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故宫的离合:历史翻弄下两岸故宫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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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夷思想”影响下的孤岛

过去这个因中华主义及华夷思想被轻忽的土地,就是台湾。

清廷在甲午战争中战败,除了赔偿巨额款项外,还割让台湾给日本。进行条约谈判时,清廷视台湾为“化外之地”,把它交给日本也可以忍受。所谓“化外之地”是指没有文化的土地,也就是不能称得上是中华世界的一部分的地方。事实上,当时清朝在台湾设有行政机关,台湾在清朝的统治范围之内。但是,对于清朝而言,台湾是边陲,情急之下不惜割与日本。台湾被认为是介于华夷之间的夹缝,这主观的判断来自于文化的有无。

“文化”这个词汇在中文的用法上,意义深远。中文里的“他没有文化”,是一句侮辱人的话。对于从一流大学毕业的人,大家会评价他“文化素质非常高”。从这些用语可知,文化在中国社会里是一个判断人有没有价值的重要标准。

台湾因为“没有被包括在中华文化圈”,而被清政府抛弃,这对于台湾人来说是个根深蒂固的创伤,也成为民进党“台独”意识及“反大陆”意识的动机来源,可说是集体的创伤。

杜正胜一连串的故宫“台湾化”改革,某种意义上可理解为对于长时间抛弃台湾的“中华”所进行的“复仇”。和杜正胜的访谈进行了三个小时,我也曾问过他对“复仇”的看法,杜正胜说:“不对,不是这么狭隘的想法。”他很认真地否定。但是他也没忘记附加了以下这段话:“所有的事情都想用中华来说明,就会变得很奇怪,这也是一个事实。例如在我就任前的2000年春天,故宫举办了从四川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器文化展。三千年前的三星堆遗址,基本上与中华的殷商王朝文化是隔绝的,在文化上属于不同的系统。但是故宫的海报上写着‘华夏古文明的探索’,将三星堆算成中华民族的荣耀。这就是以中华一元博物馆为前提,做出不符史实的文化解释,这种误导过去在故宫经常发生。”

“乾隆皇帝时期与海外接触频繁,郎世宁的作品就是很好的例子,他的画不能说是中国传统文化,只能说是中西美术传统的结合。我们通过展览,强调这个‘非中华’的部分,对于收藏品的解释和角度,不会像以前那样明明有非中华文化的部分,但硬要讲成中华文化。”

杜正胜就任故宫院长后,要求职员具有“改革意识”。他上台后不久就写公开信给全体职员道:“故宫或许可以说是伟大的博物馆,但‘故宫是世界级的博物馆’这样的想法,大家放在心里就好,不必对外说出来。各位都是专家,也去过世界各地的博物馆,对于我们自己的实际状态,应该可以十分冷静、客观地进行评价。”

杜正胜迫使故宫职员承认故宫不具世界水平。对于故宫人而言,这是要求他们进行颠覆性的意识改革。因为1925年北京的故宫博物院诞生以来,“故宫是世界顶级的博物馆,是中华民族的瑰宝,是中国正统的代表,是中国的骄傲”等等想法,一直是烙印在故宫人的心底的。

杜正胜更在这封信中提到:“应该检讨亚洲大陆文化发展下的中华民族文化,从这个观点来看,现在博物馆界中并无单一民族博物馆的存在。”

在专访中,杜正胜也对故宫的“狭隘”提出质疑:“故宫的收藏呈现了中华文化最精致的一面,这是没有错,但是没有办法全面性代表中华文化,它算是中华文化的顶端。过去故宫的院长那么肯定中华文化的伟大,无形中把自己博物馆的地位抬到非常高。我的态度是从世界博物馆的角度来看,台北故宫的收藏有很好的精品,不过和其他世界著名的博物馆相较之下,不论从收藏品的数量还是多元性来讲,都很难说是世界最好的博物馆。它只是集合了一部分中华优良文化的博物馆。”

如此激进的态度,引发职员的强烈反弹和质疑。有一位当时听过杜正胜演讲的女性职员对我说:“改朝换代,就变成这样吗?真令人泄气。”

此时的杜正胜不仅是位学者,他还是故宫的头号人物。这样的发言来自首长,否定了长期以来为大家笃信的故宫的存在意义,因此他丢下的不只是一块小石头,其所引起的余波荡漾,呈现了多样的状况。

在院长交接前的2000年4月27日,杜正胜和前任院长秦孝仪,为了业务交接的事情见面。秦孝仪向来是主张“故宫只收集华夏文化的精髓,是单一民族和单一文化的博物馆”的人物。

杜正胜说出了自己的抱负,是建立一个“以多元世界水平为目标的博物馆”,秦孝仪对此表示:“多元化也许是世界博物馆的趋势,但一元的故宫以一元的华夏文化为特征,这是值得骄傲之处,不应视为弱点或负债。”他正面回应了杜正胜。本来应该是礼貌性的会谈,结果变成针锋相对的激辩。

2001年2月4日在台北有一场研讨会,专门讨论博物馆的定位。参加分组讨论的在野党国民党“立法委员”陈学圣说:“故宫因为中华文化的文物,而聚集了国际的人气。要涵盖台湾的文物,在经营博物馆上是不太可能的。”希望当时在场的杜正胜,沿袭过去中华文化的路线。此外,本来应该与杜正胜站在同一边的执政党民进党“立法委员”林浊水也对于杜正胜急切的行动,提出规劝说:“想要拿台湾文化与中原文化对抗的气概很好,但是要台湾文化追上中原文化,是不是要花上一百年,甚至一千年呢?”

然而,民进党指挥部已经下令加速实现政党的最大目标,即在台湾政治上“去中国化”,它打出故宫改造的王牌——兴建“故宫南院”,这也是台北故宫的第一个分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