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水扁起用的院长

为了达成改造故宫的目标，陈水扁取得执政权后任用的故宫院长，就是出身台湾南部城市高雄的历史学家杜正胜。他专门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史，担任过台湾最高研究机关“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也曾为李登辉撰写演讲稿，具有强烈的“台湾主体意识”。

杜正胜担任故宫院长一职直到2004年，在陈水扁的第二任时转任“教育部长”，在民进党失去执政权之后，他又到台湾大学任教。

2008年秋天，我向他提出采访申请，刚开始他没什么意愿，给我的回复是“请你自己看书”。杜正胜把他担任院长的体验，写成《艺术殿堂内外》一书，在台湾出版。

虽然他说“自己在故宫所做的事情都写在书里”，但身为记者，还是想见到本人。我锲而不舍地反复争取了几个月，最后他终于同意在大学的研究室见我。

杜正胜开口就说：“每一位故宫院长都会有他的想法，基本上也应该尊重他们的想法和做法。政党轮替后，国民党再度兴起，作为一个观众，我不愿意以我过去的想法来批评国民党。对于接替我工作的人，我不能说他不好。”

我听到这番话，当下的感觉是，“不能说不好”的原因是“想说他不好”。

“杜先生，我来与您见面，目的不是为了要您批评马英九先生的故宫政策。而是想正确理解民进党的故宫改造工作，希望留下记录。”

杜正胜继续说着：“国民党新任院长的新措施，我也多少听到一些。但是每个政党、每个院长都有他自己的做法。这是我的基本态度。因此我不太愿意接受访问。好像是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来批评，我不愿意让人家产生这种感觉。”

我回答说：“这是当然的，所以今天的采访不是要批评现在的当局，而是希望听您说说过去担任院长期间的故事。”

在这样的周旋之后，开始访谈。其实在台湾当记者，觉得很感恩的是台湾人坦率的性格，杜正胜虽然起初显得不太高兴，但是开始提问之后，就变得滔滔不绝。杜正胜在担任“教育部长”时期，好几次都因为“发言不当”惹起风波。

杜正胜在访谈中细数过去国民党如何把故宫当作政治的利用工具：“国民党统治时期，他们的目标是要回到中国大陆，包括故宫在内，用临时的态度面对所有的一切。但是，过了一阵子知道不可能‘反攻大陆’，他们便对台湾民众灌输‘中华文化很伟大，你必须崇拜它’的概念，以强硬的态度要台湾人感谢故宫的文物。对于外国人则是主张，伟大的中华文化中，最璀璨的文物在台北，不在北京。因而主张‘中华民国’是中国的正统政体，大陆政权不是正统。”

所以杜正胜处理故宫改革的第一步就是“去政治”。

“台北故宫的政治性比世界上任何的博物馆都强，”杜正胜开头就说，“故宫和国家的命运同步，从1925年成立以来，故宫文物片刻都不得休息。从北京，到上海、南京、重庆，再到南京，之后是台中、台北。将文物赋予民族主义象征的性格，同时代表了国家的命运和正统性。这是一种宿命。想将故宫完全去除政治性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我还是尽可能希望减少故宫的政治性，艺术和政治还是应该有一线之隔。”

杜正胜就任后，逐步采取行动。首先是一一除去与国民党政治体制相关的东西，包括各楼层展示的孙中山或蒋介石铜像、蒋介石或宋美龄的亲笔油画等。原来挂在台北故宫正面大厅的蒋介石画像，也在2001年2月被取下。

这张画像还标注着“在日本军阀侵略战争中，保护故宫文物免于战火”、“运至台湾，免遭‘文化大革命’的破坏”等字句，画像象征了蒋介石与故宫之间的关系。杜正胜说明：“世界大型的博物馆中，很少有政治家的画像。我想把故宫变回一般的博物馆。”杜正胜这一行动，在民进党内得到掌声。

接下来是改变台北故宫制度上的定位。故宫是隶属于“行政院”的独立机关，院长也是“阁员”之一。故宫院长身为“阁员”，负有政治责任，“行政院长”总辞时，原则上必须一起辞职。

但杜正胜倡议：博物馆是学术机构，隶属于“行政院”并不正确。应该像台湾的最高研究机关“中央研究院”一样，改为直属于“总统府”的独立机关，院长也可以去除政治责任的负荷。但是这个构想没能实现。

对于杜正胜而言，故宫是一个需要诸多改革的博物馆，因此提出了“台湾化”、“多元化”、“亚洲化”、“国际化”等数个目标。“台湾化”的意思是，故宫文物在1925年从清朝移给中华民国，迄今已经过了四分之三个世纪，来到台湾也已经六十年以上，台湾也可说是故宫的故乡，应该加强收集代表台湾历史文化的收藏品。

文化通常与周围的文化有关，互相影响，不会单一存在。因为中华文化也是亚洲文化的一部分，它的形成是通过不断与周边的中东部分丝绸之路、朝鲜半岛、日本、东南亚文化相互交流而得来的。如此一来，故宫必须自我意识到中华是位于亚洲、故宫是位于亚洲的。这就是“亚洲化”与“多元化”。

关于尝试故宫多元化的理由，杜正胜是这么说的：“多元化的观念，主要是希望把故宫放在现在的世界体系里来看。相较于英国、法国、美国几个过去有帝国传统的世界性博物馆，故宫的收藏品是比较单一文化性质的。中国当然也是个帝国，但一向对于了解其他文化的动力比较弱，甚至连基本的好奇心也没有。到清朝的康熙及乾隆皇帝，中国已经是名副其实的大帝国，故宫的收藏品也在这个时期完成，照理说，收藏品应该具有多元性，但是我们看到故宫的收藏品基本上仍以中华文化为主体。台北故宫的收藏品在历经中日战争、国共内战的搬迁时，由于挑选者主观意识的影响，中华文化要素更加浓厚，因此故宫文物的单一性更强。加上以前主持故宫的人，将故宫认定为中华文物的代表，以中华文物作为最文明、最优秀的象征。也许是想要从中振奋民族意识，但有时对于文化的定义，会产生解释上的错误。”

所谓“国际化”是指在博物馆不应特定区分国籍或民族，而应对于国际的各种文化都保持接纳的基本态度。为了实践这样的理念，杜正胜在院长任期内曾举办日本传统工艺“莳绘”特展、“蒙元特展”等，这是过去故宫不曾尝试的展览主题。

此外，杜正胜也从“外”为故宫注入新血液。彭楷栋是一位在日本居住的台湾人（日本名为新田栋一），他在日本经商成功，拥有世界级的金铜佛像收藏。

彭楷栋的收藏多元而广泛，从阿富汗、巴基斯坦，到东南亚、中国汉文化地区、中国西藏地区、日本、朝鲜半岛、蒙古等各地的都有。杜正胜说：“故宫有很多宋代、明代的书画，但是佛像很少。彭楷栋的收藏正是故宫所缺少的。”不过在杜正胜在任期间，彭楷栋将这些收藏捐赠给台北故宫。

总结杜正胜的理念来说，他不认为“故宫=中华”，而是主张故宫应该以其所在地的台湾为中心，与亚洲及世界联结交织，收藏好的艺术品。

如果纯粹把这段话当作某种主义或主张，会感受到这是认真的论述。但是对于故宫而言，这是很偏激的想法，也察觉得到这种角度是和纯粹中华观点相对立而产生的。

如前所述，中华思想是以中国的中原（华夏）为中心，从这里开始画同心圆。离中原愈远，就渐渐愈变得“不中华”。但究竟是不是中华，端看其是否接受中华文化的影响来判断。即使不是汉族，只要正确理解中华文化就是中华的一分子。其他的就是夷，夷带有野蛮的意思，华夷思想这个词汇就是区隔中华和非中华的想法及说法。

正由于故宫背负着绝对性的中华及中原思想，因此蒋介石要在距离中原很远的台湾生存，便只能借由强调故宫文物的所有权，才得以主张自己是中国的正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