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纸马发生论考

根据前文的梳理，纸马发生的背景应已较为清晰。对于纸马的发生时期，前代学人的推断多为唐代，其主要文献依据是上文引述清代王棠的《知新录》，称“唐明皇渎于鬼神，王玙以楮为币，用纸马以祀鬼神”。这种推断有三方面的基本原因：第一是物质角度，唐代造纸术已发达，细密的雕版印刷如咸通九年（868年）的《金刚般若经》所见操作技术已经娴熟（图五），同为雕版印刷且更为简单粗糙的纸马自然也有了产生的条件；第二是纸马的使用方式，王玙所造楮币用以焚烧祭祀鬼神的方式与今天部分纸马的使用方式相同；第三是唐明皇的崇神因素，诸多史籍和志怪杂录中都对唐明皇渎于鬼神有过记载。综合三方面的考量，加之王棠言之凿凿的断言，纸马为唐明皇指派王玙所做，或其至少是在玄宗时代的产物，这样推断也有其道理。

站在唯物史观的角度，上述推断显得颇为可信。但问题在于，在没有原物的情况下，我们今见纸马的最重要属性——神像的图式——被搁置了。前辈学者对纸马产生于唐代的推断，实际上只有雕版术与造纸这两个物质层面的因素相对可靠，然而没有纸马实物的存留使这种推断也始终停留在推断的层面上。一个基本的事实是，现存的唐至五代的木版印刷品皆为明确的佛教物象，它们断然不能附会于纸马的范畴。

从另外一个角度，物质层面无法给出可靠论据的时候，我们是否可以将纸马的形态、功能以及物质性做出综合性考量。首先回到“王玙以楮为币”这一线索，史载唐开元年间确实有使用楮币祭神的仪轨，《通典》载官方祭祀马事的祝文有“昭告于先牧之神，肇开牧养，厥利无穷，或因颁马，爰以制币”, “惟神肇教人乘，用赖于今，式因肆仆，爰以制币”, “惟神为国所重，在于间牧，神其屏兹凶愚，使无有害，载因献校，爰以制币”。其中皆提及爰以制币，可知王玙时代确实以币祭神。

《通典》中还记载大将出征前祭祀太社的仪式，“诸祝俱取玉币于篚，各立于樽所。谒者引告官诣太社坛升北陛，以下至奠玉币、酌饮福、受胙，如巡狩告社摄事仪。初告官诣稷坛，谒者引诸将诣太社坛，升西陛，进立于太社神主前，南面东上……”此间所说玉币并非玉质的币，而是两种祭品，币应是王玙所谈到的楮币。

《通典》前载“玉，社稷两圭有邸。币以玄，一丈八尺”。笔者理解实际上币应为一丈八的纸制串钱（图六），朱熹《朱子语类》中也有此一说：

汉祭河用御龙、御马，皆以木为之，此已是纸钱之渐……纸钱起于玄宗时王玙。盖古人以玉币，后来易以钱。至玄宗惑于王玙之说，而鬼神事繁，无许多钱来埋得，玙作纸钱易之。

由于这种“币”尚未见到实物存留，所以我们也无法见证上面是否绘有图像。但《通典》记述这些楮币与祭祀品一起焚烧的事例可以说明一些问题，“奉礼曰：‘可燎。’东西面各二人以炬燎，火起，以炬投坛上。火半柴，谒者进献官之左，白：‘礼毕’”。从这种串制和焚烧的使用方式看，笔者猜测楮币的制作应该不会很精良。

对于这种既无实物也无具体描述的事物，很难想像其上面有图像绘制。这样一来，从唐代楮币的类型和功能两方面考虑，将其与纸马生硬挂钩似乎不尽妥当。反倒是国人一直以来丧葬所用的纸钱更为切近唐代楮币的形态。

实际上，唐代确有提及纸马的文献存在，谷神子《博异记·王昌龄》载：

开元中，琅琊王昌龄自吴抵京国。……舟人云：“贵贱至此，皆合谒庙，以祈风水之安。”昌龄不能驻，亦先有祷神之备，见舟人言，乃命使赍酒脯、纸马，献于大王。兼有一量草履子，上大王夫人，而以一首诗令使者至彼而祷之。

其中清晰可见纸马已为祷神之备，同是对开元年间的记载，怎么会既称为“楮币”又称为“纸马”？显然二者是分指两物，清代王棠想必是一厢情愿地将二者混为一谈了。

除此之外，《博异记》中所讲的纸马并不一定是物质意义上版刻纸印的纸马，它只能证明，第一是纸质物，第二是以马的形式完成的视觉表达，其或许是绘画，或许是纸雕，我们并不能确定它的具体形态。相反我们能够确定一点，那就是马作为信仰形态的媒介物，有连通人神的功能。正如清人赵翼《陔余丛考》所说：“然则昔时画神像于纸，皆有马以为乘骑之用，故曰“纸马”也。”此说较王棠的“楮币由来说”或许更为准确。

再次回到宋焘提供的线索，其言“后人以纸画马，焚之以祭，犹是其遗意”。通过细读不难发现，“遗意”所对应的是绘马用以祭神的行为。宋焘并没提及王玙造楮币行祭神礼仪的祭祀行为，而是言及画马才是古时“沉马”飨祀神祇有效传承的方式，没有了马的出现，其意义就改变了。那么，不论是宋焘提及的马还是今天纸马上的各种神像，它们无疑都是作为视觉化图像的存在。这一点很重要，因为从本质上说，印刷和纸并不是纸马发生和其传统贯通的全部要素，它可以是通过手绘而非印刷完成，也可能是在布上或绢上完成，关键是它首先是“图像”。最突出的例子莫过于南朝梁宗懔所作《荆楚岁时记》，书中记载：

贴画鸡，或斲镂五采及土鸡于户上。造桃板著户，谓之仙木。绘二神贴户左右，左神荼，右郁垒，俗谓之门神。

南朝时显然尚无木版印刷技术，因此人们首先用手绘的方式达到趋吉避凶的目的，这些手绘的神祇图像是否才是纸马真正的源头？如果忽略了其图像形态发生的本原，那么所得出的论断必然会有所偏颇。

前文提到玄宗时期著名的画家韩幹的佚事，实际上绘马的方式从更早的南北朝时期就已见记述。南北朝人庾信《和李司录喜雨》中有“临河沉璧玉，夹道画龙媒”。诗句描述的是久旱求雨的仪式，“临河沉璧玉”自然是汉武帝效仿周穆王而行的祭神传统，而需要注意的是“夹道画龙媒”一句。按照前引《汉书·礼乐志》的记载“天马徕，龙之媒”，颜注：“言天马者乃神龙之类，今天马已来，此龙必至之效也。”龙媒实际上就指马，夹道所画的应为马而非龙。“夹道”的意思也值得注意，夹道一般指道路两旁的地方，《周礼·秋官·乡士》有：“各掌其乡之禁令，帅其属夹道而跸。”故说，虽然夹道画龙媒是怎样的场面尚不得而知，但我们大概可以断想，基于汉代图谶信仰的盛行，人们用这样一种图绘祥瑞珍兽（或只是天马）连通上天，祈求降下恩泽的方式已经成为一种集体行为。

很显然，这种图绘天马引龙的信仰活动，不论从图像形式还是仪式形态上都更为接近今天意义在纸上印制神像的纸马。宋焘所言明代纸马“襟施彩绘，图写神像，非其质矣”，表明了明代业已稳定的纸上印制、绘制神像的方式，是对汉代传统的一贯继承。而雕版印刷的制作方式对基于纸马的信仰活动实际就只是一个创作媒介问题了。当然，雕版印刷的方式确实有助于纸马的大批量生产和传播，但这显然与纸马的创生并没有绝对的关系。

综合起来，对纸马发生时间的推定，到目前为止应该存在三种角度：第一种角度应从实物出发，现存最早也最符合今见纸马形态的文物是温州出土的北宋元祐庚午至癸酉（1090—1093）的《蚕母》（图七）和巨鹿出土的据传为北宋时期的《蚕神》纸马（图八），所以北宋时期是纸马起始的一种保守推定。

第二种角度即是此前学者从唯物史观出发，将纸的普及、雕版印刷技术的成熟，包括同时期相关的宗教印刷品的因素纳入考量，从而将纸马的发生时期断为唐代。

第三种角度是建立在纵贯的信仰形态和相关信仰活动传统的基础上的。根据相关记载，武帝时期以及整个汉代是中国信仰承接先秦并向多元化转变的关键时期，崇马信仰与崇马相关的祭祀仪轨，乃至南北朝庚信所言画马向神的习尚。综合起来看，纸马的成形以及基于原物的信仰实践方式应在汉朝就已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