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重修四天王碑》与《封神演义》

一

四天王碑于清乾隆二年（1737）闰九月立冬后立石，由诸生李金铎撰文，今立于陕西省绥德县张家砭乡合龙山真武祖师庙正殿前右侧。碑为砂岩质，圆首方座。身高196厘米，宽69厘米，厚16厘米；座长72厘米，宽56厘米，高33厘米。碑文楷书，17行48字。碑边刻卷云纹，剥蚀较严重。其碑额曰“重修四天王碑记”，其碑文曰：“夫所谓四天王者，余始不知其何人而为神也。迨偶览《封神传》，有魔家四将，而名魔礼青、魔礼红、魔礼福、魔礼寿者，意者其人与后殷太师闻仲，因黄飞虎反商归周，遂伐西岐。请道仙排列十绝阵以擒周太师吕尚。俱为太公所破，四将折于阵内，英魂杳渺，往封神台而听姜子牙所封，故称四天王之神者，或者其为即是欤？此据余所见，未知是否。但其事甚怪，其境甚幻，其文不雅驯，儒者有不传。至若收在真武殿下，想亦有圣帝主于上，赖有名王辅于下，以成都俞吁咈之盛乎？此其来历自有成书，余未尝旁搜远览，缙绅先生又罕言之，何敢以浅见寡闻之学，冒冒然曰可述而志乎？兹足记者，建修殿宇，多历年所，栋梁摧崩，神像剥落。山僧能恒烹葵煎茶，请山主李随并合会人等公议，情缘丐化，鸠工庀材，共成盛事。于是殿宇仍复森森，而神像依然辉煌矣。今事已竣，宜勒贞珉，以垂不朽云。功德主李随。时乾隆二年闰九月立冬后穀旦立（下略）。圁川生李金铎熏沐□手撰记（下略）”

绥德，秦为上郡治，汉为雕阴县，三国属魏，晋仍为上郡。北魏时，又置上郡，并分绥州。西魏置绥州，隋大业初改上州，寻废，置雕阴郡。唐初为绥州，天宝中改绥德，乾元初复为绥州。五代时，领于拓跋思恭。宋初，属党项李氏所有。至英宗治平四年（1067），种谔复绥州。神宗熙宁二年（1069），改绥德城。哲宗元符二年（1099），置绥德军。金大定二十二年（1182），改绥德州，元仍之。明仍为绥德州，隶延安府。清仍之，直至民国，方改州为县。据《顺治绥德州志》，该州“前倚雕山，后连川水，黄河在其东，沙漠在其北。襟带关陕，控制灵夏，实为用武之地”。此地当交通要害，为陕、晋、蒙、宁、甘五省要衢，向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有西北旱码头之称。尤其自道光二十八年（1848）知州江士松题写“天下名州”四字并为摩崖以来，就以此名著称。该州素为人文渊薮，物宝天华，仅康兰英女士所编《榆林碑石》一书中就收有从东汉至民国间碑石69方，不可谓不富。

此碑中所述之真武庙，据《四库全书》所收《陕西通志》卷二十九《祠祀二》“绥德州”条所载：“真武庙，在城西五里合龙山。永和李氏凿石引溪建庙于颠。下为天门，石坊跨之，为灵官黑虎。庙层楼叠架，皆缘石蹬而上。最高为玄帝正殿，后有楼，祀圣公圣母。金碧焜燿，山之盛遂甲一郡。工始于万历庚戌，竣于己丑。”可知此庙正是兴建于明代道教盛行之际，而《封神演义》一书也就是产生于这一时期。

据碑文可知，此次是重修四天王碑，那么在此之前，此真武庙中已经供奉四天王无疑，可惜现在已经不能考知这一现象最初究竟发生于何时。但是据康兰英女士此书所收《合龙山创建接引寺记》可知，合龙山开始兴建于明万历十七年（1589）春。那么，四天王被祀于此地当在明末清初的一百年左右时间里，恰恰也就是《封神演义》问世后的几十年之内。

二

四天王（梵文catvāsraḥ mahā-rājikāḥ，巴利文cātu-mmahārājika）为天名，是帝释之外将。据传，须弥山之半腹有一山，名由犍陀罗。山有四头，四王各居之，各护一天下，因之称为护世四天王。其所居云四王天，是六欲天之第一，天处之最初也。《长阿含经》曰：“东方天王，名多罗吒，领乾闼婆及毗舍阇神将，护弗婆提人。南方天王名毗琉璃，领鸠槃荼及薜荔神，护阎浮提人。西方天王名毗留博叉，领一切诸龙及富单那，护瞿耶尼人。北方天王名毗沙门，领夜叉罗刹将，护郁单越人。”《婆沙论》谓四天王身长一拘卢舍四分之一。《止持会集音义·四王天》曰：“东方持国天王，谓能护持国土，故居须弥山黄金埵。南方增长天王，谓能令他善根增长，故居须弥山琉璃埵。西方广目天王，谓以净天眼常观拥护此阎浮提，故居须弥山白银埵。北方多闻天王，谓福德之名闻四方，故居须弥山水晶埵。”四天王是在欲界护持佛法的四位天王，又称四大天王、护世四天王、护世天。是六欲天之“四大王众天”之天主，居须弥山腰四方，率部属守护佛土，护持佛法。据《四天王经》载，四天王皆从属于帝释天，每月之六斋日检视人之善恶行业，并劝勉守戒行善。密教之现图曼荼罗，将此四天王列于胎藏界之外金刚部院。此四天王一般多作忿怒相，身着甲胄防护，手执剑、鉾等武器，脚踏邪鬼，采武神造形。以四天王为本尊之息灾法门，即所谓四天王法。今依我国汉地佛教及藏传佛教所传，表列四天王之身色、持物如下：

（1）持国天王（梵Dhṛtarāṣṭra，巴Dhataraṭṭha，藏Yul-ḥkhor-bsruṇ）：住贤上城，率领乾闼婆、富单那二部鬼众守护东洲兼及余洲。

（2）增长天王（梵Virūḍhaka，巴Virūḷha，藏Ḥphags-skyes-po）：住善见城，率领鸠盘荼、薛荔多二部鬼众守护南洲兼及余洲。

（3）广目天王（梵Virūpākṣa，巴Virūpakkha，藏Mig mi-bzaṅ）：住周罗善见城，统率龙、毗舍阇二部鬼众守护西洲兼及余洲。

（4）多闻天王（梵Vaiśravaṇa，巴Vessavaṅa，藏Rnam-thos-kyi bu）：又作毗沙门天王，有可畏、天敬、众归三城，率夜叉、罗刹二部鬼众守护北洲兼及余洲。 四天王及其天众之寿量皆为五百岁，且其一昼夜即相当人间五十年。其身量为半由旬，天衣长一由旬，宽半由旬，重半两。天人一出生即形相圆满有如人间五岁孩童。

由上面的介绍可知，四天王完全是属于佛教系统的神灵，与道教根本没有任何干系。而绥德合龙山真武庙中却将这一佛教系统的神灵供奉在真武庙中，其依据仅仅为《封神演义》，这正可以看出此书在当时流传之广，影响之大。而《封神演义》之所以能将佛教系统的神灵吸收在以道教为背景的这一神魔小说里，恐怕也是与当时民间对道教的认同与对佛教的排斥有关。更为有意思的是，佛教对于道教的这一侵蚀行为不仅没有反抗，而且全部吸收，现在各寺院天王堂中所供奉的四大天王或四大金刚的形象，也正是根据《封神演义》中对四天王的描写而塑造的。

三

《封神演义》是明代中期出现的一部章回小说，它的名字，其实就能很准确地反映这部小说的一些基本状况。“封神”，指的是它的内容，自然是与妖魔鬼怪有关。而“演义”，则是指它的体裁。演义就是根据史实、传说敷衍而成的一种长篇章回体小说，清代钮琇的《觚剩续编》“文章有本”条曾经说道：“传奇演义，即诗歌记传之变而为通俗者。”因此，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里面，这样评价《封神演义》，他说：“梁章钜（《浪迹续谈》六）云，林樾亭（名乔荫）先生尝与余谈，《封神传》一书是前明一名宿所撰，意欲与《西游记》、《水浒传》鼎立而三……书之开篇诗有云‘商周演义古今传’，似志在于演史而侈谈神怪，什九虚造，实不过假商周之争，自写幻想，较《水浒》固失之架空，方《西游》又逊其雄肆，故迄今未有以鼎足视之者。”虽然如此，但《封神演义》毕竟是一部流传极为广泛的古典小说，它的影响力，尤其在底层社会的影响力，是非常巨大的。

《封神演义》的成书大概在明代的中后期，现在发现的最早存世刻本是现藏于日本内阁文库的明万历金闾舒载阳本。关于此书的作者，研究界也没有什么定论，一说是号为“钟山逸叟”的许仲琳，一说为明代的道士陆西星，也有人认为是邗江人李云翔等，此可不赘。

其实，正像其他的早期小说一样，在《封神演义》正式定本之前，有关的封神故事已经口耳相传，绵延数代了。一直到了元代，一些说书艺人将社会上流传的各种传说汇集起来，又经过进一步的加工创作，形成了一部大纲式的讲史话本——《武王伐纣平话》，这就是现在《封神演义》的最早雏形。到了明代，通俗文化进一步发展，万历年间，书坊主人余邵鱼又根据部分历史记载，对《武王伐纣平话》进行了一些改写，编进了他的《列国志传》中，而在这之后不久，《封神演义》就诞生了。

话本的《武王伐纣平话》从其描述的情节来看，主要是以商纣王的荒淫、暴虐、昏聩及周武王兴师革命、讨伐成功为主的以历史传说故事为主要内容的，其中当然不可避免地有一些虚构和夸张的人物和情节，但就其主要方面来看，还是基本上忠于史实的，它还是立足于人间的一部通俗文学作品，神异灵怪的成分并不是很多。而且，作为一部说书艺人的演唱底本，它的篇幅也很小，只有区区四万多字。但是，虽然如此，《武王伐纣平话》对于《封神演义》的重要性依旧不能小觑，这一点，正如同《三国志平话》之于《三国演义》一样，一源一流，其间传承的痕迹也十分明显。很显然，《封神演义》是在历史文献与民间传说的基础上对《武王伐纣平话》进行了再创作，不仅使其篇幅大为增加，其可读性与传播的范围也随之大为扩展，不仅为山野村夫所津津乐道，甚至走上了某些文人学者的案头，成为他们茶前饭后的消遣读物。而其故事情节则更加曲折生动，并由此而深入人心，成为广大群众了解商周演变史及传统的神仙谱系的最方便快捷的方式。

《封神演义》作为一种为群众所喜闻乐见的大众读物，其为老百姓所能接受的层面异常广泛，尤其是在旧社会，日常生活中，到处可以看到它的身影。比如说用来避邪“姜太公在此，诸神回避”的符箓，再比如用以祈福的财神赵公明、用以祈求子嗣的麒麟送子的三霄娘娘以及东岳大帝黄飞虎的庙宇，几乎各地都有，香火极其旺盛。至于三头六臂的哪吒闹海、八玄九功的杨戬的赫赫武功，更是人所共晓，就是从来没有读过书的老农或小孩，也会眉飞色舞地来上几段他们的故事。

四

早在明太祖朱元璋与群雄逐鹿中原的时候，道教就已经开始与其统治发生联系，如周颠就曾散布“天上无他座”的谶言，来确立朱元璋一人独尊的威望，而朱元璋在感激之余，也亲自为其撰写了《周颠仙传》来予以表彰。道教与明朝的关系既然如此源远流长，那么它历来受到各代皇帝的礼敬，也就是理所当然了。洪武十五年（1382），太祖在京师设立道录司，地方上则分别设置道纪司、道正司和道会司来掌管各级道教事务。明成祖时，以自己崛起于北方之故，对于北方之神真武大帝力肆追捧，并大规模地在武当山等地修建道观。但真正将道教视为信仰并极力予以推崇的，则是明世宗嘉靖皇帝。在他在位的四十余年里，道士的活动极为活跃，即使宫廷里也设斋打醮，日以求神长生为念，而很多人也因此而获得进身之阶，如顾鼎臣、袁炜、李春芳、严讷、严嵩等人，即因为写青词有功而被提拔为宰相，被时人称为“青词宰相”。继位的穆宗虽然将“方士悉付法司治罪，罢一切斋醮工作”（《明史》卷十九《穆宗纪》），但民间的崇道之风却并没有因这一纸禁令而有所衰落，斋醮祈禳、禁咒画符、印剑镇妖、占卜扶乩、祈雨止风、镇宅占墓等活动在这一时期开始大为发展，在民间长盛不衰。

而佛教在明代虽然也受到统治者的尊崇，且较道教而言更得上层士大夫的青睐，但在民间的势力，则似乎要有所不如了。在《三言二拍》之中，即有多篇是以抨击佛门弟子为目的的，如凌蒙初《二刻拍案惊奇》卷二十一《许察院感梦擒僧，王氏子因风获盗》、卷二十八《程朝奉单遇无头妇，王通判双雪不明冤》、卷三十六《王渔翁舍镜崇三宝，白水僧盗物丧双生》等等，不一而足。而同时，小说中道士的形象则大为不同，如本书卷二十四《庵内看恶鬼善神，井中谭前因后果》中，老实忠厚的农户元自实被缪千户赖账，走投无路之时，正是一位道士为他指点迷津，使他重获生机。类似《三言二拍》等的小说，完全是为了迎合市场需求而刊行的，那么，其中屡屡出现的这种抑佛扬道的描写，一定是当时社会的真实记录。其实，不仅是下层社会有这样的情绪，就是在知识阶层中，也有人持类似态度，如著名的“公安三袁”中的袁中道所作《珂雪斋游居柿录》中所描写的佛祖，对于破戒的僧人可以不闻不问，但是对于仁德爱民、清正廉明的龙渠阳在惩戒这些僧人时焚毁一部《莲花经》却耿耿于怀，对他百端折磨，好容易才侥幸逃生。再如才华横溢的王逸季，在梦中被迫受戒后，一直谨守不敢稍有轻忽。但后来被友人强行破戒之后，却被金甲神人劈破其面，多方受刑，直至惨死。可知在明代，至少是在明代的中晚期，佛教的形象对于尤其是广大下层人民来说，比较恶劣。这或许就是民间道教盛行的缘故之一吧。正是由于这一背景，使得道教能够理直气壮地将佛教的神灵收容于自己的麾下。而《重修四天王碑》也是在这个意义上使我们可以更加清晰地了解《封神演义》的流布与明代中后期道教势力对于佛教的侵蚀。

今按：此文原载《上海文博论丛》，2005年第2期，与他人联合署名。但此文其实是不佞个人独立所成，故亦收入。

四天王碑

多闻天

持国天

增长天

广目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