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拓跋焘治腐：没有保障的制度必然生出“怪胎”

据《资治通鉴》记载：公元437年，北魏帝拓跋焘因为地方政府官员，特别是郡县长，多数贪污腐化，非常恼火，总想找个法子整治整治。

看来，这个贪污腐化是历朝历代、各个政府都头痛的问题，历史上专门提到了郡县长，说明正职的腐败尤为严重。这实际上也正常，正职有权，说了算，说了算的人搞起“权钱交易”来就更方便容易些，你没见过很多在发生冲突或需要表态的场合，都会有这样一句话：

“让说话算数的人出来！”

说了算，当然也就能办成事，能办成事而不用再求别人，因此权力就在这里是个终点，至少是打了一个结，那么在这个结点之前的事情，他都能摆平，于是他想怎么交易就怎么交易，想怎么腐败就怎么腐败了。

这是腐败的第一个条件，而第二个条件就是缺乏监督，“没有监督的权力必然产生腐败，绝对的权力必然产生绝对的腐败”。中国古代一个地方的正职，可谓是政、军、司法大权独揽，侦查、起诉、审判集于一身，这样绝对的权力集中，不产生腐败，那就只能产生跳蚤了！

这里有人就要问了，那古代岂不是没有对权力监督的机制了吗？

可以肯定地回答，有！而且很厉害。大家知道有个叫御史台的机构，只受皇帝管理，权力大了去了，对官员可以随时弹劾，还有“见官加一级”的制度保障。大家想想武则天时，大用御史酷吏，搞得满朝恐慌；而当年有名的包拯之所以有名，不是因为在开封府审案子，而是在御史台做监察御史，黑脸弹劾百官，使那些贪官污吏心惊胆寒。另外，上下级的监督当时也比较厉害，既有皇帝随时派往各地的钦差，也有各地固定的巡抚。

应该说，这样的监督机制也还是有点用的，比如唐贞观、开元年间，明洪武时期，就是靠着这些监督者，这些巡抚、御史们，让偌大的中国政治清明、经济发展、社会和谐、贪腐几近绝迹。不过这里得有个条件，那就是这个监督机制也要得到保障，也要运转正常才行。

北魏王朝是不重视御史的，这个以北方少数民族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国家更相信自己手中的弯刀。

弯刀只能伤害肉体，显然不能治愈腐败，但他们在戎马征战之中总结的“消灭肉体就消灭一切”的经验告诉他们，治腐当用暴力。于是在公元437年的5月15日，北魏帝下达命令：

让官吏或老百姓检举郡县长贪赃枉法行为，并对贪腐行为施以重处。

那时的重处一般都是砍头、灭门、灭族，肉体消灭了，自然家财也就完了。

发动群众，这是个好主意。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让老百姓举报监督，自然也是现代监督理念之一了。但往往好经还需要好好念才行，北魏让群众监督这个好经，就没念出好声气来。

一开始，各郡县长还惶恐不安，你想啊，原来就几个御史、几个巡抚、几个钦差，一年也不定能轮到本郡县，现在倒好，到处都有“御史”“巡抚”，那还让人活不活了？那可是上千双眼睛啊！真是惶惶不可终日，太辛苦了！

本来就已经够这些郡县长受的了，而一些阴险狡诈的官吏，像副职啊，一些巡抚、钦差、御史及下级啊，他们为了获得更大的权力和利益，于是和地痞勾结，专门抓住郡县长的过失，甚至以色诱、捉奸等方式，以此作为把柄要挟勒索，遂成为地方一霸，也就是一股黑恶势力。

渐渐的，这些郡县长也摸出点门道，于是和这些“霸主”、黑恶势力结交，互相勾结，贪赃枉法，鱼肉百姓。

事实上，摸到门道破解此事不难，凡这些事都是一个利益问题，只要给他们利益，大家都得好处，谁还会破坏这种“合作”呢？所谓的郡县长们，无非是把原来的既得利益多盘剥几份，分给这些监督他的人，于是大家相安无事，落个你好我好大家好！反倒是苦了老百姓，不但无法正常行使监督权，告状无门，还要受这些新兴的“霸主”盘剥，一时间，贪腐更甚，司法更黑，社会更混乱。

应该说，起初拓跋焘的想法是好的，思路也是比较正确的，想以此治腐，为老百姓做点事，本身没有错。但是，由于没有结合实际，没有切实可行的治本之策，只是一味地从表面上采取运动式反腐，结果，反腐非但没有成功，反而形成了官匪勾结的新的腐败“怪胎”，这个“怪胎”按照现在来看，就应该是“保护伞”和“黑势力”。

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怪胎”？

《资治通鉴》没有说，柏杨先生在批注时，认为这是严刑峻法的缘故，就是说刑法过重，把官和吏都给镇住了，于是大家另谋出路，像刺猬和豪猪取暖一样，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各自取得自己的利益。

我认为，除了严刑峻法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也是北魏吏治上一个很怪的现象：那就是在北魏，所有的官员都没有俸禄！我想，这恐怕才是问题的关键！

官员没有工资，还要为国家工作，还要求廉洁，这简直就是千古奇谈！

当然后来北魏政府也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开始给郡长以上的官员发工资。但在开始，这样的吏治也能运行，的确难为这些官员了。我们不得不佩服这些官员到底为什么而工作，是信仰？是宗教？还是什么？

首先，信仰和宗教填不饱肚子。

连耶稣都曾告诉过门徒，传道的人有接受俸禄的权利！

信仰显然不能保障人的肚子，人是有欲望的。“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吃得少”，到哪里找这样的事？那么这样做的结果是要么官员们本身都是富豪，不需要那点俸禄，要么就只有贪污了。毕竟人要吃饭，柴米油盐酱醋茶，哪个不是要银子的？

前一个可能性很小，一个没有赚头的买卖，对于富豪来说，有什么吸引力？曾经就有一个理论，说所谓的“裸官”“富二代”都很廉洁。所谓“裸官”与“富二代”，就是其家庭或家族很富，无需指望这些官的那点俸禄。但后来发现，这些所谓的“裸官”和“富二代”更加疯狂，要么是权力欲极强，胡作非为，为自己的财富增加提供权力支持，要么贪腐更甚，一个富家子弟，舒服惯了的，如何能让他再甘守清贫，而往往还有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人家有的是钱，不在乎那点工资和贿赂！”

那么就只有后一种可能了，只能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靠着当官，自然就吃权力了，权力寻租就理所当然，贪赃枉法就在情理之中。

其次，治理腐败需要保障。

古代官员不能饿着肚子工作，权力也不能眼睁睁烂在手中，生活没有保障。权力本身没有价值，往往还是一种责任和义务，但权力也可以成为一种获取资源利益的武器，这些人一旦发现可以把手中的权力换成金钱、美女而没有任何监督时，社会腐败便一发而不可收。

再次，没有人身保障的治腐促成了“怪胎”的形成。

严刑峻法的惩罚一方面让官员害怕，另一方面也逼迫这些官员另谋生路。当他们发现横竖都是死路的时候，铤而走险往往是他们的选择，因而他们会自然和一些抓住他们把柄的人混在一起，一起贪赃，一起枉法，沆瀣一气，一荣俱荣。只要不受惩罚，大家哥儿们弟兄，“怪胎”自然就会产生。如今“打黑”所打击的“保护伞”和“黑恶势力”，通常都是“保护伞”已经让这些黑恶势力捏住了“尾巴”，抓住了“七寸”，那么他们互相勾结，就不足为奇了。

当然，当时的政府没有看到这一点，只顾一味反腐而对官员没有任何保障，结果被社会黑恶势力所利用，和这些已经腐化的官员勾结就成了必然。而今天的官员有俸禄，政府反腐力度也很大，但有一些地方也出现了“怪胎”，这恐怕也值得我们深思！

应该说，没有经济保障是“腐败怪胎”产生的前提，但不是说，有了经济保障就没有了这样的“怪胎”，只是说，要惩治腐败：

一要靠制度保障；

二要有经济保障；

三要有群众的参与；

四还要有立体式的“御史”“巡抚”监督，真正让腐败无处可藏。

这恐怕才是治腐的良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