐的场面。但病人仍然被送走了，里厄这才可以离开那里。

最初几次他只管打电话，然后奔别的病人家，不必等救护车赶到。然而这一来，病人家属却关上了大门，宁愿与鼠疫病人亲密相守，而不愿与他分离，因为他们如今已知道分离是什么结局。于是只听得一片喊叫、命令、警察的干预，继而动用军队，这才把病人夺走。头几个星期，里厄不得不留下，直至救护车到来。后来，每位医生都在一位志愿督察员陪同下进行巡回医疗，里厄才有可能赶到一个接一个的病人家里。但最初那段时间，每天晚上出诊看到的情景都跟他去劳莱太太家看见的大同小异。在那装饰着扇子和假花的小套房里，病人的母亲似笑非笑地迎接他说：

“我想，这该不是大家谈论的那种高烧吧？”

他呢，掀开病人的被子和衬衫，默默地观察她腹部和大腿上的红斑，以及肿胀的淋巴结。母亲看看她女儿大腿间的状况，情不自禁地大叫起来。每天晚上，面对呈现全部致命迹象的亲人的腹部，母亲们都这样失魂落魄、大叫大嚷；每天晚上都有胳膊紧抓住里厄的胳膊不放，都能听到连珠炮一般的无济于事的话语、许诺和哭泣；每天晚上救护车的铃声都会引起一片恐慌，这种恐慌与痛苦一样徒劳无益。经过这一连串千篇一律的夜晚，里厄只能预期还将有一个接一个同样的夜晚，而且一直延续不断。是的，鼠疫正如抽象概念一般单调而毫无变化。也许只有一样东西在起变化，那就是里厄本人。这天晚上，他站在共和国雕像之下感到了这点，他一直注视着朗贝尔走进去的那家旅馆的大门，意识到一种让人别扭的冷漠已开始主宰了他。

令人精疲力竭的几个星期过去了，暮色中，全城的人照样拥到街头遛弯儿，在经历了这些日子之后，里厄这才悟出，他再也不必费力压抑自己的怜悯心了，因为在怜悯已起不了作用时，人们对怜悯会感到厌倦。在这些负担沉重的日子里，大夫找到了惟一使他宽慰的东西，那就是慢慢闭锁情感以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感觉。他明白这样做有助于他完成任务。因此他为此而感到高兴。他的母亲在夜里两点开门迎接他时，为他漠然的眼神感到伤心，她惋惜的正是儿子不在意他当时惟一能得到的缓解重负的母爱。要想对付抽象概念，就得大体与他相似。但怎能让朗贝尔敏感到这一点呢？在朗贝尔看来，抽象概念就是一切反对他幸福的东西。事实上，里厄知道，在某种意义上这位记者是对的，但他同时也知道，有时抽象概念显得比幸福更有效力，那时，也只是在那时，就必须重视抽象概念。这正是后来发生在朗贝尔身上的情况，大夫也是在朗贝尔向他吐露真情时了解到的。他因此而能在新的水平上参与这场个人幸福与同鼠疫有关的抽象概念之间的沉闷的战斗，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这场斗争构成了本市生活的全部。

然而，有些人看到的是抽象概念，别的人看到的却是现实情况。疫情发生的头一个月月底，鼠疫的再次猖獗和帕纳鲁神甫的一次措辞激烈的讲道使我们的城市陡然愁云密布，帕纳鲁就是在门房米歇尔老头儿得病初期帮助过他的那位耶稣会会士。他因经常在阿赫兰地理学会的简报上撰文而闻名遐迩，他从事碑铭复原工作，在地理学会堪称权威。他就现代个人主义问题作过一系列演讲，赢得的听众比该领域的专家拥有的听众更为广泛。他自称是严格的基督教的热烈捍卫者，既疏远现代放荡也疏远前几世纪的愚昧主义。他在演讲时，向来不惜说出严酷的实情。他由此而赢得了声誉。

在这个月月底前，本市教会当局决定以他们自己特有的方式与鼠疫作斗争，即组织一周的集体祈祷。此次公众集体表示虔诚的活动准备以星期日一次庄严的弥撒宣告结束，弥撒的主题是祈求因照顾疫病病人染上鼠疫而献身的圣洛克保佑。人们邀请帕纳鲁神甫在弥撒中发表演说。半个月以来，神甫已搁下他独占鳌头的关于圣奥古斯丁和非洲教会的研究工作。性格激烈而热情的他毫不犹豫地接受邀请，同意担此重任。在这次布道之前很久，城里已经在谈论此事，这次布道以它特有的方式标志着那是这段历史时期极其重要的一天。

参加祈祷周的人为数不少，但这并不能说明阿赫兰的居民平时都格外虔诚，比如，过去每逢星期日，海滨浴场就是弥撒活动的不可忽视的竞争对手；也并非因为老百姓突然皈依宗教，受到启迪而有所感悟。真正的原因是，一方面，关闭城市、封锁港口使海水浴成为不可能；另一方面，百姓处于一种极其特殊的思想状态：他们虽然在内心深处并没有接受这些事变的突然袭击，他们却明显意识到有什么东西在起变化。不过仍有许多人一直希望瘟疫快快结束，希望自己和家人都能幸免。因此，他们还没有感到自己有义务干点儿什么。鼠疫于他们不过是讨厌的过客，既然来了，总有一天会离去。他们恐惧，但并不绝望。将鼠疫看成他们的生活方式本身，从而忘却瘟疫之前他们能够采取的生存方式，这样的时刻尚未到来。总之，他们处于期盼中。他们对待宗教和对待其他许多问题一样，鼠疫使他们的性情变得非常独特，既非冷漠，也非热情，这种性情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客观”。大多数参加祈祷周的人，都会把信徒在里厄面前说的话看作自己的话：“无论如何，祈祷没有坏处。”塔鲁自己也在笔记本上写道：中国人遇上鼠疫会去敲鼓送瘟神。然后他指出，谁也不可能知道，事实上打鼓是否比预防措施更为有效。不过他又补充说，为了弄个明白，也许应当了解是否存在瘟神，不了解这一点，我们有多少见解都将毫无结果。

不管怎么说，在祈祷周期间，信徒们仍然使城里的天主教堂几乎爆满。起初几天，许多居民还站在教堂门廊前的棕榈园和石榴园里聆听像海潮一般的祝圣、祷告声，声浪一直涌到大街上。后来，见有人带头，那些旁听的人也决定进入大厅，于是他们那胆怯的声音便渐渐同信徒们应答轮唱的颂歌声混成一片了。到了星期天，一大群市民进入正殿，连教堂门前的广场和所有的楼梯都挤满了人。从前一天起，天空一直乌云密布，大雨倾盆。站在外面的人撑开了雨伞。当帕纳鲁神甫登上讲坛时，教堂里浮动着乳香和湿衣服的气味。

神甫中等身材，但很壮实。当他靠在讲坛边缘，用粗大的双手紧握木栏时，大家只能看见一个黑黑的厚实身形，身形顶上放着他红彤彤的双颊，上面架着一副钢边眼镜。他声音洪亮而且热情洋溢，可以传得很远。他仅用一句激烈而又铿锵有力的话抨击在座的人：“我的兄弟们，你们正身处灾难之中，我的兄弟们，你们这是罪有应得。”这时，从大堂到广场，听众里一片骚动。

按逻辑，他接下去讲的话似乎与这悲怆的开场白毫无关联。其实正是后来的讲话才让同胞们明白，神甫用他巧妙的演说方式一箭中的，有如狠狠一击，使听众抓住了整篇演讲的主题。果然，讲完开场白之后，神甫立即援引《圣经》里《出埃及记》有关埃及发生鼠疫的原文，接着说：“这灾祸第一次在历史上出现是为了打击上帝的敌人。法老反对上帝的意旨，鼠疫便让他屈膝。有史以来，上帝降灾都使狂妄自大的人和不辨是非的人匍匐在他的脚下。对此你们要细细思量。现在跪下吧！”

外面，暴雨越发猛烈了，神甫在一片肃静的氛围里讲出的这最后一句话，在雨打窗玻璃的劈啪声中显得格外低沉，他说话的语气，使一些听众迟疑片刻后，竟从椅子上滑落到跪凳上。别的人认为有必要效法他们，因此，在座椅的碰撞声中，所有的听众都逐渐跪了下来。于是帕纳鲁挺挺身子，深深地吸了口气，然后继续讲下去，语气越来越有力：“如果说，今天鼠疫牵连你们每个人，那是因为已经到了反省的时刻。正直的人不会害怕它，但恶人却有理由发抖。在世界上这座巨大的粮仓里，毫不留情的灾害将击打人类的麦子，直至麦粒脱离麦秸。麦秸会多于麦粒；被召去的人会多于被拯救的人，这样的灾难并非上帝的初衷。这个世界和邪恶妥协的时间太长了，它依靠神的慈悲而生存的时间太久了。人们只需后悔，就可以无所不为。提起后悔，人人都感到那是轻车熟路。时候一到，肯定会有悔恨之情。在悔恨之前，最简便的办法是放任自己，其余的事仁慈的上帝自会安排。哼，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上帝向本城的人们俯下怜悯的脸庞为时已经太久，他对等待已感到厌倦，他无休无止的期望已经落空，所以方才已把眼睛转到一边去。上帝的光辉离我们而去，我们便长期陷在鼠疫的黑暗之中！”

大堂里有谁像急躁的马喷鼻息一般吁了一口气。神甫稍一停顿又用更低沉的声音讲下去：“《圣徒传》[1]里有这样一段：在亨伯特国王统治时期，意大利的伦巴第地区受到鼠疫蹂躏，疫情严重到幸存者几乎不够埋死人。当时鼠疫最猖獗的地区是罗马和帕维亚。后来一位善良天神显圣，他命令手执打猎长矛的恶神敲击各家的住宅，每个房舍受多少次敲击，便有多少死人从那里抬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