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纸马：从形态稳定到自身繁荣

从仅存的两件早期纸马遗存来看，如其确实为宋代流传至今，那么在宋代，民间刻印神像用以祭神的这种纸马形态已经相当稳定。这种情形首先得益于道教神像的标准化及其普及，宋代君主对道教的崇奉与对造像的痴迷促使神像在这一朝代得到固定。在君权的直接作用下，一方面道教神像的仪范被进一步标准化；另一方面这种标准化培养了一大批神像画的能手，他们将标准化的神祇图像带入日后的绘事活动中，这个神祇体系的传播范围也因此而大为扩展，以至与之相关的信仰实践方式弥漫到整个社会之中。

在此基础上，纸马习俗的稳定更是有赖于宋代社会的发展。有宋一代，社会商业发达、手工业水平进一步提高，整个社会自上至下重视文化。汉代盛行的祥瑞文化观念至宋代已经沉淀为稳定的民俗心理，崇神敬神之风也与趋吉迎祥的心理相结合，种种条件都成为纸马形态稳定的基础。

整个宋代，纸马已在文献中多有提及。《东京梦华录》是最早记述纸马的书籍，其卷七“清明节”中记有：“节日……士庶阗塞。诸门纸马铺，皆于当街用纸衮迭成楼阁之状。”这一记述的图证是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图中北宋汴梁城郭有一家“王家纸马铺”（图九），从店铺门口可见“纸衮迭成楼阁之状”。可惜的是，由于面积较小，画家在纸衮上没有表现图案，所以我们不可知纸马铺里所卖的纸马形式。王伯敏曾引沈存中《补笔谈》的一段记载“熙宁五年，上令画工摹拓吴道子钟馗像镌板”，他引申道，“不论这种刻印的画像大小如何，不难了解，这显然是一种单幅的木刻画。可能印数不在少量”。王氏没有明言这种钟馗版就是纸马，但这种既是单幅又是镇宅辟邪特殊题材的作品，应该纳入今天纸马的范畴中。

南宋是纸马形态真正趋于稳定的时期。吴自牧的《梦粱录》中列出了一份这类纸马铺所售物什的清单：“岁旦在迩，席铺百货，画门神、桃符、迎春牌儿；纸马铺印钟馗、财马、回头马等，馈与主顾。”其中钟馗、财马与回头马等都与今天广义“纸马”的题材相符，可以看出，钟馗、财马与回头马都是确切按题材命名的。周密《武林旧事》中也略记了临安一家印制纸马的作坊。在两部书中皆可读出，纸马的使用时间是在“岁旦”之时，春节在南宋时已是用纸马敬神祭祖较为集中的时段。也就是说，在南宋，纸马的自身形态和使用方式已经真正固定下来。

纸马在南宋业已广泛流通的史实还能从其成为全国性的风俗中见出。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记有：“盖蜀人鬻神祠，所用楮马皆以青红抹之，署曰：‘吴妆纸马’。”李心传的语义透露了明确的信息，蜀人的纸马制作方式还有不同，“所用楮马皆以青红抹之”，也就是说蜀地民间也用纸马敬神。而这种以青红抹之的绘制方法直到清代的北京纸马还在使用，也足以见出纸马的形式与形态在南宋已经固定的事实。

纸马成为宋代民间风俗还能从北方契丹对它的使用中见出。《宋史·礼志》记载了契丹的丧礼仪轨：

去杖，跪，奠酒讫，执杖，俛伏，兴，归位。焚纸马，皆举哭，再拜毕，各还次，服吉服，归驿”。

种种迹象表明，宋代尤其是南宋时期纸马已经成为一种影响广泛的风俗。

随着朝代更迭，民间使用纸马的习俗也流传到元代。施耐庵《水浒传》中多次提到了甲马，第三十九回中，戴宗“取出四个甲马，去两只腿上每只各拴两个，口里念起神行法咒语来”。第四十四回，“戴宗当时取两个甲马与杨林缚在腿上，戴宗也只缚了两个，作起神行法，吹口气在上面，两个轻轻地走了去……”

清代昭梿曾经考证过戴宗甲马的使用方式，他在《啸亭杂录》中写到：

水浒小说言戴宗善使甲马，日行千里之语，固属妄诞。然金史载金将乌谷与突合補征宋，遇步军转战，突合補欲令军士下马，乌谷云闻宋人有妖术，画马缚于足下，疾甚奔马，我军岂可步战之语。是当时有此术，非耐庵之妄造也。

可见，戴宗所缚的甲马，是宋代军队战时的一种配饰，其将绘马的纸缚在腿上，目的是获得比马更快的“神行术”。虽然这种甲马的使用方式与南宋一般意义上除夕使用的纸马（楮马）有所不同，但从《水浒传》中的多次提及可以看出，“缚甲马日行千里”这一神效在当时还是有相当的传播范围和影响力。

元代除甲马记载之外，也存有纸马实物。王树村《中国民间纸马艺术史话》中刊出了一幅名为“四方进宝”的纸马（图一〇）。画面上印有六名朝贡的胡商，中间的人正在驾着一头载有聚宝盆的骆驼，剩下的人有的托举着宝物，有的举着旗幡。从这些人的外形和装束看，他们带有浓郁的蒙古统治下的特征。这幅纸马也从一个角度说明，这种求财主题的纸马在元代已经出现。

经历了辽、金、元以至明代，使用纸马的民俗传统并没有因统治者的改变而消失。反之，在政权交替、战乱纷扰的年代，这种祈求神灵帮助的民间俗信更加发达。明代学者王阳明《舟中除夕》诗云：

扁舟除夕尚穷途，荆楚还怜俗未殊。

处处送神悬楮马，家家迎岁换新符。

江醪信薄聊相慰，世路多歧谩自吁！

白发频年伤远别，彩衣何日是庭趋？

很明显，诗中阐明了除夕送神悬纸马的行为是明代家家户户竞相效尤的年节习俗。刘侗、于奕正著《帝京景物略》也可证明纸马的风行，文中提到，“十二月二十四日以糖剂饼、黍糕、枣栗、炒豆祀灶君，以糟草抹灶君马……又二十五日五更焚香纸，接玉皇……三十日五更，又焚香楮送迎”。

明代文献中也提到了施耐庵所说的甲马，沈榜《宛署杂记》中云：“三月二十八日，俗呼为降生之辰，设有国醮，费几百金。民间每年各随其地预集近邻为香会……是盛设，鼓乐幡幢，头戴方寸纸，名甲马，群迎以往，妇人会亦如之。”无论是戴宗、宋朝军队还是明朝民间香会中的迎神民众，甲马都是佩戴于身体之上的。可以见得，今天所说的甲马本来应是不同于张贴与焚烧一类，而是一种独特使用方式的纸马。由此也可想见，自先秦以来，马能够沟通天地的信仰在此时仍发挥着作用。

高启《里巫行》中有“送神上马巫出门，家人等屋啼招魂”。在明代，马与神的关系依然紧密。从甲马为佩戴之物而一般言纸马或楮马用以张贴这一情况可以反映出，在这一时期，非常可能只有甲马才保留有马的图像形式，而一般所言纸马或楮马已经发展为包括灶君在内的众多神祇图像。

之所以判断明代纸马已经有大量神祇印制其上，除了宋焘提供的“今则襟施彩绘，图写神像，非其质矣”这一明确的线索外，还有三方面因素构成支撑：首先是如文献中所述钟馗、灶君等题材已经明确地脱离了以马为画面内容的旧有纸马形式；其次，明代民间信仰活动发达，一方面是由于从魏晋至宋元以来，中国文化中出现了大量的神祇志怪，另一方面是“三言二拍”、《封神传》《西游记》等神话小说在民间的流行；第三，今天所存署为清代的纸马作品中，其人物形象均不见清代特征，从衣冠到服饰包括面部形象，大多仿照明代（图一一）甚或更早。综合文献记载与画面呈现等因素，明代应是纸马形态与传播发展较快的时期。

清代纸马虽然在今天的保有数量和文献记载上超过前代，但其形制与使用方式还延承了明代传统。前文已引康熙年间王棠的《知新录》，其载“古者祭祀用牲币，秦俗牲用马，淫祀浸繁，始用禹马。唐明皇渎于鬼神，王玙以楮为币，用纸马以祀鬼神，亦即禹马之遗意也”。这段文字的纸马来源信息既可作为研究线索，又有待商榷。乾隆年间的潘荣陛在《帝京岁时纪胜》中记有“云马”, “置年货之何先？香灯云马，祀神堂之必用，宝马绘诸天……”“云马”亦即纸马，想必是文人的雅称。其中可以看到“香灯云马”是民间祀神必用之物。乾嘉时期，钱大昕编《长兴县志》载：“元旦家设楮马香烛及糕果于中堂名曰接天。” 纸马记载，比比皆是。

清人富察敦崇在其《燕京岁时记》中也记述了与北京祭神相关的民俗活动。“每届初一，于子初后焚香接神……每至正月二十五日，粮商米贩致祭仓神……每至端阳，市肆间用尺幅黄纸，盖一朱印，或绘画天师、钟馗之像，悬而售之。六月二十三日祭马王，马王者房星也……十二月二十三日祭灶，民间祭灶惟用南糖、关东糖、糖饼及清水草豆而已。祭毕之后，将神像揭下，与千张元宝等一并焚之……除夕，列案焚香……将百分焚化。”富察敦崇还特意做了解释，“京城谓其神像为‘神马儿’，不敢斥言神也”。这一年之中所祭之神与所用之神像，皆属纸马，足见品种之多。《江震志·除夕祀众神》也记：“门井圊厕，豚栅鸡埘，皆有祭。”这与今天内丘农村敬神使用神码的方式（图一二）完全一致。

宋代已始的“甲马”称谓也见于清代，康熙年间虞兆漋《天香楼偶得·马字寓用》中记有：“俗于纸上画神佛像，涂以红黄彩色，而祭赛之。毕即焚化，谓之甲马。”袁枚《续子不语》卷一中有：

天后圣母……灵显最著，海洋舟中，必虔奉之。遇风涛不测，呼之立应。有甲马三，一画冕旒秉圭，一画常服，一画披发跣足仗剑而立。每遇危急，焚冕旒者辄应，焚常服者则无不应，若焚至披发仗剑之幅而犹不应，则舟不可救矣。

从虞氏所言“甲马”到潘氏所谓“云马”再到富察敦崇之“神马儿”，可见这小小的纸马，其称谓在清代已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了。

除去前述记载，清代记载纸马的文献还有乾隆年间赵翼的《陔余丛考》，他引《蚓庵琐语》云：“世俗祭祀，必焚纸钱甲马，有穹窿山施炼师摄召温帅下降，临去索马，连烧数纸不退。师云：‘献马已多。’帅判云：‘马足有疾，不中乘骑。’因取未化者视之，模板折坏，马足断而不连。乃以笔续之，帅遂退。然则昔时画神像于纸，皆有马以为乘骑之用，故曰纸马也。”今见灶王纸马中必在画面中有马在（图一三），可见赵翼所言不虚。

清末民初潘宗鼎的《金陵岁时记》中对纸马描写最为详细：“取红纸，长约五尺，墨印财神、仙官或莲座等状。新年立春，供设厅堂，削木如牌坊形，高尺余，曰纸马架。纸马之中幅横列‘答谢洪恩’四字……至中秋则刻月宫太阴星君，祀灶则刻东厨司命星君，纸皆尚白。若遇喜寿事，则刻喜神、寿星。”由于这段文字所处的时代正值清末民初，潘宗鼎的这段描述也成为古代纸马最后也是最接近今天样态的记录，字句所载的财神、仙官、月宫、司命、喜神、寿星等神祇题材一直延续至今。

从对信仰层面和物质层面的历史梳理可以看出，纸马的发展在整个农耕文明中可以划出一条明晰的线络。简以言之，自先秦“沉马璧玉”至汉代“御龙御马，以木为之”为纸马创生的酝酿阶段；自南北朝“夹道画龙媒”经隋至唐代“以纸画马，焚之以祭”为纸马的滥觞阶段；自宋代时“印钟馗、财马、回头马”至明、清两代“襟施彩绘，图写神像”为纸马形态的稳定与信仰实践的繁荣阶段。清代以后，随着社会结构的嬗变与文明的交替，纸马在许多地方逐渐淡出了人们的生活。在新时期，它的命运总体上随着文明的更迭和科学技术对神的祛魅而走在消亡边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