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目录
（一）目录的源起
目录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目”是指篇卷的名称而言，“录”是关于书的内容、作者生平事迹、校勘经过、书的评价等的简要文字说明，又称叙录或书录。将“目”和“录”合起来就是目录。据《文选》任彦升《为范始兴作求立太宰碑表》注引《七略》曰：“尚书有青丝编目录。”说明“目录”二字在我国出现是很早的，只不过这里所指的是《尚书》一书的目录。
人类所开展目录工作的时间远早于“目录”这个名词出现的时间。在中国，殷商时代（公元前15一前12世纪）就已经有了大量文献，仅安阳小屯等地出土的甲骨文献已有16万片之多，这些甲骨文献的排列有一定的顺序，这就说明了当时的人已经具备了基本的目录学思想并付诸实践。
周代掌管文献的史官有明确的分工，如外史“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书，掌达书名于四方”，这同样说明西周时期已有了登记和通报文献的目录工作。
在汉语文中，“目录”一词最早出现于由东汉时期的历史学家班固编撰的中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汉书》。在这部书的《叙传》篇中有这样一段话：
虙羲画卦，书契后作，虞夏商周，孔纂其业，纂《书》删《诗》缀《礼》正《乐》象系大《易》因史立法。六学既登，遭世罔弘，群言纷乱，诸子相腾。秦人是灭，汉修其缺，刘向司籍，九流以别。爱著目录，略序洪烈。述《艺文志》第十。
这段话译成白话就是：
虙羲画八卦，后来产生文字，虞、夏、商、周历代王朝相继兴盛，孔子编纂其业绩，整理《尚书》，删定《诗经》，编辑《周礼》，订正《乐经》，《易经》依据鲁史撰写《春秋》为帝王确立行为准则。六种经学完成之后，遭遇乱世不能得以弘扬，百家之说纷纭，诸子之学兴起。秦皇焚毁百家学说，汉朝修补了这个缺陷，刘向掌管典籍，区分出九大流派。于是编撰出群书目录，概述百家源流，成就了宏图伟业。撰述《艺文志》第十。
虙羲就是伏羲，又称太昊伏羲，也叫宓羲、羲皇，是中华民族传说中的人文始祖，居三皇之首。
关于三皇组合的成员有多个版本，《尚书大传》上推出的是伏羲、燧人、神农，《风俗通义》上推出的是伏羲、女娲、神农；得到普遍认可的是《古微书》上说的伏羲、神农、黄帝。
相传是伏羲所画八卦。以“—”表示阳，以“—”表示阴，按四面八方排列而成了八卦。
中国人认为文字是从伏羲所画的八卦发展而来，有了文字才有了图书，有了图书才有了目录，有了目录才有了百家思想，有了百家思想，才有了华夏文明。
中国的目录虽然出现得很早，但却缺乏有力的文献佐证，这是因为中国传说中的早期文献无法长久保存，而西方的文献却因其材质的原因，让今天的人仍然能够看到它们的清晰面目。
公元前7世纪，在亚述尼尼微（Nineveh）的塞纳彻瑞布（Sennacherib）图书馆就已经有了泥版文书（Clay Tablets）目录。公元前3世纪埃及的亚历山大（Alexandria）图书馆在古代世界中拥有绝大部分的希腊文献。亚历山大图书馆奉埃及国王托勒密二世（Ptolemy Ⅱ，Philadelphus公元前309一前246）的命令至少编撰过两部图书馆目录，一部是悲剧目录，另一部是喜剧目录。亚历山大图书馆的馆长们是最早的目录学家，因为他们的主要职责就是编撰目录。可以肯定的是，藏书建设和图书馆目录编制，这两项具有目录学本质功能的工作在亚历山大已经是高度发达的艺术。
希腊诗人卡利马赫（Callimachus，约公元前305一前240）在担任亚历山大图书馆馆长期间曾编撰过一部编制的120卷的题为《皮纳克斯》（Pinakes，又名《各学科著名学者及其著作目录》）的解题目录，该目录收录了亚历山大图书馆较重要的著作，共分120个主题。有的图书馆学家认为卡利马赫是西方的第一位目录学家。另一位古罗马时期最著名最有影响的医学家盖伦（Claudius Galenus of Pergamum，129—199），曾编撰过自己的个人著作目录。盖伦著述丰富，其个人著述目录《图书之图书》（De Libris Proprüs Liber）是一部分类目录，共将其著作分成了评论、伦理学、语法等17类。
在中国，公元1世纪中叶的班固（32—92），在他的《汉书·艺文志》中记述了刘向（约公元前77一前6）、刘歆（约公元前53—23）父子所编撰的《别录》和《七略》。公元前1世纪刘向编撰的《别录》是我国第一部系统化的书目，而其子刘歆编撰的《七略》则完全是我国第一部书目控制专著。
我国古代的目录分为一书目录和群书目录两种。《别录》和《七略》就是“目”与“录”结合的目录巨著。
（二）目录的称谓
由于出现历史的久远与产生地域的广泛，“目录”一词在古今中外的学名、别名、曾用名可谓五花八门，林林总总。
目录在我国各个不同的历史阶段上曾经出现过各种不同的称谓，大体有如下13种。
1．以“录”为名的，如刘向的《别录》
《别录》著录图书603家，计13219卷，分为六大部类、38种，每类之前有类序，每部之后有部序，叙录内容包括：书目篇名，校勘经过，著者生平思想，书名含义，著书原委，书的性质，评论思想，史实，是非，剖析学术源流和书的价值。部序之前、类目之后皆有统计，全书最后还有总计。
2．以“略”为名的，如刘歆的《七略》
《七略》是刘向之子刘歆将《别录》删繁就简，编成《七略》。可惜的是在唐代已然佚失，今天的我们只能通过《汉书·艺文志》观其梗概。
公元前6年刘向离世，汉哀帝刘欣（公元前25一前1）命刘歆继承父业，将新校本集中于天禄阁，综合编目成《七略》7卷。
《七略》以六略38类的分类法，条分缕析先秦到西汉的各种文化学术流派；以辑略的形式，在整体上评述了各种文化学术的兴衰分合；以各书叙录，具体而微地介绍了各种学术文化著作的优劣真伪是非，堪称一部先秦至西汉的学术文化史。
《七略》第一次展示了我国古代的图书分类方法，它以学术性质作为分类标准，在著录上确立了较为完全的著录方法，除编有内容提要外，还利用了“互见法”和“分析法”。
至于为什么称“七略”，南朝梁目录学家阮孝绪（479—536）在其《七录序》中说，刘歆的《七略》是在其父《别录》的基础上，“撮其指要”而成。《别录》是刘向校书时所撰叙录全文的汇编，篇幅比较多。《七略》是摘取《别录》内容成书，比较简略，所以叫作“略”。《七录序》谓：“其一篇即六篇之总最，故以辑略为名，次六艺略，次诸子略，次诗赋略，次兵书略，次数术略，次方技略。”故称《七略》。
“辑略”为说明其他六略的意义与学术源流，阐述六略的相互关系和六略书籍的用途，是六略之总最，诸书之总要，相当于全书的概要。
六略共38种，即刘歆对当时书籍的分类。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谓：“刘歆《七略》⋯⋯首之辑略，以总集诸书之要，则分列品题，实六略耳。班固《艺文志》增入三家，而省其十家，共三十八种，五百九十六篇，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卷。歆原书三万三千九十卷，固节其猥冗，仅得十之三四”，“然《七略》原书二十卷，班氏《艺文》仅一卷者，但存其目耳”。
3．以“艺文志”为名的，如班固的《汉书·艺文志》
《汉书·艺文志》属于史志书目，是《汉书》十志之一，该书是作者根据刘歆《七略》增删改撰而成的，仍存六艺、诸子、方技六略38种的分类体系，另析“辑略”形成总序置于志首，叙述了先秦学术思想源流。其中删兵书十家，增《七略》完成后，刘向、扬雄、杜林三家于西汉所撰写的著作。总共著录图书38种，596家，13269卷。
班固自称对《七略》“今删其要，以备篇籍”而成《汉书·艺文志》。具体做法是：
（1）保留《七略》的六略38种分类体系。
（2）新增入《七略》完成以后刘向、扬雄、杜林三家在西汉末年所完成的著作。
（3）对《七略》所著录的图书基本上按照原来的情况保存下来，但对著录重复和分类不妥的地方加以适当的合并或改移，如凡从某类提出的图书在总数下注明“出”若干家、若干篇；凡由于重复而省去的图书都注明“省”若干家、若干篇；凡增入或移入的图书都注明“入”若干家、若干篇。
（4）将《七略》中“辑略”的内容散附在六略和“诗赋略”除外的各种之后。
（5）删简《七略》中各书的提要，必要时节取为注释（见《别录》《七略》）。
《汉书·艺文志》开创了史志目录的先例，汉以后史书多仿其例而编有艺文志或经籍志。由于《七略》已佚，《汉书·艺文志》便成为中国现存最早的图书目录。宋代王应麟撰有《汉书艺文志考证》10卷，清代姚振宗撰有《汉书艺文志拾补》6卷和《汉书艺文志条理》8卷。
《汉书·艺文志》记述了《别录》和《七略》所收的书目门类和数量如下。
六艺：易、书、诗、礼、乐、春秋、论语、孝经、小学。
易十三家，二百九十四篇；
书九家，四百一十二篇；
诗六家，四百一十六卷；
礼十三家，五百五十五篇；
乐六家，百六十五篇；
春秋二十三家，九百四十八篇；
论语十二家，二百二十九篇；
孝经十一家，五十九篇；
小学十家，四十五篇；
凡六艺一百三家，三千一百二十三篇。
诸子：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
儒五十三家，八百三十六篇；
道三十七家，九百九十三篇；
阴阳二十一家，三百六十九篇；
法十家，二百一十七篇；
名七家，三十六篇；
墨六家，八十六篇；
纵横十二家，百七篇；
杂二十家，四百三篇；
农九家，百一十四篇；
小说十五家，千三百八十篇；
凡诸子百八十九家，四千三百二十四篇。
诗赋：
赋六十六家，七百七十一篇；
杂赋十二家，二百三十三篇；
歌诗二十八家，三百一十四篇；
凡诗赋百六家，千三百一十八篇。
兵书：
兵权谋十三家，二百五十九篇；
阴阳十六家，二百四十九篇；
兵技巧十三家，百九十九篇；
凡兵书五十三家，七百九十篇，图四十三卷。
数术：
天文二十一家，四百四十五卷；
历谱十八家，六百六卷；
五行三十一家，六百五十二卷；
著龟十五家，四百一卷；
杂占十八家，三百一十三卷；
形法六家，百二十二卷；
凡数术百九十家，二千五百二十八卷。
方技：
医经七家，二百一十六卷；
经方十一家，二百七十四卷；
房中八家，百八十六卷；
神仙十家，二百五卷；
凡方技三十六家，八百六十八卷。
《汉书·艺文志》对以上书目的统计结果是：
“大凡书，六略三十八种，五百九十六家，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卷。入三家，五十篇，省兵十家。”
4．以“薄”为名的，如荀勖的《晋中经薄》
西晋荀勖的《晋中经簿》（亦称《中经新簿》）。全书正文14卷，另附佛经两卷，共著录图书1885部、20935卷。只记书名、卷数与撰人，没有提要或解题。该书按甲、乙、丙、丁四部分类，甲部收录六艺、小学，乙部收录古诸子、近世子家、兵书兵家、术数，丙部收录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丁部收录诗赋、图赞、汲冢书。
《晋中经簿》是古代图书分类体系的一次变革，较好地反映了从汉至晋300余年的学术发展状况，开创了四部分类法的道路。
5．以“书目”为名的，如李充的《晋元帝四部书目》和张之洞的《书目答问》
东晋文学家、文论家、目录学家李充于永和五年（349年）依《晋中经簿》编成《晋元帝四部书目》录图书3014卷，将乙、丙两部更换，使甲部纪经书、乙部纪史书、丙部纪子书、丁部纪集部书。从此，四部分类法成为后世官修目录的定制，是李充在目录学发展史上的一大贡献。
《书目答问》是清末重臣，洋务派首领张之洞（1837—1909）编撰（实张之洞督学四川时，托缪荃孙代撰）的一部举要书目，全书共列举了2200多种常见的重要古籍，大部分是历史上流传下来的具有学术价值和实用价值的重要书籍，另外还注意收录了中外科技书籍。该书还可补《四库全书总目》之阙，对查找乾隆以后的书籍很有参考价值。
《书目答问》的分类方法，除经、史、子、集四部外，又列丛书一部，突破了传统的四分法，开创了基本部类的五分法。
此外，还有南宋尤轰辑的《遂初堂书目》。这是一部记载家藏图书的简目。在这部书目中，第一次记载了不同版本，开创了后世版本目录的先河。明代晁瑮（151—575）撰的《晁氏宝文堂书目》在子杂、乐府两类中，著录了多种元明话本和杂剧、传奇；清初黄虞稷撰的《千顷堂书目》收录明代著作颇为详备，是考查明代典籍的重要目录。从清姚觐元编的《清代禁毁书目》中可以看出清朝统治者对过去历代文化的摧残情况。
6．以“志”为名的，如王俭的《七志》、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
《七志》一名《今书七志》，篇幅有30卷、40卷或70卷三说。是南朝齐王俭（452—489）效仿刘歆《七略》体例编制的一部图书目录分类专著。其书分图书为经典、诸子、文翰、军书、阴阳、术艺、图谱7类，另附道、佛各一类。
《七志》将图谱单独列为一类，是具有开创性的构思和实践，受到了宋代目录学家郑樵的赞扬。《七志》附有阙书目录，这使得人们能够更全面地了解某一特定范畴的文献。这也就是后世缺书目录的先驱，也给后来的续补诸史艺文志等工作以启发。至于附录道经、佛经目录，也是《七志》的一个特点，在此以前道经和佛经都各有其单独的目录。将世俗的和宗教的书编为一录，王俭是第一次尝试。该书是中国古代传录体目录的典型代表。
《郡斋读书志》是南宋晁公武（约1105—1180）撰于1151年前后的目录书。该书在1157年前后的刊行本有4卷；在宋淳祐九年（1249年）衢州刊行本有共20卷，收录图书1461部；在宋淳4i十年（1250年）袁州刊行本共4卷，收录图书1468部。
7．以“经籍志”为名的，如魏征等编的《隋书·经籍志》和焦竑的《国史·经籍志》
《隋书·经籍志》是我国现存最古的继《汉书·艺文志》之后的第二部史志目录。此志原是唐贞观年间《五代史志》的原稿，后并入《隋书》，系根据柳顾言的《隋大业正御书目》作为底本，并参考阮孝绪的《七录》分类体系而成，利用隋代遗书14466部，89666卷与《隋大业正御书目》核对，删去重复，按经、史、子、集四部四十类著录，既反映隋朝一代藏书，又记载六朝时代图书变动情况，并最终确立了四分法在目录学中的地位，也是现存最古的四分法目录书。
关于《隋书·经籍志》的编撰者，至今存疑，或称魏征（580—643）撰，或称李延寿（生卒年不详）、敬播（？一663）同撰。据《旧唐书·魏征传》：“隋史序论，皆征所作。”《旧唐书经籍志·叙》引用毋煚的话说，《隋书·经籍志》“所用书序，咸取魏文贞。”“文贞”是魏征的溢号，可见《隋书·经籍志》的序言似由魏征所作。然而魏征卒于贞观十七年（643年），距《隋书·经籍志》成书还有13年。通常序言撰于成书以后，故，魏征作序言的可能性不大。据《北史·李延寿传》：“（贞观）十七年，尚书右仆射褚遂良时以谏议大夫奉敕修《隋书》十志，复准敕召延寿撰录，因此遍得披寻。”又李延寿上《南史》《北史》表云：“梁、陈、齐、周、隋五书，是贞观中敕撰，以十志未奏，本犹未出，然其书及志，始末是臣所修。”可见李延寿预修《隋书》于史可查。另据清姚振宗（1842—1906）撰《隋书经籍志考证·叙录》所言：“大抵是志初修于李延寿、敬播，有网罗汇聚之功；删订于魏郑公，有披荆翦棘之实。撰人可考见者凡三人。旧本题魏征等撰，征实可信也。”
《旧唐书·敬播传》：“又撰《太宗实录》从贞观十五年至二十三年，为二十卷，奏之，赐帛三百段。后坐事出为越州都督府长史。”只提敬播修《太宗实录》未提修《隋书》。
纵览《隋书·经籍志》前后体例不一，可以推测编撰者不只李延寿一人，而魏徵、敬播是否参与仍然是个疑问。
《隋书·经籍志》在经史子集四部后附入道佛二家，所以也不是完全的四分法，确切说应该是六分之法。
经部：
《易》《书》《诗》《礼》《乐》《春秋》《孝经》《论语》《纬书》《小学》十个大类，集经学文献共六百二十七部，五千三百七十一卷，通计亡书，合为九百五十部，七千二百九十卷。
史部：
史部十三类：正史、古史、杂史、霸史、起居注、旧事、职官、仪注、刑法、杂传、地理、谱系、薄录。
子部：
子部儒家类共著录儒家文献六十二部，五百三十卷，通计亡书。合六十七部，六百零九卷。分十四类：儒、道、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兵、天文、历数、五行、医方。
集部：
集部三类，楚辞、别集、总集。
道经：
道经四类，经戒、饵服、房中、符录。
佛经：
十一类：大乘经、小乘经、杂经、杂疑经、大乘律、小乘律、杂律、大乘论、小乘论、杂论、记。
道佛二录均有类无书，仅记总部、卷数而无具体书目，与四部的编制方法有所不同。因此，《隋志》基本上是一部四分法目录，但仍残留着六分法的痕迹。
《隋书·经籍志》按四部分类，先有总序一篇，记叙目录学演变和编写经籍志的原因。开中国古代图书著录四分法经史子集命名的先河，确定了四分法在古代目录学中的地位。此后，每部下有大序，类下又有小序。序中简要说明每类的学术源流及其演变。类下著录书名及卷数，又常常附以简要注释，指明注者，记其时代爵衔，间或注明书的内容真伪及存亡残缺，如称“宋有”“梁有或亡”，并以夹注，附入亡佚书目。充分体现了目录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优点，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万历十七年（1589年）的状元焦竑（1540—1620）是明代历经嘉靖、隆庆、万历三朝的著名思想家、文学家、史学家和考据学家，他所撰的《国史·经籍志》是以郑樵的《通志·艺文略》为底本，加以创新更删的，因此《国史·经籍志》也有一套完整的体系，并有超越郑樵之处。《国史·经籍志》以郑樵艺文略自创的十二类分法，在大略下分小类，小类下再分细目的十二大类三级法为主，而采荀勖、李充以来的四部分类法，将书籍重新编排，分为经、史、子、集四大类（另加制书类为五类）、五十二小类（四十八类另加制书类四小类）、三百二十四个属目。因此焦竑的国史经籍志可与郑樵艺文略共称为中国目录史上图书分类最为纤细的两部书目。
8．以“书录”为名的，如毋煚的《古今书录》
唐著名目录学家、藏书家毋煚（？一722）修撰的《古今书录》共40卷，每部皆有小序，每书皆注撰人名氏，有解释，论述。《旧唐书·经籍志》就是以其为底本修撰的。
《古今书录》中就论述了目录的重要性“剖判条源，甄明科别”。在《古今书录·序》中。毋煚不仅开始系统地探讨书目的功用，而且开始从理论上总结图书分类与著录的方法。从而扩大了隋唐时期目录学研究的范围，丰富了中国古代目录学思想的内容，表明了中国古代目录学思想步入成熟时期。
现录《古今书录·序》如下：
夫经籍者，开物成物，垂教作程圣哲之能事。帝王之达典，而去圣已久，开凿遂多，苟不剖判条源，甄明科部，则先贤遗事有卒代而不闻。大国经书遂终年而泯，使学者孤舟泳海弱羽凭天街石，溟倚杖追日，莫闻名目，岂详家代，不亦劳乎？不亦弊乎？将使书千帙于掌眸，披万函于年祀，览录而知旨，观目而悉词，经坟之精术尽探，贤哲之睿思咸识。不见古人之面而见古人之心，以传后来不其愈已。
译文：
这里所说的经典，是教化后人，做先哲的事情。帝王的经典书籍，距离现在已经很久了，因此有很多这样的书籍，如果不对各类典籍分析判定其来源走向，识别它们的派系，那么先哲们遗留下来的事情以后就不会流传下去，大的国家的书籍也终究会毁灭的，学者们研究此类书籍就会如同大海中的一叶孤舟，就像用石头填海，夸父逐日，什么都不知道，想要详细了解朝代的流传，不是是件很劳累的事情吗？不是有很多弊端吗？如果做好了书录，将使你在一眼中看到很多书，看到目录，就知道书中的主要内容，看到书中要表达的东西。如此一来，经文的精要之处便可尽数获取，圣哲的睿思就会让人看得到，做到没有看见古人的面貌，便可知道古人的心思，这样传到以后不是更加的好吗？
9．以“艺文略”为名的，如郑樵的《通志·艺文略》
《通志·艺文略》是南宋史学家、目录学家郑樵（1104—1162）所撰的《通志》之二十略之一，成书于绍兴三十一年（1161），是在其己撰《群书会记》的基础上增删合并而成，它不同于诸史艺文志的一个最显著特点，在于不是记一代藏书，一朝著作，而是“记百代之有无”“广古今而不遗”，详于今而略于古，既记现存的著作，亦记历代散佚亡缺的著作。
在分类上，《艺文略》彻底打破《隋书·经籍志》四部成法，将古今图书分为十二类：经类第一，礼类第二，乐类第三，小学类第四，史类第五，诸子类第六，天文类第七，五行类第八，艺术类第九，医方类第十，类书类第十一，文类第十二。大类下分155小类，小类下再分422种（目）。扩大了分类的级数，创立了三级类目体系——大类之中再分小类，小类之中又细分子目，使不少知识类型摆脱了经的笼罩，并获得了与经并立的地位，这种分类表明郑氏对各类知识特性与地位具有深刻的认识。
以经学文献为例，郑氏将其分四大类：经类、礼类、乐类、小学类。
经类：
易：16种，241部，1890卷；
书：16种，80部，598卷，71篇；
诗：12种，90部，942卷；
春秋：13种，246部，2333卷；
春秋外传国语：种，9部，132卷；
孝经：6种，61部，161卷；
论语：11种，65部。482卷；
尔稚：9种，52部，255卷；
经解：2种，69部，800卷。
经类共89种，913部，7563卷，71篇。
礼类：
周官：6种，21部，265卷；
仪礼：4种，15，118卷；
丧服：9种，88部，347卷；
礼记：9种，49部，818卷；
月令：4种，37部，274卷；
会礼：4种，54部，1314卷；
仪法：18种，216部，4561卷。
礼类共54种，460部，7697卷，77篇。
乐类：
11种，181部，1004卷。
小学类：
8种，240部，1839卷。
《艺文略》在著录中，先注明书的作者时代及官衔，简介书的内容，指出一书记事本末，点明一书写作特点，记述一书传播情由，提供一书取材来源，考订著述真伪，注明所记佚书及其依据，以明学术源流。其与诸史文志互为表里，是考据北宋以前历代经学著述的重要参考依据。
10．以“解题”为名的，如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
56卷本的《直斋书录解题》是南宋藏书家陈振孙（约1183一约1262）历时20年撰成的一部私家藏书目录。
现存于世的仅有22卷，是清代u修《四库全书》时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即今通行的武英殿本《直斋书录解题》。其中著录图书3096种，51180卷，分53类，大致依经、史、子、集顺序编排。各类根据需要撰写小序。该书是第一部以“解题”为书名的目录，其“解题”（提要）即于书名之下记载篇帙、作者、版本等情况，并评论图书得失。
该书收录丰富，体例较完备，记载较全面，为后世所重视，在考证古籍存佚、辨识古籍真伪和校勘古籍异同等方面均起过重要作用。
11．以“考”为名的，如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经籍考》
宋末元初的史学家马端临（1254—1323）所著的《文献通考》共348卷，记上起三代，下终南宋宁宗嘉定五年（1212年）的典章制度。唐天宝以前史实，以杜佑《通典》为基础作拾遗补缺；天宝以后至宋嘉定五年，加以续修。共分24门，其中经籍、帝系、封建、象纬、物异五门为作者自创。所载宋制尤详，多为《宋史》各志所未备。
《文献通考·经籍考》是《文献通考》24考中的第19考，共76卷。著录自古迄宋图书约5000种，按经、史、子、集四部55子目分类编排。各部及各类之首有大小序，节引汉、隋、唐三代艺文志及宋代四部国史艺文志的大小序。每类列入四部国史艺文志所著录的图书。每条款目均有辑录体提要，辑录各种书目中的评论及其他有关资料，其中主要采用的是宋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和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等。
《文献通考·经籍考》将《汉志》《隋志》、宋四部国史艺文志等史目，《崇文总目》《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等官私目录中各部类前的叙文和诸书之下的解题，全部录置《经籍考》有关类下和书下，还大量辑录宋人著作中对一书的评价，涉及作者几十人，著作几十种，其体例影响到后来的朱彝尊《经义考》谢启昆《小学考》诸作。该书因其收罗繁富，体制完备，而成为辑录体提要目录的范本。
12．以“记”为名的，如钱曾的《读书敏求记》
《读书敏求记》是清初藏书家钱曾（1629—1701）所撰的目录书，全书分四卷，大体是按四部分类，第一、二、三、四卷可分别对应经史子集四部，但又与普通四部分类有所不同。
第一卷：
经（子目：经总类、易、书、诗、春秋、三礼、论语、续语、孟子、四书，十小类）、礼乐、字学、韵书、书、数、小学，凡七类；
第二卷：史（子目：正史、通史、编年、史论运历、杂史、故事、职官、仪注、家礼祭仪、营建、律令、名臣、小说，十四小类）、时令、器用、食经、种艺、豢养、传记、谱牒、科第、地理典图、别志，凡十一类；
第三卷：子（子目：小学、儒家、道学、道家、、墨家、纵横家、杂家，七小类）、杂家、农家、兵家、天文、五行、六壬、太乙、奇门、历法、卜筮、星命、相法、宅经、葬书、医家、针灸、本草方书、伤寒、摄生、艺术、类家，凡二十二类；
第四卷：集（子目：制语、骚赋、文集、诗集、此土著述，五小类）、诗集、总集、诗文评、词，共五类。
13．以“提要”为名的，如永瑢、纪昀等编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是由爱新觉罗·永瑢（1743—1790）和纪昀（1724—1805）等人编纂《四库全书》时，将“著录书”“存目书”撰写成的目录书，全书200卷。收录古籍计10289种，是内容丰富、较系统的研究古典文献的重要工具书、解题式书目的代表作。为便于翻检，次年另编《四库全书简明目录》20卷。不收存目书，提要从简。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以经史子集提纲，部下分类，全书共分4部、44类、67个子目，收录《四库全书》的著作3461种、79307卷，又附录了未收入《四库全书》的著作6793种、93551卷。各书之下编有内容提要，“先列作者之爵里，以论世知人；次考本书之得失，权众说之异同；以及文字增删、篇帙分合，皆详为定辨，巨细不遗；而人品学术之醇疵、国纪朝章之法戒，亦未尝不各昭彰瘅，用着惩戒”，详为考辨。
在汉字文化圈中，日本的书目学深受中国的影响，由日本学者藤原佐世（ふじぉうのォけよ，847—898）于宽平年间（889—897）奉敕编纂的《日本国见在书目》一卷，就是采用了“书目”这个名词。此目成书于《隋志》和《唐志》之间，共收唐及唐以前古籍1568部，计17209卷，全书分类几乎与《隋书·经籍志》四部分类的基本结构和次序相同。
经部为易、书、诗、礼、乐、春秋、孝经、论语、异说、小学；
史部为正史、古史、杂史、霸史、起居注、旧事、职官、仪注、刑法、杂传、土地、谱系、薄录；
子部为儒、道、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兵、天文、历数、五行、医方；
集部为楚辞、别集、总集等40类。
比日本更加崇拜中华文化的就是李朝时期的朝鲜。正祖五年（1781年，即清乾隆四十六年）徐浩修（1736—1799）所撰的《奎章总目》就是最具代表性的朝鲜目录。
《奎章总目》是以奎章阁藏书为对象的目录，分为收录华本（中国本）之《阅古观书目》六卷与收录东本（韩国本）之《西序书目》二卷。
《奎章总目》的分类，依《奎章总目·凡例》云：
凡书分四部，自魏（魏应作晋）之荀昂始，而部各有类，类各异例，太细则眩干割裂，太简则伤干模糊，冤厥流品之相檀，实帷折衷之为难，故此书为类，凡三十四。而条门创义，损益前人，疑其似而合之者，宁失于细，不得不分，同其类而分之者，宁失于简，不得不合，晏墨之俱列杂家，所以规七略也。董荀之并归儒家，所以正通志也。谱系目录之析为二类，辫乎马氏也。天文历筹之进于兵刑，鉴乎史志也。载纬五行之不著，明文也。道流释氏之附后，黔异也。从此购刊之书虽不知为几千万卷，而其若纲大目，皆即此乎在，不必如唐之访书录宋之求书录，随得随志纷纭无统也。
《奎章总目》的甲、乙、丙、丁四库的藏书各分为经史、子、集四部三十四类，即为经部九类、史部八类、子部十五类、集部二类，不采用属目的分类。每书目的著录项目包括书名及卷数、撰者及解题。在解题叙述著述的大意，拔萃序文及跋文以知每书的大略，引用评论以查明编摩的得失，表示简繁的废兴以考据沿革。
以上就是中国古代及古代汉语文化圈中的日本、朝鲜对“书目”一词的不同使用。
在西方语言中，“目录”通常用两个词来表达：Bibliography和Catalog，前者的专指度更高，单指书的目录。
当然，由于语言文字的差异和作者表达观念的不同，关于书目一词很难有一个统一的表述。
进入现代，目录的诸多名称基本统一到“目录”或“书目”，二者并用，前者适用范围要广一些，后者专指各类出版社的内容特征和外部特征的信息。
（三）书目的性质与功能
书目是著录一批相关文献，按照一定次序编排组织而成的一种揭示和报导文献信息的工具。书目属于二次文献的范畴。书目编纂就是运用各种手段，将分散的一次文献（原始文献）所含的知识、信息，进行筛选、压缩、整序，揭示其内容，著录其外形特征，进行科学的编排组织，使之转化为有序的、可以传递的二次文献。书目的主要作用在于对文献进行压缩和整序，从而降低获取原文的成本，节省读者查找文献的时间，提高一次文献的传递速度和利用效率，促进科学信息资源的公共获取。
书目是文字和文献出现以后才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文献的大量积累是目录产生的前提。伴随着文献数量不断地增长，人类对知识、信息的需要成为个人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需要有一种联系文献和读者之间的媒介，来促进对人类社会长期积累起来的文献资源的合理有效地利用，这一媒介就是目录。
1．检索功能
书目的第一功能就是检索功能。人们在生产活动和科研实践中需要继承和利用前人积累的经验，必须通过一定形式的文献目录查阅所需文献，利用手工检索或现代化手段进行自动化检索，从一定的文献库中查明所需文献的情况、线索或出处。无论目录工作者进行书目情报服务亦或读者在求知治学过程中，都需利用各种文献目录检索有关文献信息，目录的检索功能是最基本的社会功能。目录自产生便具备检索功能，如公元前7世纪在美索不达米亚出现的亚述巴尼拔图书馆的藏书目录，带有财产登记性质，但也体现了原始目录的检索作用。唐代目录学家毋煚在《古今书录·序》中指出，目录“将使书千帙于掌眸，披万函于年祀。览录而知旨，观目而悉词”。目录能起到“纲纪群籍，部次甲乙”的作用，使浩如烟海的群书，得以部居类次，为人们掌握图书状况和检索所需图书提供了便利。
2．报道功能
书目的第二功能就是报道功能。书目是向需求者报道所需要的有关文献的形式和内容的信息特征，不限于某一特定文献库收藏图书信息，而是包括过去的、现行的和未来的（准备出版或即将出版的）所有文献的信息。目录的情报价值，首先在于它可以迅速地为需求者报道有关某学科或某一科研课题最新出版文献的信息和最新科研动态，提供有关最新科研成果的情报。目录能够揭示并报道一定历史时期文献出版状况，反映该时期科学文化发展概貌，如刘歆的《七略》就全面反映了先秦到西汉社会学术思想和文化典籍状况。
3．导读功能
书目的第三功能就是导读功能。清代学者王鸣盛说过：目录乃门径之学。导读书目能解决读书治学的门径问题。例如，张之洞所编《书目答问》即是为当时应考童生指出“应读何书，何本为善”而编的导读目录；梁启超编的《东籍月旦》书目中有精要解题，有读书指导，帮助读者解决“某科当先，某科当后。欲学某科，必不可不先治某科。一科之中，某书宜先，某书宜后，某书为劣”的问题，使读者能从此获得读书治学的门径。张之洞说：“泛滥无归，终身无得，得门而入，事半功倍。⋯⋯此事宜有师承，然师岂得。今为诸君指一良师，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读一遍即略知学术门径矣。”目录的导读功能是目录工作者通过推荐文献给予读者积极的、有目的的教育影响，使目录真正成为读者在文献海洋中的向导，读者治学的顾问。
（四）书目的分类
最早的文献是占卜记录、君王言行、官府大事记录，以及天候观测记录，都属于档案文献。这些档案文献或称书，有《虞书》《夏书》《商书》《殷书》《周书》《郑书》《楚书》等；或称“志”，如《周志》《史佚之志》《仲虺之志》《故志》等。因此，早期的文献整理体现为官府档案整理，那些被称书的通常是档案编纂的结果。
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带来了文献的繁荣，到秦初，图书文献的积累才达到一定的规模，但由于秦实行愚民政策，焚书坑儒，这使得汉建立以后对文献的整理成为首要的任务之一。
据《汉书·艺文志序》所言，汉代从一开始就比较注重图书档案文献的收藏与整理，“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到汉武帝时，因见“书缺简脱，礼坏乐崩”，遂“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至于藏书的地方，“外则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则有延阁、广内、秘室之府”。到汉成帝时，因图书又有所遗失，故在河平三年（公元前26年）“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经过几次收集，“书积如丘山”。
在汉代，文献的载体主要是竹简与布帛，而图书的流传则主要靠手抄传写，所以同一种书便会因传抄者而有所不同，而且简帛易烂折，编绳易断乱，所以文献整理就成为在所难免之事。于是汉成帝诏命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历时19年而成为我国第一部综合性提要目录《别录》。
《别录》之后，目录纷呈，关于目录的分类也不一而足。
1．从目录的形成及目录的体制角度进行分类
首先按照传统，中国古代书目分为：官修书目、史志目录、私家藏书目录等，这种分类方法是着眼于目录的形成及目录的体制的。
1）官修目录
官修目录是在国家藏书的基础上编制成的。历代封建统治者，在政权趋于巩固、国家安定的情况下，往往着手整理文化典籍，当然也为了对人民实行思想统治。从汉代至清代，历代王朝大都搜集天下遗书、编制全国性的综合目录。这种目录由于是政府组织编修，因而无论人员的配备，还是书籍资料的搜集，都雄厚而充实，特点是书籍著录完备，包罗万象，如《群书四部录》（唐开元初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但由于成于众手，往往失于疏漏，这是一个缺点。
中国最早的藏书是官藏（公藏），《尚书·多士》上说：“维殷先人，有册有典。”《史记》上说：“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
老子是中国最早的图书馆馆长，他除收书、写书之外，管理图书是他的本职下作，而管理书籍是离不开编制书目的，那么老子所编的书目应该就是中国最早的官修目录。遗憾的是他编了些什么，我们不得而知。
先秦以后的中国，经历了漫长的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社会，战乱频发，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的时代，一去而不复返，文献典籍或因“楚人一炬，可怜焦土”，或因“思想专制，秦火不断”，毁损严重。故从汉代始，历代王朝都会根据实际情况征集图书文献，并设置专门机构进行整理。这种目录由于是政府组织编修，整理的结果往往反映的是政府收藏的目录，故而称为官修目录。
刘向校书19年，未竟而卒。其子刘歆在汉哀帝的诏命下承继父业，年余而成《七略》。
《别录》和《七略》就是我国最早的官修目录。
魏代汉后，“采掇遗亡，藏在秘书中外三阁”。魏秘书郎郑默据以编撰成《中经》。
晋代魏后，“秘书监荀勗又因《中经》更著《新簿》”，《新薄》即《中经新簿》，也称《晋中经簿》。
据《隋书·经籍志》《古今书最》和《唐书经籍志》记述，晋以后到唐的官修书目有：
（1）晋义熙四年秘阁四部目录（《古今书最》）；
（2）晋义熙以来新集目录三卷（《隋志》），《唐志》作《晋义熙以来杂集目录》丘深之撰；
（3）宋元嘉八年秘阁四部目录（《古今书最》），谢灵运撰（《隋志序》）；
（4）宋元徽元年四部书目录四卷，王俭撰（《隋志》）。《古今书最》作《宋元徽元年秘阁四部书目录》。《唐志》作《元徽元年书目四卷》；
（5）齐永明元年秘阁四部目录（《古今书最》），据《七录序》当是王亮、谢月出撰；
（6）梁天监四年书目四卷，丘宾卿撰（《唐志》）；
（7）梁天监六年四部书目录四卷，殷钧撰（《隋志》）；
（8）梁东宫四部目录四卷，刘遵撰（《隋志》）；
（9）梁文德殿四部目录四卷，刘孝标撰（《隋志》）。《古今书最》有《梁天监四年文德正御四部及术数书目录》。《七录序》称“又于文德殿内别藏众书，使学士刘孝标等重加校进，乃分数术之文，更为一部”，似本目乃在《天监四年目》基础上重编而成，并别出数术类图书。余嘉锡则以为两目实为一目；
（10）陈天嘉六年寿安殿四部目录四卷（《隋志》），《唐志》作《陈天嘉四部书目四卷》；
（11）陈德教殿四部目录四卷（《隋志》）；
（12）陈承香殿五经史记目录二卷（《隋志》）。此目为四部中之经中二部。
隋统一全国后，注重图书文献的收集整理。开皇三年（583年）秘书监牛弘上书请开献书之路，次年编成《开皇四年四部目录》四卷。几年之后又编有《开皇八年四部目录》四卷及《隋开皇二十年书目》四卷等目。
唐代是一个承平相对要长得多的朝代。早在唐贞观年间，令狐德棻、魏征相继为秘书监，即奏请购募遗书，并奏引学士校定，一时间“群书大备”。
唐代主要的官修书目有《隋书·经籍志》和《群书四部录》。《群书四部录》200卷收罗宏富，著录图书多达2655部，48169卷。《群书四部录》分类与《隋志》相比，只除经部纬改为图纬，并另增经解、训话二类，史部改簿录为略录外，余皆相同。
玄宗朝还编有其他一些简单登记型目录，如《开元四库书目》14卷、天宝间所编之《见在库书目》、集贤学士韦述所编之《集贤书目》1卷等。《见在库书目》共著录图书达54642卷，据《唐会要》到天宝十四年又续写了16843卷，总计达71485卷。由于安史之乱，这些图书差不多亡散一尽。此后唐肃宗、唐代宗屡诏购募，至德宗时有所鸿集，遂从秘书少监陈京之请编成《贞元御府群书新录》著录图书2万余卷。至文宗时“诏令秘阁搜访遗文，日令添写”，《宋史·艺文志》所著录之《四库搜访图书目》1卷或编于此时。到文宗开成初年，积累四部书至56476卷。随后在黄巢起义的冲击下，“尺简无存”。
到了宋代，由于雕版印刷技术的发展，图书迅速增多。不过，宋初只有图书万余卷，削平诸国并收其图籍后又下诏购求散亡，三馆之书方有所增益。三馆，即昭文馆、史馆和集贤院。宋太宗时建崇文院，合三馆为一，并“徙三馆之书以实之”，且另建秘阁，分三馆之书万余卷入藏之。宋真宗也置有龙图阁、太清楼、玉宸殿、四门殿等藏书处所。从宋开国到宋真宗朝，先后有《乾德史馆新定书目》《太平兴国搜访书目》《紫微楼书目》《皇朝秘阁书目》《祥符龙图阁书目》《景德太清楼书目》等目录的编制。
宋庆历元年（1041年）撰成《崇文总目》66卷，叙录1卷，著录图书30669卷。《崇文总目》分四部45类，经部9类，比《开元四部录》少图讳、训话、经解类；史部13类，删起居注、旧事、谱系3类，增实录、氏族、岁时3类；子部20类，增类书、算术、艺术、卜筮、占书、道书、释书7类；集部3类，删楚辞，创文史1类。
宋徽宗政和七年（1117年），孙觌等在《崇文总目》的基础上增补著录图书25254卷，更名《秘书总目》。
宋孝宗淳熙五年（1178年），陈骙等仿《崇文总目》制《中兴馆阁书目》70卷，著录图书44486卷。至宁宗嘉定十五年（1222年），秘书丞张攀等又续撰30卷，成《中兴馆阁续书目》著录图书14943卷。
元至正二年（1342年），王十点、商企翁撰《秘书监志》11卷，其中卷六卷七按在库书、先次送库书、后次发下书、续发下书登记各有若干部若干册。在库书下分经、史、子、集及道书、医书、方书、类书、小学、志书、阴阳书、农书、兵书、释书、法帖各类。但因不著录书名卷册，所以它不是书目，而更像是一份财产清册。
明建国后，直到英宗正统六年（1441年），才有大学士杨士奇等编成的《文渊阁书目》。《文渊阁书目》4卷，将所著录图书7297种（一说7256种）按千字文编号排序，从天字至往字，凡20号，共50厨。各字或一厨，或数厨，统一类或数类不等。
在分类上，该目共分39类：
御制、实录、六经、性理、经济、史家、子家、诗文集、类书、韵书、姓氏、法帖、图画、次政、刑兵、法、算术、阴阳、医方、农圃、次道书、佛书、古今地志。
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中书舍人张萱等奉中堂谕校理内阁藏书，撰有《新定内阁藏书目录》8卷。该目在分类上受《文渊阁书目》的影响，分所收图书为18部。第一卷包括圣制、典制二部；第二卷包括经、史、子三部；第三卷包括集部一部；第四卷包括总集、类书、金石、图经四部；第五卷包括乐律、字学、理学、奏疏四部；第六卷包括传记、技艺二部；第七卷和第八卷分别包括志乘和杂部各一部。且对登录各书，“略注撰人姓名、官职、书之完阙”，并间或加有解题。
清代在目录编纂上成绩显著。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设四库馆，先后集一时名流如纪昀、戴震、邵晋涵等360人修书，至四十六年撰成《四库全书总目》初稿，五十四年《四库全书》修成，《总目》也写定付梓。
《四库全书总目》200卷，无论是在图书分类上，还是在小序与提要撰写上都显示出一种总结前代、开启后来之特征。在分类上，该目共四部44类，如下：
经：易、书、诗、礼（周礼、仪礼、礼记、三礼总义、通礼、杂礼书）、春秋、孝经、五经总义、四书、乐、小学（训话、字书、韵书）；
史：正史、编年、纪事本末、别史、杂史、诏令奏议（诏令、奏议）、传记（圣贤、名人、总录、杂录、别录）、史钞、载记、时令、地理（宫殿疏、总志、都会郡县、河渠、边防、山川、古迹、杂记、游记、外纪）、职官（官制、官箴）、政书（通制、典礼、邦记、军政、法令、考工）、目录（经籍、金石）、史评；
子：儒家、兵家、法家、农家、医家、天文算法（推步、算书）、术数类（数学、占侯、相宅相墓、占卜、命书相书、阴阳五行、杂技术）、艺术（书画上、下、琴谱、篆刻、杂技）、谱录类（器物、食谱、草木鸟兽虫鱼）、杂家（杂学、杂考上、下、杂说上、中、下、杂品、杂纂、杂编）、类书、小说家（杂事上、下、异闻、琐语）、释家、道家；
集：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评、词曲（词集上、下、词选、词话、词谱词韵、南北曲）。
《总目》对传统类目有继承，有调整，如合诏令（史）、奏议（集）为诏令奏议；合名、墨、纵横为杂家。还增设了一些新的细类，如史部增设史评，收《史通》等著作；增设政书类收《通典》等著作；增设纪事本末收《通鉴纪事本末》等著作。在类目排序上，也有所思考，如儒、兵、法之后即为农，为医，因为农、医皆“民命之所关”。对于这些增设调整，《总目》在凡例、总序、小序乃至提要按语中都有所论述。总之，“《总目》在传统的四部分类法的基础上，吸收了古今书目分类的成就”。
《总目》在体例上还创存目例。即有收入《四库全书》应刊、应抄各书之提要；有不能收入《四库全书》而只能存其目之书之提要，这些提要附于各类之末。
《总目》首有《凡例》二十则，为本目编纂之宗旨与原则。次于经史子集4部部首各冠总序，44类之首亦各有小序。再次于各书著录书名、卷数、作者和所据版本，每书之下皆据有提要。缪荃孙《丁氏善本书室藏书志序》说：“考撰人之仕履，释作书之宗旨，显征正史，僻采稗官，扬其所长，纠其不逮，四库提要实集古今之大成。”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更称：“就其大体而言，可谓自刘向《别录》以来，才有此书也。”
鉴于《总目》部头过大，又另编《简明目录》20卷，精简总序、小序和存目。
在纂修《四库全书》期间，乾隆皇帝还诏令于敏中整理昭仁殿天禄琳琅所藏，撰成《天禄琳琅书目》10卷，收书429部。以刻书朝代宋、金、元、明为次，朝代之下再分经史子集。卷一宋版经，卷二宋版史子，卷三宋版集，共宋版71种，附录金版史1种；卷四为影宋抄，20种；卷五元版经史，卷六元版子集，共元版86种；卷七明版经，卷八明版史，卷九明版子，卷十明版集，共明版251种。收录之书，如一书而有两种刻版且均精审者，仿尤袤《遂初堂书目》例，两刻并存；一版而有两印且均精妙者，则一并登录。每种书均有简赅之解题，著明其锓刻之年月及收藏家题识印记，并一一考证其时代爵里，论述其授受源流。
嘉庆二年乾隆又命彭元瑞（1731—1803）等依《天禄琳琅书目》编《天禄琳琅书目后编》20卷，共著录宋、辽、金、元、明版书663部。
从宋真宗大中祥符间修《大宋天宫宝藏》时，用千字文为道藏编号。据《云笈七签序》《大宋天宫宝藏》，“起《千字文》‘天’字为函目，终于‘宫’字号，得四百六十六字”。当藏书达到一定数量时，编号以确定图书收藏位置是一种很好的方式。宋真宗时首用千字文为道藏编号。这种千字文排序法不仅在以后的官修目录中得到延续，在后来的私目录中也得到广泛的应用。
2）史志目录
史志目录是历代史官在修史时，根据同时期的国家藏书修成的。目的是记一代藏书之盛，把一个时代的学术文化情况作为历史的一个方面记录下来，和正史一同流传。自从班固首创《汉书·艺文志》开了正史中记载目录的先例，历代修史者相沿不绝，如《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明史·艺文志》等。从汉代到清代，史志目录一直是我国目录学发展史中一支重要的流派。可据以考见一代学术源流及典籍的存亡，在历代官修目录大部分佚失的情况下，同史书一同流传下来的历代史志目录就更显得珍贵了。
班固在写《汉书》的时候，以为“刘向司籍，九流以别”，所以据《七略》而成《汉书·艺文志》“删其要以备篇籍”。
《汉书》之后，史书大盛，但皆未设艺文志，直到唐修《隋书》始设经籍志，成为第二部史志目录，也是第一部采用四部法的史志目录。
五代后晋天福六年（941年）张昭远（894—972）等受诏修撰《唐书》 4年后书成，新任宰相刘煦（887—946）奏上。因别于欧阳修所撰《唐书》故称《旧唐书》。
北宋仁宗时欧阳修（1007—1072）重修《唐书》是为《新唐志》，《新唐志》也是一部史志目录书。
宋代吕夷简（978—1040）等撰《三朝国史艺文志》（宋太祖、太宗、真宗），王珪（570—639）等撰《两朝国史艺文志》（仁宗、英宗），李焘（1115一1184）等撰《四朝国史艺文志》（神宗、哲宗、徽宗、钦宗）、及《中兴国史艺文志》等4部史志目录。
元脱脱（1314—1355）纂修《宋史·艺文志》以《中兴志》为蓝本，增以《三朝志》《两朝志》及《四朝志》等三志。该目著录图书多达9819部，119972卷，是人们了解宋以前文献状况的重要工具。
南宋郑樵的《通志·艺文略》与元代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经籍考》是两部通录古今图书的史志目录。
明代焦竑领衔所撰《国史经籍志》也是一部史志目录书。该书受郑樵影响，焦竑于四部下设48类，再于各类下设308子目，以求如郑樵所谓“类例既分，学术自明”。又受明官修目的影响，四部之前设制书类。
清代黄虞稷（1629—1691）修《明史》，在纂—修《明史·艺文志》时便采用了纪有明一代著述为主的方式。此稿先遭删去每类所附之宋辽金元四朝著作，再遭删去“其幽僻不传与无卷帙氏里可考者”。张廷玉（1672—1755）主持《明史》修纂时，于这两次所删并无特别意见，遂略作改动而成《艺文志》。这样该志就成为专录有明一代著述之志。
但正是由于《明史·艺文志》未收宋辽金元著述，导致后人补史艺文志工作，补志工作最初在辽金元三代展开，随后补及后汉、三国、两晋、南北朝及五代，再后则对已有艺文志作补注。其成果如下：
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拾补》六卷；
《汉书艺文志条理》八卷；
刘光贲《前汉书艺文志注》一卷；
钱大昭《补续汉书艺文志》一卷；
侯康《补后汉艺文志》四卷；
顾櫰三《补后汉艺文志》十卷；
姚振宗《后汉艺文志》四卷；
曾朴《补后汉书艺文志并考》志一卷考十卷；
侯康《补三国艺文志》四卷；
陶宪曾《补侯康三国艺文志补》；
姚振宗《三国艺文志》四卷；
秦荣光《补晋书艺文志》四卷；
文廷式《补晋书艺文志》六卷；
丁国钧《补晋书艺文志》四卷，补遗一卷，附录一卷，刊误一卷；
黄逢元《补晋书艺文志》四卷；
吴士鉴《补晋书经籍志》四卷；
徐崇《补南北史艺文志》三卷；
聂崇岐《补宋书艺文志》一卷；
陈鸿儒等《补南齐书经籍志》；
陈述《补南齐书艺文志》四卷；
李正奋《补后魏艺文志》；
章宗源《隋书经籍志考证》十三卷；
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五十二卷；
张鹏一《隋书经籍志补》二卷；
徐炯《补五代史记艺文考》三卷；
顾櫰三《补五代史艺文志》一卷；
倪灿《宋史艺文志补》一卷，卢文弨校补；
王仁俊《西夏艺文志》；
厉鹗《辽史拾补·补经籍志》一卷；
杨复吉《辽史拾遗补·补经籍志》一卷；
缪荃孙《辽艺文志》一卷；
黄任恒《补辽史艺文志》一卷；
王仁俊《辽史艺文志补证》一卷；
龚显曾《金艺文志补录》一卷；
郑文焯《金史补艺文志》一卷；
孙德谦《金史艺文略》；
钱大听《补元史艺文志》四卷；
张锦云《元史艺文志补》；
倪灿《补辽金元艺文志》一卷，卢文弨校补；
金门诏《补三史艺文志》一卷。
3）私藏目录
私人藏书目录是以私人藏书为基础编制的。限于各方面的力量，它不如官修目录完备、宏富，但它可以补官修目录及史志目录之阙，特别是私人所著的解题目录，在补阙这一点上尤其重要，如《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这两部目录著录的书籍，后来大多佚失；但由于这两部目录都有解题，因而“古书之不传于今者，得藉是以求其崖略；其传于今者，得藉是以辨其真伪，考核异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成为“考证之所必资”的重要目录。
中国古代书籍的官藏（公藏）早于私藏，但并不领先几何。《庄子·天下篇》中说：“惠施多方，其书五车。”作为名家的代表人物，惠施（前370—前310）先生因私旅游时还不忘带上五车书，足见其对自己所藏图书的重视。这也表明，作为藏书家的人群，至少在2300多年前就已经出现了。
与现代藏书家“为用而藏”的专藏不同，古代藏书家的藏书多属“为藏而藏”的杂藏，因并无用的目的，故鲜有小序、提要。
私家藏书兴起于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一时期，仅史书记载的藏书家就有102人。据正史明确记录，此时有14人藏书达万卷以上，萧统“有书几三万卷”（《梁书·昭明太子传》），萧劢“聚书至三万卷”（《南史·萧劢传》），萧纶有“书二万卷”（《陈书·马枢传》），沈约“聚书至二万卷”（《梁书·沈约传》），张缵有“书二万卷”（《南史·张缵传》），梁元帝藏书14万卷（《资治通鉴》卷（《梁纪·元帝》），居是时之首。还有王弼藏书“几将万卷”（卢弼《三国志集解·魏书·钟会传》），李业兴“垂将万卷”（《魏书·李业兴传》），司马道子、崔祖思、刘善明有书“八千卷”（汤球、黄爽辑《众家编年体晋史》和《南齐书·刘善明传》），范蔚“有书七千徐卷”（《晋书·范平传》），孔休源“聚书盈七千卷”（《梁书·孔休源传》），宋世良“有书五千卷”（《北史·刘昼传》），李谧“卷无重复者四千有徐”（《魏书·李谧传》），葛洪、皇甫谧等人也都有数千卷藏书。
还有许多藏书家的藏量记载不明确，如三国蜀汉的向朗“积聚篇卷，于时最多”（《三国志·蜀书·向朗传》），西晋张华搬家时“载书三十乘”（《晋书·张华传》），北魏宗室元晏“家书多秘阁”（《北史·元晏传》），高间“家富典籍”（《魏书·李彪传》），李冲“家饶书”（《魏书·崔亮传》），齐王俭“悉以四部书充俭家”（《南齐书·王俭传》），梁萧机“家既多书，博学强记”（《梁书·萧机传》），萧静“内足于财，多聚经史”（《梁书·萧静传》），萧循“广集坟籍”（《陈书·傅蟀传》），东晋殷允、张敞、榔俭之、桓石秀、北齐邢邵、魏收、司马子瑞并是“多书之家”（汤球、黄爽辑《众家编年体晋史》和《北齐书·樊逊传》）等。另外，那些经学大师、私学教育家肯定也有一定的藏书。
也正因为这了这样大量的私藏，才会有王俭的《七志》、阮孝绪的《七录》这样的早期私家藏书目录书的出现。
私藏目录兴盛于宋，许多藏书家都有私藏书目传世，如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的《直斋书目解题》、尤袤的《遂堂书目》、董逌的《广川藏书志》、田镐的《田氏书目》、吴良嗣的《篚嬴金堂书目》、江正的《江氏书目》、李淑的《邯郸图书志》等。
晁公武（约1105—1180）所撰的《郡斋读书志》共四卷，后有续撰《郡斋读书志后志》两卷，亦晁公武撰，宋人赵希允重编该书时增《郡斋读书志附志》一卷，重整理为《郡斋读书志》二十卷，分为经、史、子、集四部，“袁本四十三类”本四十五类”。每部有总论，即大序，每类有小序，每种书之下，或述作者略历，或论书要旨，或明学派渊源，或列不同学说⋯⋯这是以往所没有的。
《郡斋读书志》是我国第一部附有提要的私家藏书书目，是“私家目录之璧”，共著录图书近2000种，24500卷。它为后人留下了一部内容丰富的藏书目录，也为后人了解宋及宋以前的古籍提供了方便和依据，特别是其中有不少已失传的书，后人从中可以了解一个大概。故晁公武之后的又一目录学家陈振孙极其推崇提要说：“其所发明，有足观者。”
南宋藏书家尤袤（1127—1194），将自己收集的一万多卷图书藏之“遂初堂”，并撰《遂初堂书目》。
《遂初堂书目》一卷，分四部，44类，共收书近3000种。
《遂初堂书目》开目录书兼载各种版本之首例，如周易类内，有《晁氏周易》《吕氏周易》《吴氏古周易》，故史称：《遂初堂书目》是古代版本目录之首，是版本目录的最早著作。
《直斋书目题解》仿效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分56卷，有经、史、子、集四部和部序。
2．目录的其他分类
如果从目录编制的体例看，大致可分如下三种。
第一种，部类前后有小序，书名之下有解题。解题又叫称录或提要。它的作用是叙述作者生平，概括全书大旨，品题得失，考辨讹谬。这种既有序又有解题的目录，不仅剖析学术流别，而且提要钩玄、举其大旨，“故虽书有亡失，而后之学者览其目录，犹可想见全书之本末”（朱彝尊《曝书亭全集》卷四十四），因此在学术上有很高的价值，历来被学者们所推重。流传至今的有宋代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元代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清代官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这种解题目录始于刘向的《别录》和刘歆的《七略》到宋代时已趋于成熟，《郡斋读书志》与《直斋书录解题》就是标志；而清代所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更加完善，成为解题目录的集大成者。
第二种，部类前后有小序，书名之下无解题。这种目录，价值在于小序。小序条辨流别，申明大道，叙列九流百家之学，使人得以由委溯源，考辨学术源流。流传至今者，有《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
第三种，只记书名，无小序、解题，如宋代郑樵《通志·艺文略》、清代张之洞《书目答问》唐以下各史《经籍志》《艺文志》及一些私人藏书目。郑樵《通志·艺文略》的宗旨是：“类例分，则百家九流各有条理，虽亡而不能亡也。”“类例既分，学术自明，以其先后本末具在”（郑樵《通志·校雠略》）。郑樵反对每书之下必有解题，认为这是“泛释无义”“文繁无用”，主张从目录的分类来体现学术源流的本末先后。他排斥目录中的解题，未免失之偏颇，但他所编《艺文略》分类之间剖析流别，秩然有序，确实体现了“类例既分，学术自明”这一原则。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分别条流，慎择约举。视其性之所近，各就其部求之。⋯⋯令其门径秩然”（《书目答问》略例），其编排之法与郑樵的原则相吻合。因而在只记书名的目录当中，《通志·艺文略》和《书目答问》为人们所重视，具有一定的价值。
我国古代目录的种类，如果从它的性质上看，也可以分为三种，即综合目录、专科目录、特种目录。
第一种综合目录最为常见，一般都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分类。历代官修目录、史志目录、私人藏书目录、通常都属于综合目录。
第二种专科目录是伴随着科学文化的逐步发展，适应人们对某一学科进行不断深入的研究的要求而产生的专业性目录。我国最早的专科目录是汉武帝时杨仆的《兵录》。后来，与历代学术的兴盛相适应，产生了各种不同的专科目录。汉魏以来，文学开始繁荣。晋初产生了荀勗的《杂撰文章家集叙》、挚虞的《文章志》。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开始盛行，由于我国有儒家独尊的传统，佛教仍被视为异端，佛经在目录中没有地位，这反而促使佛经目录向专门化发展。晋代释道安的《综理众经目录》、齐梁间释僧祐的《出三藏记集》都有一定的价值。史籍目录兴起于唐代，金石学目录源于宋代，时代愈晚，专科目录愈多，也愈加专精，如清代朱彝尊的《经义考》、谢启昆《小学考》都是质量较高的目录。
第三种特种目录是性质特别而又不限于一科的目录，如丛书目录，目前最完善而使用又方便的是上海图书馆1959年出版的《中国丛书综录》。禁书目录，有陈乃乾所编《索引式的禁书总录》。版本目录，有清代钱曾《读书敏求记》、邵懿辰《（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等。敦煌写本目录，有商务印书馆编的《敦煌遗书总目索引》，它是目前最好的敦煌遗书目录。另外还有地方志目录、善本目录、词曲目录、辨伪目录等。
从编制目的和社会职能的角度看，书目主要有这样一些基本类型：统计登记性书目、联合目录、地方文献目录、个人著述目录、推荐书目等。
国家书目是全面登记与报导一个国家近期或往昔出版物的文献总目。它是一个国家全部出版物现状与历史的记录，属于统计登记性书目的一种。通常由国家图书馆或版本图书馆负责编辑出版，具有统计登记全国出版文献的性质。现行国家书目是揭示与报导一个国家近期出版和发行的文献总目，如《中国国家书目（1985）》。回溯性国家书目是记载与反映一个国家在历史上某一时期出版和发行的文献总目，如《民国时期总书目（1911—1949）》。
联合目录是揭示和报导若干文献收藏单位的全部或部分藏书的目录。联合目录的特点是集中报导多馆藏书特点及分布情况，指明文献的收藏处所。一般认为联合目录始于13世纪的《英格兰图书馆登记册》。1929年的《北平各图书馆所藏中文期刊联合目录》可算是我国图书馆界编制的第一部联合目录。联合目录一般可以按收录文献类型、内容和范围，分为图书联合目录、报刊联合目录、专题联合目录、综合性联合目录、全国联合目录、地区联合目录等类型；我国专题图书联合目录，如《全国中医图书联合目录》；报刊联合目录，如《北京图书馆图书馆报纸联合目录》《（1833—1949）全国中文期刊联合目录（增订本）》；外国新书联合目录，如《全国西方新书联合通报》。
地方文献书目是全面揭示和报导某一地区的自然、历史、社会文献的书目，如朱士嘉编《中国地方志综录》、瞿宣颖编《中国方志考稿甲集》、萨士武编《台湾史料目录》。地方文献书目的特点是收录的文献内容的地方性。一般说，地方文献目录所收录的文献包括地方史料、地方人士著作与地方出版物。凡有关一地的自然、历史、社会的文献均在选收之列。从时间上看，有关一地古今文献均在选收范围之内。地方文献书目收录文献的种别可分为：反映一地文献史料的，如《湖南地方文献资料目录》；记载一地人士著作的，如《安徽文献书目》；收录一地出版物的，如《广东文献参考目录·本省刊物（解放前）》。此外还有专题地方文献书目，如《浙江矿藏目录》。又有方志目录、方志考录，如《浙江方志考》。
个人著述书目是记载作者的著述或兼收他人评价作者及其著述的文献书目。个人著述书目渊源于个人著述考，或考释学者的著述，如顾颉刚编撰的《老子考》；还有关于学者著述的书目考，如梁启超编纂的《戴东原著述纂校书目考》。个人著述书目就其收录范围可分为两类：一是个人著述系年书目，或称为个人著述编年书目。这是按作者的所有著述的发表、出版或写作时间顺序编排起来的书目，便于按著述时间查阅作者著译。如果作者著作是多学科的，则也有先按学科再按时间为序编排的；二是个人著述研究书目。这是汇辑作者著述及他人研究作者的著述的文献书目，大体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作者的著述，另一部分是关于作者的研究资料。
个人著述书目可以反映作者全部著译，包括撰著、创作、编写、翻译、校订等，以供他人研究作者的主要文献，了解与研究作者的学术成就与贡献。有助于了解作者生平事迹及他与同时代人联系活动的价值的资料，从总体上研究与评价作者。为编辑出版人员编选出版作者全集、选集、提供全面、系统、可靠的文献线索。
针对特定的读者、采用特定的标准选择图书推荐给读者的书目，包括选读书目、导读书目等，如清道光年间，湖北学政龙启瑞编撰的《经籍举要》和光绪年间张之洞编撰的《书目答问》都是推荐书目的代表。推荐书目的特点是选题有明确的目的，有特定的读者对象，精选适合读者水平的图书，指出阅读方法、书目编排与图书揭示，体现导读的精神。
目录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是完成文献与读者之间的中介职能的工具。科学地揭示和有效地报导文献的基本外形特征和文献所蕴藏的知识、情报、信息，这是目录的基本社会职能。目录的生命力在于它能够全面地揭示和报导有关文献的信息。我们所指的目录，是经过加工的一批相关文献，又经过科学的编排和组织，使之有序化了的、能为读者提供有关文献信息的二次文献。它揭示和报导的文献信息是不受时间和空间局限的。它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它向读者所揭示和报导的是关于文献的信息。
（五）目录的功能
目录的功用有哪些呢？概括起来大致有六点。
（1）检索图书的钥匙。我国历史悠久，文化遗产丰富。面对书籍的海洋，从何下手？这就要借助于古籍目录。
（2）研究学问的向导。清代学者王鸣盛说：“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王鸣盛《十七史商榷》）。目录学之所以被视为学中第一紧要，就因为它是引导治学的门径。目录学家著录了前人的研究成果，为后来人提供了宝贵的启示和借鉴，使后人明确自己在什么样的基础上向哪一方面继续探索，以免走弯路。
（3）指示读书的门径。读书必须利用目录。我国古代目录学家的优良传统之一，是在编写目录的同时写序和提要。这些序和提要为我们今天阅读古籍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它告诉我们每部书的大致内容、性质、特点、优劣得失，使我们能够根据自己的需要，决定哪些书只需稍稍涉猎，哪些书中的精华值得吸取，哪些书中的糟粕应当扬弃。当然，古人衡量书籍优劣的标准和我们不同，但古人在彼时彼地的见解，对我们无疑是重要的参考和借鉴。
（4）考证学术源流。古籍目录通过小序、提要及分类，表现一家一派之学，师承授受关系，使学术源流的发展脉络清晰可见，有助于读者由委溯源。通过目录还可以了解古代各种学术兴衰发展的历史演变过程。
（5）鉴别书籍的真伪。历代的目录都是根据当时的藏书情况著录的。这就提供了鉴别书籍真伪的依据。
（6）考证书籍的存亡。某些书籍大约在什么时代佚失，历代目录提供了考证的线索。粗知一些目录学方面的常识，了解一些常见古籍目录的特点及用法，对于深入学习和研究古代文化遗产是十分必要的。
当今的书目是人们控制文献、传递文献信息的有效工具，它具有检索、报导和导读等功能。现代书目既有印刷型的也有非印刷型的，如电子版书目、网络版书目。从广义上看，书目数据库、文摘系统、网络文献指南都是目录的一种形态。
（六）目录工作
我国唐代目录学家毋煚在其所著《古今书录·序》中写道：“夫经籍者，开物成务，垂教作程；圣哲之能事，帝王之达典，而去圣已久，开凿遂多。苟不剖判条源，甄明科部，则先贤遗事，有卒代而不闻，大国经书，遂终年而空泯。使学者孤舟泳海，弱羽凭天，衔石填溟，倚仗追日，莫闻名目，岂详家代，不亦劳乎？不亦弊乎？”
毋煚之言，揭示了目录工作之真谛。目录工作就是为了解决不断增长着的巨大的文献量与人们对它的特定需要之间的矛盾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目录工作就是通过查寻、著录、部次、评介、揭示和报导文献的信息，提供书目情报服务等全部活动。其目的是将有关的文献信息及时、准确地提供给读者，使每一件文献都能在最需要它的时间、地点和特定读者手中得到充分利用。揭示、报导文献与人们对文献特定需要之间的矛盾运动，推动着目录工作不断向前发展。矛盾的一方面是文献数量的迅速发展、文献载体形式的多样化、文献内容的交叉重复、出版印刷语种繁多、文献的分布异常分散、文献老化速度加快等。矛盾的另一方面是读者对文献的需求既有特定的内容范围，又是多式多样的。目录工作正是随着矛盾双方的不断发展变化，而不断改进和完善它的工作内容、形式以及工作组织和管理的。人们正是在解决不断增长着的巨大文献量与人们对它的特定需要之间的矛盾过程中，逐步地认识目录工作在整个文献交流体系中的重要作用的。目录工作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它包括索引工作、文摘工作、综述工作、数据库工作、书目参考工作等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