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孔子的担当(7)
第五节 中庸的智慧
一、误解
“中庸之道”，使人们喜欢过不显山、不露水的平静生活，认为一旦过分张扬，必然引起关注，打破平静，甚至引来杀身之祸。这种思想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形成了中国人追求与他人一致、不喜欢张扬的独特心理素质。到了宋代，《中庸》被列为四书之一，被提升到了最核心的儒家经典的地位。然而人类进入现代社会以来，社会节奏和思想观念发生了惊人的变化，中庸思想的地位和作用也逐渐被东西方人所普遍质疑，竟被作为一种消极的人生观而不断遭受批判，从而使《中庸》成为最被今人误解的一本儒学著作。
尤其是到了“五四”以后，经过现代性洗礼的中国，一些人根深蒂固地认为“中庸”无非是保守性、庸常性之类，应该被批判和抛弃。其后很长时间里，“中庸之道”变成一个贬义词，被误解为折中主义、平均主义、不彻底主义、庸碌主义、庸俗主义、妥协主义，甚至投降主义（冯友兰1940年语），成为被批判、嘲笑的对象。很多人甚至一提“中庸”就特别反感。激烈点的，说它是统治者的愚民帮凶，将其归结为“和稀泥”“各打五十大板”“骑墙派”“老好人”“乡原”等等，甚至有人说是中庸导致了专制；平和点的，也觉得它过于懦弱。种种说法，不能说全错，但总难免有盲人摸象之失。
误解之一：中庸是“老好人”。
人们经常用“中庸”来互相勉励做人之道，言行不要偏激，态度力求温和，这样可以促成人际关系的和谐发展。但是，“中庸”也可能变成表面的客套，以致失去一份真诚的心意，或者为了息事宁人，以致不再坚持原则，然后逐渐成为“乡原”。而乡原正是孔子所厌恶的，他甚至说：“乡原，德之贼也！”
须知，中庸不是乡原，“平常”不是平庸。什么是乡原？乡原就是“老好人”，一味地“媚俗”，不能遵从自己内心的想法，而是一味认同最有权力的人或者最为流行的想法。人们攻击孔子不讲原则，主张调和折中，还有人把他当作“和事佬”，这真是天大的误会。他其实是一个爱憎分明的人。《论语·阳货第十七》中说：“乡原，德之贼也！”古今中外，还很少有人这样深刻地痛斥过“好好先生”。在孔子看来，老好人就好比稻田里的稗草。它长得和稻子很相似，但它不是稻子。稻田里面稗草如果多了，稻子就长不好。
孔子将乡原称为“德之贼”，孟子将乡原称作“阉然媚于世也者”。两位圣人为何对乡原如此痛斥？以德报怨，作为一种处世方式，人们历来褒贬不一。褒者认为这是高尚品格的体现，应该推广。贬者认为这是泯灭是非界限的方式，不值得效法。然而，无论褒者抑或贬者，都误认为“以德报怨”是孔子的主张，这真是天大的误会。以德报怨其实是老子的主张。《老子·六十三章》里说：“大小多少，报怨以德。”不管别人怎么看，孔子是反对以德报怨的。“一次，有人说：‘以德报怨怎么样？’孔子回答说：‘如果以德报怨，那么以何报德呢？应该以直报怨，以德报德。’”这段话的原话在《论语·宪问第十四》里有记载，可以备查。
误解之二：中庸是“和稀泥”。
有一次孔子评价弟子颛孙师和卜商，说：“师也过，商也不及。”子贡离开座席问道：“敢问将何以为此中者也？”即怎样做才能恰到好处呢？孔子回答：“礼乎礼。夫礼所以制中也。”恪守礼即能秉持中庸之道，培育中庸之德，消弭过或不及的偏失。
《论语·为政第二》记载，有一次，孔子对他的学生子路说：“由，诲女（通“汝”）知之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由，就是仲由，也就是子路。知，有两个读音，既读知识的知，也读智慧的智。大意是：孔子说，仲由啊，教导你的内容都知道了吧？让我来告诉你，什么叫作知识，什么叫作智慧。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这才是有知识，这才是有智慧。这样的孔子实事求是，怎么会主张“和稀泥”呢？
中庸是做人走正道，做事留空间，它是讲原则的，不是折中主义，不是不讲原则，不分是非，不是做老好人，捣糨糊，和稀泥。从本质上说，孔子的中庸是指人的德行符合礼的规范。中庸之道必然反对专制，反对独裁，反对强迫。世人误读中庸一词很久了。
误解之三：中庸是“骑墙”。
孔子曾经说过：“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钱穆把这段话翻译为：“我不得中道之士和他在一起，那只有狂狷了。狂者能进取，狷者能有所不为。”在这里，狂、狷不是中庸的反面。狂者侧重于进取，狷者侧重于不为坏事，如果两者合二为一，既狂且狷，那就与中庸的“不偏不倚、无过不及”有异曲同工之效了。
《论语·为政第二》记载，孔子曾经说：“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大意是说：君子团结，小人勾结。由此可知，中庸不是无原则的“骑墙”。中庸主张“不偏不倚、无过不及”，这不能等同于四平八稳、滴水不漏。须知，中庸不拒绝狂狷。儒家最初所说的中庸，可以与狂狷之徒为伍，但无法与乡原并肩。
二、中庸的含义
“中庸”一词最早见于《论语·雍也第六》，“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论语》中提到“中庸”一词却仅见于一处，因而学者们一般认为，“中庸之为德”并不代表孔子思想体系中的核心命题，孔子思想体系中的核心命题应该是“仁”，“仁”与“中庸”的关系在《论语》中并不明晰。至战国，孔子的仁学体系分化出荀子学派和思孟学派，孔学之“中庸”思想由思孟学派的重要著作《中庸》体系化并发扬光大，“中庸”方成为一个独立的哲学范畴。
《中庸》原是《礼记》中的一篇，传为战国时子思所作，宋代把它与《大学》《论语》《孟子》并列为“四书”。朱子在《中庸章句序》中说：“中庸何为而作也。子思子忧道学之失其传而作也。”不读《中庸》，不知儒学之精微。朱子曰：“此篇乃孔门传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笔之于书，以授孟子。”又曰：“历选前圣之书，所以提挈纲维，开示蕴奥，未有若是之明且尽者也。”
子思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喜怒哀乐没有发生的时候叫作中，发生出来合乎节度叫作和，中是天下的大根本，和是天下通行的达道。人们达到中和，天地就会各在其位，万物就会成长发育。这就是说人在喜怒哀乐未发时，心情处于一种自然的平衡状态，这就是中，它包含着人的本性，发生之后合乎人们认同的常规常理，没有过，也没有不及，这就是和。
《中庸》一书的基本思想就是讲中和，反对“过”和“不及”。所谓过就是超过，不及就是没有达到，过与不及的标准就是中，中是不偏不倚，庸是平常，不可改易。所以中庸就是平常而不可改易的中正、和谐的道理。
什么是“中”？
《论语·雍也第六》记载，孔子曾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质，就是本质，本来面目。文，就是文饰。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一个人应该质朴，同时又应该有修养。如果过于质朴，或者质朴过了头，就会粗鄙、粗俗、粗鲁。这就叫“质胜文则野”。相反，如果太讲究修饰，就叫“文胜质则史”。孔子认为，这两种，都不对。正确的，是“文质彬彬”。怎样才好？不偏不倚，恰如其分，最好。这就叫作“中”。
朱子曰：“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孔子所说的“中”，大致是“恰到好处”的意思，既不是“过”，又非“不及”。“中”是一个哲学概念，是一种“道”，而且是一种“正道”，按现在的理解，就是一种真理，是规律，是事物存在的依据。
对“中”的解释大多认为是：不偏不倚、中度合节。“中”字在先秦古籍中有三层意义：一指中间或两者之间；二指适宜、合适、合乎标准；三指人心、内心的和谐境界。有人认为不偏不倚很容易，似乎“中庸”就是折中而已——有上下而必有中，有左右而必有中，有前后而必有中。这实际上将“中”简单化了。
为什么要讲“中”呢？因为“中”就是事物的平衡。如果失去了平衡，就会产生偏差。平衡就是适度，就是恰好，既不过，也没有不及。事物的平衡不是静态的、固定不变的，而是变动的、相对而言的。近代思想家章太炎讲，西方哲学关注的是物质世界，物质世界相对来讲是静止的，因此可以对它进行细致的精确的静态的分析；中国哲学关注人，人世间的事情是变动不居、瞬息万变的，不可能用静止的方法，而只能用动态的方法整体把握。
王岳川先生认为，“中”既是内在的辩证规定，又是外在的超越性。“中”的表征为一个恰切的“度”，是在面对复杂对象时精确把握事情的“分寸”。“中”强调的度既不能过（过分），又不能不及（达不到）。这一合适的“度”非同小可，不可小看。同时，“中”还意味着合乎一定的标准或法则，意味着与人的生命和谐感具有某种同行同构的心理内在性。
《论语·先进第十一》记载，“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大意是：子贡问：“子张和子夏，哪一个的品性好一些？”孔子说：“子张有些偏激过分，子夏有些狂狷不足。”子贡说：“那么说子张要好一些了？”孔子说：“偏激过分和狂狷不足同样不好。”这里记载孔子和子贡讨论“过犹不及”。
子贡言辞犀利，伶牙俐齿，有知人之智，也有知人之欲，好琢磨人。他的同门师兄弟子张，才高艺广，性格偏激，好胜不随和，“堂堂乎张也，难与并为仁矣”。子夏，为人厚道，笃信谨重，但过于迂讷，其器局略显狭隘。孔子一向主张中正平和，推行中庸之道。有一天，子贡问孔子“师与商也孰贤”，意思是子张和子夏哪一个更贤明一些。孔子回答：“子张偏激了一些，子夏显得不够。”子贡对孔子的话未听明白，总是想在他们二人之间较出胜负，他认为子张更强一些，孔子则说“过犹不及”，意即超过了和达不到差不多，“过”与“不及”不相上下，无优劣可辨，“有时过胜不及，有时不及亦胜过”，当“依时而中”。“过犹不及”四个字是对中庸之道极为具体的阐释。
《论语·宪问第十四》记载，“子贡方人。子曰：‘赐也贤乎哉！夫我则不暇。”子贡为人聪明颖悟，心直口快，敢于臧否是非，品评人物。孔子说“赐也贤乎哉”，一句反问，表明了他的中正态度。圣人用心良苦，一边怕打击他，一边又恐其“不得中行”而过之，故说“夫我则不暇”，诫其“择中而行”“允执厥中”。
上古帝王有十六字心传，“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人心太过就会产生危害，会过度压制道心，使人的自然本能行为过度微小而几乎难以察觉。只有把人心、道心看成是一个整体的两面，才能允许人按照本能去做事，只是要与人心保持平衡，不要太过度就行。
什么是“庸”？
朱子曰：“庸，平常也。”“庸”是“普通而平常”的意思，也包含不变、重要的意思。“中庸”的“庸”指“中”的道理很平常，却是千古不变的大道理。而“庸”在《中庸》中被解释为“不易”，“易”有改变的意思，“不易”，就是不改变，不改变就是一种坚持和守望。“庸”即“明”“常”。“常”即常行不变，即规律与法则，即传统。
对“庸”字的理解，人们见仁见智。“庸”一般解释为平常、日常。三国何晏将“庸”解释为“常行之常”，北宋程颐解释为“不易”，南宋朱熹则解释为“平常”，“庸，固是定理，若以为定理，则却不见那平常底意思”。冯友兰先生认为：“‘庸’是社会中现存的常规。既是常规，就是定理。”徐复观认为：“庸”是指平常的行为，指随时随地，为每一个人所应实践、所能实现的行为。王岳川认为，对“庸”的理解应该回到古代语境。汉代许慎认为：“庸者，用也。”用，就是践，是把握纷繁复杂的事情的度，并将这个度运用到生活与实践中。《尔雅·释诂上》说：“庸，常也。”具体指常行常道。
什么是“中庸”？
所谓“中庸”，后来北宋的程颐加以解释说：“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这是说，不走极端和稳定不变，是一切事物正当不移的道理。《广雅·释诂》《广韵·三钟》并云：“庸，和也。”中庸即中和，道中庸即致中和。
什么是中庸之道？即阴阳平衡之道，但切莫把平庸当中庸。王中江先生认为，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有类似于“中庸”的概念，也译为“中道”。儒家的“中庸”不能机械地从“中间”去理解，它的精义是适度地、恰到好处地去处事待物。与此对立的则是过分和不及，两者都是极端和片面的。孔子认为可以结交“狂者”和“狷者”，“狂者”勇于进取，“狷者”洁身自好，但不同于“狂”“狷”的“中行”才是最好的行为方式。又如，“文”和“质”的关系，孔子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只有“文质彬彬”才恰到好处。朱熹解释“中道”说：“有所谓‘中之道’者，乃即事即物自有个恰好底道理，不偏不倚，无过不及。（《答张敬夫》）”总之，中庸之道是最为中正、最为平易的道路。中庸可不是折中主义，更不是在“两端”摇摆不定，甚至轮流着走两条互相“敌对”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