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海关——《红字》的前言(4)
对一个人的道德和智力健康大有裨益的做法，便是主动与自己截然不同的人相处，感受他们的生活习惯，尽管他们很少在意他的苦心经营，而且他也只有跳出自己的视界才能欣赏他们的领域和能力。我生活中的种种事件经常为我提供这样的好处，但是从来没有我连续担任海关公职期间这般丰盈完整，这般五花八门。特别有那么一个人，我观察他的性格，让我得到了有关天才的全新观念。他的天赋偏重于生意人的那种果断，精明，头脑清楚；眼光能把所有疑难问题看透，而且具备把所有疑难问题理顺澄清的能力，好比魔术师舞动手中的魔棍一样轻而易举。从小在海关长大，这里是他施展身手的天地；许多棘手的生意，对门外汉来说无从下手，一到了他面前便会变得丁是丁，卯是卯。在我看来，他就是他那个阶层的典范。一点没错，他就是海关本身；或者，不管怎样，他就是驱动各种各样的齿轮不停地运转的主发条；因为，在海关这样一个机构里，被任命的官员都紧盯自己的利益和便利，却很少考虑他们是否适合履行职责，也必定不肯到别处去寻找他们身上缺乏的本事。这样，一种必要性在所难免，如同磁铁吸引铁末子，我们这位生意人主动承担了大家遇到的种种困难。一副轻松的屈尊态度，宽宏大量地对待我们的愚蠢——对他有序的头脑来说，这与犯罪相距不远了——他一出面，只需稍稍动一动手指，便会把难题处理得像日光一样明白无误。人们对他的评价一点不亚于我们，他的同行朋友。他为人正直，无可挑剔那在他来说是自然法则，而非一种选择或原则；他的正直就是像他一样无比清晰无比准确的智力的主要条件，在管理事物时能做到诚实，守时。他良心上的污点，如同进入他职业范围的任何事情一样，会以同样方式让这个人苦恼，远比账目平衡的一个错误更不可饶恕，或者记录本页子上的一个墨点更难以容忍。这里，一句话——这在我的生活中是少见的情况——我遇到了一个完全适应他所面临的环境的人。
就是这样一些人，我如今在和他们打交道。既然掌握在老天爷的手中，我就往好的方面想我被硬性安排在一个与我过去的习惯格格不入的位置上，那我当认真对待，这个位置上不论有什么利益，我都要悉数收拾起来。与布鲁克农场的那些喜欢梦想的同道[18]共同实施过艰苦而不切实际的计划；在爱默生[19]这样一位知识人士机敏的影响下生活过三年；与埃勒里·钱宁[20]一起，在阿萨白思[21]的落枝燃起的篝火旁度过了那些无拘无束的日子，包括奇妙的高谈阔论；在瓦尔登湖旁的小茅屋里，和梭罗[22]谈起过松树和印第安人遗迹；先是对希拉德[23]文化的高尚情操发生共鸣，随后变得挑剔起来；坐在朗费罗[24]的壁炉边，感受了诗歌情感的熏陶——这些生活过去之后，终于是我发挥我本性里其他功能的时候了，我得用我至今没有一点胃口的食物喂养一下自己。对一个认识阿尔科特[25]的人，为了换一换胃口，即使是老稽查官也求之不得呢。在某种程度上，我把这视为一种自然平衡的系统的证明，一种不缺乏基本成分的完善的组织的证明，那就是，有这样值得记住的同事，我能很快与完全不同的品质的人融洽在一起，永远不会为这样的变化嘀嘀咕咕了[26]。
文学，不管它的运作还是它的目标，如今很少在我的考虑之内了。在这一时期，我连书都不在意了；它们都离我而去了。造化——除了人性中的造化成分——天地间拓展出来的造化，在一种意义上，躲避我了；所有想象力的愉快，已经上升到精神的境界，从我的脑子里溜掉了。一种天赋，一种才能，如果还没有离去，那也在我的内心搁置起来，没有精神气儿。如果不是我还明白，我自己完全可以随意回忆过去随便什么值得的东西，那么，所有这一切都有一些令人酸楚的味道，说不出来的凄凉。确实，一点没错，这样一种生活，不可能处之泰然地一直过下去；要不然，用不着把我改造成任何值得我花工夫转变的样子，这种生活就会把我永远弄得面目全非了。但是，我从来没有认为这只是一种暂时的生活。我耳边总有一种预言的本能，一种低声的悄语，那就是，在不长的时间里，只要习惯的新改变对我真有好处，变化是一定要到来的。
与此同时，我在那里做税收稽查官，而且，就我所能认识到的，还是一个很称职的稽查官呢。一个有思想、有想象、有理智的人（不妨说他比这种稽查官应有的这些素质高出去十倍），而且只要他愿意给自己揽麻烦，随时可以成为一个事务缠身的人。我的同僚，还有我因为公职在身需要打交道的生意人和船长，都没有另眼看我，也许还没有把我看成另一种人。我估计，他们谁都没有读过我写的一页东西，而且就是读过所有的作品，也不会把我当棵葱看；就算那些无利可图的书页是出自彭斯[27]和乔叟[28]那样的手笔，也同样于事无补，尽管他们两位和我一样，当时曾做过海关官员。这是一个很好的教训——不过也许往往算得上严厉的教训——这让一个梦想文学名望、靠文学跻身世界名人的人明白，一旦跨出那个他在其中被认可的窄小的圈子，圈外人多么不把他所取得的和所瞄准的那点名气当回事儿。我知道，我不是特别需要这个教训，不论是警告的方式还是谴责的方式，都不需要；但是，不管怎样，我还是彻底汲取了这个教训；真相摆在了我的眼前，让我深感疼痛，或者长叹一声才能排解，回想起来毫无快活可言。称得上文学谈话的，没错，是有一个海军军官——一个出色的家伙，与我一道进入海关，出去却比我稍晚一些——经常拉着我讨论一两个他喜欢的题目，比如拿破仑或莎士比亚。还有那个收税官的下属职员——一个年轻的绅士，有人私下传言，时不时会在山姆大叔的信纸上写下（几步远的地方看过去）看起来像诗歌的东西——瞅准时机就和我谈论图书，当作我可能精通的正事交换看法。这就是我所有的文人间的交往；这对我的需求足够了。
我的名字是否在书皮上用大号烫金字印上，我也不再寻求，不再关心，只是面带笑容地想到，这名字成为另一种时尚了。海关打戳员用模板和油墨在辣椒袋、燃料篮、香烟盒子以及各种征税商品上盖下我的名字，证明这些物品已经付了关税，按常规通过了海关。攀附在了这样少有的著名车辆上，承认我的存在，就名字能够带到的地方，被带到了过去从来没有到过的地方，而且，我希望，今后再也不会去的地方。
然而，过去并没有死去。一旦闲得时间长了，那些曾经似乎十分旺盛和活跃的思想，尽管曾被安置得那么安静，还是再次抬头了。过去岁月形成的习惯在我内心复苏的最明显的一次，便是把过去带入了文学写作的法则之内，促成了这篇我眼下正在写作的奉献给公众的速写。
在海关的二层楼上，有一间大屋子，里边的砖墙和裸露的椽子一直没有用护墙板和泥灰覆盖上。这所大厦——原先是按照港口老式的商业开拓规划设计的，以为后来会生意兴隆，却一直没有成为现实——内部空间很大，占用者很难弄清楚怎样才可物尽其用。因此，这间宽敞的大厅，正好在收税部门的上方，如今都没有装修完毕，而且，尽管陈旧的椽檩上到处都是丝丝缕缕的蜘蛛网，可看起来却仍在等待木石匠工来完工。屋子的一端，凹进去一块，堆放着若干木桶，一个摞一个，装满了一捆捆官方文件。大量的比较小一些的废物散乱地摊在地板上。想来令人心酸，多少个日子、星期和月份的辛苦劳作都白白用来处理这些陈旧的文件，现在堆在地上成了累赘，藏在这个被人遗忘的角落，人们再也不屑多看一眼了。可是，再一想，大量其他手稿——上面倒不是这些枯燥的官方文牍，而是创造性头脑的思考和深邃心灵的丰富内涵——也同样埋没了；更要紧的是，那些手稿在它们走时的日子都没有派上用场，不像这些成堆的文件还物尽其用了，而且——最令人心酸的是——它们没有为它们的作者换来一点舒适的生活，而海关的职员只要用笔胡乱划拉几下就衣食无忧了！然而，作为区域性历史的材料，也许并非完全没有价值。毫无疑问，塞勒姆过去的商业统计方面，也许可以寻找得到，顺便还能领略一下这地方的诸侯一般的商人——老船王德比啦——老比利·格雷啦——老西蒙·弗里斯特啦——浏览一下诸多昔日的重量级人物的回忆性文件；不过，在他们堆积如山的财富没有开始萎缩之前，他们扑粉的头[29]还没有进入坟墓呢。现在构成塞勒姆贵族阶层的那些家族，大部分创始人在这些文件中可以寻踪觅迹，看得见他们一路走来的微小而模糊的始端，一般说来都起始于大革命以后的各个时期，随后渐渐成势，兴旺发达，他们的子孙便据此认定家族就已建立的地位。
大革命之前，各种记载是很缺乏的；海关早期的文件和档案，在国王的官员们一起随着英国军队逃往波士顿时，也许携带到了哈利法克斯[30]。这一直是一件让我遗憾的事情；因为，回溯到摄政时期[31]，那些文件中一定有许多参考材料，从中窥得见被遗忘或被记住的人物以及古老的习俗，让我分享其中的快活，正如同当初我在“老宅”附近的田地里捡到那些印第安人的箭头一样欢喜。
不过，一个悠闲的雨天，我来了运气，发现了一些小有兴趣的东西。翻腾堆在那个角落的废物；打开一份文件又一份文件，辨认那些早已沉没在大海或腐烂在码头的船只的名字和那些商人的名字，后者不仅眼下在交易所从来没有听说过，就是在他们长满青苔的墓碑上也很难辨认了；浏览这些东西，心情颇感悲哀，凄凉，兴趣可有可无，如同我们端详一具死气沉沉的僵尸——尽力调动我那懒得使用的想象，利用这些干枯的骨头拼凑成一座古镇比较光明一面的形象，因那时印度还是一个全新的地方，只有塞勒姆这地方通往那里——我无意中把手放在了一个小包上，却见它仔细地包在一张古老的发黄的羊皮纸里。这个包裹皮看样子是一份官方文件，很有些年代了，那时候职员们都用笔挺而正规的字体，写在比现在更厚实的材料上。这物件有些东西很快引起了一种本能的好奇心，我不由得解开了那捆绑包裹皮的褪色的红带子，觉得一样宝贝立刻要展现在眼前了。展开羊皮纸一道道硬褶子，我看见原来是一份委任状，上有射利[32]总督的手迹和印章，任命一个名叫乔纳森·皮尤做塞勒姆英王陛下海关的稽查官，管辖范围是马萨诸塞海湾地区。我记得看到过（也许在《费尔特年鉴》上）稽查官皮尤先生的讣告，那是八十多年前的事情；同样，在近年的一份报纸上，我又读到圣彼得教堂这所建筑物修缮期间，在小墓地挖掘他的遗骸的报道。如果我的记忆没有错，我这位可敬的前任没有留下什么东西，只是一具残缺的尸骨，一些寿衣碎片，以及一个像模像样的拳曲的假发；它不像它曾经装饰过的那个脑袋，保存得非常令人满意。可是，在检查那张羊皮纸委任状包裹起来的那些文件时，我发现了皮尤先生的精神部分以及他脑子里的运作情况，倒真比那个拳曲的假发装饰过的那个可尊敬的头颅本身有些意思。
简单说来，那些都是文件，不是官方的，却具有一种私人性质的，或者，至少是他的私人能力所为，一看就知道是他亲手写出来的。我估算，这些东西隐没在海关的故纸堆里，唯一可靠的事实是皮尤先生死得很突然；这些文件也许保存在他的办公桌里，他的后任从来不知道是些什么东西，或者认为与收税业务有什么关系。在把那些档案转移到哈利法克斯时，这个纸包经检查与公务无关，留了下来，此后再也没有人打开过。
这位古老的稽查官——我推测，他职务范围内的事情也没有多少烦扰他——似乎把他的一些闲暇时间花费在了各种调研上，比如一件当地的古董，或者其他类似性质的事件。这些可以为脑子提供一些小小不言的活动的材料，要不然脑子就会渐渐生锈的。他的部分材料不久为我所用，在那篇名为《主街》的文章里派上用场，收入本版的第三卷里。剩余的那部分呢，以后也许会物尽其用，体现同等的价值；或者，如果我出于对故土的敬仰而要完成一件非常虔诚的使命，也有可能把它们利用起来，编写成一部塞勒姆的正史。同时，任何有识之士都可以利用它们，只要有心又不乏能力，尽可以从我手中接过这个无利可图的苦差事。最后实在不行，我还考虑把它们交付埃塞克斯历史学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