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应该说，鲁迅对《二十四孝图》这本元代编成的宣传儒家孝道的小册子，虽然猛烈抨击，但对里面的故事，还是有具体分析，并没有全盘否定。例如，他认为其中“子路负米”“黄香扇枕”等例子，是可以勉力而行的：
“陆绩怀桔”也并不难，只要有阔人请我吃饭。“鲁迅先生作宾客而怀橘乎？”我便跪答云：“吾母性之所爱，欲归以遗母。”阔人大佩服，于是孝子就做稳了，也非常省事。
鲁迅虽然语带调侃，但他显然认为儒家的孝行，原来是可以出自真情，并且可以体现在日常正常生活行为当中，并非什么不近人情或超自然的神力。这没有什么不好或不对。然而，这本“孝子教科书”里面的另外几个故事“哭竹生笋”“卧冰求鲤”“老莱娱亲”“郭巨埋儿”等则不一样。鲁迅狠狠批判的正是这几个故事，跟“黄香扇枕”等其他故事成鲜明对比。
鲁迅基于科学和现实生活的常识，指出“哭竹生笋”的真实性很可疑，而“卧冰求鲤”更有“性命之虞”，从根本上否定了这两个“孝感动天”的故事。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在这两个故事里，“孝”遇到困难时虽以“诚”感动天，但这个“诚”只是借“哭”或不切实际的行动来体现，所以《二十四孝图》实际上也标榜了无能。也就是说，鲁迅否定了那种遇到困难，毫无办法，只会“哭”，希望上天感动拯救的无能的孝子模范。
还有一点，即使《二十四孝图》标榜了“孝”与“诚”，由于这两个故事脱离现实生活与科学，根本行不通，其教育效果只能是“瞒”和“骗”，只会教人虚伪。
对于“老莱娱亲”和“郭巨埋儿”，鲁迅对其中的虚伪的批判更严厉，认为其贻祸后人的影响更为严重。在鲁迅看来，“老莱娱亲”中“简直是装佯，侮辱了孩子”，因为老莱子“应该扶一枝拐杖”，而不是“摇咕咚”，但问题的关键是，故事中的老莱子不单假，而且诈伪：
“行年七十，言不称老，常著五色斑斓之衣，为婴儿戏于亲侧。又常取水上堂，诈跌仆地，作婴儿啼，以娱亲意。”[……]而招我反感的便是“诈跌”。无论忤逆，无论孝顺，小孩子多不愿意“诈”作，听故事也不喜欢是谣言，这是凡有稍稍留心儿童心理的都知道的。
还有一点值得强调的是，对于这个“诈”，鲁迅认为本非如此，是后来才演变而成的。他比较了一些新旧的版本，指出老莱子原来并不如此“诈”：
然而在较古的书上一查，却还不至于如此虚伪。师觉授《孝子传》云，“老莱子……常衣斑斓之衣，为亲取饮，上堂脚跌，恐伤父母之心，僵仆为婴儿啼。”（《太平御览》四百十三引）较之今说，似稍近于人情。不知怎地，后之君子却一定要改得他“诈”起来，心里才能舒服。
出于同样的心态，邓伯道弃子救侄，原不过“弃”而已矣，昏妄之人却说他将儿子捆在树上，使追不上来。这种“以不情为伦纪，诬蔑了古人，教坏了后人”。“古人”与“后之君子”的对比、“诚”与“诈”的明显对立，透露出鲁迅对孔子和儒家的看法。
且不说“郭巨埋儿”违反人性和常理，其实连《孝经》“教民亲爱，莫善于孝”的原则也违背了，鲁迅以自己年幼时读这个故事的感受，道出了孔子和儒家“孝”的教育的失败：
我已经不但自己不敢再想做孝子，并且怕我父亲去做孝子了。家境正在坏下去，常听到父母愁柴米；祖母又老了，倘使我的父亲竟学了郭巨，那么，该埋的不正是我么？如果一丝不走样，也掘出一釜黄金来，那自然是如天之福，但是，那时我虽然年纪小，似乎也明白天下未必有这样的巧事。[……]我从此总怕听到我的父母愁穷，怕看见我的白发的祖母，总觉得她是和我不两立，至少，也是一个和我的生命有些妨碍的人。[……]这大概是送给《二十四孝图》的儒者所万料不到的罢。
这样的“孝”的教育不单失败，还“教坏了后人”。这些故事“以不情为伦纪”，是些无法实行的道德模范，然而这些无法实行的道德模范，却必须在口头和笔端上加以赞颂和推广，其结果只有一个，就是虚伪：
这些老玩意，本来谁也不实行。整饬伦纪的文电是常有的，却很少见绅士赤条条地躺在冰上面，将军跳下汽车去负米。
孔子推崇的“诚”也就从根本上遭到那些“昏妄人”或“后之君子”的破坏；而鲁迅批判他们的虚伪，反过来看，可以认为是拥护儒家的“诚”。
总之，鲁迅一方面隐约继承儒家的“诚”，另一方面又看到儒家的“诚”已蜕变成“伪”，这个矛盾值得深思。从另一个角度看，由原来是见诸行动的入世的“诚”，演变成面对困难无能为力只能求助于天的“诚”；古人合乎人情的伦理，被“后之君子”扭曲成诈伪的行为，这些变化是否也值得认真探究？可惜这个问题已超出本文的范围以及本人的专业训练，只好留待研究儒家的学者解决。
但这些对孔子和儒家教导的破坏者，还不只是“妄人”和“后之君子”，还有更广阔的社会基础：那些“太平无事”时的“闲人”。在《朝花夕拾·后记》中，鲁迅通过曹娥投江觅父的故事叙述历史，从曹娥原本淹死后抱尸而出，变成要沉下去再浮上来的负尸而出，揭露那些“礼仪之邦”旁观的众多“闲人”，以己度人，将“百善为先”之孝扯到男女上去，做出种种闲言闲语。这些“闲人”显然跟鲁迅笔下的“庸众”和“看客”一脉相承，都是些无处不在、飘忽不定、没有脸孔的鬼影。他们属于什么时代？什么阶级？实在说不清楚，似乎古今中外都有他们的存在。但他们不负责任的闲言闲语有很大的杀伤力和影响力，在孝的问题上，它们的影响力可以说已经超过孔子的教诲。孔子和真正的儒家之徒为什么会丧失了道德阐释的话语权？不妨看看《十四年的“读经”》和《在现在中国的孔夫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