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导论：立足现实，扎根传统(2)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强调文学与所在时代意识形态的紧密关系，并非意在否认文学本身的自律性。众所周知，文学始终存有一个二律背反，亦即它或与社会同声相应，也可能大唱反调，或追随时代变动，也有可能凝定不动，抑或成其先导。但这种相对主义并不妨碍我们从时代演变的视域中去发见文学传统的解构与重构，甚至恰恰因为这种不可名状的纷繁多变，才有可能让我们真正憬悟时代的善变与嬗变，文学的发生与发展亦非按部就班。

本书的议题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视域下对古代文论研究加以考察，虽然古代文论这一学术领域看似与现代并无太大关系，但事实上，作为古代“诗文评”传统的现代学术身份，其学科合法性仍然是因为“现代性”问题深刻地介入其中。质言之，古代文论研究所讨论观照的对象乃中国数千年积累而成的关于文学创作与文学认知的一系列精思卓见，就其客观的发生时间而言，确乎年湮代远，但古代文论研究真正区别于“诗文评”的一大特质，即是因着现代性的介入，其对古人的文学思考每能以新眼观旧书，时刻以现代知识公义去复核、检视、开显甚或规训古人的文学批评。

因此，与其他那些在中国现代性进程中创设出来的现代学科一样，古代文论研究同样不可能避免与中国的现代化历史以及现代性经验发生关系。正如刘禾将“五四”以来所形成的“现代文学”定义为一种“民族国家文学”，认为这一文学的发展正“与中国进入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刚好同步”，是“民族国家的产物”，也是“民族国家生产主导意识形态的重要基地”。【15】如果我们以刘禾的观点来观察古代文论研究学科的发生发展过程，那么将发现古代文论研究同样或可说是“民族国家的产物”，与自晚清开始的一连串中国现代社会的政治、文化、思想的变动进程遥相呼应。强调此点，并非意在贬低古代诗文评传统的落伍过时——事实上，对于古典文学认知的具体抉发，我们很可能反倒逊于古人——而是希望提请诸位注意古代文论研究学科的现代转型同样在现代中国的历史经验中不曾缺席，它同样需要对自晚清以来的历史语境中迭相而来的诸般“现实”问题作出自己的“回应”。而这一学科从教育制度的变化、知识谱系的建构乃至价值典范的确立等一系列转型步骤，毋宁也是现代中国国族建构与文化建构的花开一枝。遑论按照福柯的说法，学科本身就是权力“规训”的产物，学科合法性的确立以及自身体制的营构，在在都须依凭国家权威与制度性实践。

因此，如果我们认同古代文论研究学科与现代中国的现代性进程关涉密切，也就能理解这一学科的现代转型不可避免地会与整体时代的现实问题彼此勾连，而其趋向现代的过程某种程度上也可视为是对古代文论传统的一次重构。如此我们就能设法追问如下问题：晚清以来的中国现代性进程是否同样影响到了人们对于中国数千年古典文学传统的具体认知？求新求变、寻求富强的时代呼声是否只是局限于中国的政经领域，它们之于古代文论研究是否也有不可忽视的影响？现代西方的文学观念究竟是怎样介入到中国文学的研究与创作中去的，它与中国固有的文学观念发生了怎样的博弈互动？具备现代学术品格的古代文论研究是如何观照中国文学批评的具体问题的，又是怎样确立自身文学典范的？往者已矣的古代作家与作品，为何有些人随事迁，沉埋故纸，有些却金身不坏，名垂青史，这方生方死的文学现象背后复杂的合法性过程的真相究竟如何？相较古人，今人的古代文论研究在方法论上有着怎样的变化与进步，不同的方法是否又会导致文学事相的不同认知？如果说文学是想象的一种方式，那么对于古代文学的想象又将在怎样的意义与层面开启人们对于古代中国的不同遐想？更重要的是，看似古今断裂的古代，是果真能与现代/现实秋毫不犯，各安其命，还是其实不安分的“现实”总能出其不意地更动乃至形塑我们对于传统的认知？

论者心知，这些问题并不容易一一作答。但至少经由对于上述问题的思考，我们才不会忽略晚清之后的中国的现实语境对于文学研究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因为这种影响并不仅仅总是作为时代背景而存在，事实上，现实的挤压与诘问已然成为现代文学研究展开的文化土壤，甚至幻化为悬诸其上的无形标准。而通过对这些问题的省思，我们才有可能回到历史的原初语境，不致遗忘了簇拥在文学研究周边的各种文化力量，抑或将古代文论研究的现代转型简单粗糙地视为文化现代性进程中的自然/必然环节。但这也不意味着古代文论研究的现代转型只是中国现实剧情的亦步亦趋，抑或说对于传统的解构与重构只是现实欲望的直接投射，而是希望透过古代文论研究这一学科在中国的确立与转型过程的“历史化”，尤其是对其转型过程中的知识生产与话语建立的分析，最终揭示出现实与传统这两股力量究竟如何互为博弈，同时试图发见古代文论与现实中国的内在联系，发见古代文论研究究竟在“制度化”过程中自我更新了什么，又自我规训了什么。

三

鲁迅曾形象地描绘过现代中国因着古今中外的交融互摄而导致的光怪陆离：“中国社会上的状态，简直是将几十世纪缩在一时：自油松片以至电灯，自独轮车以至飞机，自镖枪以至机关炮，自不许‘妄谈法理’以至护法，自‘食肉寝皮’的吃人思想以至人道主义，自迎尸拜蛇以至美育代宗教，都摩肩挨背的存在。四面八方几乎都是二三重以至多重的事物，每重又各各自相矛盾，一切人便都在这矛盾中间，互相抱怨着过活。”【16】鲁迅的议论辛辣嘲讽，但其真确地点出了现代中国的纷繁多歧，不能划一，我们固然可以嘲笑彼时的洋不洋腔不腔，但更重要的是鲁迅在这种中西古今的杂陈中看到了现代中国的复杂性与包容性。

一切人是否都在“互相抱怨着过活”，我不确知。但现代中国社会的矛盾特质确乎由此可见，而这也就提醒我们对于现代中国社会的观察的困难与审慎。至于中国现代性问题与文学研究的关涉，事实上也是头绪繁多。举凡制度的创设、观念的改易、语言的变革乃至文体的转换，凡此种种也未尝不是“都摩肩挨背的存在”着。因此，我们虽然深知晚近中国的现实语境对于古代文论研究的现代转型有着深刻的影响，我们也明乎古代文论学科从确立到发展的过程某种程度上不啻是一番传统的再造，但如何寻找到两者之间的有效中介来加以考察，就成为本书的突破口和立足点。而在论者看来，通过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作为研究视域，或许可以成为考察古代文论研究的现代性问题的一个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