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冰雪驿路八忆(2)
“都怨那个电车司机！”晏明惊魂初定，擦着头上的冷汗说，“前边有马车，他踩什么铃铛？”
我已顾不上擦汗了，连连自责道：“怨我！怨我！我这个车把式太不称职。”
“也真难为你了，你赶驴车还能凑合，这匹野马……”不知是不是他意识到这话对我的改造不利，因而说到一半就刹车了。
我身上被吓出的冷汗，虽然还紧紧地贴在内衣上，听了他同情的话语，心里当真升起一股暖流。是啊！右派中的那个头人，为什么让我天天与野马一起穿街过市，是不是恨我不死？心里虽然这么想，嘴上说出来的却是另一番话：“分配我这个活儿的×××，在1959年的国庆节摘了右派帽子，大概是急于想拉我一把，让我加快知识分子工农化的进程吧！”我之所以这么说，既是阿Q式的自舔伤口，又是为晏明寻找心理平衡，因为没有必要让曾经当过伯乐的晏明，再为我不平则鸣，那是会惹火烧身的。我的第六感觉告诉我，那个极会运用谋略的头人，正在把我引向一个不可知的深渊。要知道这次惊马在闹市狂奔，远比那次驴车打了天秤、马车冲撞交通指挥台要危险得多！难道不是吗？让一个摇笔杆子的书生，天天干此营生，连个换班的都不安排，真可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不然，何以让跟车的老诗人，发此悲天悯人的感慨呢？
在我的人生阅历中，虹桥马惊一事，给我的心灵刻下了一道常人没有的悲楚印记。虽然它无形无影，但我一生难忘。之后，那匹蒙古种的儿马蛋子，由于与我的接触不断增多，似乎知道了一点赶车人内心的悲苦，再没有演绎出让我心惊肉颤的故事。连跟车的晏明，都对此有所觉察。有一天难耐行程的寂寞时，晏明开口说：
“这匹马，好像懂事多了。”
“大概是快结束儿马蛋子时期了。小时候我家里有匹黑马，在儿马时期，踢过我爸爸一蹄子，给我爸爸脑门上留下一个月牙形的印记。等到它老了的时候，不仅不再撒野，还变得非常仁义。”我给他讲了我童年骑马过山看戏的往事。我之所以敢于倾吐陈年旧事，是因为这故事中充满童真的清纯，里边没有掺杂任何政治。
“是啊，马也应该和人一样，随着年龄阅历不断增加，变得懂事起来。”
我立刻敏感起来：这是晏明的自白，还是在提示我？无论实际年龄还是文学年龄，他都属于我的前辈。他是否在以老马识途，警示我还是一匹儿马蛋子？不管是出于无心，还是有意对我进行提示，我都感到是对我命运走向的关注。因而，我也含蓄地向晏明表达了我的谢意。我说：“我还年轻，一定刻苦地向工农兵学习。争取早日改造成一匹识途的好马！”
记得，有一天出车，我遭遇到另一种尴尬。头天是星期天，我回家休息时，街邻出于好心塞给我一本《北京文艺》，第二天由于出车心急，竟然还揣在我的狗皮大氅的口袋里。它搞得我在赶车时，心情七上八下。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那本《北京文艺》上，有一篇老舍先生批判文艺界右派的文章。其文章之内，笔墨涉及我的一篇小说（发表在《长春》上的《并不愉快的故事》）。平日我行车饿了，从兜里可以掏出事先准备好的馒头充饥，那次出车由于兜里装有这本烫手的刊物，不吃也觉得饱了——因为它太解饥了，只要是摇鞭的手停下，揣进大氅口袋，便立刻像触电那般缩了回来。
晏明好心地说：“你没带吃的？”
我说：“我不饿。”
“你要是没带干粮，我分给你一点。”他在车上十分认真地说，“我看你总在掏兜，想必是忘带干粮了！”
我认真地拍拍鼓囊囊的口袋说：“我真的带了，昨天休息，我母亲特意给我烙的烙饼。”
我本来是为让晏明相信我是带了干粮来的，哪知在拍口袋的时候，晏明看见了我口袋里还有一本书刊。出于长途行车的寂寞，他说他想看看那本刊物。无论从哪个角度讲，我都没有理由拒绝这位前辈的要求，可是用理性来处理这件事，无论怎么说我也不能让他看到令他伤心的文字——因为是他揭榜荐贤，把我弄到报社来的，让他看那些批判我的文字，无异于给他伤口撒盐，只会增加他的痛苦和烦恼。因为那不是普通人对我的批判，是老舍先生在《北京文艺》上对我的笔伐，文章中白纸黑字地印着如是的几句话：从维熙的反动小说《并不愉快的故事》，意在反对农业合作化，煽动农民闹事……这么沉重的棍子打向了我，其政治重量可与孙悟空的金箍棒媲美了，不是给老诗人晏明心里添堵吗？我该怎么办呢，心里斟酌了许久，最后还是以谎言欺骗了真诚，我说那本本里夹着我的思想检查，为了使他不产生任何怀疑，我煞有介事地告诉他说：“国庆十年向党交心时，我交了真心。比如，对‘大跃进’我有过‘杀鸡取蛋’的反动看法，现在我正在用文字，进行自我批判哩！刊物里夹着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你要有兴致看，我掏给你。”
他说：“那就算了。”
不知晏明是否知道我的用心，但总算是搪塞了过去。这些，都给我冬日行车，带来天寒之外的心冷。当然，令人心寒的事儿还不只这些，总在街巷赶车，难免要碰上熟人，我虽然早就以鲁迅先生“破帽遮颜过闹市，漏船载酒泛中流”为生活蓝本，但知识分子的虚荣和自尊，仍然常常咬噬着我的心。记得，有一次在拉稀酒糟的空闲时间，头人要我去拉一车城砖砌猪圈（那时北京正在拆除残破的旧城城墙），我一个人正在旧城城根往车上搬砖头时，昔日北师的一位女同学正好路过这里，她叫梁佩瑜，是学校文学组的成员，因而很快认出了我。至今我还难忘那次令人尴尬的会见，她伸出她的一只细嫩的手，与我的手掌接触的一刹那间，因为我那手上的老茧坚挺如峰之故，致使她吃惊地低下头，看了看我那只黑黑的手掌。我如同受了电击一般，本能地缩回我的手掌，继而背过我的身子。我想，这不是在学校文学组讨论屠格涅夫《罗亭》《贵族之家》的年代了。尽管我和她之间，并没有什么同学之外的感情，但我在这个特定的场景下，还是想起了保尔和冬妮娅的相遇——觉得自己像是承受了很大的侮辱似的。她一定觉察到了什么，连忙说些安顿我精神的话。她说今天是周末，要乘火车回天津，去永定门火车站这里是必经之路，因而碰上了我。
我催她快走，省得误了火车。她问我今后能不能再见，并询问我的住处。我着实感谢她的热情，但我的身份告知我不能贻害别人——她是一个人民教师，一旦与右派有了往来，是自掘坟墓。最后，她奔向了火车站，我摇着鞭子赶车回我的劳动老窝。在分别的那一瞬间，我分明发现了她的感伤。多少年后，我一直为我那次的冷面表演而内疚，但在当时我自认为是“思想改造的成果”。我心里只有一件事：那就是小心翼翼地赶着这辆马车，期盼着通过如此严酷的劳动考试，尽快达到知识分子工农化的标准。
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总是爱做梦的——特别是知识分子中的文人，出于职业本能的驱使，常常以“孟浪”的人文感情，面对铁一样面孔而又变幻无常的政治。加上我当年年轻，还没走出儿马蛋子的圆周，根本想不到更大的人生危难在逼近我。当我与这匹惊魂之马产生了相依相伴的感情并准备当一个好车把式时，我的梦破碎了——1960年1月17日的早晨，我被勒令到报社开会，随着警车的一声长鸣，我与那匹相依为命的蒙古马，以及那辆走过北京东城、南城多条街道的大车，永远地拜拜了。
我去的另一个生命驿站，通名叫“大墙”。
当历史进入新时期，我由“鬼”还原成人之后，大画家尹瘦石特意为我这段人与马的生活，画了一幅《奔马图》相赠。
2012年初整理于书斋
【芦花魂】
笔者在这里追叙的两个人物，在历史长河中生命虽然都像芦花般轻飘失重，但这两个风尘人物的灵魂，却都有着芦花般的洁白……
吕荧的最后肖像
在渤海湾的大芦花荡，我能看到那一幕文坛历史上的绝世悲情，完全出于一次劳动的偶然。
那是在1969年2月的一天，我刚刚抄起铁镐，要跟随出工队伍去刨开冻土，挖一条引水沟渠。绰号“罗锅”的驼背队长，突然从队列里把我叫了出来，说：“你今天别去打冻土挖沟了，场部的马棚塌了，你和大张去‘586’拉一车铁秆芦苇来，用它封上马棚的上顶。”我欣然从命，这不仅因为跟车装运芦苇的活儿，比打冻土轻松；更大的引力在于，那儿是囚号的西方极乐世界，我想借这次机会，去看看那芦苇塘里埋葬死者的“586天堂”。其实，这个劳改农场因为滨海，遍地都是芦苇，队长之所以叫大张和我去“586”拉一车芦苇回来，全然在于那儿的芦苇长得特别粗壮，有铁秆芦苇之称，用它修理马棚，不仅节省木材，还能保证马棚坚固耐用。
如今忆起这段尘封的往事来，似乎是冥冥中的天意使然，不然在今天的文学史中，就少了吕荧西归之前的这幅逼真的肖像。记得那天是个响晴的天，但是从渤海湾刮过来的冷风，吹在脸上仍如刀削一般。大张原来是个刑事犯，是因为哥们儿义气折进来的，人长得魁梧挺拔，是我们劳改队里的头号劳动能手。我初来到这片芦花荡为囚时，曾看过一场别开生面的“甩方比赛”（即开挖深沟的劳动中，看谁把铁锹挖下来的泥条甩得最高最远），结果是大张力拔头筹。此时此刻，我和他坐在同一辆马车上，他摇鞭子我跟车，一路上谈天说地，也算是劳改队中难得的一乐。我告诉他，我曾在北京街头赶过马车，并讲了那几次马车惊魂的经历。他有点不信，笑眯眯地问我：“你是文人出身，不是在编小说吧？”
我说：“文人细胞，早就死了。现在我在劳动上虽然不能与你攀比，可也算是出师了。”
他没有反驳我的话，却把手中的那杆皮鞭递到我的手里：“伙计，我不相信你赶过马车，你给我甩个响鞭听听——”
我接过大皮鞭子，猛地挥动了一下胳膊，让皮鞭在天空绕了个S形，接着“啪”的一声又焦又脆的声响，如同鞭炮在上空爆炸一般。待我把鞭子交回给他的时候，他久久地看着我，像打量一个陌生人似的，最后冒出来一句话：“我说秀才，我真不知你还有这个道行呢！”
我说：“感谢1957年反右，不然我今天真让你叫板给叫住了。”
“这叫真人不露相。”他说，“我打心眼里佩服你们文化人。”
也许是因为谈起文化人之故，他说他是劳改农场的老号了，知道“585”老残队里，关押着不少生活不能自理的文化人，凡是难以医治的重病号，或者要上西天正路的，各个劳改队都送往那里——那里离天堂“586”最近，为的是埋起来方便。我打断了他的话说：“咱俩说点别的，我不愿意听老残队的事儿。”
他说：“我们的马车要经过那儿，我还以为你有啥老相识，可以去看上一眼呢！”
“别说没有，有也不去。我怕去那个地方。”我说，“马车干脆绕过那个地方算了。”
但是那天如同碰到了“鬼打墙”似的，我到底还是进了“585”一趟。真是应了“人算不如天算”这句俗话，当我们的马车停到成片的苇垛之前，开始往车上装芦苇的时候，一个面黄肌瘦、身着褴褛棉衣的囚号，拉着一辆小平车，也来这儿拉芦苇。他还没往车上装几捆芦苇，便趴在芦苇堆上喘气了。不用问，我和大张都知道这是来自老残队的人。大张热心肠，让我过去看个究竟，顺便帮人家一把。谁知这一看，就决定了我与吕荧最后的一面之缘。
老残队来拉芦苇的人，是个并不老的病号，他有风湿性心脏病，名叫姜葆琛。如果他昏厥醒来之后，仅仅告诉我这些，我也许不会为之动情，因为在劳改队碰到的凄楚之事太多了，人类共同具有的那颗同情心，在大墙之内已然磨起了厚厚的一层老茧。偏偏这位老兄认出了我曾是个青年作家，道出了我的字号，并告知他是我的右派同类。一股“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悲悯之情，从心底油然而生。不仅我动了真情，就连并非右派的大张，也立刻让我帮他把芦苇装好，并护送他一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