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对以往研究成果的借鉴与修正

本书对朝贡体制的研究，侧重于对朝贡体制本身的运作机理作以分析和论述，旨在尝试着提出一个描述中外关系的具有统一性和连续性的叙述框架。这一框架不仅叙述中国古代中外关系，也叙述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期望体现中国古代和近现代历史之间的连续性。

本书认为朝贡体制本身有两种实践走向。道光皇帝的话可以作为这一思想最充分的注解：“于怀柔外夷之中，仍不失天朝体制，方为至善。”道光朝是朝贡体制受到外来冲击非常激烈的时候，此时国家最高统治者的思想，无疑触及了朝贡体制的边界，呈现了朝贡体制最坚不可摧的本质性的东西。道光皇帝的话指出了朝贡体制包含的两个原则：一为怀柔；二为不失天朝体制。后者规定了制度运作的边界和空间，前者是这个运作空间里需要表现的内容。“不失天朝体制”即“保持自主性”是边界，“怀柔外夷”是以此为界的范围内自主性的表现内容。总之，这一制度的核心是追求自主性。这是属于强者的精神与气质。因此，这样一个制度是与强者相关联的，诠释的是强者的思想与行为。

上述两个原则，预示了这一制度有着两种实践走向：第一，“怀柔外夷”原则得以充分彰显的实践。这样的实践意味着“自我”这个边界不受威胁，“自我”被充分地认可和尊重。在这个前提下，“怀柔”以各种方式具体体现，比如表现为对他者的包容、给予及帮助等。所谓“怀柔”，强调的是德性魅力，即以自己的德性力量追求他者对自己的慕化从而赢得世界，实现自己对天下秩序的理解。这个时候，自己作为天下秩序的制定者存在。这是中国文化理解的强者为强和上者为上之所在。第二，“不失天朝体制”的实践，即“保持自主性”的实践。“保持自主性”这样的实践，意味着朝贡体制的边界受到威胁，这时候需要处理的问题是如何怀柔以保证不丧失自我。面临被挑战，遭遇毁灭与否的考验，对曾经的大国、曾经的强者、曾经的秩序制定者而言，这样的实践要求是内在的、自然的，是大国情结之所致。且第一种实践经历的时间越长久，取得的成果越丰厚，则积淀的强者心态或大国情结就越浓郁，没有挑战者便罢，一旦遭遇挑战，则导致第二种实践的动力就越强劲，这一实践的时间也将会持续得越长久。

“不失天朝体制”包含两个实践层次：第一，维持原有制度和秩序不变；第二，超越自我，超越挑战者，追求自己作为秩序制定者的地位和角色不变。前者意味着遭遇的挑战者的力量最终不如自己而被自己彻底消解掉了。后者则意味着遭遇了强劲的挑战者，要想保持自己为强和为上的地位不变，只有重新锻造自我。这里需要强调的是重新塑造自我性，而不是成为他者，成为对手。因为成为对手亦即放弃了自我，所以重新塑造的自我性意味着既超越了原来的自我又超越了对手，最终还是要极具智慧地消解对手提出的问题和对手的力量，而不是拒斥。这是一项艰巨的事业，属于强者经营的事业，它极具历史魅力。

本书认为，16世纪欧洲人东来之前，中国政府一直实践着“怀柔外夷”这第一种实践，在远东地区逐渐形成的“华夷秩序”证明其实现了自己追求的至善境界。明清之际，欧洲人东来，拉开了中国政府第二种实践的序幕。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近现代历程，则是第二种实践真正实践着的过程，并且朝贡体制的“保持自主性”这一历史张力一直持续到了今天，而且还会继续持续下去。

中国近现代化历程中交织着“西化论”和“中化论”两种力量的斗争，“西化论”思潮反映了对“自我性边界”进行挑战的力量，而“中化论”思潮正是传统体制内在的第二种实践“保持自主性”这一张力的体现。曾经的大国和强者在历史的积淀下具有的大国情结和大国风范，在遭遇挑战时，不会突然哑然无声，或者被消解得无影无踪，其也不会束手就范，摇身一变，以全新的他者（挑战者）的面貌出现。当强者遭遇强劲的挑战，自我性受到威胁时，下一步历史叙述的首先是强者如何保持自我，如何消解对手的历史，而不是强者如何成为他者的历史，这是强者的行为逻辑规定了的。因此，“保持自主性”的确切含义是指，遭遇威胁时，超越自己，也超越他者，重新锻造自我，保持自己为强的精神气质不变，而不是拒绝改变。这样的实践是艰辛的，但这也正是强者为强的内容和魅力所在。中国的近现代化历史使命其实是承担了这样的实践主题与内容的。作为今天的中国人，是熟知中国的近现代化历程的，对其中的艰辛困苦可谓感喟在心，然而又怎么能轻易抛弃得了这样内在的使命呢？

本书这样一个叙述框架的形成，正是来自对以往研究成果的借鉴与修正。具体而言，是借鉴与修正了以下三方面的内容：第一，借鉴了费正清描述中国近代史时建立的“冲击—反应”模式。本书认为，欧洲人东来后，“冲击—反应”的确是中西关系的主线，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一个主要脉络。但修正了费正清的一元历史观，即“西方中心主义”价值论及其认为的朝贡体制是阻碍中国现代化的因素的观点。第二，借鉴了欧文的“在中国发现历史”，寻找“中国历史主体性”的“中国中心主义”观点，但修正了其完全撇开费正清“冲击—反应”模式的倾向。第三，借鉴了中国学者关于朝贡体制下形成的“华夷秩序”的具体模式的论述，但修正了认为中日甲午战争宣告中国朝贡体制终结这样一个观点。本书认为朝贡体制的传统模式已经终结，但朝贡体制的核心精神并没有随之结束，它仍然是历史发展的驱动力。

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初，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最终导致了世界性的殖民体制的瓦解。非西方国家的历史发展进程受到普遍的关注。那种视人类历史进程是有目的、有方向的单线进化的目的论思想被认为具有深厚的西方色彩，开始受到怀疑。一些学者开始从全新的角度来探索前资本主义时代非西方国家的发展道路，并把研究的重点从集中在外部因素的影响上转到研究社会内部发展的动力上。“在中国发现历史”的观点正是产生于这样的背景，即认为中国历史首先为中国自身的发展规律所规定，应当从中国社会内部来寻找中国历史前进的动力和诸相关因素。这种观点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中国中心观”或“中国中心取向”，其代表人物是美国卫斯理学院历史学教授柯文（Paul A.Cohen），著有《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华书局1989年版）一书。

柯文的“中国中心观”强调了以下两点：第一，在“传统”中探求历史发展的动力。柯文认为费正清“冲击—反应”模式的最大缺陷在于对中国的“主体性”尊重不够。第二，在复杂的历史中，探求历史发展的连续性。柯文认为费正清将“传统”与“现代”对立起来，忽视了两者之间的动态连续。在“中国中心说”的倡导下，学者们从“宏大叙事”的研究方法转向了对日常生活历史细节的重视，形成地区史研究的走向，强调中国传统和社会因素在西方世界控制之外的独特意义和活力性质。

本书认为柯文对费正清模式的批判是中肯和积极的，地区史研究的这一走向，也开辟了新的历史研究领域和微观视角，但是，费正清提出的“冲击—反应”模式也的确是中国近代历史中贯穿的一条主线，这一点也是不能视而不见的。如何解决上述问题呢？本书发现问题的解决需要费正清和柯文思想的相互修正，由此产生了本书的观点。我们发现历史本身其实是连续的，且中国历史本身无不传达了“中国的主体性”，这就是本书提出的朝贡体制的第二种实践是事实上中国近代历史的内在动力的观点。“追求自主性”体现了中国历史的连续性，也体现了中国的“主体性”，而“追求自主性”正是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下的实践模式。在这一思想成形之后，关于朝贡体制是否终结的问题自然也清晰起来，那就是朝贡体制的传统模式已经终结，但朝贡体制的核心精神并没有随之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