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导论：立足现实，扎根传统(3)

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是随着马克思主义思想在我国的传播而输入进来的。作为中国革命成功开展的思想纲领与理论武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也紧密地同中国社会的现实革命进程相联系。换言之，长久以来中国的文艺理论从众生喧哗到多元归一的历史进程，正是在马克思主义文论思想的指导下发展以趋成熟的。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既是现代西方文化思想观念的外来成果，同时经过多年来的理论涵育与现实实践，最终也演变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本土学说和文论资源。也就是说，不论置诸历史实际还是理论思考，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完全符合现代中国的历史现实，并且准确揭示出现代中国的政治社会变革与文化思想之间丰富复杂的互动关系。

必须指出的是，作为深深植根于中国文化传统的古代文论，在其现代转型的过程中，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同样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事实上，正是凭借着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巨大理论能量，激活了古代文论的自身活力，促进其转变为具有现代文化品格的新文论。因此，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充分说明了西方文论与中国古代文论之间完全可以求取互动互融的共生关系，在保有古代文论的古典文化品性的前提下，经由借鉴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理论视域、思想观念以及思维方式，使得古代文论研究真正摆脱古人掌故闲谈，以资赏鉴的经验式言论形态，最终建构起符合现实语境，呼应现实要求的现代性文论体系。而这也就使我们有理由认为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视域来对古代文论研究的现代转型加以考察，是一种有效且可能的尝试。

需要说明的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每多歧变，与中国社会现实的交合程度大抵超乎一般的想象。本书不论从体量还是深度都势必无法完全涵容和厘析就中的种种衍变，这既无可能，也不必要。然而选择的有限性并不意味着选择的随机性。本书在对这一历史过程加以考察时，既希望能切实直观地展现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之于古代文论研究的影响，同时也希望能扩大视域，不照本宣科，而是尽量裸呈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的历史演变轨迹，最终强调马克思主义思想在用以解决国家层面的政治/文化危机的同时，亦确实对“文学”以及文学研究产生了不可忽视乃至决定性的影响，相应的，“文学”以及文学研究在面对这种影响时也确乎发生了根本性的自我更新，形成了更其丰富和独特的文化特质。

基于如上考虑，本书试图从以下六个方面来加以探讨：

首先是关于现代文学批评观念的确立与衍化。诚如黄人所言：“夫世运无不变，则文学也不能不随之而变。”【17】传统“文学”观念因着时局的改变，西学的输入和现代学科制度的逐渐创设而发生了巨大改变。现代“文学”观念以及现代“文学批评”观念在中国的形成与建构，最终导致了“文学”义界的重新确立，由此为研究者厘析出一条中国文学的新路线图进行了铺垫，也使得古代文论研究从传统集部中叨陪末座的“诗文评”演变为符合现代知识公义的文学批评。而这一全新的现代学术身份的获致过程并非自然行为，而是牵涉各种文化政治力量的互相角力，同时也顺应了晚清开始的知识谱系重构的时代进程。

其次则着重讨论作为影响中国现代化进程最重要的时代思潮之一的进化论对于古代文论研究产生的影响。虽然中国传统的思想观念以复古论、循环论为尚，但本书强调与此同时中国文化仍然有对历史新变的关注。而从龚自珍、魏源以迄严复、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进化论不仅成了他们念兹在兹的思想理论，也是他们试图援用于现实的一套危机解决方案，更为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中国的流播导夫前路。通过现代知识分子的合力营构，进化论在特定的历史时刻对中国产生了巨大影响。而当进化论应用在古典文学与文论研究，则关于中国文学的历史衍变的阐述思维一转为以进化为进步，以复古为衰败的直线论述，从此文学史上的各种力量开始出现了优劣之别、先进与衰朽之别。但我们不能将进化论文学史观仅仅视为是中国对于西方思潮的被动回应，事实上，它同时也是中国的现代性建构中的传统“合法化”过程，是一次彻底的文学典范的价值转移。

与进化论的张扬桴鼓相应的则是“赛先生”的风头大盛。中国知识分子有感于传统学术研究观念并方法的落后与缺憾，希望通过对西方科学观念和研究方法的引入来纠正中国传统学术研究的弊端。在古代文论研究领域，郑振铎、朱自清、罗根泽等人试图通过新方法的运用，以开显传统文论的内蕴特质，本质上是一次汇融新观念的学术实践。作为二十世纪中国意识形态的重要方面，以及马克思主义思想传入的一大观念基础，科学主义使得中国学者的研究观念和方法发生深刻改变，而经由古代文论研究科学化进路的理论演练与学术实践，也最终使得古代文论研究由“科学”以至“学科”，实现了方法论上的现代转型。

而不论是文学观念的转型、文学典范的转移，还是研究方法的更新，要之都在学术研究共同体内部进行变革。而当马克思主义传入并以其自身的理论魅力成为当时最受欢迎的理论范式，历史唯物主义以对于历史现象的解释以及历史变革动力的相互关系的探索，极大冲击了千百年来儒家传统所形成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思维模式。马克思主义对于历史复杂性的揭示及其对于制约和塑造政治以及思想现象的社会空间的极度关注，使得原有的古代文论的阐释从泛道德化逐渐趋于对历史进程的革命性理解。而它的现实性、实践性及其对于现实生活采取干预态度的理论主张也与自来的中国传统文学观念颇为契合。因此，时人的古代文论研究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大量借鉴，最终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文论传统在中国的确立与张大。

而随着毛泽东文艺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地位的最终确立，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深远地影响了当代中国的文艺思想和学术批评的建设与发展。而中国知识分子也从各自角度和领域出发，与其进行不同维度的思想对话，最终形成以毛泽东文艺思想为主导和主体的，同时由众多的创作者和批评者共同参与的一场革命和文艺的互动与对话。第五章试图以郭沫若与废名为例，就他们与毛泽东文艺思想所做的或主动或被动的对话，以及对于“时代意识”、“人民本位”的努力呼应，来讨论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进程中的特质与问题。

毫无疑问，建国后持续不断的各种政治运动，一定程度上扰乱了学术发展的自身规律，尤其是1963年之后的文艺批评活动几乎完全脱离了学术研究的常道与正道，成为彻底的政治斗争，文学政治化的趋势日益强烈。直到“新时期”开始，政治趋于理性清明，整个国家开始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尤其是三中全会以后，思想文化界开始出现一场影响深远的思想解放运动，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指导下，试图冲破此前“左”的束缚和禁区，文学创作与研究也开始重新谋求自身定位，文学的去政治化趋势进一步得到加强。就古代文论研究领域而言，研究者们一方面对庸俗社会学和泛政治学的研究观念进行了痛定思痛的反思，力倡回归原典，回归传统，另一方面也不满足于简单地以古释古，力求以现代学术眼光，衡酌古今中外，在多方比较的视域下，为古代文论研究别开生面。由此分别从观念的反拨、研究方法的翻新、古代文论研究的现代转型等方面进行了具体探讨与革新，延拓了更多元的价值取向，开阔了更宽广的学术视野，取得了更丰硕的成果。

本书通过对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视域下的古代文论研究转型加以考察，不仅意在裸裎出古代文论研究现代转型的现实语境与思想背景，更意在提请诸位在注意文学研究独立的审美特质的同时，亦须关注其与中国现代历史经验的深密关系，在一个更其宽阔整全的研究视野中把握中国文学的现代性与文学性的内在关联，以及晚近中国文学与整个现代思想、文化和社会历史的多重互动与丰富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