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在约克镇陷落后英国人依然占据着纽约市，所以接下来的两年里，汉密尔顿把斯凯勒在奥尔巴尼的住处当作了自己的临时居所。当1782年5月他正式成为纽约州的市民时，汉密尔顿终于结束了一生的漂泊。在奥尔巴尼，他一边轻轻地晃动着摇篮，一边逗弄小婴儿菲利普的时候，这个27岁的战场“老兵”全然是一副心满意足的家长模样。“你无法想象我现在变得是多么顾家。”他告诉华盛顿的前副官理查德·基德尔·米德。[1]在一封随意写下的信中，汉密尔顿对7个月大的儿子菲利普描述如下：
在所有方面我们都一致认同，他长得很帅气，仪表堂堂。他的眼睛不但非常富有表现力，而且还充满了仁慈。他的坐姿在别人看来是十分优雅的，他挥手的方式预示着将来会是一个出色的演说家。他站立的时候尽管有点笨拙，但他的双腿并不像他父亲那样纤细无力……如果他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对了，他就会嘻嘻地笑个不停。[2]
汉密尔顿尽情地享受着家庭角色带给他的这种不寻常的天伦之乐，他告诉米德：“我对事业上的追求已经完全失去了兴趣。除了渴望和妻子孩子在一起，我别无所求。”[3]米德一定知道汉密尔顿是在说胡话，在狂热的内在推动力的驱使下，汉密尔顿的事业会继续向前发展。他在加勒比海已经浪费了很多时间，再加上独立战争用去的五年，因此当他重新开始在国王学院延期已久的法律学习时，他希望能够坚持执行那个提速的时间表。对汉密尔顿而言，法律是通向政治权力的捷径——制宪会议中有34个代表来自这一职业——并且还能够使他过上一种还说得过去的，甚至是富裕的生活。通常，纽约最高法院规定，想成为律师的人必须学徒满三年才能出庭从业。然而，那年的1月，由于亚伦·伯尔的申请，为了回报那些在战前就学习过法律的退伍军人，这个规定被临时取消了。由于在国王学院的时候就已经废寝忘食地读完了所有主要法学泰斗的著作，汉密尔顿符合了这一条件，因此他便迅速开始熟悉掌握法律实践业务。
与同时代的其他那些有抱负的律师不同，汉密尔顿拒绝在一个开业律师的手下当职员，而是计划自己单干。在华盛顿手下当差之后，他可能不希望自己再屈从于另一个老板，也不能忍受为某个自以为是的指导者抄写法律文书的情形。他有权进入奥尔巴尼最好的法律图书馆查阅，而图书馆的主人正是他本人的朋友詹姆斯·杜安，书架上堆满了英国法的相关论述，与当时的纽约法律非常接近。“与其他州相比，在纽约州，我们的司法体制与英国的更为相似。”汉密尔顿后来在《联邦党人文集》第83篇中写道。对汉密尔顿和其他学习纽约法的人来说，英国人的思想潜移默化地渗透到了他们的头脑中，产生了一种保守的、亲英派的影响。其中特别有影响力的是10年前在美国第一次出版的威廉·布莱克斯通爵士的《英国法释义》（Commentaries），这本书详细且系统地论述了英国法。福里斯特·麦克唐纳（Forrest McDonald）评论说：“布莱克斯通教给汉密尔顿对法律本身要有一种可敬的热情……而且，正如布莱克斯通清楚表明的那样，这本书彻底解决了汉密尔顿所感受到的自由与法律之间的那种紧张状态。”[4]
在那个时代，学法律的学生经常制作一些指南宣传册，按照法律先例、法规和处理流程等分类收集和整理。约翰·马歇尔就有这样一本长达238页的摘要，其中涉及70多个主题，并且他在实践中广泛地利用它们。汉密尔顿也准备了自己的手册指南，题目是“在纽约州最高法院的执业程序”。这份有177页底稿和38个主题的纲要是幸存的最早的论述，它记录了纽约法律从英国和殖民地模式转变而来的发展过程。汉密尔顿并不只是转录这些干巴巴的摘要，他还给它们添加了一些有意思的内容。有一次，他开玩笑地说，法院最近得到了“某种模糊的观点，即诉讼的目的是要调查清楚诉因的是非曲直，而不是沉湎于技术性术语营造的网窝之中”。[5]后来，尽管关于法律的尊严也说过一些著名的论断，但汉密尔顿可能对于他所选择的职业也颇有微词，他告诉拉法耶特，自己正忙着“照看孩子以及研究如何‘敲诈’邻居的艺术”。[6]汉密尔顿的“执业程序”归纳总结得如此专业，其中的许多资料信息都被严格地加以归类，以至于好几年的时间里，它在学习法律的纽约学生中间被争相抄阅、流传。直到1794年，它才被威廉·威奇（William Wyche）的手册《纽约最高法院庭审实践》（New York Supreme Court Practice）所代替，这个手册本身有一部分就是以汉密尔顿的大纲为基础的。即便是在那时，一些开业律师仍然更倾向于采用汉密尔顿的原始版本。
汉密尔顿夜以继日地完成了他的学业。到了7月，正好是他开始自学的6个月后，他通过了律师考试，获得了律师资格，可以在纽约州最高法院为案件做些准备工作了。10月，他进一步有了“法律顾问”做资格，可以在法庭上辩论了，这个身份类似于英国的出庭律师。他必须要签署效忠誓言，从中也可以看出在《邦联条例》辖下各州所拥有的极高自主性的程度：“我声明放弃……对大不列颠国王的所有效忠；并且……对作为自由而独立的纽约州保持绝对的信任和忠诚。”[7]
在获得这些证书方面，汉密尔顿比亚伦·伯尔晚了六个月，在1782年7月，亚伦·伯尔就已经在奥尔巴尼设立了一家律师事务所。除因为战争而牺牲掉的时间以外，两个年轻人都急于确立自己的业务，因为众所周知，爱国派的律师会分享战后的法律业务。1781年11月，这个消息得到了确认，因为纽约立法机构颁布了一个法规，禁止亲英派律师在州法院开展业务，这对美国爱国派的律师而言无疑是幸运的。尽管汉密尔顿激烈反对这种反亲英党的偏见，但在这个法规四年多的有效期里，他和其他一些爱国派律师还是从该法中获益匪浅。
汉密尔顿和伯尔在奥尔巴尼时就往来颇多，这一点几乎没有什么疑问。在汉密尔顿还在约克镇的时候，伯尔就已经出现在斯凯勒的家门口了，并且带着亚历山大·麦克道尔将军的介绍信：“这封信将由陆军中校伯尔带给您，他到奥尔巴尼去是希望能够得到在我们的法院从事业务的许可。”[8]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怀孕的艾丽萨才第一次微笑着和这个将来会杀死自己丈夫的刽子手握手。汉密尔顿的老同学罗伯特·特鲁普正在奥尔巴尼和他的朋友伯尔一起为律师考试而努力学习，他们两个人同时拿到了许可证。在1782年夏天的这段时间里，特普鲁就住在斯凯勒的住处，在汉密尔顿需要的时候给他法律方面的帮助。
这样，在他们事业刚起步的时候，汉密尔顿和伯尔就十分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且处在一种竞争的位置上。两个人都个子不高，相貌英俊，机智而又温文尔雅，对女人都有着致命的吸引力。这两位年轻的陆军上校都有着军人的沉着冷静，喜欢炫耀自己的头衔，仿佛要计划着确立他们在纽约律师界的杰出地位。然而在政治领域，伯尔落后于自己的竞争对手，现在汉密尔顿是约克镇的英雄，并且沐浴在华盛顿将军的光环下惬意自得。他依然居住在富丽堂皇的斯凯勒的豪宅，而伯尔却满足于过一种节俭朴素的生活，直到他有了自己的业务客户。那年7月，伯尔在斯凯勒夫妇常去的荷兰改革派教堂与佩吉·希彭·阿诺德的闺中密友西奥多西娅·普雷沃斯特结婚（西奥多西娅的前夫，那位英国军官，前一年秋天死于牙买加）。第二年，这对新人生下了一个女儿，也取名叫西奥多西娅。年长的西奥多西娅比伯尔大10岁，从来没有人把她当作美女，但是她依然很娇媚迷人，令人感到愉快，并且熟悉法国和英国文学。和同时代的其他男人差不多，伯尔也欣赏那种精明、多才多艺的女人，这使得他的崇拜者们对他后来的那些不同于同时代者的流氓无赖般的滑稽动作感到更加无法理解。
汉密尔顿仅用了9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本该三年完成的法律训练，这足以让人惊叹，可是更让人叹为观止的是他立刻着手多种文章的写作。在约克镇之后，他对《大陆主义者》的四篇文章又增加了两部分，不过当时他可能弄丢了或者是放错了地方，因为《纽约信报》在1782年4月介绍《大陆主义者·第五篇》时是这样说的：“A.B．先生最近重新找到了它们。”报上说他发表这些文章“更多的是想要结束他的计划，而不是幻想时代的发展趋势会接纳他的观点”。[9]在对大量的历史事实进行了全面的阅览之后，汉密尔顿向人们描述了在伊丽莎白女王统治下英国政府是如何开始鼓励贸易的，路易斯·科尔伯特（Louis Colbert）是如何成功当上路易斯十四的财政大臣的。在赞同政府对贸易加以引导的时候，他提到了大卫·休谟的文章，休谟认为贸易是可以自我调控和自我纠正的，汉密尔顿并不同意这种看法。他提倡对进口货物征税是美国财政收入的最好形式，这简直就是他在财政部任职的预演。对一个仍在对茶和其他进口货物的不公正征税进行改革的国家而言，说得再婉转，这也是一个沉重的话题。对那些害怕沉重税负的人而言，汉密尔顿辩论说，预计到了20世纪晚期，世界将会是“通过减税而刺激生产和投资的经济”，他说政府官员“不会受到诱惑而滥用这种权力，因为国家税收的目的会抑制它自身的各种极端。经验表明，适度的税负比高税负更加具有生产力”。[10]
当时，许多州议会都不情愿把对进口货物的征税权转移给大陆会议，汉密尔顿担心由此而引发的经济竞争会威胁到政治上的团结统一。罗伯特·莫里斯和汉密尔顿一样，对于这个问题也深感忧虑，他勾画了一个计划的大体轮廓——建立一个国家银行，偿还战争债务，结束通货膨胀——这是汉密尔顿成为财政部长的预兆。为了加强中央政府的权力，莫里斯决定在每个州任命一名独立于地方官员的征税官。在1782年5月2日，他要求汉密尔顿担任纽约州的大陆税税务官。作为奖励，他允许汉密尔顿可以把收上来的任何钱的四百分之一装入自己的口袋。汉密尔顿感觉受到了羞辱，断然拒绝了他。汉密尔顿回应说：“对我而言，时间是如此宝贵，我绝不会因为这个事情而中断我的目标，除非是为了对大众和我自己而言都很重要的事情。”[11]汉密尔顿很可能是考虑到纽约州还有五个镇仍然控制在敌人的手中，这份工作可能不会像想象的那么有利可图。在6月初，莫里斯做出更大的让步来说服汉密尔顿，保证从应收的税款中拿出一定百分比给他，而不仅仅是已经收到的那些钱。这一许诺显然说服汉密尔顿接受了他的提议，而且后来汉密尔顿还自愿去游说那些州的立法机构来接纳莫里斯的税收措施。不管自学成才的汉密尔顿是否知道——有人怀疑他肯定知道——现在他已经稳稳当当地会继承莫里斯的位置，成为美国财政界卓越的领袖人物了。
汉密尔顿花在设法征税上的几个月再一次证明了《邦联条例》摇摇欲坠的形象。各州认为他们对国会缴纳的款项实际上是建立在自愿的基础之上的，而且在缴纳之前，它们经常会因为地方上的用途而挪用掉。这种情形，再加上缺乏独立的联邦税收收入，迫使爱国者要么是通过借款要么是发行纸币来负担革命的经费。7月4日，在第六篇《大陆主义者》文章中，汉密尔顿对莫里斯的做法表示同意，并欢呼说联邦海关官员和税务官的任命将会“在各个州内部产生有利于邦联政府的极大影响”。[12]这篇文章清楚地指出，在战争逐渐减弱的日子里，汉密尔顿不得不同认为美国可以完全免除税收这种理想化的观点做斗争：“打消这种错觉，让人们睁开眼睛看到真相是至关重要的。人们在如此有害且不切实际的期望上倾注的心血太多太多了。”[13]
7月中旬，仍然在为下一次律师考试而辛苦准备的汉密尔顿来到了普克普斯，成功地请求州立法者组成了一个特别委员会来加速征税的进程。在与菲利普·斯凯勒一起工作的同时，他让立法机构采纳了一份决议（很可能就是汉密尔顿本人起草的），号召国会应该拥有更多的征税权，并且倡议召开一次全国性的会议来审查《邦联条例》——这是第一次由一个公众人物发出这种呼吁。汉密尔顿坚定的改革主张获得了莫里斯的支持，在与汉密尔顿的通信中，莫里斯放下戒心，向汉密尔顿倾诉了对国会不称职的不满。而汉密尔顿对他的坦白直率也给予了回应。“看得越多，我越能明白为什么那些热爱这个国家的人会为它的愚昧而哭泣。”汉密尔顿写道。[14]在看到纽约州立法机构的懦弱和为了自身的利益退缩时，他写道：“我们一再重复的疑问在于，什么会暂时取悦于人们，而不是什么会长期让人们受益。”他告诉莫里斯，“在这样的一个政府里，只有暂时的权宜之计、变化无常和愚蠢。”[15]汉密尔顿越发对纯粹的民主政治感到绝望，对只是迎合大众意愿的政治家感到失望，越来越喜爱受过教育而有教养的，能够启发人们做出他们自己的判断的领导者。
无论他对州立法者的蔑视如何，在普克普斯时，汉密尔顿还是给人留下了良好的印象。法学家、法官詹姆斯·肯特（James Kent）回忆说：“他活泼生动、富有教诲的谈话，在情感、语言、礼貌风格方面远比一般的演讲还要出众，他的坦诚直率和果断的行为举止吸引了我的注意。”[16]汉密尔顿的表达如此抓住了立法者的心，以至于他被选为参加11月召开的邦联会议的纽约代表团的五个成员之一。凭着一贯的灵巧和机敏，汉密尔顿从一名税务官变成了一个在国会拥有一席之地的人。
对汉密尔顿而言，在他那个时代，没有人比他的朋友约翰·劳伦斯更加真诚地热爱这个国家或者是更加具有卓越的领导才能了。在1782年的l月，当英国人仍然占据着查尔斯顿和南美大草原的时候，劳伦斯就写信给南卡罗来纳州的立法机构，为他那不幸的征募黑人军队的方案做着最后的努力。那年7月，劳伦斯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给汉密尔顿，表达了这种愿望，希望他的朋友“能担任国会中最高等级的职务”（我们再次看到，劳伦斯这封信的某些部分找不到了，很可能是汉密尔顿的家人处理掉了）。在信的结尾说道：“再会了，我亲爱的朋友，虽然时局让我们远离，但我恳求你不要收回你的信所起到的安慰作用，你知道你亲爱的劳伦斯那不变的情感。”[17]汉密尔顿热诚地相信，一旦战争结束，他和劳伦斯，就会像古代的那些经典人物一样，共同着手从事一场新的政治改革运动，以便为一个可靠的共和政体联盟打下基础。在8月中旬，他告诉劳伦斯州立法机构已经提名其参加国会。他用振奋人心的话语鼓动他的朋友加入自己：“停止使用你的宝剑吧，我的朋友，穿上你的制服，到国会来吧，我们对彼此的情操了如指掌，我们有相同的政治观点。我们曾经并肩作战让美国获得了自由。现在就让我们手拉手共同争取让她幸福吧。”[18]
我们无从得知劳伦斯究竟有没有看到这个信息。在1782年的8月底，来自查尔斯顿的一个英国探险队正在科姆巴黑河附近搜寻大米，冲动的劳伦斯藐视军令、不听指挥，企图以较少的兵力伏击他们。没想到敌人得到了消息，事先蹲伏在高处的草丛中等待着他。当他们站起来开火的时候，劳伦斯马上开始冲锋并让他的人紧随其后，他立即就被一颗子弹击中了。约翰·劳伦斯是为美国革命最后牺牲的几个人之一。许多人认为，在真正的正面对抗已经结束的时候，劳伦斯还用弱小的兵力对抗比自己强大的敌人，企图以少胜多，拿自己和士兵们的生命冒险是十分愚蠢的。他的死验证了华盛顿的判断，即爱国的劳伦斯有一个致命的弱点：“英勇无畏、轻率鲁莽”。[19]许多人对劳伦斯的死表示了哀悼，他们认为他做到了一个杰出领袖应该做到的一切。“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的国家失去了一位十分有前途的人物，然而，为理想而献身是值得的。”约翰·亚当斯这样安慰约翰·劳伦斯的父亲亨利·劳伦斯。[20]
对汉密尔顿来说，这个消息令他难以接受。“可怜的劳伦斯，在南卡罗来纳州一个小冲突中他成了热情冲动的牺牲品。”他悲痛地写信给战争时期他们的三人帮中的另一位成员拉法耶特，“你知道我是多么真诚地热爱他，你能感受到我对他的死感到多么遗憾和悲痛。”[21]劳伦斯的死让汉密尔顿失去了政治上的同盟、坚定的同事，这是他在为巩固联盟所做的激烈的斗争中所必需的。他享受与詹姆斯·麦迪逊的短暂协作，也绝不缺少华盛顿坚定且超然的庇护，但是没有了劳伦斯，他更像一个孤独的改革者，缺乏一个亲密的陪伴一生的同盟者，就像麦迪逊和杰斐逊之间的那种。从个人角度而言，这种损失则是更加令人痛心的。尽管有一大群崇拜者，汉密尔顿却再没有轻易地与谁建立深厚的友谊，再没有像对待劳伦斯那样对别人展示自己的内心世界。在公众场所他变得更加健谈，但在私下里不知何故很少剖析和展示自己。从此以后，他那些坦白忏悔的话都只能讲给艾丽萨或者安杰莉卡。在约翰·劳伦斯死后，汉密尔顿关闭了情感中的某一扇窗，再也没有打开过。
1782年11月底，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从奥尔巴尼骑马一路兼程来到了费城，接受他在邦联国会里的任职。他所看到的这个拥有四万人口的城市比纽约或者波士顿都大得多，也富裕得多。从小在海边小城长大，在挂着高高的桅杆的船和大飞轮的港口，他一定发现了某些令人愉快的熟悉而又亲切的东西。与纽约的喧闹和混乱相比，费城是一个更加有序的地方，随处可见隐藏在院墙后的雅致整齐的房屋。在阳光明媚的天气，穿着时尚的女士撑着太阳伞在街头闲逛漫步。许多有树荫的街道上都有砖砌的人行道，卫生部门把它们打扫得干干净净，晚上鲸油灯会把道路照亮。曾有一个年轻的英国游客，在晚上11点抱怨说：“也许这个世界上没有哪个城市会比费城更安静。才11点，但除了巡夜人，你走遍大半个城市也看不到一个人影。”[22]
虽然汉密尔顿把艾丽萨和儿子菲利普留在家里，但他依然是一个过分乐观的新婚者，并没有在街头徘徊以寻求黑夜里的冒险。在抵达费城后的几个星期里，他向自己的妻子保证“在忠诚和爱情方面，没有那个丈夫能和你的丈夫相比”。[23]起先，他还可以忍受艾丽萨不在自己身边的日子，也没有十分渴望想与她见面，直到1783年1月初，当他开始安排她到费城的时候——他才迫不及待地想要见到她。“见不到你，我每时每刻都感到痛苦万分，我总是半宿都睡不着觉，”他告诉她，“快来吧，我的心上人，减轻我的痛苦。把我心爱的儿子也带到我的怀抱里来吧。”[24]
在费城，汉密尔顿发现自己成了他一直因其不足而加以嘲笑的国会的一分子。整个国会组织杂乱无章：不计其数的特别委员会，允许州政府对重大措施行使否决权的投票规则，在6年期限内不能有人连续任代表一职达3年以上……国会怎么可能不瘫痪呢？正如汉密尔顿抱怨的那样，不民主的投票规则使得“一个小团体就可以延迟甚至是阻止最有效的措施的实施”。[25]对一个崇尚效率的人而言，这是一种令人气愤的局面。1782年11月30日之后，问题变得更加糟糕，当时美国的和平专员与大不列颠签署了一个临时《和平条约》，以寻求结束战争的方式。地方上的领导者，比如马萨诸塞州的塞缪尔·亚当斯、弗吉尼亚州的帕特里克·亨利（Patrick Henry）都明确主张州的主权独立。州政府的诱惑是如此有吸引力，以至于邦联国会的许多成员不想去参加国会，使得召集人开会都难以进行。代表们的才干得不到发挥，他们之间的互相猜忌和意见不合激怒了汉密尔顿。
是詹姆斯·麦迪逊把他从失望中解救出来，麦迪逊是一个和汉密尔顿具有相似目标的人，同样预见到美国会是一个强大的国家，和汉密尔顿一样有着聪明博学的头脑。他们对邦联国会的前景持相同的看法，享受着同样的使命感，他们一起在许多的委员会里工作。由于很小的时候就要依靠自己的智慧谋生，27岁的汉密尔顿远比过着被溺爱生活的31岁的麦迪逊更加世故。另一方面，麦迪逊从1780年就在国会工作，已经是一个经验丰富的立法者了。他是如此尽责，以至于他创造了一个持久保持的国会纪录，在连续三年的任职期间几乎没有缺席过一天。法国部长评价麦迪逊是“国会里判断最合理的人……他的观点几乎都是很公平的，所以他赢得了同事们的一致掌声”。[26]
在许多方面，麦迪逊在汉密尔顿的职业生涯中都是一个关键人物，他们早期的合作以及后来的争吵在汉密尔顿的一生中划分出截然不同的阶段。人们往往是要么拥护汉密尔顿，要么就痛恨他；麦迪逊则因为能在这两个通常的极端之间左右逢源而显得格外突出。身材矮小、略带羞涩的詹姆斯·麦迪逊具有令人敬畏的头脑，但在举止和相貌方面却不吸引人的注意。他通常都是一身黑衣，具有学者所特有的苍白面孔，表现出一副忧郁的样子。在公共场合他很少笑，一个弗吉尼亚政治家的妻子责骂他是“一个令人沮丧的呆板的家伙”。[27]另一位女性观察家发现麦迪逊私下里很愉快，但通常他是“沉默、冷淡而且排斥他人”。[28]他不会设法获得公众的注意，缺乏如自信的汉密尔顿天生成为领导者的那种超凡魅力的光彩。如果说汉密尔顿似乎生来就是要成为领袖的话，那么麦迪逊也似乎生来就注定是来反衬这种领袖的。尽管如此，麦迪逊的缺乏自信是具有欺骗性的，当他开口说话的时候，他那不屈不挠的力量就会源源不断地表现出来。他是一个奇怪的混合体，智力上自信到了近乎狂妄自负的程度，社交上却又胆怯笨拙。虽然并不像汉密尔顿那样对社交场合驾轻就熟，言谈举止毫无拘束、流畅自然，但在一群热情的共事者中，他也能让人感到幽默有趣，而且他是一个极善于讲故事的人，甚至偶尔也会讲一点黄色笑话。在他们相遇的时候，麦迪逊还是一个自负的单身汉，对自己的私生活守口如瓶；也从来没有关于麦迪逊私生活的闲言碎语来损害他的正直形象。
一个世纪以来，麦迪逊的家族都安乐地生活在弗吉尼亚的皮德蒙特高原地区，他们家与当地的许多大地主都有联系。麦迪逊的祖父有29个奴隶，到他父亲时奴隶增加到118个，从而成为奥林奇县最大的奴隶主。他们家在奥林奇县还拥有超过一万亩的田地。作为10个孩子中的老大，直到50岁的时候麦迪逊在经济上还要依赖他的父亲，甚至是在国会任职时还要依靠家庭种植园的收入。和杰斐逊一样，他无法摆脱自己对奴隶制度的依赖，不管他个人的担忧是什么。在国会任职的最后一年，他告诉自己的父亲，除非代表能够获得加薪，“否则我就必须卖掉我的一个奴隶了”。[29]
靠着黑人在田地里辛勤的劳作，麦迪逊度过了自己默默无闻的童年。由于得了一种令人不安的回忆往事时思想混乱的癫痫症，他时常显得有些忧郁，和许多生病的孩子一样，他把大量的时间花在读书上。他接受过很好的古典教育：五年的寄宿制学校生活，接下来的两年在自己的种植园里聘请私人老师。在普林斯顿大学的时候，他在浩如烟海的书籍中如饥似渴地汲取知识的营养，每天晚上只睡四五个小时。曾经拒绝过汉密尔顿入学的普林斯顿大学的校长威瑟斯彭评价麦迪逊说：“整个在校期间他一直在我的指导下学习，我从没有听说他做过或者是说过一件不好的事情。”[30]麦迪逊始终保持着一个学生的样子，在重大的政治事件发生前总是把自己沉浸在艰苦的学习中，不发表任何观点而明哲保身。
由于健康状况欠佳，麦迪逊只是在奥林奇县的民兵队做过短暂的团长，然后就成为弗吉尼亚州参议院的议员和地方长官的顾问班子里的一员，在1780年被任命为国会最年轻的成员。汉密尔顿和麦迪逊代表了战后美国新一代的领袖，他们的职业生涯与新共和国的成长完全融为了一体。在这个新旧交替的接合点，他们对政府所需要的结构改革具有相似的预期。麦迪逊主张建立常备军队、永久的海军，以及其他一些和汉密尔顿思想相关联的立场。如果说有任何事情是麦迪逊比汉密尔顿更加积极的话，那就是麦迪逊竭力主张建立一个中央集权，并且希望国会能够有权使用武力处置那些拒绝做出自己应有贡献的州。
不考虑这些棘手的复杂问题，对这两个立志为人类解放而奋斗的年轻人来说，这是一个严峻的时刻。正如麦迪逊在1783年4月所表达的那样，美国正在主张的权利“是人性固有的权利”，她的公民“有责任对一个政治社会给予最大的信任”。[31]为了使新国家更快地步入正轨，汉密尔顿和麦迪逊把精力集中于急切需要解决的税收问题上。约翰·亚当斯在1782年6月11日从荷兰协商了一大笔贷款，只是稍微减轻了一些国会的负担。麦迪逊和汉密尔顿都认为国会需要有一个长久的、独立的税收来源，不再依赖各个州反复无常、时有时无的缴纳。只有到那时，国会才能清偿巨大的战争债务，才能遏制声势渐隆的邦联分裂运动。汉密尔顿在一份决议中强调了这一点，读起来有点像吹响了冲锋的号角：
国会的意见很明确，现在无法给予美国的债权人完整的公正，受到影响的政府信用也无法立即恢复，未来战争的急切军需也无法提供，除非建立一套由国会负责征收并在全美国运行的永久性的财政制度。[32]
汉密尔顿加入了麦迪逊提出的关于联邦关税的运动——对所有进口货物征收百分之五的关税——那将会使国会在货币事务上有了自治权。对汉密尔顿而言，最终的目标是确立一种联邦征税制度。面对反对意见最激烈的罗得岛州，他们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几乎完全是出自汉密尔顿的手笔——重申了他们的一贯观点，说明了政府信用对国家声望的重要性。然后他们又发表了一份影响更大的声明：“事实在于，没有了在执行中影响成员政策的那些权力，联邦体制就无法存续。”[33]
汉密尔顿正在解决一个难题：中央政府必须有权颁布法律取代各州的法律，直接处理与公民有关的事务。在1月底，他发表了一个更激进的演说，意图向各州指派一名联邦税务官，以“渗透和团结”各州。[34]对于汉密尔顿的直言不讳，麦迪逊感到很惊讶，他指出，有些议员虽然表面上听取了汉密尔顿的演说，暗地里却幸灾乐祸地表示“汉密尔顿先生说漏嘴了”。[35]这一事件再次表明了汉密尔顿绝非是那种善于耍阴谋诡计的阴谋家，在多数情况下，他更喜欢直抒己见。他无法容忍国会为了避免争端而采取的一些不痛不痒的措施。他极力反对将于4月颁布的一项妥协性法令，该法令限制了关税的征税范围并把征税权留给各个州。汉密尔顿与纽约州州长乔治·克林顿关于关税的争吵发展到不可开交的地步，以至于两个人都互相仇恨对方，这甚至深刻地影响了汉密尔顿以后的政治生涯。
现在国会急需要钱来平息大陆军中那些军官的不满——那些军官威胁说要在位于纽约州的纽伯格的冬季露营地发动暴乱。临时的《和平条约》加剧了军队有可能解散这种令人不安的前景的发生，如果军官不能拿到他们的欠薪——有些人甚至被拖欠长达六年——或者是许诺的养老金，那么军队就有可能解散。军官们闹哄哄地威胁要集体辞职，他们派出一个三人代表团来到费城商谈解决方案。1783年1月6日，他们向国会递交了一份请愿书，表达了他们的满腹委屈：“我们已经忍受了所能忍受的一切——我们的财产都花光了——我们的私人资源也耗尽了。”[36]一些士兵由于战争和货币贬值已经负债累累了，以至于他们害怕从军队服役完回家后会被送进监狱。汉密尔顿和麦迪逊与不满的军官见了面，并且被指派到一个小组委员会以寻求解决方案。这两个人抓住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劝说国会拨款偿付全部的国家战争债务，满足士兵以及其他债权人的要求。令人悲哀的事实是，由于没有了真正的征税权，除了口头上的安慰，国会能提供给士兵们的东西少得可怜。
汉密尔顿对各州会补充常规的资金来满足军官的要求并不抱太大的希望。带着他悲观的想象，他详细阐述了目前形势所固有的各种危险，他担心内部冲突，甚至是分裂会随之而来。在2月中旬，他担心地给州长克林顿写信，大致描述了一个计划来重新安置纽约州的军官们：“我希望立法机构能够留出一部分土地，对每一个会成为本州公民的军官和士兵都留一些余地。”作为一个最主要的“大陆主义者”，汉密尔顿知道这样的一个建议很可能看起来与他的想象背道而驰。“团结统一的局面能够得以继续，是我内心的第一愿望。”他解释道，“但是联合是如此薄弱，谨慎的人会真的依赖于它吗？如果发生分裂，任何一个查看地图的人都会明白，为自己的安全做准备对我们的州而言是多么必要。”[37]这一次，克林顿听从了汉密尔顿的建议，向愿意来纽约的军官赠送了价值不菲的土地。
汉密尔顿清楚地知道在难以控制的军官和虚弱无力的国会之间的这种势不两立的僵局的最终裁判者是乔治·华盛顿，他已经一年多没有和华盛顿通信了。2月13日，在他们以前互相信任的基础上，他给华盛顿写了一封密信。他以同僚而非昔日下属的口吻，向华盛顿大胆建议如何处理可能来临的暴动。对汉密尔顿来说，如果能够刺激有发言权的国会加强国家财政的话，那么这场暴动就是有积极意义的：“军队的要求言辞温和，但立场却很坚定，这或许能对国会中优柔寡断的成员产生一定的影响。这些人做出某个判断时，往往不是因为他们认可这个决定，而是因为不堪其扰……但是，必须把这支饱经磨难、怨声载道的军队的影响控制在一定范围内。”[38]为了使华盛顿在军队和人们中间保持他的威望，汉密尔顿建议他指定某个代理人去敦促国会做出决定。
汉密尔顿正在哄骗华盛顿涉足一个危险的游戏，假装是一个高尚的政治家却暗地里偷偷摸摸地对国会施加压力。这封信表明汉密尔顿正在做一件很容易引火上身的事情（在这个策略上他并不是孤军奋战：在费城的古维内尔·莫里斯也正在给纳撒内尔·格林将军写信说各个州是不会给军队报酬的，“除非军队团结一致并决心为此斗争到底”）。[39]汉密尔顿担心谨慎小心的华盛顿可能会遭到更强硬的军官的拒绝，并且告诉华盛顿军队里有些关于他的闲言碎语，大家都说他并没有“拿出足够的热情”来关心士兵们的利益。“没有人比我更了解这种观点是多么错误了，但是这种错误的危害却是巨大的。”[40]
一个星期之后，汉密尔顿和麦迪逊在托马斯·菲茨西蒙斯斯（Thomas FitzSimons）的家中会面，一起讨论如何平息军队内部的骚动。麦迪逊的记录让我们原封不动地看到了在那个时候汉密尔顿对华盛顿的看法。这些看法与早期他说华盛顿时常易怒，脾气急躁但绝对个性正直不谋而合：
汉密尔顿先生说，自己和华盛顿将军的关系非常亲密并且他十分了解将军的为人，将军极端保守，有时还有某种程度上的脾气暴躁，据说后来这两种情形越来越严重，导致了他的声望日渐降低。但是将军的品质，将军的爱国热情，将军的坚定执着……将军宁愿让自己陷于万劫不复之地，也决不允许自己参与到任何不光彩的行动中。汉密尔顿先生知道那是将军的真性情，并希望将军能够成为他们寻求改革计划中的指挥者，统率他们向正确的目标前进。[41]
在3月4日，华盛顿对汉密尔顿开诚布公的来信表示了感谢，并且承认说他对美国财政的深不可测缺乏彻底的了解。他提到了自己“沉思了几个小时”斟酌士兵的报偿问题，深感形势的严峻：“一方面是一个怨声载道的军队所经受的苦难，一方面是国会的无力和各州的拖沓，这将是一场灾难的源头。”接着华盛顿隐晦地回绝了汉密尔顿有可能产生误导的建议，让他利用军队的不满逼迫国会对公共财政采取行动，说这样做有可能会“引发猜忌并导致一系列随之而来的严重后果”。[42]华盛顿向来深谋远虑，他深知军事力量必须服从于人民的控制这个原则。
纽伯格的形势只能变得更加紧张。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两封匿名信在军营中流传开来，煽动军队反对华盛顿并鼓动军官以武力来威胁国会。一份文件恶毒地警告说：“注意那个建议你们行动适度并继续忍耐的人。”[43]看起来似乎这个新的国家正在朝着军事暴动的方向发展。3月12日，对事态的发展感到恐慌的华盛顿告诉汉密尔顿，他将会在3月15日参加一个军官的会议来阻止他们“让自己陷入全面恐慌、无路可退的漩涡里”。[44]华盛顿保持了他一贯的镇定，试图阻止军官们鲁莽行动的同时又恳求国会给予及时补救。“因此我恳请你，”他告诉汉密尔顿，“认真对待这个事件，不要再拖延下去了。我敢肯定，这些绅士们的情形已经让人苦恼到无法用言语来描述了。”[45]
3月15日，华盛顿向军官们发表了讲话，决定在国会推行一个方案。生平第一次，华盛顿的跟随者们对他产生了敌意。华盛顿严厉地斥责了叛乱的说法，他说这会对他们为之奋斗的自由产生威胁，起义只会“为内战打开大门，使我们新生的国家陷入血战当中”。[46]随后他便上演了自己职业生涯中最著名的、富有戏剧性的举动。他打算读一封国会议员的来信，但那些单词他有些看不清楚。于是他在口袋里找自己的眼镜。“先生们，”他说，“请允许我戴上眼镜，为了效忠我的国家，我不仅白发丛生，视力也开始衰退了。”[47]那些暴动的士兵莫不为之动容，对他们反对华盛顿的行为感到羞愧，逐渐恢复了自己的理性。华盛顿同意代表这些士兵的利益去游说国会，由汉密尔顿担任主席的一个委员会同意给军官们一个养老金报酬，金额相当于每位士兵五年的饷金。当然，在没有征税权的情况下，国会是否真的会实现这样的一笔钱则是另外一回事了。
听了华盛顿精彩的演讲，汉密尔顿就对他大加赞赏：“在我看来，阁下此举甚为明智。最好的方式不是试图阻止它发生，而是要转移注意力。你的举动恰巧和我认为你应当采取的适当行动不谋而合。”[48]华盛顿听取了汉密尔顿发挥督导作用的建议，但毅然抛弃了他为了达到政治目的而火上浇油的想法。汉密尔顿始终认为一次军事力量的虚张声势能够起到迫使国会行为的作用，但那也是他的最坏的选择。他承认，任何一种武力摩擦，都会引起内战的恐慌，可能以这个国家的毁灭而结束，当然也会毁灭军队。[49]
随着对纽伯格的兵变的担忧加深，华盛顿和汉密尔顿的关系也变得复杂了。他们两个都认为，必须彻底修改《邦联条例》，国会的权力要得到加强。“在我指挥期间所经历的一半以上的混乱局面和军队几乎所有的困难和不幸都源自于此。”华盛顿在提到国会的软弱时说。[50]与此同时，华盛顿在汉密尔顿身上看到一丝马基雅维利式的权谋倾向，他坦率地告诉汉密尔顿，军队里有人抱怨国会把士兵当作“筹集经费的木偶”。他训诫汉密尔顿说：“军队……是一个危险的玩弄对象。”[51]华盛顿一定已经意识到尽管汉密尔顿有着睿智的头脑和过人的胆量，但有些时候会缺乏正确的判断，所以必须小心地给予他指导。另一方面，汉密尔顿被迫耍了花招，正是为了达到那个华盛顿本人也向往的目标。
1783年的春天，28岁的汉密尔顿在处理国家事务中几乎已经处在一个顶峰的位置。他在一个军事委员会任要职，在邦联政府的支持下策划了第一个和平时期的军队计划。4月初，国会任命他担任这个委员会的主席，负责和平时期各方面的安排，他受命进行的工作范围十分广泛，用麦迪逊的话说，是包括调查研究各种方法，“建立一个系统，管理外交事务、印第安人事务以及陆军和海军事务。”当月，国会批准了与英国的临时《和平条约》，标志着长达八年的敌对状态结束——这个消息只是增加了那些想拿到薪水而后回家的士兵的焦虑和不安。“在这一点上，我亲爱的汉密尔顿上校，”华盛顿写道，“我向你保证，军官能获得的报酬，不及他应得的六十分之一，而政府的公务人员却能拿到全额的薪金。想要让士兵相信这是公平的，比压制暴风雨中的巨浪更加困难。”[52]虽然那年4月国会颁布了一个新的进口税制度，汉密尔顿仍然担心缺乏必要的资金来安慰军队的情绪。当罗伯特·莫里斯在5月份威胁说要辞去财政部门负责人的职务时，汉密尔顿希望他能够留下直到军队被安全解散。他提出了一个应急方案，要求各州给邦联国库缴纳资金，这样士兵们就能拿到报酬复员回家了。
6月中旬，华盛顿曾警告过的狂怒的波涛依旧汹涌澎湃。费城的军队给国会送去了一封请愿书，以威胁的语气要求国会支付他们的报酬。两天后，有消息称80个全副武装的士兵正从宾夕法尼亚州的兰开斯特向费城进发，索要他们的欠薪，并在前进中逐渐扩大着队伍。现在作为国会的一员，考虑到各种因素，汉密尔顿快速地组成了一个三人委员会来应对这种威胁。他和他的同事呼吁费城的最高执行委员会派地方上的民兵在这些士兵到达费城之前阻止他们，并且要和地方军队联合起来协同作战。当各州拒绝采取行动时，愤怒的汉密尔顿毫不畏惧地填补了职位上的空白，他命令战争部助理部长威廉·杰克逊（William Jackson）在那些士兵到达城市边界线之前截住他们。“你可以用冷静而不是恐吓的语气向他们说明这种非常规做法的错误性，”他继续说，“以及如果他们继续坚持这样不理智的举动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53]
而军队对杰克逊根本就不加理睬，6月20日，他们蜂拥着进入费城，与城市军营里那些容易挑拨的军队联合在一起，控制了几个兵工厂。第二天，汉密尔顿以前的赞助人，时任国会主席伊莱亚斯·鲍迪诺特召开了一个特别的会议来处理日益恶化的危机。那天早上，鲍迪诺特听到报道说反叛军队可能洗劫当地的银行。当大约400名叛乱的士兵手持刺刀包围了国会和州最高执行委员会，占据了参议院的各个房间的时候，国会议员们再也坐不住了。事情看起来有些不妙：叛军在数量上远远超出了门口负责守卫的士兵人数。这种情形的象征意义也让人感到担忧：一群喝得醉醺醺的叛军组成的乌合之众，在签署《独立宣言》的建筑物里围攻了人民选出来的代表。
国会议员们并不害怕“这种预谋的暴力”，麦迪逊说，“但是据说邻近的酒馆不断有人提供给士兵免费的酒，这可能会导致士兵做出不计后果的行为”。[54]喝得醉醺醺的士兵斥责国会里的代表，如果他们的要求在20分钟内没有得到满足，他们会放出一群“暴怒的士兵”。代表们拒绝屈从于这样的胁迫，不同意缩短他们的会议或者是与叛军进行谈判。
三个小时后，被围困的国会议员开始走出会场，面对暴乱者们的讥笑和嘲弄。当汉密尔顿走出来的时候，他看到了自己最不愿看到的一幕：曾经为革命浴血奋战的士兵堕落成了一群正在胁迫一个虚弱的中央政府的暴徒。就像三个月前华盛顿所做的那样，汉密尔顿慷慨激昂地陈述了军队必须服从于人民的代表。“军队的肆意妄为，对任何政府而言都是梦魇，”他后来评论说，“在一个共和政体中，军队需要受到特别的制约，如果军队把枪口对准人民的权利，就应该受到严厉的惩罚。”[55]这种情形让他再次思索这样一个问题，如何让一个朝气蓬勃的新生的民主国家产生对法治的持久尊重呢？
当天晚上，伊莱亚斯·鲍迪诺特把国会议员召集到自己家中。他们通过了一项挑战性的决议，由汉密尔顿执笔，声称政府的权威受到了暴徒的“严重侮辱”并且要求“立即采取有效的措施来支撑政府的权威”。[56]如果费城坚持消极懈怠不采取行动的话，那么国会就会迁到特伦顿或者普林斯顿——爱国战役的胜利之地。第二天早上，汉密尔顿和奥利弗·埃尔斯沃思（Oliver Ellsworth）向现任的最高执行委员会主席约翰·迪金森递交了一个措辞强硬的最后通牒：如果费城不能够保证国会的安全，那么国会将取消此后所有在费城举行的会议。
在与委员会发生冲突之后，汉密尔顿对各州会派遣民兵已经不抱任何希望，他向国会递交了一份令人沮丧的报告，着重提到叛乱者已经选出了他们自己的官员来表达他们的怨愤，并得到了使用武力的批准，甚至威胁说“他们将誓死捍卫自己的要求”。[57]对费城的领导者在应当当机立断的事情上的“软弱和虚伪”感到惊骇，汉密尔顿不情愿地得出结论，他们会在星期四之前转移到普林斯顿。国会同意了汉密尔顿的结论。[58]
国会迅速地越过州边界线，在普林斯顿建立一个流动政府。代表们住在狭促的临时住所里。在一个大约9平方米的屋子里，麦迪逊和另一个代表共用一张床。最让这个酷爱读书的人感到震惊的是，屋里连一张桌子都没有。“我不得不在一个几乎不能动弹的地方写东西。”他抱怨说。[59]普林斯顿的住处是如此简陋，以至于一个月后，就像法国中世纪狩猎季节的朝廷一样，国会再一次卷起铺盖搬到了安纳波利斯，一年后又搬到了特伦顿，在1785年又搬到了纽约。对于国会这种东奔西跑、四处流亡的状态，本杰明·拉什说它备受人们的“辱骂、嘲笑和诅咒”。[60]汉密尔顿的预言是正确的，一旦采取行动，士兵的叛乱就会烟消云散。费城的宾夕法尼亚最高执行委员会缓慢地召集起了500名民兵，叛乱者听说一支特遣部队正在向他们逼近，就立刻放下了手中的武器缴械投降。于是，兰开斯特特遣队又返回了自己的总部。
汉密尔顿始终是吸引争议的一块磁石，有人指责说作为他秘密计划的一部分，汉密尔顿早就密谋把首都从费城迁到纽约。事实上，汉密尔顿曾担忧，国会的流亡会削弱它在国民中的权威地位，并污损这个国家的国际形象。7月2日，他对国会应当搬回费城的决议表示赞同，并且催促麦迪逊澄清一个事实：他其实尽可能延缓了逃往普林斯顿的行动。像一个律师在诉讼中收集证据一样，汉密尔顿问他的同事：“在你看来，当时我是希望尽早撤离呢，还是我已经表现了延迟撤离的坚定信心呢？”[61]麦迪逊只能被迫说：是的，汉密尔顿拖延到最后一刻。这样，对声誉极为敏感的汉密尔顿再次迅速反驳针对自己的谣言，证明自己并非口是心非、自私自利。他深信政界是崇尚表象，而不是事实。因此，他决不允许任何对自己的错误印象存在，哪怕这些错误的印象只是昙花一现。
费城的兵变在美国历史上影响很大，因为它引发了这种观念，即中央机构应该坐落在一个特别的联邦管辖区内，那里是不受任何州政府的管辖和支配的。对汉密尔顿而言，这个小插曲只是增加了他对国会的失望以及他们依赖州民兵的愚蠢。另一方面，他认为在履行它的职责方面，国会受到了不公正的职责，因为一直以来国会就被剥夺履职的手段。国会这种令人无法忍受的软弱来源于它的组织结构，而不是其管理方式。
到费城的叛乱者解散的时候，汉密尔顿已经在国会煎熬了七个月，这段时间耗尽了他的精力和耐心。纽约的五个代表中，有三个代表大部分时间都缺席会议更加重了他身上的负担。他断言说，因为地方和州政府的强大影响力，这个国家还没有准备好修正滑稽可笑的《邦联条例》。[62]当7月在普林斯顿停顿不前的时候，汉密尔顿起草了一个决议，再一次呼吁召开会议对《邦联条例》进行修订。这份预知性的文件浓缩了美国1787年《宪法》（Constitution）的许多特征：立法、行政和司法部门三权分立的联邦政体，有权征税和建立军队的一个国会。汉密尔顿再一次对自由贸易原则提出了质疑，认为联邦政府有权对贸易加以调整。他认为政府这样做可以使“有害的商业部门受到抑制，有利的部门受到鼓励，并且使有用的商品和制造业得到促进”。[63]汉密尔顿已经用他那极度活跃的头脑把美国未来政府的样子充实得有血有肉。
随着战争的结束，许多主张州主权独立的提倡者要求废止国会作为永久性常设机构，认为目前的国会过于强大。托马斯·杰斐逊说，“希望用一个临时的委员会来取代国会。”[64]不可避免的，在希望建立一个积极的中央政府的人和那些希望把权力归还给州的人之间一定会逐渐展开一场战斗。当汉密尔顿的决议草案被否决时，他明白自己再也没有必要在这个日渐衰落、士气低落的国会里游手好闲地待下去了。7月22日，他通知艾丽萨说，一旦达成最后的《和平条约》，他就会去和她团聚：“我的天使，我将带给你喜悦，你的国家所参与的这个重要的工作有了一个令人满意的结局。目前，我希望我们就可以幸福地在纽约定居了。”[65]
汉密尔顿被迫骑马返回了奥尔巴尼，因为严肃执拗的斯凯勒夫人坚持要绕道纽约城看一看。在这次停留中，汉密尔顿初次感受到返乡的爱国者和亲英派之间的紧张气氛，心里烦闷之极。仅仅四月，就有7000位亲英派商人乘船逃往了新斯科舍，汉密尔顿担心这样大规模的逃离很可能对经济造成破坏。当回到奥尔巴尼的时候，受到震撼的汉密尔顿写信给罗伯特·R．利文斯顿：“我听说许多中等财力的商人乘船出逃，他们每个人会带走8000到10000几尼
。这些人并非是会引起政治动荡的重要人物，但这次逃离的风潮会给我们的国家经济带来至少20年的影响。”[66]
1783年11月25日，被纽约城作为“撤退日”纪念了一个多世纪，在这一天，英军在纽约长达七年的统治和军事管制结束了。在曼哈顿岛的南端，当最后一批英国士兵等待被小艇送到海港的运输船上去时，这些愠怒的英国士兵怀恨着在要塞的旗杆上涂满了油脂。当英国人放弃了他们所占领的最后一个要塞时，亨利·诺克斯将军带领的美国军队鱼贯而入，将军在旗杆上升起了美国国旗。轻骑护卫着乔治·华盛顿和纽约州的州长乔治·克林顿骑着马并排进城，他们后面跟着由8排民众和士兵组成的队伍。此时，加农礼炮鸣13响，五颜六色的彩旗迎风招展。长长的胜利队伍一直延续到班特利，伫立在街道两旁狂喜的人群发出雷鸣般的欢呼声。美国终于彻底摆脱了英国的统治。这是一种漫长的让人不堪忍受的经历——除了越南战争之外，持续8年时间的独立战争是美国历史上最长的——在金钱和流血方面的代价极其巨大。历史学家戈登·伍德（Gordon Wood）曾指出，这场战争大约造成了2.5万名士兵牺牲，在数量上仅次于南北战争，但值得一提的是，这场战争牺牲的士兵数量几乎占到当时美国总人口的百分之一。[67]
当华盛顿凝望人群的时候，他一定在街道的每一个角落里都看得到战争留下的残骸。英国人一直没有重建在1776年9月那场巨大的火灾中遭到毁灭的那些地区。这个城市现在是以临时搭盖的帐篷和简陋的小屋为主，到处是散布着骸骨的废墟和挖空的住处。牛在布满杂草和垃圾的街道上闲逛。当未来的市长詹姆斯·杜安看到他的这些陈旧的财产的时候，他抱怨说这个城市“看起来就好像是被野人和野兽居住过的地方”。[68]为了给英国军队提供柴火，城市里的栅栏和树木都被征用了。码头堆满了垃圾和腐烂的鱼虾，一位游客说：“每当水位降低时，恶臭的气味就从船坞的淤泥里散发出来。人们紧紧挤在一起，就像木桶里的鲱鱼，不时还能闻到一股刺鼻的气味。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脏兮兮的，生病的人也不在少数。”[69]汉密尔顿此时已经开始考虑一个战后重建计划了。他不主张修补那些被遗弃了的房屋或在空地上建造临时居所，而是希望这个城市的建筑师和工匠能够发现“建造巨大而优雅的大厦是一项有利可图而又持久的职业”。[70]
随着和平的到来，城市人口的结构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虽然这种感觉并不显著，但却有着重要的意义。由于英国取胜的希望日渐渺茫，许多亲英派人士都蜂拥到护送的船上逃到了英国、加拿大和百慕大群岛。与此同时，大批爱国者流入这座城市，并让纽约市的人口数量翻了一番——在“撤退日”时，纽约市有1.2万居民，到了两年之后，纽约市人口就增长到了2.4万人。人口激增，使纽约急速发展为一个在规模上超过了波士顿和巴尔的摩的大都市。大量居民的涌入使得食品、燃料和住房的价格急剧上升。
华盛顿在纽约逗留了大约一个星期的时间，在此期间，他挽救了几个曾为爱国者从事过间谍活动的亲英派人士的声誉。不知是不是巧合，这其中有两个人是汉密尔顿在国王学院的老熟人。进入纽约的第二天早上，华盛顿与过于健谈的裁缝赫拉克里斯·马立甘一起共进了早餐，马立甘曾暗中向到过他店里的英国军官探听情报。为了消除对马立甘的忠诚的任何怀疑，华盛顿说他是“自由的真正朋友”。[71]
华盛顿还到过彬彬有礼的印刷工詹姆斯·里文顿的书店，当汉密尔顿还在国王学院的时候，里文顿曾受到艾萨克·西尔斯和“自由之子”的抨击。随着战争的结束，里文顿从他的报纸名称中删除了“皇家”这个单词，去掉了报头的英国纹章，以求继续经营，但最终不得不暂停了出版。实际上，他曾对爱国者提供过忠诚的支持和帮助——偷出了英国舰队的旗语手册，并把这本书送到了海军上将格拉斯伯爵的手中。在以商讨农业书籍的掩护下，华盛顿和里文顿一起进入了一个密室，在那里华盛顿奖励了里文顿一袋金币。
12月4日，在位于百老汇大街的拐角处的弗朗西斯酒店，华盛顿向他的军官们挥泪告别，并再一次强调说军官只是共和国的仆人。华盛顿拒绝了让他成为国王的呼吁。没有证据表明汉密尔顿参加了这次历史性的告别，虽然战争的四年期间他一直站在华盛顿的身边，华盛顿当然不会缺乏宽宏大量而偏偏不邀请他。汉密尔顿的缺席，表明了他仍然在抚慰由于华盛顿对他的态度所造成的某个隐藏的伤口。后来，在一群仰慕者的簇拥下，华盛顿穿过白厅大街并登上了一条把他带到了新泽西州海岸的驳船。
就在几天前，在离弗朗西斯酒店不远的地方，汉密尔顿、艾丽萨和他们的儿子菲利普一起，在华尔街57号（后来门牌变更为58号）租住了一个房子。生平第一次，这个从西印度群岛流浪来的年轻人有了一个真正的故乡，一个长久、固定的住址。按照当时的标准，华尔街是一条宽阔优雅的大道，许多著名的商人都居住在这里。汉密尔顿一家住在富人比较少的街东边，那里店铺林立，有很多办公场所。而亚伦·伯尔和西奥多西娅住在华尔街时髦的3号豪宅——“和市政厅中间只隔一个门”，正如伯尔骄傲地指出的那样，他们的房子位于华尔街和百老汇街的交汇处。[72]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和亚伦·伯尔的生命就像两条平行线：两个人几乎是在同一时间在奥尔巴尼通过律师考试，现在他们又都居住在纽约的同一条街道上，并且几乎在同一时间开始各自经营律师事务所。
经历了这么多年的战争后，汉密尔顿有一种赚钱的迫切愿望，他希望尽可能摆脱全职的政治生活。“撤退日”一个月后，汉密尔顿在报纸上看到一条消息说，他被提名为纽约立法机构的一员，随后他客气但却坚决地拒绝了这份荣誉。“我已经下定决心不再担任任何公职了，”他写信给报纸说，“我认为应当尽早表明我的决定，以避免分散选民们的选票。”[73]以当地平民为基础的“自由之子”在选举中以压倒性优势赢得了胜利，这也导致一系列针对亲英党派的报复性措施。作为对这种报复行为的坚决反对者，汉密尔顿忙于为这些受到迫害的亲英党人辩护，力争停止对他们的流放和排挤。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对纽约市未来的影响且不必说，单凭他对纽约战后复苏所做出的贡献，或许就无人能比。他注定要在即将崛起的美国商业和金融中心展示卓越的才能。虽然他的观点还不够完美，但他已经全面地预见了这座城市广阔的前景。在“撤退日”不久后的一次午宴上，汉密尔顿和注定成为这个城市未来领导者的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到底是投资当地的房产还是投资偏远的未开发的林地。汉密尔顿的儿子詹姆斯是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况的：
约翰·杰伊赞成在纽约市内投资，并在那里购置了几处房产，他的经济实力使得他保有自己的土地。他的投机活动让他发了财……其他一些人，包括我的父亲，则持相反的观点，他们在纽约北部的县镇购买了一些土地。那些荒芜的土地每公顷卖几分钱，但是它们并没有很快被开发。[74]
最后一句话是一个轻描淡写的概括。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倾向于在偏远的北部林地购买土地，因此错过了在曼哈顿岛购买便宜的不动产的机会。这应当算作他一生中仅有的几次错误的经济判断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