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从“诗文评”到“文学批评”——现代文学批评观念的确立与衍化(2)
1902年8月15日，张百熙主持颁布《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设政治、文学、格致、农业、工艺、商务、医术七科，文学科则分为经学、史学、理学、诸子学、掌故学、词章学、外国语言文字学七目，文学之义仍为文献典籍之义。【33】1904年1月13日颁布了由张之洞主导的《奏定大学堂章程（附同儒院章程）》，经学与理学则从文学科中划出。【34】文学科下共有中国史学、万国史学、中外地理学、中国文学、英国文学、法国文学、俄国文学、德国文学、日本书学九目。“中国文学门”一目涉及文字音韵、训诂、历代文章流别、古人论文要言、周秦至今文章名家、周秦诸子乃至世界史、西国文学史、中国古今历代法制考、外国语文、外国科学史。而原本以溯源文体流别、析解作文章法为要的传统文学讲授方式显然不足以承当这样的教学需求。《大学堂章程》且特别提及“博学而知文章源流者，必能工诗赋，听学者自为之，学堂勿庸课习”【35】，从以写作技能与赏鉴趣味为核心一转为以知识传授与新学吸纳为主要目的，教学之重心与着眼点之不同于焉可见，为此林传甲于是年编写了中国最早的《中国文学史》教材。
林书仿日人笹川种郎《支那文学史》一书而成。共七万字，分十六篇，从文字、音韵、训话、古今文体衍变、文章作法一路至讲解经、史、子之文、汉魏至“今”文体之析解、骈散两文体之评骘，以近乎纪事本末体的论述方式贯通之，内容驳杂不一。然则作为中国文学史的开山之作，恰是其驳杂处，分明见出“文学”一词至此亦难为界范。一方面是对于传统的中国学术思维处在排拒和依恋的暧昧态度之中，既心知传统的文学观念不足以因应时变，理应弃之，但舶来的西方观念尚难落地生根，为本土文化思维完全融摄；另一方面则是对于文学学科的功用和达成功用的手段无法求取最终的共识，及至文学史的写作体例亦乏成例可资参考，加之此类撰作本“非专家书而教科书”，【36】第一角色先是为津逮后进的教材之作，而非集毕生精力而成的专门著述，可说是徘徊彷徨于中学西说与古法今体之间。
与徘徊彷徨相应的则是对于“文学”义界的重新把握亦可谓曲折，虽欲图新作，要亦不免依循传统。如桐城派代表人物之一的姚永朴，1914年编著了京师大学堂“文学概论”课程《文学研究法》。是书虽首揭以“文学概论”的专门研究，实亦不脱传统文章学的理论框架。是书上下两卷，安章宅篇则系起原、根本、范围、纲领、门类、功效、运会、派别、性情、状态、神理、气味、格律、声色、雅俗、繁简等廿四目，终章作结。姚氏门人张玮在此书序言中写道：“其发凡起例，仿之《文心雕龙》。自上古有书契以来，论文要旨，略备于是。……今或谓西文艺学可质言之，无取于文，一切品藻义法之谈，有相与厌弃而不屑道者，吾不知其于西文果有心得否耶？言之无文，行之不远。”【37】
西风欧雨，渐次袭来，姚氏一门未必不知，所论虽效仿《文心雕龙》，然就具体论述而言，并非一意泥古，甚或姚氏心心念念者是在谋求桐城派“义法”与现代文学观念相融相合。有论者指出是书较之传统中国文章学著作，能“摒弃一切偏狭之见”，“论文不分宗派”，主张文学应具有“明道”、“经世”、“论学”、“匡时”、“纪事”、“达情”、“观人”、“博物”等诸多功用，【38】并视文学为文教之要则，提倡“文教者，保国之精神”，彰显了深切的“经世致用的思想”【39】。然而，置身激烈转型的时代，这一更多沿袭中国传统论文之法的著作，仍旧不可避免的沦为落伍之作，桐城义法之类的“一切品藻义法之谈”，在西方文学观念大举侵入的情境下，时人竟已“相与厌弃而不屑道”了。因此，三年之后的1917年，姚永朴亦从北大去职，其“文学概论”之讲席此后亦再无人接续。
姚氏欲藉新旧杂糅的《文学研究法》来为中国传统文学观获致现代合法性，显然收效甚微。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将目光投注于“文学”本身的封域界范。不过义界的确立并非一蹴而就，在思考与讨论的初期，时人多偏好从广义的角度来定义“文学”。
就中最具代表性的或为章太炎所言：“文学者，以其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谓之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凡文理文字文辞皆称文。”【40】章氏此说是为反对刘师培而发。刘氏早年在《文章源始》中推阐阮元《文韵说》“凡为文者，在声为宫商，在色为翰藻”的观点，主张“骈文一体，实为文体之正宗”，并认为：“明代以降，士学空疏，以六朝之前为骈体，以昌黎诸辈为古文，文之体例莫复辨，而文之制作不复睹矣。近代文学之士，谓天下文章，莫大乎桐城，于方、姚之文，奉为文章之正轨。由斯而上，则以经为文，以子史为文；由斯以降，则枵腹蔑古之徒，亦得以文章自耀，而文章之真源失矣。”【41】对此，章太炎颇不认同，认为“今欲改文章为彣彰者，恶乎冲淡之辞，而好华叶之语，违书契记事之本矣”，当“以文字为准，不以彣彰为准”。【42】章刘之争透出各自对于文学特质的不同认识。刘氏以“沉思翰藻”为文学之特征，推举音韵铿锵词采烂然，章氏以乾嘉朴学治学之法，认为“凡彣者皆成文，凡成文者不皆彣”，不可一概而论，溯源追根，主张凡见之于竹帛的文字，皆可阑入文学范畴，而刘氏之观点，是“以文/笔之争、骈/散之分、文/言对待等一系列历史和文化问题，搅乱了对文的逻辑界定”。【43】
章氏于刘师培主张背后之问题，可谓辨析微茫，其个人之文学观，于今看来，或过于宽泛。刘师培推举“沉思翰藻”为吾国文学之特质，未可断然言非。沉思者，精心结撰也，翰藻者，词采可观也，非如此不足以言能文。其可究诘处，在于若但求声韵文采，舍质从文，则易轻忽文学之所以能撄人心者，非徒在此，而在内里缘情而发的冲动。【44】章氏之说与乾嘉以降的中国主流学术思潮相谐，加之章门弟子坛坫广大，从者颇众。其时任教北京大学的陈中凡对于章氏弟子朱希祖任教的北大文学史课程评价道：“看他的讲义，分经、史、辞赋、古今体诗等篇，近于文学概论。读其内容，实则是学术概论，非文学所能包括也。”【45】“非文学所能包括”与其说指的是朱氏文学史课程内容含涉太杂，体性不专，不如说宽泛的“文学”封域透露出人们认为文学的研习或仍应沿袭章氏所代表的乾嘉朴学一路，广涉博采，单单研讨词章之学而弃经、史、子诸学于不顾，是不重根本之计。
然则即便过程辗转曲折，“文学”作为一门学科终于逐渐在中国确立下来。即如1913年1月12日教育部颁布的一项章程中明确宣布的那样，今后大学文科将分哲学、文学、史学、地理学四门，文学继与经学分隔之后，亦最终与史学分离，成为一门完全独立的学科。讲授内容亦以语言和文学为主要内容，【46】与今日大学中文系课程庶几近之。准此，关于“文学”的观念确立亦进一步丰富明晰，注意到“文学”之定义广义之外，尚有狭义。
1918年出版的谢无量著《中国大文学史》即以“中国古来文学之定义”和“外国学者论文学之定义”【47】的双重叙述策略试图解决这个问题。黄侃《文心雕龙札记·原道篇》着力调停前述章、刘之争，认为“书以文字，著之竹帛者”，皆谓之“文”，在强调文之界域宽广的同时，亦指出“揆其本原，则文实有专美”，文章必要“韵语”、“偶词”、“文采”兼重，文贵“修饰润色”。故就“书契记事”的初阶而言，章氏之说言之成理，文化演进之后，“文”之范围亦势必日趋“缩小”，雕饰日甚，刘氏之说良有不可废者。是以文辞封略，本可张弛，既可拓其疆域，无所不包，复可专求本原，端有确指。值得注意的是，黄侃的调停之说，也是广、狭二义的叙述策略，而与谢说相较，可见出其对文学特质的把握有思理折进处。且细究其言，中道之说的背后显然更倾向于刘师培的观点，他对章太炎的“当以文字为准”说的认同更多是建立在“文化”意义上的认同，转及“文学”，则终以纂组锦绣为尚。
黄人则总结道：“能以言语表出思想感情者，皆为文学。然注重在动读者之感情，必当使寻常皆可会解，是名纯文学。”【48】这条尚难称明晰准确的定义最要紧处在其注意到了言语与感情之关系，重点强调“动读者之感情”，方为“纯”文学。与谢无量的双重论述不同，黄说之重点不在谢说所强调的中西不同，而在文学之纯与杂的性质不同；与黄侃的观点不同的是，黄人虽亦体认到文学与言语之关系，但首要仍在“动情”，且黄侃推重文采斐然，不论普通读者是否可读可感，而黄人却强调“必当使寻常皆可会解”，才谈得上是“纯”文学。这种将情感和语言牵连并举的文学观，不仅进一步缩窄了文学的封域，更成为五四运动之后愈加被认可与接受的主流观念。
1908年周作人发表《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该文同样比对了中西文学观念之不同，并借鉴英国论家亨特的见解，认为文学必具“思想”、“意象”、“感情”、“风味”四端，循此方可“铸裁高义”、“阐释人情”、“发扬神思”并“普及凡众”。【49】1919年罗家伦发表《什么是文学——文学的界说》，将文学定义为“人生的表现和批评，从最好的思想里写下来的，有想象，有情感，有体裁，有合于艺术的组织”。【50】1920年，胡适在《什么是文学》一文中指出文学须具备三个条件：“第一要明白清楚，第二要有力能动人，第三要美”，因为“文学的基本作用（职务）还是达意表情”。【51】朱希祖亦不再如前述那般抱持广义之文学观，转而指出“盖文学者，以能感动人之情操，使之向上为责任者也。……文学以情为主，以美为归。”【52】1922年凌独见在《国语文学史纲》一书开篇即批评“文学者，以其有文字着于竹帛，谓之文”的说法是错误的，认为“文学就是人们情感、想象、思想、人格的表现”。【53】1924年鲁迅翻译日本作者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解释此书“于我有翻译的必要”，是因著者所言“生命力受压抑而生的苦闷懊恼乃是文艺的根底”【54】颇获其心。1932年出版的胡云翼《新著中国文学史》对广义和狭义的文学定义态度更为明确，他批驳前者只是古人于学术文化分类不清的结果，并不适用于时代，而后者“专指诉之于情绪而能起美感的作品”，才是“现代的进化的正确的文学观念”。【55】如果说此前的广义、狭义之分尚是一种言说策略，实际并无太过明显的价值判断，那胡云翼的这条界说则显然取向分明。
至此，此前随世迁转至难厘定的“文学”之义，在西方文艺思潮大举涌入之际渐趋清晰起来。作为某种程度上绾合着传统文化中对于个人与社会文化修养的概念，“文”不可避免地承载着多重知识假设。而随着西方现代文学观念的介入，传统文学观日益式微，实用功能之外的美学特质日益受到重视。而知识分子通过对于“文”之定义的重新修正，力图去除附其上的传统的话语权威。此后几乎所有撰作关于中国文学史或文学理论、文艺思潮的作者都近乎自觉地认同了新的纯文学观念。以崭新的眼光审视传统的古典诗文，并极力抬高向被轻忽的戏曲、小说的文学地位，即如刘大白在其未竟之作《中国文学史》里头斩截宣称：“文学具体的分类，就是诗篇、小说、戏剧三种”。【56】
第三节 何谓“文学批评”
恰如前述关于“文学”义界的重新确立，古代文论研究的学科成立同样需要对于“文学批评”有全新的审视和把握。
今日之文学批评史皆许陈中凡先生作于1927年之《中国文学批评史》为“中国人自己撰写的第一本《中国文学批评史》”。【57】诚然陈著之撰著，可视为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学科的成立标志。然则初版于1922年（长沙湘鄂印刷公司），并于1924年由太平洋印刷公司重印，1934年复由上海商务印书馆新版，并收入王云五主编的“百科小丛书”之一种的刘永济《文学论》一书，实有特为拣出研讨之必要。
刘永济，字弘度，别号诵帚，晚号知秋翁，湖南新宁人。自上世纪二十年代始，先后任教于长沙明德学校、东北大学、武汉大学，并长期担任武汉大学文学院长职，“文革”时期含冤自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