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灯光 相机 动作
我在少林寺度过了我的第一个夜晚，第二天醒来，我终于有时间注意我的住处：这是一栋两层楼的建筑，二十个房间，我住了其中一间。这儿和贝茨汽车旅馆不完全一样，但是很相似。这栋楼建起来已有三年，是一所具有80年代风格的非合资宿舍楼：脱落的墙皮，暴露的电线，破碎的灯泡，一张脏兮兮的地毯，一间瓷砖稀疏而且没有浴帘的浴室，还有一个你根本不想去碰的马桶。至少水还能用，当然是冷水，对了——热水每三天输送一次，每次三十分钟，除非有贵宾晚上住在这儿，或者我的尖叫声足够刺耳，让他们以为我够得上贵宾的待遇。
但是这些都没有真正让我伤脑筋。一找到少林和尚的住处、目睹了他们是怎么生活后，我立马感到极度幸运，甚至有些内疚。毕竟，我有地毯、两张带床垫的床、一套桌椅、一个私用坐式马桶、一个浴缸、一台能播放的电视机、一扇能锁住的门，而且没有室友。和尚们住在圆形演出大厅的二楼，低头便能看到他们每天工作的地方——相当于演员在剧场上方的椽木上住宿。他们的地板是水泥的，他们的浴缸只是个脸盆，晚上用它接点儿热水，在里面洗手、洗脚、洗脸。他们的床是在木板上用稻草垫起来的，而且，除了最高级的长老，他们都是两个人睡一张床，头对着脚。他们的厕所在屋外，就是在地上挖的茅坑。
过了将近一个月，我才有勇气让我的一个师父带我去看看他的住处。在尴尬的嗯嗯啊啊、支支吾吾之后，他终于答应了。明白了这一切之后，我立刻就去问凌先生，能否跟和尚们住在一起。我想成为团体的一员，但外国人在少林的其他地方居住和训练是不合乎规定的。凌先生说这是为我的健康和安全着想，当然日益增加的收入也给了国营的少林武术中心很大的便利。邓小平描述中国经济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在的这种协同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我本想马上就开始训练，但是凌先生告诉我，接下来三天和尚们会很忙，可他没解释具体原因。我花了半天才发现，我进入少林寺这几天恰逢少林诞辰一千五百周年。当时正在举行为期一周的庆典活动。如果我是个迷信的人（其实我就是），可能会把这个看似不会发生的巧合当作一次幸运的预兆，就好像冥冥之中皆有定数，是命运的必然性在起作用（我确实就是这么认为的）。
然而，事实证明，少林寺具体是哪年诞生的还有争议。因为公元495年也常常被人们当作少林寺的诞生年份，这样的话到1995年，少林寺就要给自己过另一个一千五百岁的生日了。迷信的事就说到这儿。不管怎样，和尚们还是在为越来越多的游客表演奔忙，而且有各种东亚媒体纷至沓来，为少林村共襄盛举。
少林寺庆祝一下是理所应当的。大约一千五百年的存继期，这在宗教团体中几乎是史无前例的，考虑到少林寺过去的种种跌宕起伏和沧桑历史，能迎来它一千五百岁的寿命就更让人震撼了。20世纪可以说是它最步履维艰的时期了。问题的关键，简单说，就是19世纪末期中国引进了枪炮武器。霎那间，那些武术大师，譬如说有的人善使双剑，有的人绳镖无敌，还有的人三节棍用得出神入化，他们可能花了二十年时间才练到这种境界，结果一下子跌下了神坛。（上帝创造了人，但塞缪尔·柯尔特[1]使众生平等。[2]）1900年，义和团（中国的一个秘密社团，他们相信可以通过练硬功夫使身体变硬，从而达到刀枪不入、子弹也无法穿透的境地。）攻击了驻扎在北京的英国士兵。魔法和科学，神秘主义和科学技术之间的历史冲突，很少会在这种失衡的情况下被戏剧性地投入实验。然而，当一切烟消云散时，只有英国士兵还站在那儿。
就在那一刻之前，功夫大师，特别是少林武僧们，还都位于武士食物链的顶峰；一转眼，他们忽然无依无靠、毫无优势可言了。1920年代，少林寺在内战中被当地的一个军阀占领并烧毁了一部分。1940年代早期，它又一次被侵占，损毁严重——这次是日本人干的。后来，政府想让中国完全脱离封建的过去，又担心少林寺会成为造反者的避难所，于是从1950年代开始，下令禁止修炼功夫。在“文化大革命”（1966—1976）期间，红卫兵们奋力完成了这项工作，他们拉着几个在街上还没来得及逃跑的少林和尚公开“批斗”，并在私下里鞭打他们。
当十八岁的演员兼武术家李连杰1981年来拜访少林寺时，这儿早已没了人烟，只剩下一些残垣断壁。李连杰当时拍了一部电影《少林寺》，这是务实改革家运用邓小平理论过程中的智慧结晶。从前人那里继承来这样一个贫穷的国家，他们需要创造效益。对于一个拥有丰富文化历史的贫穷国家来说，最简单的经济发展方法就是发展旅游业。于是中国旅游局邀请香港的制片公司拍了一部电影，来宣扬少林寺的著名传说：十三个和尚解救大唐皇子。
这是中国大陆的第一部亚洲大片，它的影响范围之广，令人咋舌。现实生活也开始沿着艺术的道路前进了。为了成为像李连杰所扮演的那样的少林和尚，成千上万的小男孩离家出走——以至于政府都得设专列把大部分人送回去。除此之外，在成千上万东亚游客的心目中，少林寺成为了最珍贵的文化遗址之一，他们每年都会来此游览。
少林寺重生了。私人的功夫学费和旅游收益组成了少林村新经济的基础。附近地区的农民放弃了他们辛苦劳作的田地来迎合游客的各种需要。只有三个少林武僧从“文化大革命”的整肃清洗中幸存下来，但是他们在当地有许多学生，其中有一些办起了私立学校，以满足交得起学费的年轻学生。而这些学生中的佼佼者又成了新一代的少林武僧，渐渐地，少林重生了。
东亚媒体在此地的采访中急需新鲜的角度，所以他们没花多长时间就察觉到了我的存在。一个很善于主动出击的台湾电视制片人听说这里有个会说中文的美国人，而且打算在少林寺学习一年以上的功夫。于是，他拖着鱼同志一起来找我，那是我来到少林寺的第二天，午饭时，他靠过来，开始了例行的阿谀奉承。
“一个美国人对中国文化有如此深厚的兴趣，这简直太棒了，”制片人用中文说，“你能出现在少林寺，证明你是个有见识的聪明人。你要是能和鄙台合作，那将有助于显示我们两种文化之间深厚的友谊。”
我笑了笑，他继续在那儿浪费口舌，其实根本无须如此，只消对我说声“哈罗”就一切OK了。没有哪个充满活力的美国人能够抗拒在电视上露脸的诱惑。这是上帝赋予我们的权利。
制片人、摄像师和我一起去了旅馆，自打午饭后我就一直待在那儿。他们想拍我走在长廊里，然后打开那间没有锁的门，走进房间。我有信心，知道该怎么走，怎么开门，怎么走进房间。但是，开拍后的事实说明，我显然不知道。我来回走了五次才搞定这一段。接下来他们想拍我在房间里读书。尽管我已经读了很多年的书，但我似乎并不擅长在镜头下这么做。直到第八次拍摄时，我才能恰到好处地翻页。我在电视节目上看过无数这样的场景，却从来没有意识到这些小细节是需要精心筹划才能拍出来的。
你的行为举止要非常自然，丝毫看不出这是在镜头之下——其实摄像机恰恰就在你面前，并且还有人一直在朝你大喊“自然点儿”。在这个世界上，恐怕没有比这更伤脑筋的事儿了。等完成前面的一系列拍摄，到达训练大厅时，我已经是一具浑浑噩噩、疲惫不堪、毫无知觉的残骸了。即便有三十个少林和尚——其实我还从来没见过呢——排好队等着我也于事无补，不会让我感到丝毫的兴奋，我已经被折腾得一点儿精力也没有了。后来制片人跟我解释，要安排我坐着接受中文采访，同时武僧们在我的身后训练，展示中国功夫。可即便如此，我也没觉得有多兴奋。在这儿，我和我心目中的英雄共处一室，但那是我在电视上第一次亮相，而他们却作为临时演员出现在画面的背景中。
采访记者是个令人惊艳的台湾女士，她飘然而至，完美的肤色犹如瓷器一般，我第一天在少林寺门口看到的就是她。我们坐在绿地毯上四目相对。麦克风配好了，摄像师也找好了位置。她先朝我甜甜地一笑，毫无疑问，此时在她的脑海中一定是在回想所有的问题。而在我的脑海中，我们应该是在一个更为浪漫的环境里，譬如说，阳光照耀的海滩上……
“对不起，”我用中文说，“你能再说一次吗？”
“你为什么要来少林寺？”她又问了一遍。
我这才反应过来：我已经不在浪漫的阳光海滩上了，我是在少林武术中心的训练大厅里；我找到了和尚，还有一个美女正对我说着中文，我是学过中文的；一架摄像机正对着我工作；补光灯灼热的光打在我的脸上，身边的所有人都期待着我说点儿什么，我却什么也没说出来。
“你为什么来少林寺呢？”她第三次重复了问题，语音语调仍旧甜美，但她眼角上翘，显然有些失望。
“对，对，对，”我用中文结结巴巴地说，“因为少林寺……好。”我的中文又恢复到了一年级的水平，甚至开始一边发音一边用右手食指比划着引导我的音调。
“你是来学少林功夫的？”
“对，对，对，功夫好，非常好，非常……非常好，简直好得令人难以置信。”
我努力挤出一丝微笑。
但她的笑容很僵硬，“你是怎么知道少林寺的？”
“对不起，你能说慢点儿吗？”
“你是……怎么……知道……少林寺的？”
“对，是，对，啊，电影，看电影。”
“哪部电影？”
“好多电影。”
她叹了口气，“你想成为少林和尚吗？”
“和尚很好，他们的功夫非常非常好。”
她“砰”的一声把麦克风放下了。
“我记得你说过他会讲中文。可他就是个笨蛋！”她冲制片人喊，“笨蛋！”
出于某些原因，中国人不喜欢蛋。“笨蛋”，“坏蛋”，还有最差劲的，“王八蛋”，这些都是常见的辱骂之辞。
据说许多拳击手需要重创之后才能振作起来开始战斗。我就是那种人。突然间，我记起了学过的所有中文，也明白了发生的一切，知道她说的话是什么意思。我用流利的中文回敬道，“对不起，我知道跟你比起来我一定显得很笨。或许你想用英语问我？你的英语怎么样？”
她卡壳了，脸色苍白地愣在那里。
摄像师忍不住笑了。很明显，他也认为主持人是个泼妇。
她很愤怒，扬长而去，采访结束了。由于我的“少林……好”的表现，我不可能取代“大山”成为普通话说得最流利的外国人，这令我释然。但糟糕的是，录像并没有结束。他们想让我表演一个学过的少林招式。问题是在我来到少林寺的三十个小时中，我还没学过任何少林的招式。
可这难不倒制片人。
他让和尚们站着围成一个半圆，就好像他们要检查这个美国徒弟的武艺。他们正站着队，我恳求制片人放过我。我努力解释，我知道的唯一的招式是南方派别的功夫，可这并不是真正的少林招式。要让我假装这是少林招式并演示出来是不合适的，这就像在犹太人的教堂里画十字架一样。
就像任何优秀的电视制片人一样，他根本不在意这些细枝末节的小问题。
我惊慌失措、一脸茫然地站在那儿，等着摄像师准备就位，等着让自己丢脸。这时，我回头看了看那些和尚。德清正好和我眼神相撞，他耸耸肩，一脸坏笑地向我使了使眼色。从那一刻起，我就知道他会成为我最好的朋友。
我们拍了好多次才通过，然后他们才让我和那些和尚们离开。就在那天，我发誓再也不上电视了。最终证明，我食言了。全世界的媒体都喜欢少林。后来，在我离开之前，香港、日本、泰国、波兰、英国、美国的电视台摄制组都对我做过报道。但多数情况下，都是中国国营的电视台来少林寺拍一个少林美国弟子的片段。我就是海报上常常见到的那个对中国深厚的文化传统有鉴赏力的西方男孩。当我在中国旅游时，偶尔会碰到在电视上见过我的人。
他们的话都一样：“你的中文真好，几乎和大山说得一样好。”
注释：
[1]塞缪尔·柯尔特（1814—1862），美国的发明家和实业家，柯尔特制造公司的创始人，研制出了世界上第一把左轮手枪并取得专利（1835—1836），他的发明使得左轮手枪进入实用并得到普及。——译者
[2]这句话曾为柯尔特枪支的广告语。——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