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风暴中的商务出版物

1911年10月14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会议室座无虚席，气氛有些异常。会议还未开始，大家纷纷交头接耳，窃窃私语，互相交换着关于时局的消息。

《辛亥革命纪》：在秘密筹划中

武昌起义以来，上海的局势陡然紧张。上海道张燕翼派出捕探搜捕革命党人，到处风声鹤唳。望平街各报馆门前每天争购报纸、争阅号外的市民人山人海。商务印书馆领导层商量了应付局势骤变的种种事宜。今天编译所会议就是落实这些应急办法。所长张元济主持会议，布置了哪些书籍缓排缓印，哪些部门照常运作，各部门又提出一些具体问题进行了讨论。会后，几位骨干留下继续商量。张元济认为，清廷气数已尽，共和将是大势所趋，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提议将今年革命事实编成书发售。大家均表赞成，很快议决书名暂定《辛亥革命纪》，由蒋维乔等立即着手收集材料。几天后，大家又议定将粤、鄂、川各省事件分成三册，蒋维乔编首册《广州革命纪事》及革命党人小传。由于当时上海尚处于清军控制下，编写工作只能秘密进行，蒋维乔等人日以继夜地工作，忙到11月初终于脱稿。此时上海已光复，可以堂堂正正地谈论革命了。1911年12月，商务编译所成立革命史编辑部，以公司及各分馆名义刊登《征求革命史料》广告。反映这场推翻清王朝革命史实、宣传共和的图籍，从商务源源不断地诞生，流向四面八方……

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商务立即推出《中国革命史》《中国革命纪》《革命党小传》和《革命文牍类编》等书，一个多月前《辛亥革命纪》的筹印计划成为现实。《中国革命史》的广告称：

中国革命之说，发于孙文，成于黎元洪、黄兴诸辈。是书叙述革命历史，于武汉之举，记载尤祥，并插铜版精图六幅，尤征特色。

1912年5月，还出版了郭孝成编、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校订的《中国革命纪事本末》，此书详细地收录了大量清末以来有关革命的历史文献，尤其是辛亥时期各地军政府发布的通电、文告和一些政团的纲领、章程，十分珍贵。

《大革命写真画》：定格历史瞬间

正当编译所紧锣密鼓编印宣传革命的小册子时，商务决策者们又想到一个人——在印刷所照相部工作的美国摄影师施塔福。这位1909年进馆的外籍职员，以娴熟的摄影技巧和敏锐的洞察力，曾拍摄过许多反映中国政治、经济和民俗民风的照片，他还为商务引进了一套三色彩印的机器设备。武昌起义时，施塔福恰因公事滞留武汉，随即加入中外记者采访战事的行列。他扛着笨重的摄影机，穿梭于枪林弹雨之中，抢拍到了许多珍贵的历史瞬间。由于他是外国人，可以较自由地出入于民军、清军之间。诸如民军设在蛇山上的大炮阵地，民军向汉口挺进，清军火焚汉口民居，清军攻占大智门车站，中国红十字会救护队抢救伤员，黎元洪接见救护队，湖北军政府成立，等等，都为施塔福一一收入镜头。当他接到总馆的通知，结束武汉的工作，马不停蹄地赶回上海。正赶上上海光复战事和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前的种种活动，他又全力投入采访和拍摄。被焚的道台衙门、民军攻占后的制造局、中国人剪辫子等一系列历史场景，定格在施塔福的照片上。特别值得一提的，上海各界在北火车站欢送孙中山赴宁就任临时大总统的那幅照片，已成为这段重要历史的见证而被广泛引用。

商务根据施塔福的摄影作品，又收集来其他许多中外媒体记者所拍摄记录革命中各地风云变幻的时局及各式人物照片，以最快的速度编印出两套精美的印刷品。一套叫《大革命写真画》。前八集于辛亥十月（1911年11月）至民国元年（1912）2月间出版，图册不胫自走，风行一时。后来又陆续编印至十四集。每集照片40幅，分地域编选，主题鲜明。第一、第二集全景式反映湖北革命状况，有革命元勋、清廷大臣将领肖像，军民与清军激战、汉口外国水兵守卫租界、红十字会救护队检埋战死士兵等场景。第三集，江苏光复记事，有民军攻占南京、镇江及江宁保卫战等历史画面。第四集浙江，第五集上海，第六集福建……另一套称《革命纪念明信片》，共300余张，分单色、彩色两种，前者每张2分，后者3分。上述孙中山赴宁就职的珍贵留影就在其中。辛亥十月初版的几集《大革命写真画》，当月就再版，可见其影响之大。那些明信片究竟发售了多少，已无法统计，现在或许在收藏者那里还能一睹其丰采。

此外，一部英文版的《中国大革命（1911—1912）》（爱德温·丁格尔著，商务1912年出版），也载录了数幅施塔福所拍摄的照片，诸如武昌起义中清兵与革命军对峙的场面。

《少年杂志》：宣传共和精神

商务印书馆拥有《东方杂志》《教育杂志》《小说月报》《少年杂志》等期刊，读者面广，销行量大。辛亥时期这些杂志无一例外、只是程度不同地刊登了许多介绍革命的时事新闻、评论、相关史料或文艺作品，无疑对这场推翻封建帝制的革命运动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其中当数《少年杂志》较为突出，影响也最大。

《少年杂志》创刊于1911年3月，是中国第一本少儿期刊，前三卷的主编为孙毓修。该刊创刊之初，还是大清王朝的天下，但找不到一篇“忠君”内容的文章，却刊登了许多中外爱国故事，常常借古喻今，以唤起少年人的爱国精神。辛亥革命的导火线是四川保路运动。《少年杂志》第一卷第八册（1911年9月）的“时事”栏刊有“川人争路”一则，报道了这场斗争的概况。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孙毓修就在10月22日出版的第一卷第九册中刊出《辛亥八月中国革命小纪》的专文，介绍“武昌之变”“长沙之变”，称起义者“他们革命的宗旨，是推翻满洲政府，改立共和民国”，又称清廷为“北京政府”，并取消了杂志版权页原先使用的宣统纪年，改用“辛亥九月初一日”干支纪年。殊不知当时上海还未光复呢。

由于战事影响，《少年》与《东方杂志》等停刊了数月，到民国元年4月《少年》出版第一卷第十册，编者发表《共和祝词》：

亚洲自古以来，从未有过共和国。今我中国第一个革命，推翻专制政体，成立共和大国，不但为汉族争光，也为亚细亚全洲争光。回看二百六十七年作威作福、称孤道寡的满清遗族，如今死的死，逃的逃，存在的，也是威风扫地。专制的下场，说也可怜。正是：如今安见帝王尊，残水剩山且莫论。莽莽中原谁是主？主人翁是少年魂。此一首诗意，说是我们的光荣愈大，我们的责任愈重，必要人人努力，方把这个新共和国收拾得起。

这一期还刊有长文《民国开国纪》，包括“革命的宗旨”“革命的前因后果”“孙文的历史”“辛亥年的八月十八日”等节，热情讴歌了孙中山、黄兴为首的革命党人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以及他们为建立民国作出的巨大贡献。文章配有孙、黄等人像，大总统印等照片，图文并茂，感染力很强。

此后的各期《少年》，几乎都有宣传辛亥革命、介绍共和知识的通俗文章，有一篇《国庆日》的歌谣颇为精彩。这里摘录两段，以飨读者：

去年旧历八月十九夜，武昌城里齐起义。武汉三镇一齐起，革命健儿不怕死。满洲皇帝大发气，连夜派兵来救济。枪炮人马无其数，火车装到几百部。一战再战江汉滨，民军万众齐拼命，到处纷纷又响应。宣统退位大局定，中华民国就此成。

诸位当知革命大事成，不是为着一个人，却是为着众百姓。所以这种日子才好称国庆。想到今日武昌城，周年大会典礼行。就是各省各地方，齐心贺国庆，也是忙勿清。我们少年人，大家努力做国民，各国好承认，再莫妄想来瓜分。

《痛史》：揭示历史真相

商务印书馆在及时推出上述正面反映辛亥革命的书刊同时，又出版了一套由清代禁书组成的古籍丛书《痛史》，以一种特殊的形式为革命助威呐喊。

众所周知，清代的文字狱十分酷烈。大批明末清初的野史笔记、文人诗文在清代都属禁书，直接记述文字狱事件的书更在禁毁之列。收藏、传播这类禁书，会成为新的文字狱缘由。嘉道以后，文字狱之风稍有收敛，藏书家传抄禁书开始盛行，但刊刻成印本的只有寥寥数种，流传也不广。商务涵芬楼首任“馆长”孙毓修接受张元济委托筹印古籍，他很早就注意到了馆藏的一批清代禁书钞本。上海光复不久，经馆方同意，孙即以极快的速度选辑部分禁书，排印成一套丛书，定名《痛史》。共有《福王登极实录》《哭庙记略》《丁酉北闱大狱纪略》《庄氏史案》等20种。其中《哭庙纪略》《庄氏史案》二书，记录清初两件著名的文字狱大案，尤其令人瞩目。前者记吴县诸生倪用宾等抗议官府横征暴敛，有抗粮哭圣庙之举，酿成大狱，18人坐斩。后者记南浔庄廷GF8A2辑编《明史》，被人告发，父子昆季连同该书参校、刊刻者70余人被杀，庄廷GF8A2时已死，还剖棺戮尸。这些血淋淋的历史真相公诸于世，激起人们对封建专制统治的痛恨。辛亥十月就推出这么一部特殊的古籍，实在也是学术界的一件大事。诚如当时《痛史》的广告所云：“各书皆以私家抄本录出，详记明末清初逸闻逸事。从前并无印本，询为三百年来唯一之秘品。”《痛史》后来还出版了第二集、第三集，受到学术界的高度评价。柳亚子撰写《南明史》，谢国桢编著《晚明史籍考》，都以《痛史》为主要参考文献。2005年12月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了一套《明清史料丛书八种》，内也收有《痛史》，可见此书的学术价值至今犹存。1912年3月，商务又翻印出版了《明季稗史初编》《明季稗史续编》两部清代禁书。

1912年初，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法令法规，有一项使用公历的通令。商务很快地编印了《百八十年阴阳历对照表》的小册子，一版再版，很受欢迎。这本并不显眼的小书，体现了出版者对共和新政府的拥护和对新风俗新礼仪的倡导。有一部上海自由社和商务合编的连环画《中华民国光复战事图》，以绘画形式记录下武昌起义和南京光复的历史场景，1912年1月初版。这部连环画因属于寄售图书，商务印书馆目录不载，鲜为人知。此书现身于世，或许还能改写中国连环画的历史呢。

《共和国教科书》：造就共和国民

1912年元旦，中华书局成立，抢先推出一套适应民国时代教学的《中华小学教科书》，把商务印书馆老的教科书挤到了一角。过去有个流传很广的说法，称“中华”以五色旗为封面的课本代替了商务以黄龙旗为封面的课本。其实，那时的教科书绝大多数还是石印线装，封面极简要，商务从未有过黄龙旗作封面的课本。不过中华书局崛起，在教科书上确实比商务领先了一步。

以往论者一直认为，这是张元济、夏瑞芳等抱有立宪主义立场、不赞成革命的缘故。但是，上述众多反映革命的图籍在如此短时间内推向社会并产生重大影响，又如何解释呢？商务领导层和广大员工是拥护这场革命的，行动也是积极的。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在教科书的问题上有失误。辛亥革命前夕，商务的教科书因滞销而堆积如山，总经理夏瑞芳问当时任商务顾问的沈知方，教科书是否要适应形势，改革一下？沈此刻已与陆费逵等秘密筹划成立新公司，并着手编辑新的教科书，因此故意对夏瑞芳说：“革命断然不会成功，教科书不必改革，而且这话传出去不得了！”夏瑞芳听信了沈知方的话。再说教科书编印需要一定周期，商务早先缺乏安排，而中华书局几位创办者正是看准了形势，又“麻痹”了商务领导层，早有准备，这才一炮打响的。

落后了，就迎头赶上。张元济等迅速组织力量，先将老教科书分别加以修订，以“订正”冠名发行新版，赶在1912年春季学汛之前投入市场应急。张元济亲自担任好几种教科书的校订工作。接着，编译所国文、理化等部抽出精兵强将，组织编纂一套适应共和教育的新教科书。人手不够，张元济还请来包天笑等名作家帮助。1912年4月起，一套崭新内容的《共和国教科书》就陆续出版。该套教科书的编辑要点有十余条，其中第一条即旗帜鲜明地提出：“注重自由平等之精神，守法合群之德义，以养成共和国民之人格。”另外还大力倡导“普及参政”“五族平等”“博爱”“尚武”等共和精神。1912年6月初版的《新国文》第三册第三十一课“我国革命”，课文为：

国家政治，拂逆人民之公意，人民不得已，以武力颠覆政府，谓之革命。前清季年，政治纷乱，国势阽危，忧国者，谋改革政治以救亡，于是革命之说日盛。

辛亥之秋，革命军起于武昌，各省响应，清帝退位，遂建中华民国。

第一次把辛亥革命写入小学教科书，并以如此简明、准确地向小学生解释“革命”，恐怕在教科书编纂史上也是一个创举。此外，纳入这套“共和国系列”教科书的还有《新修身》《新算术》《新历史》《新地理》《新手工》《法制概要》《公民须知》等。这套课本直到20年代后期全国各地许多学校还在使用。把造就共和国民作为目标，商务的新教科书在深度和广度上胜过中华书局那套。因而商务所有教科书的市场占有份额很快恢复到60%以上，中华的教科书仅占30%。

为配合民国教育，商务印书馆还及时地编印发行《中华民国教育新法令》《世界共和国政要》《英法宪法正义》，以及中国分省新地图等一系列图书。辛亥时期商务的这些出版物，不仅直接影响过革命运动的伟大进程，而且为后人留下了一大批珍贵的历史文献。即使像《共和国教科书》这样的课本，今日也已作为历史见证而受到专业人士及收藏者们的青睐。

（原载《上海滩》2006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