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从“诗文评”到“文学批评”——现代文学批评观念的确立与衍化(1)

朱自清在为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与朱东润《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两书所写的评论《诗文评的发展》一文中指出：“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出现，却得等到五四运动以后，人们确求种种新意念新评价的时候。这时候人们对文学采取了严肃的态度，因而对文学批评也取了郑重的态度，这就提高了在中国的文学批评——诗文评——的地位。这也许因为我们正在开始一个新的批评时代，一个从新估定一切价值的时代。要从新估定一切价值，就得认识传统里的种种价值，以及种种评价的标准；于是乎研究中国文学的人有些就将兴趣和精力放在文学批评史上。”【18】

在辞简意丰的评析中，朱先生告诉我们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出现之所以是在“五四”之后，因为那是一个“人们确求种种新意念新评价的时候”。新时代鼓励人们发现“新意念”，作出“新评价”，而“新意念”与“新评价”的纷然出现也反过来凸显和定义了时代的新。“从新估定一切价值”不仅成为一个创想，更成为一种可能，意欲对所在时代加以重新审视的企图配合着整个民族求新求变的迫切愿望，最终获致了一种极其巨大的解释能量，赋予人们全新的眼光去认知和裁断“传统里的种种价值，以及种种评价的标准”。准此，提高中国文学批评的地位自是不言自明的了。

第一节 集部的“尾巴”

然则，中国文学批评的固有地位是怎样的呢？用朱自清文章里的另一句话说即是：“老名字代表一个附庸的地位和一个轻蔑的声音——‘诗文评’在目录学里只是集部的尾巴！”

大抵来说，中国目录学之成立，在西汉成帝之时。其时因典籍多有散亡，故在河平三年（公元前26年）“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如是几番搜觅，竟致“书积如丘山”【19】。成帝诏命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历时十九年而终成我国第一部综合性提要目录《别录》。然向校书未竟而卒，遂由其子歆赓续之，“集六艺群书，种别为《七略》”【20】。《七略》系我国第一部综合性图书分类目录，共分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数术略、方技略共七部分，著录书籍六百零三家，一万三千二百十九卷。后班固又据此作《汉书·艺文志》，类此群书为六大门，其中文学作品归属为诗赋略。晋时荀勖作《中经新簿》，改七略之法为四部之门，诗赋与图赞、汲冢书一道列于丁部。南朝宋齐间著名的政治人物和学者王俭，则依《七略》之例，别撰《七志》。虽当时四部分类渐已流播，他却仍采七分之法，并鉴于《七略》名为七分而实为六分，遂特增图谱一类，以求名实一致，其各类分为经典志、诸子志、文翰志、军书志、阴阳志、术艺志并图谱志。文学作品当属其中文翰志一门。与此相似者，为南朝梁目录学家阮孝绪，以一己之力，讨论群书，总集众家，撰成《七录》十二卷。其七分之法为经典录、纪传录、子兵录、文集录、术技录、佛法录并仙道录，则文学作品自属文集录一门。

此后自刘宋至隋，除《七志》、《七录》之外，文献编辑之法，大抵皆依四部之法统属条贯之。唐贞观十五年（公元642年），唐太宗诏修周、齐、梁、陈、隋五代史志。就中《隋书·经籍志》则据《隋大业正御书目录》并参考阮孝绪《七录》之分类体系编撰而成，编者有魏征、李延寿等人。是书删汰繁复，重加排比，依经、史、子、集四部四十类，著录存书三千余部，成为中国目录学发展史上首部取用经史子集而非甲乙丙丁作类名的典籍目录，并成后世典籍分类之楷式。

中国传统典籍目录之分类衍变大体如上所述。此可就“集”之一部再作申论。

盖“集”字，《说文》本作“雧”，释为“群鸟在木上也”。因名思义，则集部自有兼收并蓄、丛杂猥集之特性。就其细目而言，自《七录》始有“文集录”一门，其下又可分为楚辞、别集、总集、杂文等四部，然后世“诗文评”一类则彼时尚未有。至唐开元年间编定《崇文目开元四库书目》，分甲、乙、丙、丁四部四十五类，其中“集部三类，删楚辞，创文史一类”【21】遂开后世目录学阑入“诗文评”著作之先导。

延及宋代，文学批评意识较之前朝大为发达，诗话、文话、词话等传统文学批评著作勃兴滋蔓，于文章楷式、文字工拙、文辞敷演、声韵谐律等诸多文学创作的技术程式问题别有措意。《新唐书·艺文志》“文史”类即阑入李充《翰林论》、刘勰《文心雕龙》、颜竣《诗例录》、钟嵘《诗评》四部著作。而王尧臣等编撰的《崇文总目》则在集部中删除了楚辞类，转将“文史类”提升至与“总集类”、“别集类”鼎足而三的地位。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文说类”下则录《文心雕龙》、《修文要诀》、《金针诗格》、《续金针诗格》、《李公诗苑类格》、《杜诗刊误》、《韩文辨证》、《韩柳文章谱》、《天厨禁脔》等著作，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文史类”亦列有除《文心雕龙》之外的诸如欧阳修《六一诗话》、陈师道《后山诗话》、叶梦得《石林诗话》、范温《潜溪诗眼》等多部诗话类著作。【22】

而随着社会经济的日益发展并博雅好古的知识追求，有明一代不仅私人藏书空前发达，文章评点之风亦大盛。尤须注意的是，前此诗文评著作渐自“文史”类移置至“诗文评”类。焦竑《国史经籍志》即首设“诗文评类”，其云：“昔人有言，文之辩讷，升降系焉；鉴之颇正，好恶异焉。作之固难，解亦不易。故长编巨轴半就湮没，而其仅存者，又未尽雅驯可观，盖亦有幸有不幸焉。今次其时代，总为此篇。”【23】所谓“文之辩讷”、“鉴之颇正”，显然指称对于文章流别乃至结体修辞工拙的评断赏鉴，具有鲜明的文学批评史意识，较之宋人文史杂糅的观念自有进境。故此，“诗文评”这一概念的提出，正与整个时代文学批评意识的渐趋成熟若合符节。

至于最能彰显古人整体的文学批评史意识、最能代表古人对古代文论研究的具体思考的，允推清乾隆四十七年编竟的《四库全书》。【24】《四库全书》集部“诗文评”类著录著作六十四部，凡七百三十卷，存目著作八十五部，凡五百二十四卷，历朝古代文论之重要研究专著大体已囊括其中。就学术意义而言，《四库全书总目》对于古代文论资料多有汇集、整理、辑佚、考辨的基础性工作，并从整体上和理论上勾画了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学术史的发展脉络，精当概括了诗文评的体例、程式和地位。其“诗文评”部分的提要云：

文章莫盛於两汉。浑浑灝灝，文成法立，无格律之可拘。建安、黄初，体裁渐备。故论文之说出焉，《典论》其首也。其勒为一书传於今者，则断自刘勰、钟嵘。勰究文体之源流，而评其工拙；嵘第作者之甲乙，而溯厥师承。为例各殊。至皎然《诗式》，备陈法律，孟棨《本事诗》，旁采故实。刘攽《中山诗话》、欧阳修《六一诗话》，又体兼说部。后所论著，不出此五例中矣。宋、明两代，均好为议论，所撰尤繁。虽宋人务求深解，多穿凿之词；明人喜作高谈，多虚憍之论。然汰除糟粕，采撷菁英，每足以考证旧闻，触发新意。《隋志》附总集之内，《唐书》以下则并於集部之末，别立此门。岂非以其讨论瑕瑜，别裁真伪，博参广考，亦有裨于文章欤？【25】

这段总论首先点出中国古代文论著作的几大基本话语形态及其代表作，即探究文体源流迁变，并评定文学创作之工拙的《文心雕龙》；品第作者高下并追溯师承源流的《诗品》；完备陈述诗歌创作律则法式的《诗式》；间采旁搜与文学创作相关之典掌轶事的《本事诗》；体兼说部、或资闲谈的《中山诗话》、《六一诗话》等。此五种体类，基本牢笼了后世古代文论著作的创作样态。同时亦可见出《总目》作者试图通过历史化的叙述而将历代诗文评著作“作为一个对象进行整体观照的努力”【26】。

其次，《提要》揭示出整个中国文学批评观念的衍变历程是自开初“浑浑灏灏”的初无成法，逐步臻至体裁渐备、师承有序、楷式昭明、旁采故实的成熟形态，而这一渐趋整全的过程，恰是由历代文论著作递相承继而成。易言之，文学批评意识的明晰成熟与文学批评著作的滋育勃兴实为相辅相成之关系。同时，《提要》亦揭出“诗文评”一体之写作，至宋代前期已基本成型，此后所作虽代不绝有，要之皆不出前此范囿。且宋明两代之诗文评，皆有失当处，前者失于“穿凿”，后者失于“虚憍”。三者，《提要》亦揭出“诗文评”在整个中国文学中的地位。馆臣虽肯认“诗文评”著作不乏“考证旧闻”、“触发新意”的功能，甚或因“讨论瑕瑜”、“别裁真伪”、“博参广考”而“有裨于文章”，但最终的地位无非是自“总集之内”晋升为“集部之末”，所谓“别立此门”。而“岂非”一词，在在透出馆臣已然视此种待遇为“诗文评”一门可能获致的优渥奖赏了。

是以虽然《总目》诗文评类提要乃传统诗文评研究中极其重要的历史文献，可恰如朱自清所言，“诗文评”在整个中国文学的殿堂中，终究还只是“集部里的一条尾巴”。而若要不甘做这条“尾巴”，则须如朱氏所言：“若没有‘文学批评’这个新意念、新名字输入，若不是一般人已经能够郑重的接受这个新意念，目下是还谈不到任何中国文学批评史的。”【27】

因此，古代文论研究要从“辨句法，备古今，纪盛德，录异事，正讹误”【28】的传统学术形态转变为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批评”，端赖“文学批评”这个“新意念、新名字”的输入，并且连“一般人已经能够郑重的接受这个新意念”，古代文论研究才谈得上从集部的附庸走向学科的独立。

第二节 何谓“文学”

古代文论学科摆脱集部的附庸走向学科的独立，与其说是一种地位的提高，毋宁说更是一番义界的改变。而这一改变的开端处与基本点，即是现代意义的“文学”观念的“创设”，它使得传统中国文艺思想被置于一个全新的学术视野来加以整体考察，由此令中国传统的“文学”观念得以从新估定和把握，而建基于上的古代文论研究也才从根本上有机会真正求得“地位的提高”，进入“一个新的批评时代”。

就中国传统学术观念来说，“文学”本只称为“文”，且亦非专指文辞。因“文”之本义乃纹采之纹，后引申至人文社会领域，用以指称涵括文字、礼乐、典制等一整套富含人文意义的社会建构。此后复因文辞之社会功能与思想意义愈加特出，故“文”渐自概称整体人文建构衍变为特指语言文字本身。【29】而“文学”一词，则始见于《论语·先进》中的“文学：子游、子夏”。皇侃《疏》引范宁说：“文学，谓善先王典文。”邢昺亦云：“文学，谓之文章博学。”且儒分为八，儒学经籍多为子夏一门所传，即所谓传经之儒，故此处之“文学”非如后世“文学”概念下的烂漫抒情之章，而实为知识性的文献学术之义。

两汉时期，“文学”一词亦是册籍之学之义，故《史记·儒林传》云：“夫齐鲁之间于文学，自古以来，其天性也。”及至刘宋设“文学”一科，始与近世“文学”、“文章”之义相近。但古人所谓“文章”包举万有，举凡章、表、书、奏、碑、箴、铭、诔、诏、册、令、启、弹事、奏记、符命尽皆阑入，文体各各不同，功用在在有异，在传统的“文章者，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观念笼摄下，这些应用性文字从未被摒弃在“文学”之外，此与近世文学观亦颇不相同者。

逮及近世，这一概念变动不居，品类繁杂不一的基于“杂文学”生发出来的传统“文学”观念到了需要重加审视和定义的境况。

首先，就时代背景而言，中国屡遭外侮，尤其甲午一役，以天朝大国见败于素所轻蔑之日本，撼怖朝野，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惴惴然虑其学之无所可用”，【30】亟亟认识到必须调整对于整个外部世界的认知，在新的世界格局中寻到自己的适当位置。而基于中国传统政教合一的思路，“群起而求所以然之故，乃恍然于前此教育之无当”【31】，遂集矢于八股策论，诏天下遍设学堂。这就注定关于中国文学史的认知以及现代“文学”观念的引入，始终伴随着国族存续下的“惴惴之心”，对于“文学”义界的重新诠解与中国文学传统的重新确立不再是一番对于历史的单纯回溯，更是一次借由重整历史经验来因应现实语境的实际功利行为。

再者，群起集矢于八股策论，诏天下遍设学堂，遂使施行上千年之久的科举制度在1905年被废除。作为中国社会的“循环系统”，科举制，使得政经资本与文化资源在社会的不同阶层得以有效循环流动，在中国社会结构中起着重要的联系和中介作用。【32】当此一废，其对于相关的整体政治文化制度所产生的巨大影响自不必言，最关键处是由此延展开去的知识生产方式并文化运作机制也一并发生了本质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