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鲁迅在1925年针对北洋政府的教育总长章士钊的读经主张，写了《十四年的“读经”》；在1935年针对正在加紧侵略中国的日本推行尊孔活动，写了《在现在中国的孔夫子》。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人们就拿这两篇文章作为有力证据，把鲁迅当成现代反孔批儒的先锋。然而，鲁迅的批判是经过历史分析的。首先，在《在现在中国的孔夫子》中，鲁迅认为：

孔夫子在本国的不遇，也并不是始于二十世纪的。孟子批评他为“圣之时者也”，倘翻成现代语，除了“摩登圣人”，实在也没有别的法。[……]孔夫子的做定了“摩登圣人”是死了以后的事，活着的时候却是颇吃苦头的。[……]孔夫子到死了以后，我以为可以说是运气比较的好一点。因为他不会噜苏了，种种的权势者便用种种的白粉给他来化妆，一直抬到吓人的高度。[……]总而言之，孔夫子之在中国，是权势者们捧起来的。

为什么权势者或想获权势者要捧孔子呢？鲁迅认为：

在三四十年以前，凡有企图获得权势的人，就是希望做官的人，都是读“四书”和“五经”，做“八股”，别一些人就将这些书籍和文章，统名之为“敲门砖”。这就是说，文官考试一及第，这些东西也就同时被忘却，恰如敲门时所用的砖头一样，门一开，这砖头也就被抛掉了。孔子这人，其实是自从死了以后，也总是当着“敲门砖”的差使的。

简而言之，吹捧孔子的人只是利用孔子作为谋取权势利益的“敲门砖”。这些权势的尊孔者既然把孔子儒家当“敲门砖”，用完即抛，与孔子儒家的理念自然没有关系。但之所以造成这种弊病，孔子和儒家是否也有责任？在《十四年的“读经”》中，鲁迅早已指出，当时主张尊孔读经者都是聪明的阔人，而孔儒为他们提供了有利的指导：

总而言之，是读经已经读过了，很悟到一点玩意儿，这种玩意儿，是孔二先生的先生老聃的大著作里就有的，[……]曰：“学而优则仕”故也。

儒家原本的理念是通过读书，入世当官，然后经国济民，最终实现儒家的社会理想。鲁迅指出，这个理念在后来的实践却变了样，“想获权势者”或“聪明的阔人”利用读书可以当官的机会，把当官变成了谋私利的手段。这显然并非孔子原来的教导，而是歪曲，我们可以认为这是个儒家可以被坏人利用的漏洞。至于这个漏洞是否可以避免，能否堵塞，本文不作深究。但鲁迅批判的目标明显是针对利用这个漏洞而谋私的人。鲁迅抨击这些人：

孔子岂不是“圣之时者也”么，而况“之徒”呢？现在是主张“读经”的时候了。武则天做皇帝，谁敢说“男尊女卑”？多数主义虽然现称过激派，如果在列宁治下，则共产之合于葛天氏，一定可以考据出来的。[……]我看不见读经之徒的良心怎样，但我觉得他们大抵是聪明人，而这聪明，就是从读经和古文得来的。我们这曾经文明过而后来奉迎过蒙古人满洲人大驾了的国度里，古书实在太多，倘不是笨牛，读一点就可以知道，怎样敷衍，偷生，献媚，弄权，自私，然而能够假借大义，窃取美名。

因此，他还进一步指出：对于这些人，“至于所挂的招牌是佛学，是孔道，那倒没有什么关系”，也就是说，鲁迅表明他攻击的真正目标不是儒家，因为那只是招牌，换成其他什么主义亦无不可。他真正目标是那些借此谋私的“聪明”人。如果他抨击了孔子，那也只是被利用的孔子而已。鲁迅接着批判了当时那些尊孔者的虚伪：

一看最近的例子，就更加明白[……]盘据着江苏和浙江，在路上随便砍杀百姓的孙传芳将军，一面复兴了投壶之礼；钻进山东，连自己也数不清金钱和兵丁和姨太太的数目了的张宗昌将军，则重刻了《十三经》，而且把圣道看作可以由肉体关系来传染的花柳病一样的东西，拿一个孔子后裔的谁来做了自己的女婿。[……]他们都是连字也不大认识的人物，然而偏要大谈什么《十三经》之类，所以使人们觉得滑稽；言行也太不一致了，就更加令人讨厌。

有意思的是，鲁迅还谈到人们批评孔子的部分原因，是因为“既已厌恶和尚，恨及袈裟”，是由于孔子遭到假的尊孔者的亵渎，因此惹人反感，故必批之而后快，类似魏晋时期那些真正崇尚礼教者，因礼教遭到亵渎，反而要抨击礼教的心态一样。语气颇像是个真正卫道的儒家之徒。鲁迅还慨叹说：“如果孔丘[……]还活着，那些教徒们难免要恐慌。对于他们的行为，真不知道教主先生要怎样慨叹。”总之，鲁迅把“教主”及后来只是利用“教主”谋私利的教徒区别开来。那些把孔子当成“敲门砖”的“聪明”人，跟前面鲁迅所指责将“诚”变“伪”的“后之君子”，其间有没有关系，是什么关系，还不是很清楚，暂且不管。但相对于那些真诚实行孔子理念的人物如子路，鲁迅并没有太多的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