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寻亲记

每当社会动荡的时候，总会出现亲人离散、长物散佚的情况。而等到了国泰时平之际，大家又往往想尽办法来团聚，人是这样，东西也是。对人而言，由劳燕分飞而至破镜重圆，相对来说容易一些，因为人都有自己的主观能动性。而对于物品来说，由聚而散，再复相聚，则难度要大一些，需要有心人来帮助完成，图书典籍尤其是这样。话说中国五千年的文明，主要就是通过各类典籍的记录留存至今的，但存佚聚散，也总是以各类典籍最甚。尤其是近代以来，战祸不断，汉家文物，更是饱受摧残，牛弘五厄之说，已经远远不能概括我国典籍之散亡情况了。因此，对于典籍的聚散分合，需要我们更多地留意，来帮助它们重获团聚，乃至退而求其次，帮助它们得知彼此间的切实消息。

在过去的记载中，关于图书文献散而复聚的情况，留下很多佳话。比如《翁同龢日记》中，在光绪二十三年九月二十七日那天，他就写道：“顾康民自上海携斌所寄《米帖》二册来，与旧藏《松桂堂帖》纸墨、装池并册式长短纤屑毕合，是一家所藏。其实只一卷，分二册耳。惟收藏图章异。延津之剑，真奇合哉。”而在那些藏书大家的收藏历程之中，这样的幸事更是屡见不鲜。就以清代中期的吴门藏书四大家之一黄丕烈来说，在后人代他搜辑的《荛圃藏书题识》中，就多有记载。如卷六“宣和遗事”条：“己巳三月十日，为武林之游……余闻其去年收汪氏开万楼书，索观其目，检所欲得者，皆已卖去，甚乏意味。最后举是书以对，问其刻与钞，则云旧刻，急索观之，即与余旧收刻本同一刻也。开卷视之，目录俱全，尤为欣幸，盖旧所收者，前失目录几叶，此刻独全，故如获至宝……”不过这里所说的情况跟我们要说的有些不太一样，虽然也是说一部书籍从此得以补全，但毕竟所指仅为同一刻本，而不是同一部书。其实，类似这里描写的这种情况，最著名的莫过于民国时候商务印书馆在张元济先生主持下印行的《百衲本二十四史》，集合了当时所能收集到的诸多善本汇合为一部精善的传世之本。这种补配以成全本的做法并不罕见，比如一九六二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就曾以日本所藏普通纸印残本来补配上海博物馆所藏海内孤本龙舒郡本《王文公文集》成全本百卷并影印行世。上海博物馆所藏这部《王文公文集》残本现存七十二卷，为总目卷一至二、正文卷一至三、卷八至十六、卷二十一至三十六、卷四十八至六十、卷七十至一百，印书用纸为宋时公文纸，其书背皆为宋人尺牍及宋代公牍，都是宋代的实物文献，可补史册之未详，文献价值极高。龙舒郡本《王文公文集》是王安石文集两种存世宋本之一，流传不广，刻印又早于绍兴二十一年两浙西路转运司的杭州刻本。王安石文集的南宋杭州刻本则较通行易见，之后元明清诸本都源出于此。但龙舒郡与杭州两本颇多异同，可以互补。中华上编所的这一影印本则利用日本宫内厅所藏的残本来补足了这一龙舒郡本，基本上可以恢复此本的旧观，意义不可谓不深远。无论是《百衲本二十四史》，还是龙舒郡本《王文公文集》，它们的聚合传世都很不容易，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相当于亲人重逢，只不过，这些都是表亲或者堂亲的团聚，虽然难得，但并不能叫做延津剑合，也并非我们要着重讨论的内容。

《荛圃藏书题识》卷五“学斋占毕四卷”条跋中说：“古书遇合，可遇而不可求也。”但这样的幸运他自己就曾经经历过，而且不止一次，比如在《题识》卷八“庆湖遗老诗集九卷拾遗一卷补遗一卷”条中，他就写道：“此旧钞《贺方回集》止半部，系余友海宁陈征君仲鱼所赠……一日，（张讱庵）邀余观新收之书，内有《庆湖遗老诗集》之半，余细阅之，似与仲鱼所赠者相似，未即言明，归取证之，竟为延津之合……”而在同一跋文中，荛圃还记了另外一桩类似的喜事：“余向从武林书肆得《陈古灵集》半部，系谢在杭家钞本，曾在周元亮处，各有印记。越数年，钱君广伯复得其后半部，一一不爽，遂成完璧……一时传为胜事。”这条所记的两件事情，才是我们所要讲的正题：同胞手足团聚，即同一部书籍的散而复合。但这个《陈古灵集》的情况有些奇怪，同时的海宁人吴骞在他的《愚谷文存》卷五“小草斋旧钞陈古灵先生集跋”中也记录到这个本子，他说：“仲鱼此本乃谢在杭小草斋精钞，又经周栎园、龚蘅圃诸前辈收藏，印章累累，王渔洋亦曾过眼，见《居易录》，尤可珍爱。初，亡友钱广伯处士收得二册，深惜其不全。阅数载，仲鱼复得一册，合之宛然，正其所缺者，竟成全璧，若有神物阴为之呵护。”那这半部书到底是从黄丕烈处转到陈鳣手里的，还是相反呢？可惜，黄、吴两个人都没有说起过。

但这种机会，在现代社会，则相对来说发生的几率较小。过去的藏书，随着社会的变迁、家道的中落、藏主的物故等等情况的发生，都会形成藏书的流散。这样聚聚散散，会给藏家很多机会来留意同一部书的聚合。而对现在社会而言，则情况有些变化，经常会出现一部书分藏几处地方的情形，这正像黄荛圃在《题识》卷五“续颜氏家训二卷”条跋文中所说的：“二种分二家，物之分合不常如是。”由于现在社会安定，且所藏大都在公藏单位，基本上不会有再次流出的可能性，所以，这些典籍，即使彼此知晓其同胞的有关消息，也只能遥相守望，基本上不会有机会再次厮守相依了。这样的例子也很多，著名的如《美国柏克莱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藏中文古籍善本书志》中所著录的清钱谦益撰《大佛顶首楞严经疏解蒙钞》十卷首一卷末一卷（存卷四），手稿本一册。据该《善本书志》：“此残稿一册，原为乌程蒋氏传书堂中物。主人名汝藻，字符采，号孟苹，光绪二十九年举人。曾参与辛亥革命，历任浙江军政府盐政局长、浙江铁路公司董事等职。性喜藏书，因得宋椠孤本《草窗韵语》，遂名其藏书处曰‘密韵楼’，王国维为编《密韵楼藏书志》。子祖诒，字谷孙，亦好书，能鉴别。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携家藏遗书赴台湾，此册亦在其中，今承其后人惠赠本馆，弥足珍贵。按钱氏此稿完本，旧藏常熟丁祖荫淑照堂，系民国十年自苏州书估柳蓉邨处购得。丁氏藏书以名钞精校驰声宇内，丁丑抗日战争起，此书散出，从此不复获全。常熟瞿凤起、吴县潘承厚、吴兴张葱玉与常熟曹大铁曾各得一册。张氏与蒋氏同里，此册或即经张氏转藏于蒋氏。瞿、潘两册庋藏未久亦已出手（1951年6月上海文物保管委员会以重金从沪上书贾郭石麒处购得者，当即为瞿、潘所藏），今归上海图书馆收藏（一册为卷五，另一册为卷八之四、卷九）。今瞿、潘、张三氏均已作古，大铁先生亦老境垂暮，晤对已不能语。曹氏所藏之册为卷十，近与其他珍藏一并转让与人，并陆续上市拍卖。日前该册已由上海一买家以人民币二百四十五万圆从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2004年春季拍卖会上拍得。钤有‘钱谦益印’朱文方印、‘乐善堂杨氏图书’朱文方印。存世诸册皆同。”现在存世的这四册，两册在上海图书馆，一册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大学图书馆，另一册则在沪上私人藏家手中。那么，如果没有发生什么天翻地覆的大变局，一般来说，这四册再次聚首，同居一地，安然相守的可能性实在是微乎其微了。再比如康有为的名作《大同书》手稿，该书共有十个部分，其中甲、乙两部分于1913年刊于《不忍》杂志，后又以家藏抄本出版了全书。康氏六子同凝曾于1962年将一部分康氏遗物捐献给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现存上海博物馆），其中正有《大同书》手稿大半，所缺的数卷后来则在天津图书馆发现，于是《大同书》南北合璧，1985年由江苏古籍出版社据以影印出版（并附释文）。这两家都属公藏单位，基本上也没有可能将藏品转手，以作延津之合。尤其是，上海博物馆所藏部分仍然保存为南海圣人当年写作时的原貌，而天津图书馆所藏者，则已经后人改装，分拆订为数册，就算真有重逢之日，难免也有白头弟兄少年分别，相见不识之感了。再比如清乾嘉道时著名学者王芑孙手批的嘉靖三年徐焴翻宋本《重校正唐文粹》一百卷，这书的后二十六卷现藏在上海图书馆，而前七十四卷则藏在浙江图书馆中。全书都有王氏的手批和印章，可以证明他们本是同胞。但遗憾的是，现在分居沪杭，基本上也无缘重聚了（按：这条承蒙复旦大学图书馆副研究员眭骏博士见告，特此感谢）。

虽然如此，但这类寻亲的工作其实是方兴未艾、大有可为，其意义就在于一则可以借此考察书籍的流通收藏史，再则更重要的是可以使得古书虽仳离而得相望，虽然很难同胞相聚，但像《大同书》那样，通过影印等手段，让它们的子孙再相聚首，还是很有希望的。

前一段时间，因为参与申报国家第二批珍贵古籍工作，所以能够有机会留意到一些以前没有注意到的信息。而这之中，又有能够代为认定其亲属关系的。想到可以使这些分别多年的同胞从此遥相守望，也是一乐。

宋毛晃增注、毛居正同增的《增修互注礼部韵略》，相对于其他的书而言，它的宋元本流传较多，并不特别罕见。这书传世的有宋嘉定十六年国子监刊本。每半叶十行大字三排，小字双行三十一至三十四字不等。这个本子是现存的宋刻孤本，仅台北的故宫博物院有藏，是历代此书的祖本。在此之后，则又有宋淳祐四年秀岩山堂本，再传为宝祐四年蜀中刻本。入元之后，有至元日新书堂、兴庆书堂诸刻。但这些后来的刻本，都已经改为十一行二十八字了。关于这部书，很多善本书录都有记载，比如杨守敬的《日本访书记》中就曾记云：“首有绍兴三十二年十二月毛晃表文，目录前题‘衢州免解进士毛晃增注，男进士居正校勘重增’。每半叶十一行，大字行十四字，小字行二十八字。末有‘至正乙未仲夏日新书堂重刊’木记。卷内题‘今增’者晃所为，题‘重增’者居正所为。每卷后有增入、圈出、重增总数，顾无居正序跋（余所得五六通皆无之），未知其由。居正父子以博洽名一时（居正有《六经正误》，今存），今观其辨别毫厘，征引博奥，在南宋诸儒中可谓翘楚。”评价还是不错的，一反《四库总目提要》的说法。而杨氏从东瀛回购的这个本子，实际上在国内也有收藏。如现在上海博物馆就藏有这一元刻残本一册，为卷四，首尾钤印有“曙华”朱文方印、“承濂私印”白文方印、“方氏若蘅曾观”白文长方印、“覃溪”朱文方印、“翁印方纲”白文方印、“蓉镜珍藏”朱文方印、“芙初居士姚婉真印”朱文方印、“王氏子裕”墨方印、“小嫏环福地秘籍”朱文方印等，琳琅满目，美不胜收，可惜，只剩这个残卷，不能不让人倍觉遗憾。可喜的是，有心人历世不乏其人，关注到这书后没几天，眭骏兄就来电问起此书，说起复旦大学也藏有此书的残册二卷。而比对之下，复旦本与此本果然大有关联。复旦本所存的是该书的卷一、卷二，可惜的是，卷一之后的刊书牌子已佚，所以之前只是著录为元刻本而已。那现在根据相关记载和书影的比对，就基本上可以断定上博本和复旦本都是当年的日新书堂刻本。复旦本上，收藏印记也留存不少，计有“红豆山庄”白文方印、“朱氏彝尊锡鬯”朱文方印、“殿中司马”白文方印、“味经书屋”朱文方印、“方纲”朱文方印、“翁印方纲”白文方印、“曙华”朱文方印、“承濂私印”白文方印、“方氏若蘅曾观”白文长方印等。其中后四印则与上博本上完全相同，再根据版本、纸张等相关情况，可知分藏两处的这三册《增修互注礼部韵略》，其实就本是同一部而失散的同胞。而现在虽分居两家，好在同处一地，从此可以鸿雁常通，音讯不断，确是乐事一桩。遗憾的是，剩余的两卷至今不知身在何处，存亡若何，沪上三同胞正在翘首以待，只是不知道最终是否会有相聚之日。

上海博物馆虽然并不因藏书而为人称道，可馆藏中善本种类也不算少，其中大多铭心绝品早已经为人所周知，自然不用词费了。而上海博物馆之所以被评为全国古籍普查试点单位和首批国家古籍重点保护单位，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但实事求是地讲，上海博物馆所藏宋元本中，大部分都是残本，这就需要相关人员更加积极地去帮助它们寻找失散的亲人，万一得遂所愿，那将不仅是一家团聚之幸，而且对于我们得以更好地利用这些古籍善本，也是无上助力。比如上博馆藏中所有的鲁訔编次、蔡梦弼会笺的宋刻本《杜工部草堂诗笺》五十卷所附录的年谱二卷、诗话二卷两册，就是这种情况。据各家著录，宋刻五十卷本《杜工部草堂诗笺》海内外尚有残本数部存世，可遗憾的是，都阙这诗话、年谱部分。所以，上博本虽然是个残本，但它的价值很高，特别值得关注。

上博的这个残本，是南宋嘉泰开禧间的建安刻本。这个本子，过去有不少前人的著录，比如常熟瞿氏的《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卷十九中，有“杜工部草堂诗笺二十六卷，宋刊残本”条云：“其二十七卷后有‘云衢俞成元德校正’一行，他卷或有或无。每半叶十一行，每行大字十九，小字廿五。按：鲁氏原注十三卷，今不传。蔡氏原序，见《集千家注杜诗》，谓：‘先正字之异同，次审音之反切，后即作诗之意以释之。书成嘉泰甲子。’当即其时所刻。卷中有‘玉兰堂’、‘季启’、‘季沧苇图书记’、‘长白敷槎氏谨斋昌龄图书印’诸朱记。”又王国维代南浔蒋氏所撰的《传书堂善本书录》（按：此条承复旦大学图书馆王亮博士惠寄，特此感谢）中著录为：“《杜工部草堂诗笺》（宋刊本）。残本十九卷。嘉兴鲁訔编次，建安蔡梦弼会笺。存卷四至卷八、卷十四至卷二十、卷二十七、卷二十八、卷四十至卷四十四，共十九卷。首有目录，存卷三至卷三十一，前后皆阙。每半叶十一行，行大十九字、小二十五字。卷四十、卷四十一、卷四十三、卷四十四后均有‘云衢俞成元德校正’一行。案虞山瞿氏所藏宋刊残本，存卷二十六至卷五十，后又《外集》一卷，卷数行款并与此本相同。而遵义黎氏所藏宋末刊本及高丽覆刊本仅四十卷、《外集》一卷，而附以《拾遗》十卷，黎氏曾刊入《古逸丛书》。今以此残本目录校之，则黎本夺卷二十至卷二十四，及卷四十三、卷四十四，而以此七卷入《拾遗》中（即《拾遗》卷一至卷五及卷八、卷九七卷，惟前卷二十之首十一首误入卷二十五），知《拾遗》所增皆本书所夺也。盖宋末书肆初得残蔡本刊之，后得全本，乃别刊所阙为《拾遗》十卷，殊失鲁氏编次之意，非得此本不能发其覆也。杜诗自南宋后分类本盛行，编年之本惟有此帙，而传世颇希，惟钱氏绛云楼、翁氏苏米斋并有此书，今不知存亡。光绪初巴陵方氏刊一钞本，仅存前二十二卷，其编次并与此本同。此本虽残阙，然足证黎本之失，虽零缣断璧，弥可宝已。有‘九松迂叟藏书记’、‘周良金印’二印。”再比如张元济《涵芬楼烬余书录》中，收有“杜工部草堂诗笺残三十三卷”一条，著录的是宋刊本，存十二册。文征仲、朱文石、季沧苇旧藏。“半叶十一行行十九字，小注双行二十五字。版心细黑口，书名题‘杜诗几’。左右双栏，栏外记卷数叶次。存卷四至十九，卷二十二、三，卷二十七至三十五，卷四十八至五十。其卷九、卷二十七、卷四十八末叶，均有‘衢山’或‘云衢俞成元德校正’一行。卷一、二、三钞配，摹写极精。藏印：‘玉兰堂’、‘华亭朱氏珍藏’、‘大宗伯印’、‘集庆堂’、‘季振宜字诜兮号沧苇’、‘古吴王氏’、‘圜明’。”

涵芬楼是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旧设图书资料室名。1909年建于上海，以收藏古籍善本著称。其所藏之烬余的宋元珍本等574种，现在都转藏于国家图书馆之中了。关于其入藏经过，据张元济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给郑振铎的信中提到：“近日贵同僚王冶秋君莅沪过访，谈次知涵芬烬余各书甚蒙垂注，至深感荷。此等书籍断非私人机构所能永保，同人久有贡诸中央之意。只因有种种关系，未及实行。敝同人史久芸君亦曾传述雅意……”又五三年四月六日给郑振铎的信中又说到：“涵芬楼烬余善本仰荷玉成，俾能得所，衔感无极。比想交割都已竣事矣。”通过这两通信函，则可以确知，涵芬楼烬余大概是在1953年年初捐献给政府的。在《商务印书馆一百年》里面，收了一篇汪家熔先生的回忆文章《涵芬楼和东方图书馆》，汪先生在里面说：“解放后，商务印书馆董事会决议：一、将《永乐大典》25册捐献给国家；二、将珍本图书500余种5000余册转让给国家；三、将一般图书40余万册，除一小部分留作编辑部自用外，移交给政府，东方图书馆结束。以上3项图书1953年初陆续由文化部社会事业管理局接受后拨交北京图书馆收藏。其中第一、二两项图书计1932年存放在保险库之书。后张元济续有著录，移送政府前，由史学家、目录版本家顾廷龙校理交付出版，即《涵芬楼烬余书录》，著录此574部精品之版本及历代藏家传递。”因此，涵芬楼旧藏的这部残本，现在就藏在国家图书馆中。尤其值得庆幸的是，这个残本已经化身千百，被编入《中华再造善本》中了。而《烬余书录》著录的藏印中，那个所谓的“集庆堂”的印记，很久以来都觉得很狐疑，直到后来有机会看到《再造善本》，才终于知道了，果然是《烬余书录》里面搞错了，从1951年商务印书馆的初版本开始错起，一致延续到现在。其实，那应该是“荣庆堂”。当然，我相信这是手民之误，张元济、顾廷龙二老，是绝无可能犯这种低级错误的。《中国版刻图录》据其中避讳字情况，将此本定为南宋嘉泰开禧间（1201—1207）的刻本，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也就是说，上述三家著录的本子应该都是南宋嘉泰开禧间刻本。另外还有一句闲话，那就是不仅铁琴铜剑楼和涵芬楼两本现在都藏在国家图书馆，蒋氏传书堂这个本子，根据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记》中记载，事实上也在后来入了涵芬楼，也就是说，也是现藏于国家图书馆中了。

前面已经说过，《杜工部草堂诗笺》传世多为残本。事实上，过去在流传中，此书也曾有过补配成为全帙的情况，如《郘亭知见传本书目》中记载：“《草堂诗笺》五十卷。宋鲁訔撰。季沧苇《书目》有此书二十本。近湘潭袁芳瑛得宋刻残本，自二十三卷至五十卷，系汲古毛表所藏，闻其后获前半，宋残本合之以全。”据有关著录，北京大学现在藏有两部《草堂诗笺》，一部为宋刻本（有抄配），佚名校，十一行十九字，小字双行二十五字，细黑口，四周双边。存二十八卷（二十三至五十），两函九册。另一部则为元刻本，李盛铎跋，十二行二十字，小字双行二十六字，细黑口，左右双边。存三十九卷（一至十八、二十至四十），两函十二册。但根据《文禄堂访书记》卷四的著录：“（《杜工部草堂诗笺》）缺卷十九。半叶十一行，行十九字、二十字，注双行二十五六七字。线口。版心上偶记字数，左栏外刊卷数、叶数。卷二十七末‘云衢俞成元德校正’一行。宋讳避至‘廓’字。”又录李氏手跋曰：“《杜工部草堂诗笺》传本极尠，嘉道以来，藏宋椠称富者无过黄荛圃、张月霄诸君，皆未之见，罕可知矣。近今黎莼斋星使搜自东瀛，刻入《古逸丛书》中，然其跋自称为拙匠改易行款，遂失其真。则欲观真面目仍非此莫属。惜缺第十九卷，暇当以黎本景写补之。乙酉长至后二日重装，因记。盛铎。”有“周良金”、“毗陵周氏九松迂叟藏书记”、“华亭朱氏珍藏”、“季振宜字诜兮号沧苇”、“玉兰堂”、“卧雪庐袁氏藏书”各印。大家都知道，李盛铎木犀轩的藏书大都来自卧雪庐，而之后又多转入北大，因此，北大现在藏的这两部《草堂诗笺》应该跟王文进所说的大有关联，但奇怪的是，王文进这里的著录和李盛铎的跋语中反映出来的信息，似乎都和北大现在的著录不太相同。不过，这事情其实一点也不奇怪，《郘亭知见传本书目》中所说的袁芳瑛先后得两残本配之以全，实际上所得并非同一版本，一为五十卷宋刻残本，一为四十卷元刻残本，配齐之后，虽然卷次鳞然，但事实上，却仍然泾渭分明。也就是说，实际上莫友芝当年津津乐道的合璧佳话，实际上顶多也就是表亲偶遇而已。（根据万曼先生所著的《唐集叙录》所云，《草堂诗笺》一书自南宋以后就少见全本，通常流行的是一种牉合本，翁方纲、沈德寿和日本的森立之都曾经记录过这样的本子。而黎庶昌《古逸丛书》中印行的，也是这样的本子。可见，如卧雪庐主人这样将表亲作手足的事例不少，所以也不怪莫友芝会误会了。）想必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北大现在将其截然两分，按其实际情况著录为两部残本。

上面说了这么多，貌似和本文的主题“寻亲”关系不大。其实也不是，说这些的意思是，寻亲不易，而这种宋元本的寻亲尤其不易。不过，也不是全无例外。即以上述《烬余书录》著录的涵芬楼旧藏本（下皆称涵芬楼旧藏本）来说，它被著录的这七方印鉴就都同见于上海博物馆馆藏的五卷残本之上，这两部残本，纸色相近、行款相同，再加上根据藏印而可判断的早期流传过程也相同这些因素，我们现在可以大概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上海博物馆藏的五卷残本与涵芬楼旧藏本原本就是同一部书。如果这个说法没什么问题，那么，我们又可以高兴地说，我们再次成功地帮助一部宋版书完成了寻亲之旅，让它们得以再相守望。而与此同时，我们也不得不遗憾地指出，《中华再造善本》在选用底本的时候，没有利用到上海博物馆的这个残本来补配涵芬楼旧本，而是仅仅选用了北大所藏的卧雪庐旧本。而根据《文禄堂访书记》的记载，北大所藏的五十卷宋刻残本上也有诸如文征明、朱大韶、季振宜的藏印，那么这样一来，或许这部残本的全部或者部分也会是上博本和涵芬楼旧本的同胞呢。遗憾的是，《再造善本》中选用北大藏本补配的部分中，并没有反映出这几个藏印，看来，这一步的寻亲工作，还要待之将来。（另外，现在国家图书馆所藏的铁琴铜剑楼旧藏本，也是经过明代吴门文氏玉兰堂、清代泰兴季氏静思堂递藏的，或者与涵芬楼旧本、上博本都有关联，但是因为无缘目睹，这个寻亲工作，也只有俟诸异日了。）

今按：此文原载《藏书家》第16辑，200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