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本书的研究框架及研究意义

在上文中已经提过，本书对朝贡体制的研究侧重于研究制度本身，是对朝贡体制内在的运作机理进行分析和论述。

本书的观点是，就朝贡体制这一制度本身而言，需要充分理解和注意它的强者性质和大国性质。这一制度的精神是“追求自主性”，围绕这一精神，朝贡体制有两种实践走向：第一种实践是自朝贡体制形成以来一直到近代欧洲人东来之前的实践，其实践主题为“怀柔外夷”；第二种实践则是自欧洲人东来之后至今的实践，其实践主题是“保持自主性”。

本书提出的这样一个体现历史连续性和中国主体性的叙述框架，基本上跨越了中国古代史和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全部历史时段，要完备地按照这一框架叙述历史，需要宏大的篇幅和深厚的史料积累与开掘的功力，这是一项难度很大的工作，显然这不能成为本书所能追求完成的全部目标。本书所做的工作只能是其中一部分内容，下面加以界定和说明：

第一，提出朝贡体制有两种实践这样一个观点和叙述框架。这一思想已经在前文多次说明过。

第二，本书朝贡体制有两种实践这样一个观点与以往研究中对朝贡体制的认识有所不同，既是对以往研究成果的继承，也有着对以往研究成果的拓展和补充。以往研究中对朝贡体制内在的运作机理的认识似乎是不言而喻的，因此都潜在于学者们的行文之中，即认为朝贡体制的实践主题只有一个，那就是“怀柔外夷”。因此，在认识欧洲人东来后的中国与欧洲国家的关系时，就会把这一时期界定为朝贡体制崩溃的时期，进而在认识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近代历程时，会落入“西方中心主义”的描述模式中去。

基于上述不同，欧洲人东来之后中国政府与欧洲国家之间的关系的认识将成为本书重点叙述的内容，这一部分内容包括两个历史时段：第一阶段，欧洲人东来至1840年鸦片战争时期；第二阶段，鸦片战争至现今，即按传统划分的中国近现代史阶段。

本书只选择第一阶段作为研究对象。近现代史部分将留待以后，假以时日，假以篇幅，继续学习和钻研史料之后去进一步梳理完成。因此，1840年前明清时期的中国与东来的近代欧洲国家之间的关系，成为本书梳理的重点内容，包括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中国与葡萄牙之间的关系；第二部分，中国与英国之间的关系。之所以选择这两个国家，是因为葡萄牙是第一个与中国发生联系的近代欧洲国家，而英国则是早期对中国的朝贡体制产生重大影响的近代欧洲国家。

第三，16世纪欧洲人东来之前，对外关系中朝贡体制的实践主题一直是“怀柔外夷”，明清时期是自朝贡体制产生以来第一种实践取得辉煌成就的时期。鉴于自秦汉到明清朝贡体制在对外关系中实践表现的相对一致性，本书对朝贡体制第一种实践的论述只限定于明清时期，以配合本书上述拟重点论述的内容，即从明清开始的天朝体制的第二种实践。

即便是作了这样历史时段的限制，据李云泉分析和统计，明代主要的朝贡国有朝鲜、琉球、安南、占城、暹罗、日本、爪哇、马六甲、苏门答腊、真腊、浡泥、撒马儿罕等十几个国家。清代主要的朝贡国有朝鲜、琉球、安南、暹罗、苏禄、南掌、缅甸等国家。在“怀柔外夷”的叙述框架下，将中国与这些国家之间的关系进行细致梳理，应该成为研究这一部分内容的要求，但是鉴于篇幅和笔者的功力所限，本书中不可能做到这一点。

因此，对于这一部分内容的处理，本书采取继承和吸收中外关系史研究领域中已经取得的研究成果的态度，在本书中只将“怀柔外夷”主题下形成的中外关系模式作一个大而化之的概言性的介绍，并选择有代表性的国家的表现作个案性的辅助说明。这一处理使这部分内容在表述上显得有些单薄和空疏，实不符合史学追求细致详备的要求，但暂时也只能这样作罢，期望以后能以更勤勉的功力丰富和完善。

鉴于以上说明，本书分四章来论述：

第一章“朝贡体制及朝贡体制的两种实践”。这一章中陈述四个问题：（1）简述朝贡体制的形成过程；（2）简介朝贡体制的理论基础；（3）简介朝贡体制的礼仪表现；（4）提出朝贡体制两种实践的观点。

第二章“明清朝贡体制‘怀柔外夷’的实践”。16世纪欧洲人东来之前，对外关系中朝贡体制一直以“怀柔外夷”为其实践主题。朝贡体制“怀柔外夷”的手段正是天朝政治制度、思想文化的魅力及其雄厚的经济实力的展现，远东地区的这些国家因钦慕天朝在这些方面的魅力而向化天朝，与之建立了不同层次的联系，从而形成了远东地区的国家关系体系——“华夷秩序”。“华夷秩序”可以具体分为三个层次或三种模式，本章对这三种模式作以介绍。它们分别是：（1）以李氏朝鲜为代表的全面向化的模式。在这种模式中，朝贡国不仅受惠于朝贡天朝而来的朝贡贸易利益，更是从制度和文化方面全面学习和模仿天朝。（2）以暹罗、琉球为代表的追求朝贡贸易利益的模式。在这种模式中，不排除朝贡国也学习和模仿天朝的制度及文化，但其更为突出和本质的特点则是朝贡贸易利益成为联系双方的纽带。（3）以日本为代表的又向化又背离的模式。日本与天朝的关系中既有学习天朝制度及文化的时期，也有只追求朝贡贸易利益的时候，而作为其自身特点的是明清时期对天朝上国地位的质疑和挑战。

第三章“明清朝贡体制‘保持自主性’实践的序幕——中国与走向屈从的葡萄牙”。西方近代文明对世界秩序有着自己的理解并积极实践自己理解的模式，朝贡体制遭遇了强劲的对手。1840年前，中国与主要以葡萄牙和英国为代表的国家的关系，拉开了朝贡体制第二种实践的序幕。葡萄牙是16世纪东来的第一个欧洲国家，它以战争的方式与天朝初次相遇，随后向天朝提出了居留权、居留地行政管辖权、居留地刑事管辖权及天主教思想传播的问题。葡萄牙人最后采取了对天朝体制屈从的姿态，中国政府随之也示以怀柔之道，对其要求给予了足够的妥协，但最终掌握了控制权，维护了天朝的“自主性”。本章陈述五部分内容：（1）以战争开始的中葡初次交锋；（2）葡萄牙人居留澳门；（3）明清政府在行政管辖权问题上对葡萄牙人的妥协与控制；（4）明清政府在刑事管辖权问题上对葡萄牙人的妥协与控制；（5）天主教的传播与明清政府的控制。

第四章“明清朝贡体制‘保持自主性’实践的序幕——中国与拒绝臣服的英国”。英国东来后同样向天朝提出了居留权、行政管辖权及刑事管辖权问题，但与葡萄牙不同的是，英国执意采取平等的态度和原则与天朝讨价还价。英国不能屈从天朝体制的姿态，使中国政府也采取了不同于对待葡萄牙的态度，天朝断然否决了英国的全部要求。天朝体制的“自主性”因此当然得以维护，但英国没有就此罢休，它酝酿着更极端的手段挑战天朝体制。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的爆发，意味着天朝体制的第二种实践——“保持自主性”进入实质性实践阶段，一直到今天，它仍然是历史实践的主题。本章陈述四部分内容：（1）英人东来提出的问题及清政府的处置；（2）马戛尔尼的使命与乾隆的方针政策；（3）决定事态发展的关节点——礼仪之争；（4）马戛尔尼使团访华失败。

我们在前文分析过，朝贡体制自秦汉形成以来，在对外关系中一直实践着“怀柔外夷”的主题，这种实践最终积淀而成的是中国的大国情结。这种大国情结在其遭遇异己力量的挑战时，必然使其采取消解对手的态度和行为，因此，“不失天朝体制”此时转化成为朝贡体制在对外关系中的实践主题。“不失天朝体制”包含两个实践层次：一是彻底消解对手于自己制定的秩序中，保持原有的制度不变；二是隐忍超越，既消解对手，又超越自我，追求自己作为秩序制定者的角色不变。

1840年前，中国与葡萄牙和英国交锋的结果是葡萄牙走向屈从而英国拒绝臣服，虽然有着这样不同的表现，但是这时候葡萄牙和英国对天朝的挑战并不足以撼动天朝的制度与秩序，因此，朝贡体制“保持自主性”实践在这一时期取得了在第一实践层次上的胜利。

然而，历史并没有就此终结，英人拒绝臣服而使自己的目标远未实现后，没有隐退，而是随后采取了更为强硬的态度和手段挑战天朝体制——1840年至1843年，中英进入炮舰外交时期。从某种意义上说，鸦片战争是英国自18世纪末期以来谋求以政治、经济和外交手段打开中国市场大门的企图一再受挫后所采用的极端手段。自此，朝贡制度“不失天朝体制”的实践进入其第二个实践层次。这时候的实践主题演变为锻造全新自我，追求制定秩序的地位和角色不变，这构成中国整个近现代史的历史使命，从此朝贡体制“保持自主性”的实践进入实质性实践的阶段，这一实践的成功与否还有待于在未来的历史长河中检验和评判。因此，我们将1840年前中葡和中英之间的交锋称为朝贡体制第二种实践的序幕。

从事这样一项内容的研究，其意义本书认为也许有这么三点：

第一，朝贡体制是集中体现了中国传统的制度。从16世纪开始，欧洲近代文明向世界包括中国提出了全新的问题，力图将中国纳入它制定的世界秩序。在这样的背景下，对待传统的态度是一个重要的命题。我们正视西方文明的价值和意义，但我们也无法断然抹杀自己的传统，将其视作阻碍进步的力量而选择放弃自主性。本书的研究意在开掘对传统制度中积极因素的认识，那就是强者精神。强者遭遇挑战时，可以隐忍，需要超越，但不是放弃自我，也不是拒绝学习和改变，而是锻造全新的自我。这应该成为艰辛的现代化之路中中国人拥有的清晰理念和精神气质。

第二，提起朝贡体制，人们认为那已经是遥远的古代的东亚国际关系与国际秩序，在近代“平等”理念的参照下，它一直遭到批判，认为自居天朝上国的中国孜孜不怠地追求和维护的是一种不平等的国际关系。然而，“平等”永远是一个理想主义的理念，是人类追求的美好目标。现实的国际关系与朝贡体制相比，也许更多形式上的不同，而更少本质上的相异。在国际关系中起主要决定作用的，永远是那个时代综合实力强盛的大国，它总是利用它的文化的、制度的、经济的等各种手段与他国交互往来，以实现自己关于世界图景的理想。这样的机制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都是一贯的，不同的只是昨天的大国被今天的大国所取代而已。因此，对朝贡体制的作用机制的研究，有助于抽象一个人类国际关系运作的范式。另外，中国作为曾经的强者，作为秩序的制定者，遭遇挑战、面临衰落的考验时，大国情结是否消解的过程，将对今天或未来的秩序制定者提供思考自己命运的取向。

第三，朝贡体制的两种实践这样一个框架的提出，也是尝试着建立一个新的梳理中国近现代历史的框架，以体现中国的主体性和中国历史的连续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