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古典目录学
（一）什么是古典目录学
目录学是一门实践性比较强的科学。任何一门科学的发展，都是由社会实践的需要所决定的，目录学也不例外。目录学理论的发展程度取决于目录工作实践需要的状况，目录学是目录工作实践经验的概括和总结。目录学是一门致用之学，它是在总结历代目录工作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现代目录学已经由单纯的读书治学之学发展为一门以研究文献与人们对它的特定需要之间的矛盾为对象的科学。目录学是研究目录工作形成和发展的一般规律（即研究书目情报运动规律）的科学。
我国目录学源远流长，萌于先秦，始自西汉。刘向所撰《别录》虽近校雠学，实为目录学开山之作。其子刘歆依《别录》种别群书而成之《七略》亦为分类学开山之作。中国的目录学的工作，虽在汉代就有很大成就，然而“目录学”这一专称是在北宋仁宗时，苏象先在其作《苏魏公谭训》卷四中才有“目录之学”的提法。
目录学作为一门学科经过了两千年的进化历程。目录学是在我国丰富的书目工作传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汉代以来，我国逐步形成目录学的理论命题。早期只有书目的零碎知识，如在中国的商时代，出现了甲骨文献排列的现象，并产生了简单的著录文献的目录。
同样，在西方国家，目录学的发展也经历了一个由实践到理论，由目录到目录学的发展历程。今天的我们把中国的辛亥革命以前，西方的19世纪以前的目录学统称之为古典目录学。
（二）中国的古典目录学
公元前1世纪以来，我国出现了大型的系统化的书目著作。刘向、刘歆在编制《别录》《七略》时，创立了“广罗异本、比较异同、相互补充、除去重复、条例篇章、定著目次、校勘讹文脱简、命定书名”的一系列校书方法和“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旨意，录而奏之”的编目方法，但他们并没有从理论上阐述，只是到后来班固在《汉书·艺文志序》中做了总结。
《隋书·经籍志·序》又“远览马《史》班《书》近观王阮志录，挹其风流体制，削其浮杂鄙俚”，从理论上指导了《隋书·经籍志》的编制工作，并论述了图书文献的起源和社会作用，图书与学术的关系，编目的方法，这是体系化的尝试。
12世纪的郑樵在“会通”的历名哲学思想指导下，通过《七略》“编写之次”的研究，总结出“类例既分、学术自明”的类例思想；通过《七志》亡书志的研究提出了“编次必记亡书”的思想；通过对求书之官“陈农求遗书于天下”“奇章公请分遣使人搜访异本”、（唐）“苗发等使江淮搜书”，史官司马近、校书官刘向父子，及后的虞世南、颜师古、令孤德棻、孔颖达的校书经历的考察总结，提出了“求书遣使校书久任”的思想；通过对《隋志》“于颖晦者则释之，无疑晦者则以类”、《崇文总目》“每书之下，必著说焉”的得失总结，提出了“泛释无义”的思想。郑樵通过对前人书目工作经验的总结与系统化，形成《通志·校雠略》这一著作。这是我国目录学史上最早的比较成熟的理论体系，目录学由经验科学向一门比较成熟的学科演进的分水岭。
1．刘向、刘歆对目录学之贡献
有汉以来至汉成帝（刘骜，公元前51一前7），“百年之间，书积如丘山”。
汉成帝河平三年（公元前26年），刘向受命负责清理皇家藏书。《别录》与《七略》由是出焉”。
刘向校书十九年，校书方法是广罗异本，比较异同，相互补充，除去重复，条别篇章，定著目次，校勘讹文脱简，命定书名等一系列典校工序。每校完一书，便“条其篇目，撮其旨意，录而奏之。”录就是叙录，用以揭露图书的内容。叙录的内容包括著录书名篇目，叙述校勘经过，介绍著者的生平、思想，说明书名的含义，著书的原委与书的性质，辨别书的真伪，评论思想或史实的是非，剖析学术源流及确定书的价值。每篇叙录实际就是一书的简要介绍。而后，刘向又“别集众录，谓之《别录》”。《别录》即为刘向校书时所撰叙录的汇编本。《别录》一书就是最早的目录之学，《新辞海》称其为“目录学之鼻祖”。
刘歆自幼聪敏好学，孩提时代就“以通诗书、能属文”被皇帝召见，署为黄门郎，受教于皇帝左右，声名不亚其父。公元前8年四月间，向卒，汉成帝命刘歆袭向中垒校尉一职校书。公元前7年三月，成帝崩，四月，哀帝即位。刘歆“复领《五经》卒父前业”。大约在哀帝建平元年（前6年），刘歆在其父所做工作的基础上综合群书，撰成《七略》完成我国第一部系统目录。
刘氏父子在目录学上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创建了“解题”式目录，图书分类目录。
解题始于刘向。解题，是简明扼要地揭示图书资料的最好形式。唯其称呼甚夥，也称叙录、题记、提要、题跋、概论、评述、出版说明等。《汉志》说：“每一书已，便辄条其篇目，撮其旨意，录而奏之”。
叙录体的开创是刘向在目录学史上的一大贡献。自此，我国古代把目录是否有叙录或叙录写作学术水平的高低作为衡量一部目录书的标准，对后世影响较大。
以叙录体为格式的书目主要有：
刘宋殷淳《四部序录》；
唐元行冲《群书四录》；
北宋《崇文总目》；
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
清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
孔子在整理文献方面主张博闻多见，择善而从，反对主观臆造，不信怪诞虚妄。孟子主张：“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孟子的怀疑精神尤胜孔子，他说：“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柞也”。
刘向继承了前人的疑古辨伪精神，开了汉代图书辨伪的风气。刘向在其《叙录》中开辟鉴别古书真伪的蹊径。
如《晏子叙录》：
护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向言，所校中书《晏子》十一篇，臣向谨与长社尉臣参校雠，太史书五篇，臣向书一篇，参书十三篇，凡中外书三十篇，为八百三十八章，除复重二十二篇，六百三十八章，定著八篇二百一十五章，外书无有三十六章，中书无有七十一章，中外皆有以相定。中书无有七十一章，中外皆有以相定。中书以‘夭’为‘芳’，又’为‘备’，‘先’为‘牛’，‘章’为‘长’，如此类者多。谨颇略椾，皆已定，已杀青，书可缮写。
晏子名婴，谥平仲，莱人。莱者今东莱地也。晏子博闻强记，通於古今，事齐灵公、庄公、景公，以节俭力行，尽忠极谏道齐国，君得以正行，百姓得以附亲，不用则退耕於野，用则必不诎义，不可胁以邪，白刃虽交胸，终不受崔抒之劫，谏齐君，悬而至，顺而刻。及使诸侯，莫能诎其辞，其博通如此。盖次管仲，内能亲亲，外能厚贤，居相国之位，受万钟之禄，故亲戚待其禄而衣食五百馀家，处士待而举火者亦甚众。晏子衣苴布之衣，麋鹿之裘，驾敞车疲马，尽以禄给亲戚朋友，齐人以此重之。晏子盖短，其书六篇，皆忠谏其君，文章可观，义理可法，皆合六经之义。又有复重文辞颇异，不敢遗失，复列以为一篇，又有颇不合经术，似非晏子言，疑后世辩士所为者，故亦不敢失，复以为一篇。凡八篇，其六篇可常置旁御观，谨第录。臣向昧死上。
上文中的“又有颇不合经术，似非晏子言，疑后世辩士所为者，故亦不敢失，复以为一篇”，即对《晏子》的辩伪。这一思想在班固的《汉书·艺文志》中有直接的表现。
刘歆的《七略》开创我国分类目录学之先河，是最早可考见的图书分类目录，比欧洲第一个正式的图书分类表，即1545年德国人盖士纳的《万象图书分类表》早1551年。其首创图书分类的“七分法”，可谓细密，影响深远。
班固对《七略》的评价是：“剖判艺文，总百家之绪”，“九流以别，爱著目录，略叙洪烈。”以此赞扬它严密的系统性。
《七略》对后世的影响可谓深远。南朝刘宋时期王俭仿《七略》撰成《七志》40卷，即《经典志》《诸子志》《文翰志》《军书志》《阴阳志》《术艺志》《图谱志》以全七限。其《道》《佛》附见，合九条。《七志》之后，梁朝阮孝绪“总集众家，更为新录”著《七录》一书，参考《七略》《七志》之体例，“凡为录有七，故名《七录》”，共十二卷。具体细目是：内篇一《经典录》，内篇二《纪传录》，内篇三《子兵录》，内篇四《文集录》，内篇五《术技录》，外篇一《佛法录》，外篇二《仙道录》。《七录》之后，直至隋秘书丞许善心“仿《七录》更制《七林》各为总叙，冠于篇首，又于部录之下，明作者之意，区分类例焉”。“七分法”被后人竞相效仿，继而形成了目录学史上的《七略》流派。
《别录》与《七略》开创了根据官修目录编制史志目录的先例，为历代史学家效仿。《隋书》《旧唐书》《新唐书》《宋史》《明史》乃至《清史稿》中均有“艺文志”或“经籍志”，在正史中留下记录一朝藏书或一朝人著作的记录，继而形成我国正史艺文志的目录体系。《汉志》“史志之源流”，然《汉志》即《七略》之缩影，故，一切史志目录均当溯源于刘氏父子之《别》《略》。
刘向刘歆父子对目录学的贡献，诚如近代史学家范文澜（1893—1969）所言：“西汉后期，继司马迁而起的大博学家刘向刘歆父子，做了一个对古代文化有巨大贡献的事业，就是刘向创始刘歆完成的《七略》。”
2．班固对目录学的贡献
班固撰写《汉书·艺文志》为了与《汉书》的体例统一，对《七略》中的图书叙录全部删除而代之以注释，从而创造了目录注释这种体例。这些注释除介绍作者、图书内容外，还反映存佚残缺、真伪等多方面的情况。这一方法开创后，图书的目录注释以此为端倪，在以后的目录学著作中得到了继承。
清代史学家、文学家章学诚（1738—1801）在其《文史通义》中说：“古人之言，所以为公也，未尝矜于文辞，而私据为己有也。志期于道，言以明志，文以足言。其道果明于天下，而所志无不申，不必其言之果为我有也。”可见，古代人们著书立说只为表达自己的思想、主张，不是求名，所以多数古籍是不知作者的。
对《别录》注释的作者是《汉志》注释中最有特点的一方面，如下所示：
《国语》二十一篇，左丘明著；
《训幕》一篇，扬雄作；
《凡将》一篇，司马相如作；
《苍领》一篇，上七章，秦丞相李斯作；
《爱历》六章，车府令赵高作；
《博学》七章，太史令胡母敬作；
《急就》一篇，元帝时黄门令史游作”；
《铎氏微》三篇，楚太傅铎椒；
《虞氏微传》二篇，赵相虞卿；
《元尚》一篇，成帝时将作大匠李长作；
《训纂》一篇，扬雄；
《杨氏》二篇，名何，字叔元，淄川人；
《丁氏》八篇，名宽，字子襄，梁人也；
《公羊传》十一卷，公羊于，齐人；
《谷梁传》十一卷，谷梁子，香人；
《推琴龙氏》九十九篇，名德，粱人；
《推琴师氏》八篇，名中，东海人，传言师旷后；
《子思》二十三篇，名伋，孔子孙，为鲁缪公师；
《曾子》十八篇，名参，孔子弟子；
《漆雕子》十三篇，孔子弟子漆雕启后；
《宓子》十六篇，名不齐，字子贱，孔子弟子；
《姜于》八篇，名奥，谧平仲，相齐景公，孔于称善与人交，有列传；
《孟子》十一篇，名柯，邹人，子思弟子，有列传；
《孙卿子》三十三篇，名况，赵人，为齐稷下祭酒，有列传。
对作者不清者即注明不知：
《杂阴阳》三十八篇，不知作者；
《内业》十五篇，不知作书者；
《道家言》二篇，近世，不知作者；
《调言》十篇，不知作者，陈人君法度；
《功议》四篇，不知作者，论功德事。
从这些例子可以看出，《汉志》的注释从多方面对作者进行介绍，而且注释的形式不一，丰富多彩。
受《汉书·艺文志》的影响，后世采取注释体例的有唐代，魏征等人所编著的《隋书·经籍志》：
《兵林》六卷，东晋江都相孔衍撰；
《汉灵·蔽二帝记》三卷，汉侍中刘芳撰；
《周易大义》二十一卷，梁武帝撰；
《周易讲硫》十六卷，褚仲都撰；
《周易音》一卷东晋太子前率徐邈撰；
《春秋说要》十卷魏乐平太守糜信撰；
《春秋义略》三十卷．陈右军将军张冲撰；
《周易丈义》一卷，干宝撰。
受《汉书·艺文志》的影响采取注释体例的还有《旧唐志》：
《尚书洪范五行传》十一卷，刘向撰；
《尚书答问》三卷，王肃注；
《春秋经》十一卷，士燮撰；
《春秋传》十卷，王朗注；
《春秋谷梁废疾》三卷，标明何休撰，郑玄释，张靖笺。
《新唐志》的体例不统一，即有置作者名于注中，又有冠作者名于书名前的：
《张氏七篇》七卷，张良；
魏文帝，《兵书要略》十卷；
宋高祖，《兵法要略》一卷；
司马彪，《兵记》十二卷；
孔衍，《兵林》六卷。
《宋史·艺文志》吸收了《旧唐志》简明的特点，只是《宋史·艺文志》把作者名冠于书名之首，如下所示：
孙武，《孙子》三卷；
徐汉卿，《制胜略》三卷；
牟知白，《专征小格略》一卷；
《六帕》六卷，不知作者；
《庆历军录》一卷，不知作者。
对作者的注释是班固对目录学的最大贡献。
《汉书·艺文志》有书名及小序而无提要的目录，所以注释除介绍作者外，有一些还介绍内容，兼作提要，如：
《周政》六篇，周时法度政教；
《公孙固》一篇，十八章，齐阂王失国，问之，固因为陈古今成败也；
《明堂阴阳》三十三篇，古明堂之遗事；
《世本》十五篇，古史官记黄帝以来讫春秋时诸侯大夫；
《古五子》十八篇，自甲子至壬子，说《易》阴阳；
《周考》七十六篇，考周事也；
《老子傅氏经说》三十七篇，述老子学；
《宋子》十八篇，孙御道宋千，其言黄老意。
还有一些注明了文献体裁，使读者进一步了解书的大致内容，如：
《周书》十一篇，周史记；
《高祖传》十三篇，高祖与大臣述古语及诏策也；
《奏事》二十篇，秦时大巨奏事，及刻石名山文也。
《汉书·艺文志》的这种注释书目的内容的方法，对后世史志目录也产生了广泛影响。如《隋志》：
《九州券秋》十卷，司马彪撰，记汉末事；
《秦书》八卷，何仲焦撰，记符健事；
《忆天启纪》十卷，记梁无帝千请拢湘州事；
《洞纪》四卷，韦昭撰，记厄羲以来，至汉建安二十七年；
《帝王要略》十卷，记帝王及王官，地理，丧服；
《淮海乱离志》四卷，萧世怡撰，叙梁末侯景之乱。
《汉书·艺文志》的这种注释书目的内容的方法，同样在《宋史·艺文志》和《通志·艺文略》中也有表现。
除书目注释的方法对后世影响深远之外，《汉书·艺文志》记载书籍存佚及对后世的影响意义更大。
《汉书·艺文志》中记载：“周室既微，载籍残缺，战国纵横，真伪纷争。诸子之音纷然淆乱，至秦惠之，乃燔减文章，以愚黔首。”自秦以后，历代帝王都不同程度上有过对图书的禁毁，《汉书·艺文志》的最伟大的贡献也就在于能够尽可能的把禁毁的书籍目录传之于后世，如：
《夹氏传》十一篇，有录无书；
《史籀》十五篇。”自注：“周宜王太史作大篆十五篇，建武时亡六篇矣”；
《太史公》百三十篇，十篇有录无书。
此外，将辨伪纳入目录学，为班固首创，如《汉书·艺文志》：
《封胡》五篇。黄帝臣，依托也；
《风后》十三篇，图二卷，黄帝臣，依托也；
《力枚》十五篇，黄帝臣，依托也；
《鳺冶子》一篇，图一卷；
《鬼容区》三篇，图一卷，黄帝臣，依托。
《汉书·艺文志》的“依托”体例对后世目录学有深远的形响。后世的目录学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辨伪，就是从班固这里延续下来的。
《隋书·经籍志》受其影响，常以“宋有⋯⋯亡”“梁有⋯⋯今亡”的形式表现，如：
《周易集注系辞》二卷梁有宋太中大夫徐爱注；
《周易义疏》十九卷宋明帝集群臣讲，梁又有《国子讲易》议六卷，《宋明帝集群臣讲易义疏》二十卷；《齐永明国学讲周易讲疏》二十六卷；又《周易义》三卷，沈林撰，亡；
《周易》二卷，魏文侯师卜子夏传，残缺，梁六卷；
《毛诗奏事》一卷，王肃撰，有；《毛诗问难》二卷，王肃撰，亡；
《古文孝经》孔安国传一卷，梁末亡逸，今疑非古本；
《春秋成长说》九卷，服虔撰，梁有《春秋左氏达义》一卷，汉司徒掾王汾撰，亡。
3．王俭对目录学的贡献
南朝齐文学家、目录学家王俭（452—489）于刘宋元徽元年（473年）仿《七略》编成《七志》，除了沿用《七略》中基本的六分法外，其主要贡献在于新增图谱志，记地理及图书，并附有佛经录、道经录，实为九类，这一点突破了《七略》不收图的旧例。郑樵赞赏《七志》道“宋齐之间，群书失次，王俭于是作七志以为之纪。六志收书，一志专收图谱，谓之图谱志。不意末学而有此作也。且有专门之书，则有专门之学，有专门之学，则其学必传，而书亦不失。”
王俭在图书目录学上的另一大贡献就主持撰成《宋元徽元年四部书目》。
4．阮孝绪对目录学的贡献南朝梁目录学家阮孝绪（479—536）的《七录》一书，分内外两编，即内编的经典录、纪传录、子兵录、文集录、技术录和外编的佛录、道录，一般认为这是五分法。同《七志》相比，《七录》的优点是将史部的书独立出来编成纪传录，另外把军志并入子兵录里。魏征对此种分类持肯定态度，认为“其分部题目，颇有次序”。阮之前有王俭《七志》以分类法论，则阮较王为善。《七录》在当时已将“天下之遗书秘记，庶几尽于是”，可以说是已尽到目录学史上编集、创见之功。姚名达在其《中国目录学史》中对阮氏贡献概括为：①分类合理化；②适应时代环境；③工作科学化。
5. 《隋书·经籍志》对目录学的贡献
《隋书·经籍志》既是中国古代第一部以经史子集命名的史志目录，同时，又是一部版本目录。
《隋书经籍志·总序》历述写本源流，是一部历代写本目录的汇编。从汉至隋，汇集官修目录，如《七略》《汉书·艺文志》《中经》《中经新簿》《晋元帝四部书目》《四部目录》《七志》《四部书目》《七录》等，备述历代书数及其兴替，不仅是一部隋代以前图书的聚散史，而且是一部校书史、抄书史和编目史。
《隋书·经籍志》在我国古代目录学发展史上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其主要贡献如下。
1）确立四部，完善体系
一部好的书目通常反映一个历史时期科学发展概况，也能起到推荐书目、指导致学的作用，使目录学从此被称为读书致学的“门径之学”。
2）辨章学术，著录亡佚
《隋书·经籍志》中有总序、大序和小序。总序置于全书之前，总述三代以来书籍发展演变的情况，并对每个时期学术状况及目录学著作给予恰当的评价。大序是总的对某部的序，附于大类之后；小序是对每小类的序，附于小类之后。大小序齐全，对于各门学派及其分支学科都能抓住要害，进行提纲挈领的评价，起到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作用。
3）调事部类，确定界义
《隋书·经籍志》还调整了分类体系中大小部类的排列，使其更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这些调整反映了学术的变化和图书数量的增减，较前更加切合实际。较之前人，《隋书·经籍志》的一个重大贡献是比较准确地给四部四十类下了界义，作为众人编目的依据，为分类提供了准绳。因此其影响很大，被收入《旧唐书·经籍志》总序中，完善并确立经、史、子、集的四部分类法，确立目录学分类规范。清姚振宗赞（1842—1906）其日：“虽为前志经籍，亦即为当代立法程”，以后所修的四部目录学之书“皆悉遵是志而无所违越”。
6．郑樵对目录学的贡献
郑樵（1104—1162）是我国12世纪著名的目录学家。郑樵的一生为中华文化作出巨大的贡献，他一生的著述有千卷之多。郑樵目录学思想集中反映在其理论著作《校雠略》和实践著作《艺文略》《图谱略》及《金石略》中。
郑樵的目录学思想以藏书整理为核心，以“流通”为目的，提出了“详今略古、存佚皆取”的收书原则。郑樵指出分类的最基本的地方就是“一类之书当集在一处不可有所间也。”他把分类表发展到第三位类，建成一个更系统更详细的分类表，是我国分类史上的一大飞跃。同时在图书分类和学术发展的关系方面强调“学之不专者为书之不明也。书之不明者为类例之不分也”。
郑樵在目录学上的另一重要贡献就是编次必记亡书，强调记无和记有同等重要，云：“古人编书皆记其亡阙，所以仲尼定书，逸篇具载。王俭作《七志》已，又条刘氏《七略》及二汉《艺文志》、魏《中经簿》所阙之书为一志。阮孝绪作《七录》已，亦条刘氏《七略》及班固《汉志》、袁山松《后汉志》、魏《中经》、晋《四部》所亡之书为一录。隋朝又记梁之亡书。自唐以前，书籍之富者，为亡阙之书有所系，故可以本所系而求，所以书或亡于前而备于后；不出于彼而出于此。”
郑樵关于分类、编目、著录的这些主张实际上是在向统一和标准化的方向前进，是一种进步的目录学思想。
7．胡应麟对目录学的贡献
明代中叶著名的博学家胡应麟（1551—1602）一生著述颇丰，主要有《少室山房类稿》《诗薮》《少室山房笔丛》等。
他的《经籍会通》四卷，作于万历十七年（1589年）。他在《经籍会通引》中说：“凡前代校综坟典之书，汉有《略》，晋有《部》，唐有《录》，宋有《目》，元有《考》，志则诸史共之。
胡氏的目录学成就主要集中于《经籍会通》。《经籍会通》是中国古代唯一的一部内容丰富、系统的关于中国目录学史的著作。
胡氏的《经籍会通》重在探讨图书文献与书目发展源流，其间总结书目分类从七分演为四部之大势，讨论官私史目之作用与编撰得失，多有创见。
8．章学诚对目录学的贡献
清代史学家、文学家章学诚（1738—1801）一生主要著作有《文史通义》《校雠通义》《实斋文集》等。
章学诚的《校雠通义》是一部从目录文献入手探寻目录学义理的会通之作。其开篇即称：
校雠之义，盖自刘向父子部次条别，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非深明于道术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与此。后世部次甲乙，记录经史者，代有其人，而求能推阐大义，条别学术异同，使人由委溯源，以想见于坟籍之初者，千百之中不十一焉。郑樵生千载而后，慨然有会于向、歆讨论之旨，因取历朝著录，略其鱼鲁亥豕之细，而特以部次条别、疏通伦类，考其得失之故而为之校雠，盖自石渠、天禄以还，学者所未尝窥见者也。
章学诚认为目录校雠的主要目的在于通过部次条别而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这是一项学术性极强的工作，如果对道术精微、群言得失之故不能贯通明白，就难以胜任。所以历代从事目录工作“部次甲乙、纪录经史者，代有其人，而求能推阐大义、条别学术异同、使人由委溯源、以想见于坟籍之初者，千百之中，十不一焉”。
章学诚对郑樵删《崇文总目》叙录的做法十分不满，以为这样做“乃使观者如阅甲乙簿注，而更不识其讨论流别之义焉”。郑樵以为类例既分，学术自明，而章学诚则以为学术及其源流需要辨章和考镜。章学诚除了强调类例、注重小序与叙录外，还特著《互著》篇与《别裁》篇，作为解决对类例间学术相互联系现象的一种方法。
（三）西方的古典目录学
西文的“目录学”（Bibliography）一词最早出现在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喜剧诗人》 （the Greek Comic Poets）著述中。公元3世纪的哲学家来第欧根尼·拉尔修（Diogenes Laertius）的《哲人言行录》（De Philosophorumvisits）对“目录学”一词的使用最为著名。第欧根尼将“目录学”一词用作“书籍之撰写或者抄写”的意义，这种用法被当时的世界所接受。“目录学家”（Bibliographer）一词也因此被用于称呼“书籍之撰写者，抄写者”（a Writer of Books；a Transcriber）。
第欧根尼·拉尔修
19世纪以后，随着“目录学”一词的内涵与外延不断发展，“目录学”一词的含义基本上是指书籍及其著者、印刷、出版、版本等的历史与系统描述。
直到今天，西方仍然没有统一的“目录学”定义，这是因为目录学具有太多的一般性定义，所以，目录学一词便缺乏了精确性。
尽管如此，人们在说到具体的问题时，并不会因为定义不明而指代不清，如：
列举目录学（Enumerative Bibliography）；
系统目录学（Systematic Bibliography）；
分析目录学（Analytical Bibliography）；
校雠目录学（Critical Bibliography）；
描述目录学（Descriptive Bibliography）；
历史目录学（Historical Bibliography）；
版本目录学（Textual Bibliography）。
这些子项概念的定义往往比其母项概念的定义更加明晰。
虽然西方目录学起于古代，但西方目录学成为一门专门学问的时间并不长。从下面的具有影响的目录学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西方目录学发展的轨迹。
（1）古希腊诗人卡利马赫（Callimachus，约前305一前240）的《皮纳克斯》（Pinakes，又名《各学科著名学者及其著作目录》）的解题目录，共分120个主题。
（2）古希腊医生盖伦（Claudius Galen，129—200）的《图书之图书》（De Libris Proprüs Liber）是一部分类目录，共将其著作分成了评论、伦理学、语法等17类。
（3）公元5世纪时，拉丁文《圣经》（Vulgate Bible）通俗本的译者圣·哲罗姆（St．Jeronle，347—420）和马塞的神学家和神父格纳第斯（Gennadius of Marseilles，？一约496）编撰题名相同的单行本传记目录《论名人》（De Viris Illustribus）。
（4）公元5世纪时，圣·哲罗姆（Jerome，约340—420）编撰传记目录（Bio-biblography）《论基督教著者》（De Scriptoribus Ecclesiasticis）。
（5）731年，英国历史学家和学者圣毕德尊者（the Venerable Bede，约672—735）编撰第一部附录非传记书目《英国基督教会史》（The 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Britain）。
（6）1410年，本尼狄克特修道士波士顿（John Boston，？一1410）编撰了一部题为《基督教手稿目录》（Catalogus Scriptorium Ecclesias）的目录。该目录按照教堂的名称顺序著录了大约700个作者的著述，并在作者撰写的《圣经》图书之下标明了收藏该图书的各教堂名称。该目录被称作第一部联合目录。
（7）1494年，斯蓬英男修道院院长（Abbot of Sponheim）特里森（Johann Tritheim，1462—1516）在15世纪末编撰的书目。特里森编撰了一部大型的基督教著者书目，题名为《基督教教士之著述》（Liber De Scriptori Bus ecclesiastics）
在这部书目中，特里森收录了大约7000部图书，全部图书按著者的历史时代顺序编排，上起亚历山大主教（Alexander, Bishop of Cappodocia）下至特里森本人。他还在该书目后附了一个按照著者的教名字顺编排的著者字顺索引。
（8）1495年，特里森的第二部书目《德意志名人著述目录》（Catalogus Illustrium Virorum Germaniae）在美茵兹（Mainz）弗里堡出版社（the Press of Peter Von Frieherg）出版。该书目收录了德国300多位最著名的著者的2000多种著作，全部著作也是按照著者的历史时代顺序进行编排。特里森是第一个真正的具有目录学思想的学者，西方学者认为特里森是当之无愧的“目录学之父”（the Father of Bibliography）。
（9）1545年瑞士裔德国医生、作家和博物学家盖士纳（Conrad Gesner, 1516—1566）出版了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目录学著作《世界书目》（Bibliotheca Universalis）。在《世界书目》中，格斯纳著录了大约12000部拉丁文、希腊文和西伯来文的写本书和印本书。所有款目均按照著者的姓名字顺编排，著录项目包括题名、写作与出版日期、出版地、出版商，以及图书的内容说明或内容摘录。为了编撰《世界书目》盖士纳走访了许多图书馆，并获得了大量的书商目录及其出版的著作，其中包括特里森的传记目录。或许是由于民族主义的原因，德国学者认为盖士纳才是真正的“目录学之父”（the Father of Bibliography）。
（10）1548年编年史历史学家和最早的英语剧作家贝尔（John Bale, 1495—1563）编撰了第一部国家书目《不列颠（包括英格兰、威尔士和苏格兰）名人著作目录》（Illustrium Majoris Brittaniae Scriptorum Hoc Est Angliae，Cambriae Ac Scotiae Summarium），该书目实际上是一部专门记录一个国家的著者图书目录。这部传记书目按照英语作者的姓名字顺编排，其编撰目的是为了使过去一直受到查禁或者已部分毁坏的修道院图书馆的丰富文献资源免遭湮没。如同格斯纳一样，贝尔也走访了许多图书馆。在无法查阅某些图书时，贝尔则通过与学者的通信联系来了解图书的情况。
（1）1671年，法国出版了第一部图书馆目录之目录，这就是拉贝（Philippe Labbè）的《藏书目录之书目》（Bibliotheca Bibliothecarum）。
（2）1743年，英国《皇家图书馆目录》（The Bibliothèque Royale）。
（3）1710年，荷兰出版《莱顿大学图书馆目录》。
（4）1738年，英国出版《牛津大学图书馆目录》。
（5）1743年，英国出版《皇家图书馆目录》。
（6）1810年法国布鲁内（Jacques Charles Brunet，1780—1867）编撰的《书商与业余爱好者图书手册》（Manual Du Libraire Et De l'amateur De Livres）。在该书书目中，布鲁内按著者的姓名字顺编排款目，并附有一个主题索引。布鲁内为每种著作都编写了详细的提要，其中包括有关书页的编码、行款的数量、收藏家的签名等技术信息，以及有关版本和售价的说明。
（7）1866年彼得佐特（Julius Petzholdt，1812—1891）出版了他编撰的《藏书目录之书目》 （Bibliotheca Bibliographica），该书目的完整性、精确性和可靠性至今仍然是该书目所收录图书的权威著录。
（8）1892年，英国出现最早的目录学学会——伦敦目录学学会（the Biblio Graphical Society,London），随后，1899，美国创办了芝加哥目录学学会（the Bibliographical Society of Chicago），并于1904年改为美国目录学学会（the Bibliographical Society of America）。
（9）1947年，美国最有学术性的目录学学会——弗吉利亚大学目录学学会（the Bibliographical Society of the University of Virginia）成立，该学会于由美国目录学家鲍威尔斯（Fredson Bowers，1905—1991）创办，会员遍布世界。
以上这些目录学组织为其会员在目录学学科内的成长和发展提供了一个途径。同时，这些学会的出现了标志着西方古典目录的的终结与现代目录学的诞生。
（本章由吴冰执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