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转战大江南北(4)

曲兴集是座大寨子，围墙很坚固，起初胡宗南也是一筹莫展。28日，胡宗南指挥所部，冒着敌机的轰炸和猛烈的炮火，再次分兵三路向曲兴集进攻：以第七十八师为右翼，进至青龙集；以第三十六师为中路，正面进攻曲兴集；以第一师为左翼，迂回欧潭。三路激战终日，黔驴技穷的日军竟施放毒气，胡部官兵不顾伤亡，终于突入了曲兴集。

三义寨方面，有日军六千余人，炮二十余门，战车数十辆。中国军队集中了优势兵力向敌发起猛攻，至26日，攻克了柴楼、蔡楼、十八寨、何寨、薛楼、宝王寺一线，逼近三义寨。第二十七军第一〇六师两个团曾一度攻入寨内，将敌军车马辎重毁坏甚多，但因日军以战车、骑兵反攻，不得不退出。

27日晨，第二十师（属孙桐萱第十二军）、第七十四军第五十一师先后攻克三义寨北面的杨圪挡、梁圪挡一线，日军以飞机六架协同步、骑兵疯狂反扑，第五十一师团长纪鸿儒、第二十师团长刘沣水先后阵亡，官兵伤亡二千五百余人，但还是坚守住了已占领阵地。28日，第二十七军第四十六师一部曾攀登寨墙攻入三义寨，第五十一师突击队亦突入寨内，但经一夜激战后遭顿挫。至29日，中国军队攻势仍无进展。此时日军已退无可退，自然拼死抵抗，王耀武第五十一师虽是抗日部队中的佼佼者，但此时也极为缺乏重武器，再如第七十四军下属的第五十八师此时竟仅有六门大清光绪年间购自德国的75毫米山炮。

相较之下，日军第十四师团除了原本的第十四野战炮联队和步兵联队的一百多门37毫米至120毫米火炮外，还拥有野战重炮第六联队、两个战车大队、两个野战高射炮队。日军大大小小的重炮、野战炮、高射炮、掷弹筒等，总计多达五百多门。在火力上无法压制敌军，又无空军有力配合，单纯依靠冲锋，根本无济于事。

相反，日军会对国民党军的炮火进行压制，参加过兰封会战的李勋回忆道：“日军的系留气球，指示炮兵向我阵地猛烈轰击，我军炮兵完全被敌炮压制，无法还击，我军伤亡很大。”（《浴血兰封》）

由此，中国军队的配合能力、攻坚能力之薄弱逐渐暴露，火力上的差距成为最现实、最棘手的问题。后来薛岳之所以能在万家岭几乎全歼日军第一〇六师团，主要还是因为这支师团是由缺乏训练的预备役组成的特设师团，且是一支缺乏重武器、在运动中迷路的军队。

就在三义寨战斗激烈进行中，28日，当日军向第二十七军阵地反击时，桂永清又一次临阵脱逃，竟擅自命令各部队向杨固集、红庙间地区转移阵地，沿途抛弃无线电及武器弹药，情形颇为混乱。

蒋介石当初是限定薛岳在一天内消灭敌人的，可是三天过去了，蒋介石开始有所不满。28日，蒋下达手令道：“兰封附近之敌，最多不过五六千之数，而我以十二师兵力围攻不克，不仅部队复杂，彼此推诿，溃败可虞。即使攻克，在战史上亦为一千古笑柄。务请毅然决心，速抽六师以上兵力在侧后方做预备队，而指定李铁军、李汉魂、俞济时三军负责扫清当面残敌。即使被突破数点，冲出包围圈外，我可与之野战，则较为得计。此时东路敌军必于两三日内向西急进，由周口直出许昌、郑州，则后方实在堪虞。若我军不早为计，则如此大兵群集于狭小区域，且左限黄河，歼灭甚易。务希当机立断，即于本晚实施，一面整理战线，一面抽调部队，以备万一。并以此意转薛伯陵、胡宗南，决心遵行，勿稍延误。”[41]

蒋对于敌情的判断不够准确，但预料的危险却是真的。

战机确乎稍纵即逝，由于徐州会战结局的影响，使围歼土肥原师团即将大获全胜的兰封会战，竟至于功败垂成。

薛岳在回忆此次战役时写道：“围攻至29日，因徐州情况变化，敌得大部西援，由商丘方面，沿铁道及其以南地区向民权、宁陵，及由亳县方面，由鹿邑、柘城激进，既图救援土肥原，且将出许昌郑州，犯我平汉线，余遵令抽六师以上兵力，置太康、杞县、睢县、民权间，迎击西犯之敌……”由此一来，进攻三义寨的力量被大为削弱，攻克这一最后的据点也变得更为困难。

徐州、商丘方面的情况大致是这样的：

日军以六个师团的兵力合围徐州，企图与第五战区主力决战。蒋介石为了保存实力，趁敌人尚未完成合围之前，命令李宗仁指挥徐州各部于5月19日紧急向西南面撤退，从而避免了如上海大撤退时的重大损失。徐州遂于20日被日军占领。

与此同时，已于5月18日攻占丰县的日军第十六师团（配充混成第十三旅团），其快速纵队正沿丰砀公路向西直扑砀山、商丘。当时砀山、商丘一线的中国守军主要是黄杰指挥的第八军（不归豫东兵团），此外还有李汉魂第六十四军一部及曹福林第五十五军一部。敌军攻势甚猛，23日，据守砀山的第八军第一〇二师仅抵抗一天，师长柏辉章竟擅自下令放弃砀山，率部逃往商丘。26日，第十六师团主力猛攻虞城和商丘，商丘形势危急。27日，程潜命令黄杰必须率部死守商丘，在兰封之敌未消灭前不得放弃。

可是，作为蒋介石嫡系爱将的黄杰同桂永清一样，无视战区长官命令，竟于28日擅自率领第四十师撤至柳河，命第二十四师退至开封，仅令第一八七师守备朱集车站和商丘城。由于兵力单薄，军心动摇，29日凌晨，商丘被日军攻占。黄杰的临阵脱逃，丢失商丘，给兰封会战带来了严重恶果。

黄杰本是一员善战之将，曾在1933年的长城抗战中率领第二师顽强坚守南天门防线，一周时间全师伤亡五千余人，乃至基本丧失战力；后黄杰出任作为国民党军精锐的税警总团总团长一职，但他恃宠而骄，无视军纪，以至于在自己的军人履历上留下难以抹去的污点。后来，如桂永清一样，黄杰仅被撤职查办了事，但风头过后又得蒋委员长重新起用——蒋介石的这种做法，长远看去显然是有大弊的。

事实上，黄杰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还有很多，如曾任税警总团第四团团长的孙立人在淞沪会战后，曾希望黄杰关照一下原税警总团的伤病官兵，可是黄杰的表现却使人齿冷，事后孙立人回忆道：“我满想我与总团长共过生死患难，今日死而复生，能够重行相见，该是如何感动的场面。那真如离家的孩子，重新寻到了父亲一样的欢欣。谁曾料真的见到总团长时，他竟非常地淡漠，好似不曾认识的一般……谁知他第二天就回宝鸡去了……我觉得他这种态度真是太不近乎人情，使我非常地感慨，难过极了。”[42]有些基层军官对黄杰也颇有微词，认为他“偏心眼，看不起旁系起家的第二军，所有最艰苦的战斗都让晚儿晚女的第二军去打”。[43]

假如黄杰死守商丘、守好商丘，国民党军予土肥原师团以更大杀伤是必然的，甚至也真有可能重创此敌（歼灭是几乎不可能），毕竟包围中的土肥原师团已出现补给困难的征兆，由此一来，国民党军就可以在中原再打一次大胜仗，以壮声威。不管所付出的代价多大，至少在宣传和对于民心、士气的鼓舞方面，是大为有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