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汉密尔顿在1778年1月拖着被疾病折磨得虚弱不堪的躯体，重新回到了此时已集中在福吉谷的同志们中间时，他一定为眼前的泥泞不堪营地、破破烂烂的木头营和挤在篝火边瑟瑟发抖的士兵唏嘘不已。此时华盛顿的部队弹药奇缺，帐篷、制服和毛毯也极为不足。到处都是凄惨的景象：战士们赤裸、瘀青的双脚在雪地上留下了斑斑血迹，已经腐烂的马匹的尸体横七竖八的遍布营区，天花、伤寒和坏血病在部队里肆虐，人们被折腾得奄奄一息。华盛顿的幕僚也不能幸免，他们狼吞虎咽着数量有限的玉米面粥做早餐。“在过去的几天，军营里处在近乎饥荒的状态。”华盛顿在2月中旬心痛地说。在严冬结束之前，有2500名士兵——大约是华盛顿军队的四分之一——已经因为疾病、饥饿和寒冷而死掉了。[1]为了忍受这样的痛苦，需要借鉴古罗马斯多葛学派的一点淡泊主义，于是华盛顿安排在福吉谷演出他最喜欢的一部戏剧，来振作他手下疲惫不堪的士兵的士气。这部戏是英国《旁观者》的编撰者，约瑟夫·艾迪生（Joseph Addison）的《卡托》（Cato），讲述的是这位自我牺牲的古罗马政治家的传奇故事。
那个冬天，汉密尔顿和华盛顿一起在艾萨克·波茨（Isaac Potts）的石头房子里工作，波茨是福吉谷的铁匠铺子的老板，福吉谷这个地名就是因为这间铁匠铺子而来的。此时的华盛顿，一方面因为康威小集团的事情而麻烦缠身，一方面又因为手下军队的悲惨处境一直没能得到改善而焦头烂额，因此这段时间，他便尤其显得喜怒无常。“华盛顿将军的身体还好，只是他最近一直由于过度的劳累和焦虑而显得有些疲倦。”华盛顿将军的妻子玛莎（Martha Washington）告诉一位朋友说，“他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焦躁不安过。”[2]华盛顿有时候会拿汉密尔顿撒气，他们两个人的关系，因此变得紧张起来。汉密尔顿一心希望能够到前线指挥作战，而华盛顿却不希望失去这个最有价值的副官。毕竟是汉密尔顿一次次地执笔向大陆会议写信陈情，申请那些迫切需要的被服给养，而这位年轻的副官也分担着华盛顿的挫败感。在被指定为部队征集运输车辆的时候，汉密尔顿给一位上校写信叹道：“亲爱的先生，看在上帝的分上，尽力帮帮忙吧，我们正处在根本没有止境的窘迫中。”[3]
也就是在这个时期，汉密尔顿开始反思大陆军之所以会身处如此穷苦境地的深层次原因。由于北美殖民地被迫依赖英国生产的纺织品，爱国者因此缺衣少穿；由于北美殖民地依赖英国生产的军需品，爱国者因此缺少枪支弹药。汉密尔顿亲眼目睹了由于过度发行纸币而导致的通货膨胀的危险。由于在与大陆军交易时要被迫按照票面价值接受那些实际已经贬值了的大陆会议和各州发行的钞票，因此北美的农夫和商人非常不愿意将食物与被服卖给大陆军，相反，在费城作威作福的那些肚满肠肥不愁吃穿的英国兵却是农夫和商人你争我夺的主顾。福吉谷的处境非常具有讽刺意味：美国士兵在最为肥沃的北美大地上正饥寒交迫、冻饿而死。汉密尔顿同样也怨恨那些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物资供应部门。他在2月中旬给纽约州长乔治·克林顿的信中写道：
就在今天，战士们愤怒地抱怨说已经有三四天全军得不到补给了，逃兵人数大幅度增加，而军队也露出了兵变的苗头。实际上，这些士兵们的忍耐能力已经是超乎人们想象的了。如果我们不能马上采取有效的措施，我不知道我们还有什么办法把部队凝聚在一起，或者让他们再参加另一场战役了。[4]
汉密尔顿是以批判的眼光来看待这场革命的。他对政客在革命中的投机行为异常失望，在他看来，爱国者们最软弱的地方，实际上是在政治层面。在他写给克林顿的信中，他嘲笑大陆会议对“上等人”的偏袒，批评他们毫不吝啬地给“每一个卖弄、吹嘘自己的‘战绩’和历史的小流氓加官进爵”。[5]软弱的大陆会议根本无力执行它做出的任何征集粮饷、士兵的命令，它只能卑躬屈膝地乞求那些自私的，把军队当作看家护院的家丁的各个殖民地，能够向大陆军施舍一点钱粮、人员。大陆军引诱人们参军的唯一办法是向他们许以重金奖赏或者许诺将来会分配给他们土地。而当时那些共和党人对各州独立军队的偏爱，和对维持强大的统一中央武装力量的厌恶则为整个革命蒙上了失败的阴影。
醒悟了的汉密尔顿看穿了为什么当年炫耀自己是由无数优秀人才组成的大陆会议，现在却成了充斥着一群平庸的乌合之众毫无作为的机构。那些有能力的成员都到哪里去了？汉密尔顿得出的结论是，贤人俊杰们都被各州的政府吸引走了。“尽管为本州的宪法和平安贡献才智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他对克林顿说，“但是相比而言，拥有一个明智的联合委员会要更加重要……然而您不能指望美国各州的委员会去主动加强这个组织。”[6]这样的论断反映的实际上就是汉密尔顿后来的国家主义思想。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汉密尔顿倾诉的对象——乔治·克林顿后来却成了他猛烈抨击的狭隘地方主义的典型。
此时只有23岁的汉密尔顿已经开始滔滔不绝地为州长们上公民课了。汉密尔顿的总司令此时也成了他的观点的代言人。当华盛顿不得不向大陆会议的一个委员会汇报计划中的大陆军重组方案时，他向自己的副官征求建议，而汉密尔顿一下子便抛出了一长串建议大陆军革除的弊端。他强烈敦促对那些假期结束后延期归队的军官进行军法审判；建议对岗哨进行突击检查以保持他们的警惕性；他甚至对大家睡觉的方式都提出了建议：“每个人都应该枕着自己的干粮袋睡觉，如果身处危险的岗位，就应该枪不离手。”汉密尔顿上校将纪律看作重中之重，这让他看起来是一个严肃无情的人。他提出，任何在没有通知监军官的情况下允许他人骑乘自己战马的骑兵都应该“为这种过失挨100皮鞭”。[7]
汉密尔顿在那年3月份就已经开始思考美国的政治未来了。那时，华盛顿需要指派人手去和英国人谈判交换战俘事宜。由于汉密尔顿曾经审问过很多英国和黑森的逃兵，他因此自然而然成为了这项工作的最佳人选，而他的搭档，是他以前的导师，时任战俘事务主任委员的伊莱亚斯·鲍迪诺特。此时，大陆会议的一些代表不但反对和英国人谈判，还希望汉密尔顿在和英国人的谈判中失败，这样就可以让英国更加不得人心。汉密尔顿对这种两面三刀的行径大为吃惊，在写给乔治·克林顿的信中，他严肃地说：“有人认为和英国人交换俘虏是一项错误的政策，但是在我看来，那种背信弃义的行径将会更加可怕，它将腐蚀掉我们的民族性格。”[8]汉密尔顿看到美国的真实本质在战争的剧痛中被毁掉了，这使得正直的行为显得尤为必要。
在汉密尔顿起草了那份军队重组报告之后没多久，一个面孔苍白无力，长着丰满的双下巴的普鲁士军人出现在了福吉谷。他自称是一位日耳曼男爵，并且滑稽地扮演起这个角色。尽管这个普鲁士人的男爵头衔和那个光荣的“冯”字都是虚构的，弗雷德里克·威廉·奥古斯都·冯·司徒本（Frederick William August von Steuben）确实出身于军人世家，并且担任过腓特烈大帝的副官。他自费来到了北美，并且拒绝在爱国者取得胜利之前提供的任何报酬。华盛顿任命他为临时监军官，授权他将纪律性注入自由散漫惯了的大陆军。由于司徒本的英文并不怎么好，于是他只能将法语作为工作语言。因此，能够讲流利法语的汉密尔顿和劳伦斯便和司徒本有了直接的接触，而劳伦斯更是担任了司徒本的副官。尽管司徒本此时已经48岁而汉密尔顿只有23岁，他们却很快成了好朋友，联结他们的纽带是法语和对军事的喜爱。
很快，司徒本就大摇大摆在福吉谷四处走动了。他训练这支业余的部队列队起步，教他们怎样正确地给步枪装子弹、上刺刀。由于他在训练时候发布的命令总是伴随着花样繁多的脏话和用各种语言变着法喷出来的诅咒，普通大兵们因此都觉得他很亲切。一位年轻的列兵写道：“在我见到男爵之前，我从来不知道传说中的那些古代名将究竟该是什么模样。在我眼里，他简直就是古希腊战神玛尔斯来在凡间的化身。他的战马的华丽饰物和样式繁多的手枪皮套，他的大块头和他强烈的尚武精神，都让他显得像是威武的战神。”[9]司徒本在审查了军队的操典——蓝皮书——之后，为连长编写了一本训练指南，在此期间，汉密尔顿经常会被抽调过来担任编辑或是翻译。汉密尔顿对这位训练总监有着别样的感情。尽管汉密尔顿嘲笑司徒本“过分地迷恋权力和地位”，[10]他依然表示，“他是那种我最为敬仰的绅士”。他从来没有怀疑司徒本为大陆军服务的热情，他后来告诉约翰·杰伊：“毫无疑问，正是由于他的努力，纪律融入了我们的军队。”[11]1778年5月5日，司徒本的巨大努力获得了承认，他被授予了少将军衔。
在冬季的这段休整期，汉密尔顿一刻也没有停止学习，就像他马上就要肩负更重要的使命一样。“知识与意志的力量是他成功的本源。”历史学家亨利·卡伯特·罗奇后来如此评价他。[12]从担任炮兵上尉的时期开始，汉密尔顿就一直随身携带一本空白笔记本。而在华盛顿的幕僚团工作期间，写满了自己业余时间阅读心得的笔记多达112页。汉密尔顿是最合格的自学者，他将所有的业余时间都用来充实自己。他最欣赏并且也是立志想要成为的，是18世纪的那种典型的多才多艺的、贵族式的、在所有领域都能有所建树的全才型精英。正是因为他的这个笔记本，我们才知道他在那段时间阅读了大量的哲学家的著作：培根（Francis Bacon）、霍布斯、蒙田（Michel Eyquem de Montaigne）和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的书，他还研读了希腊、普鲁士和法国的历史。尽管在华盛顿身边忙碌了一天后已经没有多少时间可以看书了，汉密尔顿还是抓紧一切可能的时间自学，并且学以致用。当其他的美国人梦想在北美建立一个全新的社会，抹去欧洲文明的一切腐朽痕迹的时候，汉密尔顿则虚心向欧洲文明讨教如何设立一个新政府。和杰斐逊不一样，汉密尔顿从来没有想过美国应该用大跃进的方式跑步超过旧世界，相反，他相信，新世界必须虚心向旧世界学习。
第一本让汉密尔顿着迷的书是马拉基·波斯尔思韦特（Malachy Postlethwayt）的《贸易与商业通用词典》（Universal Dictionary of Trade and Commerce），这是一本包含了有关税收、公债、货币和银行业文章的包罗万象的政治、经济和地理学著作。这本词典采取了对开本的形式，共有上下两卷，对于年轻的汉密尔顿来说，拖着这两本书在战火纷飞的时候满世界转悠真是一件苦差事。汉密尔顿曾经称赞波斯尔思韦特是“最有才干的政治谋略高手”。[13]波斯尔思韦特是制造业的积极支持者，他给了汉密尔顿最早的混合经济体的观念，在这种混合经济体中，一方面政府会适度地调控经济活动，另一方面又鼓励每个人将自己的能量完全释放出来。在汉密尔顿的笔记本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位未来的财政大师已经掌握了金融学的初步知识。他写道：“一个国家的外汇储备越多，则该国货币的汇价就会越高，反之则会越低。”[l4]此时，他也为自己储备了基本的世界知识，“欧洲大陆长4200公里，宽4500公里”[15]“布拉格是波希米亚的主要城市，它的商业有很大一部分都控制在犹太人手中”。[16]他还从波斯尔思韦特的书中抄下了各个国家的人口死亡率、贸易平衡状况和经济总产值。他的这本笔记可以说是值得自学者仿效的典范。
和美国的其他开国元勋一样，汉密尔顿从古圣先贤那里寻找政治智慧。从德摩斯梯尼（Demosthenes）的著名演说《斥腓力》（First Philippic）里，他摘抄了一段可以概括自己的领袖观的话——领袖不应当迎合民众任性的想法。“就像将军应该比他的部队看得远一样”，明智的政治家也应当“有先见之明，他们不应该等待事件发生后再采取措施，而应该采取措施，让事件发生”。[17]而普卢塔克的六卷本《名人传》的摘抄则占据了那本笔记本的整整51页。从那以后，他总是将政治解读为普卢塔克笔下的那些有关贪婪、欲望和对权力的争夺这样的主题的传奇故事。由于汉密尔顿的政治理论主要基于他对人性的研究，因此他非常喜欢读普卢塔克的那些人物传记。同时，他也非常留心像元老院、僧侣和其他治理普罗大众的精英群体是如何产生和工作的。此时的他，已经开始很有兴致地研究如何通过权力制衡来实现政府在专制与无政府状态之间的平衡了。通过的普卢塔克的《名人传》了解了来库古（Lycurgus）的一生之后，汉密尔顿写道：
在来库古所进行的诸多改革中，最为至关重要的一件事便是设立元老院，这个机构具有和国王平等的权力，通过它，一方面可以树立天才的王者的权威，另一方面又把完全的专横与暴躁绑缚在公正与节制的边界内。在此之前，国家并没有坚实的基础，它要么倒向绝对的专制，要么倒向完全的民主。但是元老院的设立对共和国来说就好像在船底塞足了压舱物，让整个国家都处于平衡的状态。[18]
汉密尔顿还非常喜欢读普卢塔克的那些传记中记载的爱情故事和奇怪的性风俗。他在自己的那个笔记本上记录了古罗马时期两个裸体的贵族青年是如何在牧神节的祭祀活动中鞭打年轻妇人的，以及“这两位少妇之所以欣然承受如此的折磨，是因为她们相信这样会帮助她们受孕”。[19]汉密尔顿饶有兴致地记录道，来库古允许一个可敬的男人请求别人的丈夫让自己的妻子怀孕，这样，“在肥沃的土壤里孕育出来的后代将会继承父母的一切优点”。[20]就是这个来库古，为了让已婚妇女“更加强壮并生下健壮的婴儿”，专门允许人们挑选一些处女和年轻人“在特定的节庆活动中出现时赤身裸体地跳舞”。[21]
读了汉密尔顿的这本笔记本，我们就不会奇怪为什么他会成为第一流的宪法专家、无人可以超越的财政部长和美国第一起著名性丑闻的男主角了。
汉密尔顿一边在案头不知疲倦地工作，一边渴望着能重返战场夺取军功，在1778年6月，他发现自己有了这么一个绝佳的机会。这年2月，法国人在萨拉托加大捷的影响下，决定承认北美独立，并且和这个羽翼尚未丰满的年轻国家签订军事与商业条约，这成了美国独立战争的转折点。热血沸腾的约翰·亚当斯代表美国人欢呼，大不列颠“再也不是统治大洋两岸的女主人了”。[22]
为了应对法国参战这一形势，英国人撤换了威廉·豪将军的远征军司令的职务，取而代之的是亨利·克林顿爵士（Sir Henry Clinton）。汉密尔顿一直看不上威廉·豪将军的指挥才能。“英国人只需要用25艘护卫舰封锁我们的港口，再用10艘军舰作为机动部队就够了”，他告诉一位法国客人，“然而，感谢上帝，威廉·豪将军没有这么干。”[23]对于这位新上任的克林顿将军，汉密尔顿更加瞧不起。有一天，亨利·李向华盛顿提出了一个颇有创意的绑架克林顿将军的方案。那个时候，克林顿将军就住在纽约市的百老汇，他的那栋房子的后院是一个大花园，可以从那里欣赏哈得孙河，每天下午，他都要在花园的凉亭里小睡一会儿。这无疑是绑架他的好机会。汉密尔顿却强烈地反对这个计划，他告诉华盛顿，如果捉了克林顿做俘虏，“那会是我们的不幸，因为英国政府不可能再找到一个和他一样不称职的人来继续他的任务了”。[24]
当克林顿将军在6月中旬听说一支法国舰队正向美国驶来的时候，他担心这会让大陆军团结起来吃掉英国在费城的占领区。为了避免这一结果，他决定让英军撤离费城并集中到更容易防守的纽约。这一决定意味着总数高达9000人的英国部队将拖着1500辆装满军需物资的车辆——所有的这些车辆连成一列将长达20公里——以蜗牛般的速度缓慢地穿过异常危险的新泽西。由于补给线拖得过长以至于到了危险的程度，动作迟缓的英国人暴露在了大陆军的炮火中。华盛顿发现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既可以猛烈打击脆弱的敌人，同时也可以检验自己的士兵在福吉谷接受司徒本的训练之后所取得的成绩。
华盛顿刚刚躲过了康威阴谋集团的挑衅，没想到他的权威却又遇到了查尔斯·李将军（General Charles Lee）的挑战。李将军是一个经验丰富的军官，他1776年曾被英国人在一间酒馆逮住，整整被关了15个月，直到最近，他才被放了回来。这位李将军身材瘦削，喜好与人争论，是一个行为有点古怪的单身汉，他能说四种语言，在意大利的一次决斗中失去了两根手指，并曾牵着自己的狗徒步周游世界。他曾和一个印第安妇人有过一段短暂的婚姻，当地原住民莫霍克人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开水”。他是一个喜怒无常的天才，坚信自己的军事才能无人能比。他曾经傲慢而轻率地对伊莱亚斯·鲍迪诺特说道：“乔治·华盛顿连指挥一个卫兵的本事都没有。”[25]对司徒本和汉密尔顿将专业化的军人素养引入大陆军的努力，他也同样嗤之以鼻。
1778年6月24日，华盛顿召集了一次军事会议，讨论是否向撤退的英军发动进攻。汉密尔顿负责会议记录。在会上，刚愎自用的李将军猛烈抨击华盛顿的方案，声称美国人将会被数量上有绝对优势的英国军队痛击，在法国盟友很快就要到来之前主动出击是有勇无谋的冒险。汉密尔顿打心眼里觉得李将军在“军事问题上纯粹就是胡说八道甚至更混账”。[26]然而，出乎他意料的是，军官居然都支持李将军的看法，并且嘲笑汉密尔顿“本来应该能在接生的行业做出卓越的贡献”。[27]虽然华盛顿一向喜欢在取得大家的一致意见后再做行动，但是这次他却决定不理会军官的投票结果，打算在“时机成熟的时候”立刻向士兵们下达进攻的命令[28]。李将军拒绝在这场他看来完全是被误导了的行动中担任副总指挥，直到华盛顿威胁让拉法耶特接替这一职位时，被逼到墙角的李将军才回心转意，同意走马上任指挥先锋部队。
接下来的几天，汉密尔顿作为拉法耶特的联络官，经常会在闷热的夜晚行动，侦查敌人的阵地或是为军官们传递情报。在6月27日晚上，英国人驻扎在了新泽西费里霍尔德的蒙茅斯法院。而李将军和他的部队距离此地仅仅只有10公里。华盛顿命令李将军必须在清晨向英军进攻，“除非有非常重要的反对理由”。[29]而华盛顿的军队则在15公里外，他们完全可以作为预备队随后投入战场。汉密尔顿在那个晚上起草了那份给李将军的命令，告诉他应当“和英国人交火，以便延缓一点时间，使后续部队可以及时赶到一同歼敌”。[30]
1778年6月28日或许是人们不会忘记的一天，别的不说，光是酷热便让人印象深刻。气温超过了32摄氏度，有一些士兵干脆光着膀子骑马。那一天，无论是战马还是骑手都在高温下奄奄一息了。战斗应当是从李将军对英军的后卫部队发动进攻那一刻打响的。那天早上，当听到几声枪响后，汉密尔顿被华盛顿派去查看李将军的行动，他为眼前的混乱局面大为吃惊：在离英国人很远的地方，李将军的士兵就好像接到了撤退命令一样，乱哄哄地后退。汉密尔顿并没有回去向华盛顿汇报，相反，他策马来到李将军面前，大声说道：“我将和你并肩作战，我的将军，我愿意和你一起战死疆场！让我们勇敢地战死而不是后退吧！”[31]再一次的，这个年轻的副官一点也不怵眼前的这个将军，相反把李将军当成和自己没什么两样的普通人。汉密尔顿发现附近有一支英军的骑兵部队有可能威胁到美军，他立刻越过李将军直接命令拉法耶特向那支英军进攻。
华盛顿风闻自己的军队已经陷入了混乱之中，他立刻飞奔到李将军那里，怒气冲冲地问道：“先生，请问这是什么意思！我想知道这里的混乱和杂乱无章的含义！”李将军很不高兴地断然回复道“美国士兵挡不住英国人的刺刀”。华盛顿反驳道：“你这个该死的胆小鬼，你根本没有去试一下的勇气！”[32]华盛顿极少说脏话，但是当在这天早上面对李将军的目无军令的行径，他大声咆哮，“直到树叶都被从树上震了下来。”一位将军后来回忆说。[33]
美国人或许正是从蒙茅斯战役那一天才真正开始崇拜乔治·华盛顿的。华盛顿是美国最优秀的骑手，他最初骑的是一匹由时任新泽西州长的威廉·利文斯顿送他的白色战马，他就是骑着这匹马重渡特拉华河的。后来，这匹美丽的战马在酷热中气衰而亡，华盛顿换乘了一匹栗色的母马。完全是凭着意志的力量，华盛顿阻止住了后退的士兵，重新将他们集合起来，然后让他们立刻回过头去进攻。“停止后退！我的孩子们，勇敢地迎战敌人吧！”他大声吼叫着，“南方军正赶来支援我们。”[34]华盛顿那坚定的态度立刻稳住了军心。他让李将军滚到队伍后面去，同时大声鼓励部队回过头来重返战场顶住英国人。亲眼目睹了这一传奇般的表现，拉法耶特对自己说：“我从没有见过这么伟大的人。”[35]
汉密尔顿并不倾向于英雄崇拜，不过，他也被华盛顿那毫无畏惧的巨大勇气和无与伦比的自我控制而折服。“我从来没有想到将军会是这样伟大。”他告诉伊莱亚斯·鲍迪诺特，“他的镇静和坚定让人由衷地敬仰。他立刻组织部队向敌人反击，以迟滞敌人的进攻，为重新部署就近的部队争取了时间……他完全凭着一己之力，用自己的坚韧不拔扭转了战场的局势，改变了那一天的命运……他用完美的方式指挥了这场战斗。”[36]
汉密尔顿的勇敢同样在人们心中留下了光辉的形象。他就像一个“勇敢的疯子”一样渴望投入战斗，李将军如此评价他。[37]在这场战斗中，汉密尔顿仿佛无处不在。当他发现一个旅因为担心失去大炮而全线撤退的时候，汉密尔顿强迫他们沿着一道篱笆排成一排，给步枪装上刺刀然后向英军发起进攻。汉密尔顿没带护具，在烈日下往来驰骋，很快便在自己的坐骑中弹倒地的情况下耗尽了体力。他摔倒在地，身负重伤，不得不退出战斗。亚伦·伯尔和约翰·劳伦斯的战马也同样在那天被敌人开枪射死了。伯尔中暑得非常厉害，以至于他的身体直到革命胜利时，都不能允许他继续在军中服役。伯尔被头痛和恶心折磨得精疲力竭，再加上他因为在华盛顿手底下一直得不到提升，便郁郁不得志地在10月份暂时离开了部队。
许多人都为汉密尔顿在蒙茅斯的表现深感震惊，因为，在那场战斗中，汉密尔顿所表现的绝不仅仅是勇气。在他身上体现出来的对死亡狂热的蔑视与满不在乎，反映的正是年轻的汉密尔顿在战场上“马革裹尸还”的热忱幻想。一位副官说，汉密尔顿在那场战斗中的表现证明了他“异常的勇敢”，在“我们身处异常危险的境地时，毫不退缩地向死神挑战并且最终取得了胜利”。[38]约翰·亚当斯后来跟亨利·诺克斯将军讲了有关汉密尔顿在激情四射的蒙茅斯战场上纵横驰骋的故事。[39]面临巨大压力的时候，汉密尔顿就是这样迅速变得激情澎湃到近乎狂热的境地。
蒙茅斯战役对于爱国者来说算不上一场彻底的胜利，英国人最终保持完整建制，全身而退。绝大多数观察家认为这场战斗算是平局，而衣衫褴褛的大陆军这一次打死打伤了超过1000名敌人，这是自身损失的4倍——这场胜利告诉那些在一旁风言风语叽叽喳喳的“布谷鸟”，大陆军有能力和第一流的英国军队作战。“我们的军队，在一开始由于错误的指挥而陷入混乱后，表现出比英国人大得多的勇气和更好的秩序。”汉密尔顿欣慰地说道，“我向您保证，我对他们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满意过。”[40]李将军的错失良机，让汉密尔顿大为光火，当华盛顿以不服从命令和可耻地让部队撤退为由逮捕李将军的时候，汉密尔顿对此举欢呼雀跃。7月，在新布伦斯威克由斯特林勋爵主持的军事法庭上，汉密尔顿积极地作证攻击李将军。“无论军事法庭做出什么样的裁定，”汉密尔顿警告伊莱亚斯·鲍迪诺特，“我都会一如既往地相信并断言，他的行为是令人难以置信且不可原谅的。”[41]亚伦·伯尔是查尔斯·李将军的同情者，因为再也没有机会打击人们对华盛顿军事才能的信任了，这让他非常沮丧。
汉密尔顿分别于7月4日和7月13日在军事法庭上出具了不利于李将军的证词，他回忆道，李将军即便是在接到华盛顿命令的情况下，也根本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抵抗敌人的进攻。李将军让部队毫无秩序地抱头鼠窜，并且根本没有告知华盛顿前方部队已经撤退。最后，颇富戏剧性的，李将军逐条反驳了汉密尔顿，并且指控说汉密尔顿在战场上言行不一。“我根本没有。”汉密尔顿答辩道，“我在战场上跟您说了些话，这些话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当时您看起来一点都不打算冷静下来，而这种冷静无疑只能出自大无畏的精神。”汉密尔顿接着告诉李将军，当时他显得“有一点惊慌失措，而这看起来不是一种在那样的关键场合所必需的镇定与冷静的情绪”。[42]这实际上是一场有趣的碰撞：一位年轻的副官居高临下地斥责一位久经沙场的将军不懂得什么才是战地指挥官理想的精神状态。
最终，查尔斯·李被宣判有罪并承担一切责任，不过法庭对他从轻发落——停止军职一年。10月份，这位名声扫地的将军向亚伦·伯尔保证说，他计划“告老还乡，卸去公职，回到弗吉尼亚种烟草去”。[43]不过，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他的一班走狗依然疯狂地诽谤华盛顿以及在军事法庭上出庭作证的汉密尔顿。11月下旬，汉密尔顿不巧遇到了约翰·斯凯·尤西塔斯（John Skey Eustace），他是李将军的崇拜者，也是他的副官和半个干儿子。尽管尤西塔斯到处宣传说汉密尔顿在军事法庭上做了伪证，汉密尔顿还是打算上前跟他寒暄几句。尤西塔斯后来向李将军描述了他和汉密尔顿遭遇的情景：
汉密尔顿在我进屋的时候朝我走过来，向我挥了挥手——而我根本没有理睬他那客套的表现，没有向他还礼就径直坐了下来……他问我是不是从营地那边来——我简明扼要地回了“不是”两个字，而没有像通常那样起身答话并冠以敬辞“长官”。我对他再粗鲁不过了——我曾无数次地到处宣扬说我怀疑他在法庭上做了伪证，我真希望这个狗娘养的在遇到我的时候向我发起一场决斗。[44]
12月初，李将军对华盛顿的攻击变本加厉，这次是付诸报纸了。约翰·劳伦斯敦促汉密尔顿出手反击：“朱庇特之笔就在你手里，我想你会毫不费力地将他的谎言和自相矛盾大白于天下，从而让他彻底闭上嘴巴。”[45]或许是因为自己本身就是争议的一方，汉密尔顿这一次很不多见地保持了沉默，拒绝拿起笔和李将军对骂。于是，劳伦斯向李将军挑战，要求与他决斗，以教训他对华盛顿的诬蔑。汉密尔顿同意作为劳伦斯的助手，后来他渐渐参加了很多次这种“光荣的行动”。
决斗在大陆军中异常流行，当时的绅士觉得在自己受到别人侮辱时用来维护自己荣誉感的方式不应该是去法庭。一位法国客人声称：“这里的人对于决斗的迷恋已经达到了让人难以置信的不可思议的程度。”[46]这种愚蠢的行为反映了掩盖在美国革命有关平等的花言巧语下的等级观念和特权意识。汉密尔顿总是对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地位怀有深深的危机感，因此他非常自然地为了自己的贵族意识而迷恋决斗这种“上等人”的游戏。由于他并非出自世家大族，家人也从来都不是什么巨商大贾。汉密尔顿因此终其一生都狂热地维护自己的名誉，他也把追逐名誉当成了头等大事。这个带着不名誉的原罪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人，比其他所有人都更在乎自己的名誉。
直到冬天来临，在1778年12月23日下午，汉密尔顿陪着约翰·劳伦斯来到了非常偏远的树林，这里是他们约好的决斗场所。李将军选择埃文·爱德华兹少校（Major Evan Edwards）作为自己的助手。根据事先约定好的规则，劳伦斯和李将军应该面朝对方，向前大步走去，当两人相距五到六步时再向对方开枪。当劳伦斯准确地命中李将军之后，劳伦斯、汉密尔顿和爱德华兹冲向将军，然而后者却将他们赶走，并要求第二轮决斗。汉密尔顿和爱德华兹都不希望李将军继续决斗，然而，就像在他们第二天做出的共同声明中写的那样：“汉密尔顿上校不认为这场决斗应该继续下去，除非李将军心怀复仇之念。但是将军看起来坚持要继续决斗。出于对维护朋友名誉的考量，汉密尔顿并没有拒绝李将军的要求。”[47]不过，第二轮决斗并没有发生。李将军像一个男人一样宣布他“敬重华盛顿将军”，并且承诺从此再不发表任何诽谤华盛顿的言论。[48]对劳伦斯来说，这种结果已经足够。于是，这四个人离开了树林。在他们的声明总结陈词中，汉密尔顿和爱德华兹赞扬了两位决斗者“表现出的高度的礼貌、大度、冷静和坚定，因此足以达成相互的谅解”。[49]
这次决斗对汉密尔顿有什么影响呢？他看到的是两个绅士为了自己的理想而不是个人仇恨而战斗，决斗的目标不是为了结束对方的生命而是为了尽快结束争执。劳伦斯和李将军在决斗的过程中都表现出高尚的尊严。这场决斗深深地震撼了汉密尔顿，这让他觉得决斗并非是野蛮的中世纪时代的遗物，相反却是对高贵荣誉的认可。这场决斗是查尔斯·李军事生涯的终结。他从此退出了历史舞台，和他心爱的狗一起隐居了起来，他先是住在弗吉尼亚，后来又搬到了费城，并在1782年死于肺结核。
汉密尔顿没有和查尔斯·李笔战的一个可能原因是，在那年秋天，他刚刚导演了一场对大陆会议的马里兰代表塞缪尔·蔡斯（Samuel Chase）的口诛笔伐。塞缪尔·蔡斯是《独立宣言》的签字人以及后来的美国最高法院法官，他身材高大，相貌丑陋，他和塞缪尔·约翰逊博士（Dr. Samuel Johnson）长得有几分相像，都有一张红彤彤的大饼脸，结果人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咸肉蔡斯”。他性格暴躁，独断专行，整个职业生涯都受人争议。
汉密尔顿曾经发表了一篇匿名的文章恶毒地咒骂了蔡斯一番，因为，他发现远道而来的法国舰队要被迫花双倍的价钱购买面粉。他在文章中宣称，是蔡斯这家伙泄露了大陆会议打算收购市场上所有的面粉以供应法国人及其盟友的机密计划，因此导致了面粉价格的大幅波动。为了揭露蔡斯，他又一次找上了自己的熟人，《纽约杂志》的出版商约翰·霍尔特，在英国人占领纽约期间，他将自己的阵地迁到了帕基普希，继续出版报纸。
在1778年10月到11月之间，汉密尔顿化名“普布利乌斯”——这是他一生的最爱——在霍尔特的报纸上接连发表了三篇严厉指责蔡斯的长信。蔡斯并不知道这些文章的作者就是华盛顿身边的人。这些文章颇有讽刺意味，因为，后来的这个汉密尔顿却摇身一变，成了商业社会和利润的毫无保留的支持者。在呼吁为了爱国者高尚的理由而惩罚那些可耻的叛徒后，他写道：“还有一类至今尚逍遥法外的行为，这些行为与犯罪无异甚至要更为可恨，这便是那群整天筹划着依靠垄断整个市场牟取暴利并扼杀任何竞争的家伙。当贪婪在一个国家占了上风，那么这个国家便离崩溃不远了。让人震惊的是，我们的国家，刚刚处于起步阶段，便染上了这一绝症！”[50]
“普布利乌斯”的第一封信宣称，贪婪会腐化一个国家，因此，如果一个政府官员因此而背叛了人民对他的信任，那么他“应当被公众彻底鄙视，并且应被视为最为严重和危险的叛国者而接受人民的惩罚”。[51]在第二封信中，汉密尔顿转而无理地对蔡斯进行人身攻击：“你如果不是出卖了自己的灵魂，瞧你这操行，你顶多也就是个默默无闻的下贱货。”他恐吓蔡斯，“这回该轮到你享受被所有人鄙视的滋味了。”[52]在第三封信中，汉密尔顿露出了一点马脚，表现出了他那很典型的危言耸听的风格，他开始发表预言：“在我心中，一个杰出的国会议员的重要性再怎么强调都不过分。他不应该被仅仅当作一名立法者，他还应该被看作帝国的缔造者。”[53]汉密尔顿希望有一天这个脆弱的北美邦联能够演变为一个强大的国家，他相信，当代政治家的一举一动，都将对这个国家的未来影响深远。
在1778年秋天的时候，汉密尔顿确实有理由预见到一个伟大的美国，此时，和英国的战争已经成了大洋两岸的一场世界大战。西班牙在谋求夺回直布罗陀的努力落空后，作为北美殖民地的盟友加入了对英国的战争。法国也决定向英国开战，不过法国人的参战的理由可不是为了呼应北美人民的革命理想——路易十六当然不想鼓励针对王室权威的革命——他们希望能够用这场战争推翻英国的霸权，甚至干脆就是为了他们输掉的那场法国-印第安战争而报复。此外，法国人也希望能够借此染指加勒比的蔗糖贸易和北美的港口。美国的盟友给汉密尔顿上的权力政治第一课就是“国家仅依其利益而非理想行事”——这在汉密尔顿的记忆中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他后来一再提醒杰斐逊和他的追随者，法国人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而参战的。“法国人给我们的帮助显然是为了肢解不列颠帝国以达到削弱这个他们所憎恨的强大的对手的目的，”他在将近20年后写道，“只有傻子才会相信一个专制的君主国家会是因为对自由的信仰，或者是因为认同人民革命的原则而支持这一场革命的。”[54]
据汉密尔顿国王学院的同学尼古拉斯·菲什讲，汉密尔顿曾经亲自参与挑唆拉法耶特从法国带一支陆军到北美。在让·巴普蒂斯特·德斯坦海军上将（Admiral Jean Baptiste d'Estaing）率领他的舰队在1778年7月抵达北美之前，汉密尔顿就一直利用拉法耶特的虚荣心，吹捧他如果能够率领一支法国地面部队在北美作战那就太伟大了。“没有人能够想象的到美国欠了拉法耶特那么多，”汉密尔顿后来告诉菲什，“并不仅仅是因为他的勇猛无畏和担任大陆军少将时的有益表现，更重要的是因为他良好的地位以及为了我们的利益而对法国宫廷施加影响。现在，法国军队来了，如果没有他的存在，法国人根本不会向我们伸出援手。”[55]
在法国舰队抵达北美后，汉密尔顿被指派登上法国舰队那威风凛凛的旗舰去迎接德斯坦海军上将。此后，他便经常担任负责与法国人联络的特使。由于华盛顿将军并不会说法语，而且觉得自己年龄太大，没有希望再学一门新的语言，于是汉密尔顿便经常担任华盛顿的法语翻译。此外，他还用恰如其分的外交辞令，将大量外交信函完美地翻译成法文。就这样，和法国的结盟大大提高了汉密尔顿在大陆军中的地位。
许多跑到美国参加革命的法国激进分子都是出身世家的贵公子，他们却大多倾倒于汉密尔顿的优雅、幽默与博学。J.P．布里索·德·窝里勒（J. P. Brissot de Warville）形容汉密尔顿是一个“果断坚定，坦率威武的真男人”，后来，他还提名汉密尔顿当法国国民公会的荣誉代表。[56]德·查斯特勒克斯侯爵（Marquis de Chastellux）则大为惊讶地说，这么一个年轻人，“言谈举止与其年龄远不相称，难怪华盛顿都对他赏识有加”。[57]德·拉·罗奇福考尔德公爵（Duc de La Rochefoucauld-Liancourt）则说，汉密尔顿集“尊严、同情心以及力量、决心、优雅的举止、快乐和惬意于一身”。[58]与此同时，公爵还注意到，有些事情对于汉密尔顿来说是如此简单、不证自明。所以当别人不能快速掌握它们的时候，汉密尔顿就会很苦恼——这种聪明敏捷使得他不能容忍那些反应迟钝的人。
尽管那些身穿蓝色和猩红色皇家军队军装的法国军官对汉密尔顿敬仰有加，然而汉密尔顿却毫不客气地委屈、冤枉他们。对一个人的熟悉往往会导致对他的蔑视。汉密尔顿批评许多法国贵族都是爱慕虚荣、一心向上爬的家伙，他们投身革命不过是为了博取一些虚名。利用这段经历，他们回国后就可以连本带利地赚回来。此外，他还不得不在这些人对无能的美国人表现出轻蔑时保持沉默。“这些法国志愿者，从总体上来说，军事才能都平淡无奇，”罗伯特·特鲁普评价到，“然而他们却自以为是，把自己当作恺撒或者汉尼拔，觉得自己比美国军官强得多。”[59]
自力更生惯了的汉密尔顿对于大陆会议对法国人的偏爱很恼火，这种偏爱在当时让大陆军中的很多军官都士气低落，要知道，是他们一直在这场战争中浴血奋战并且付出了巨大的个人牺牲。“大陆会议一开始在对待法国人的问题上表现得很不恰当。”汉密尔顿对一位朋友说，“大陆会议对每个跑到这里的法国冒险家都委任要职，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连一张证明自己身份的介绍信都没有。”[60]然而，自从在约翰·苏利文将军和德斯坦海军上将发生争执时担任仲裁者之后，调解盟友之间的矛盾的工作便落在了汉密尔顿的肩上。
让汉密尔顿最不舒服的事情，就是他不得不给大陆会议写无数封信，请求大陆会议给那些根本不够格的法国佬加官进爵。如果大陆会议拒绝了这样的申请，那他就不得不用油滑的恭维去抚慰申请者那受伤的心。汉密尔顿曾向约翰·杰伊抱怨说，为了不让那些被拒绝的法国人把矛头指向华盛顿，他不得不写了很多这样的信来平息他们的怨气。可以说，从个人角度而言，没有人比这个后来被政敌扣上“贵族”帽子的汉密尔顿对那些受到特殊优待的法国贵族更加不满了。不过，从另一方面来看，汉密尔顿也认识到，贵族阶级中同样也有许多积极进取的人，共和的理想并不仅仅存在于手工艺人与商人中间。
尽管汉密尔顿经常把这帮法国盟友看作是一桩麻烦事，但是他从未否认过法国人介入这场战争的决定性意义。从一开始，他们就为爱国者走私武器弹药和被服补给。他们中的许多人也是非常优秀的战士，汉密尔顿后来殷切地说这些人是“热心、勇敢的法国军事天才”。[61]到1779年春天的时候，他已经开始毫无保留地称赞这些有时候很让人讨厌的盟友：“他们的友谊对我们的安全弥足珍贵。”[62]
出身低微的汉密尔顿对自己的身份非常敏感，他对华盛顿幕僚团中的不公正待遇也同样在意，即便是当他的好朋友约翰·劳伦斯享受到此种特权优待的时候，汉密尔顿也一样感到不快。1778年11月，就在亨利·劳伦斯卸任大陆会议主席之后，大陆会议为了表彰约翰·劳伦斯的勇敢而打算晋升他为中校。劳伦斯一开始拒绝了这项任命，不过在1779年3月大陆会议再次决定提升他的时候，他便接受了这项任命。汉密尔顿并没有劝说劳伦斯拒绝这项任命，虽然如此，他却并不怎么高兴。“在这件事中，我认为最不对的地方是，”汉密尔顿写信给一位朋友说，“大陆会议依据他们的行为……好像打算授予他们一种特权，一种荣誉，一种不公平的标志……而拒绝给这个军事大家庭中的其他绅士们这样的待遇，这意味着一种偏爱，尽管我们都能够真诚地说，我们喜欢你的性格，钦佩你的军事才能，但这种偏爱会使我们中的某些人感觉不舒服。”[63]
汉密尔顿和劳伦斯因为共同的革命理想而成了生死之交。他们俩都是彻底的废奴主义者，在他们看来，解放奴隶既是为了自由而战的大革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同样也是为了给北美释放出更多迫切需要的劳动力。“我认为，我们美国人，至少是南部殖民地的美国人，除非将奴隶从枷锁中解放出来，否则就没有资格说自己是热爱自由的人民。”就在《独立宣言》签署前没几天，劳伦斯便向一位朋友发表了这样的观点。[64]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作为南卡罗来纳州最大的奴隶主的儿子，能够发表这样从自己父亲的角度来看离经叛道的言论，劳伦斯可以说是非常有勇气的。从他加入华盛顿的大家庭那一刻起，劳伦斯便毫无畏惧地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计划——黑人奴隶如果加入大陆军服役，那么他们就可以获得自由（最终，大约有5000名黑人曾在军中为爱国者服役，他们大多是在辅助性的非战斗岗位上。不过，由于极度缺少士兵，罗得岛州在1778年建立了一个黑人团，并承诺给予这些黑人士兵自由），对于这个计划，劳伦斯并不只是过过嘴瘾而已，他告诉自己的父亲，他会把自己继承的黑人奴隶编成一个营，给予他们自由，并让他们保卫南卡罗来纳。
在这一年的年底，劳伦斯计划的紧迫性大大增加了，英国人此时为了获得亲英派分子的同情和帮助，已经剑锋一转，将战火引入了南方各州。到1779年1月，英国人夺取了萨凡纳和奥古斯塔，先头部队已经开始威胁到南卡罗来纳。劳伦斯立刻从华盛顿的幕府辞职，打算回去保卫家乡。为了获取大陆会议的同意以组成二到四个大陆军黑人营，他在费城耽搁了一段时间。为了支持自己的朋友，汉密尔顿给当时刚刚接替亨利·劳伦斯担任大陆会议主席的约翰·杰伊写了一封条理清晰的长信。在信中，他清晰地阐述了自己是如何看待这个从他出生那一刻起就保卫着他的奴隶制度的：“我一点也不怀疑，通过适当的领导，黑人会成为优秀的士兵，我斗胆认为，劳伦斯先生正是指挥这支黑人军队的最佳人选。”汉密尔顿在信中还驳斥了黑人奴隶智力低下、天生低等，难当军中重任的谬论，“在我看来，这些黑人和我们一样，天生渴望成为有教养的人，他们在奴隶状态下养成的服从的性格，会让他们比白人居民更快地成为一名合格的士兵。”
接下来，汉密尔顿以他典型的方式，用政治现实主义来解释更为宏大的道德诉求，他强调，劳伦斯的方案不仅仅是人性的体现，同时，对于美国爱国者们也有巨大的利益：
我们对于黑人的蔑视都是建立在一些虚无的想象之上的，这些想象既不是理性的体现，也没有经验的证明；由于不想放弃这一大笔数量可观的财产，人们会找一千份合同来强调劳伦斯方案缺乏可操作性并且是需要人们做出自我牺牲的有害的设想。然而，请考虑这样的问题，假使我们不利用劳伦斯方案，那么我们的敌人就会有很大可能照抄劳伦斯方案，无疑，最好的避免这一情形产生的措施就是我们自己抢先采纳劳伦斯方案。这一方案的核心部分是在分发给黑人武器的同时给予他们自由。这将确保他们的忠诚，激发他们的勇气，我相信，当我们为黑人的自由敞开一道门的时候，即便是对那些仍然身为奴隶的人，也有着正面的影响。[65]
不幸的是，尽管大陆会议通过了一项支持劳伦斯方案的决议，劳伦斯方案却没能通过南卡罗来纳的立法程序。南卡罗来纳在奴隶贸易中有着特殊的利益，而当地的查尔斯顿港是北美最大的奴隶进口港。像许多其他地方的同行一样，这里的种植园主异常害怕奴隶起义，他们经常会突击搜查奴隶的住所，检查他们是否有私藏武器；同时，他们也很不情愿加入大陆军服役，因为他们担心，一旦自己离开家，奴隶有可能起义并屠杀掉自己的家人。
北方诸州并不打算在奴隶问题上压制他们南方的同胞。自始至终，美国革命的基础都是建立在各州都默认地区间的冲突应当让位于各州的团结这一原则上。这一共识使得有关奴隶制的讨论成为禁区。此外，还有一件大家都很忌讳提的事情是，很多奴隶主之所以参加这场革命，就是为了保卫奴隶制。1775年11月，弗吉尼亚州的英国总督邓莫尔勋爵（Lord Dunmore）签发了一份通知，宣布任何效忠于英国王室的奴隶都可以获得自由——这一行动使得无数惊慌失措的奴隶主立刻投向了爱国者的阵营。塞缪尔·约翰逊因此在伦敦抗议道：“是什么导致这帮驱使黑人的奴隶主宣扬独立和自由的嗓音最高？”[66]贺瑞斯·沃波尔（Horace Walpole）也热烈地支持这种想法：“我相信，非洲人的灵魂此刻正在美洲人的刀剑下呻吟。”[67]
爱国者这一边也有很多人意识到了奴隶主立场的伪善。在《独立宣言》之前，阿比盖尔·亚当斯就对当时的形势深感痛心：“让我感到最不公正的一件事情是，我们正为之战斗的，却恰恰是我们从旁人那里夺走的东西，他们和我们有同样的理由拥有自由。”[68]为了永远地将造反的爱国者们钉上耻辱柱，亨利·克林顿将军1779年6月宣布，所有逃亡到英国人这一边的奴隶都可以获得自由。劳伦斯计划的受阻让汉密尔顿感到非常沮丧。“我希望它能获得成功。”他在这一年晚一些时候写信给劳伦斯说道，“但是看起来希望很渺茫。偏见和私心会是公共精神和公共利益的最大敌人。”[69]
劳伦斯对通过法律手段实现自己的计划彻底绝望后，他回到南卡罗来纳，在威廉·莫特里（William Moultrie）的部队中服役。在一次军事行动中，处于后卫的他有勇无谋地自作主张，率领自己的部队试图强行渡过一条暴露在英军炮火下的河流，结果，他的部队损失惨重——莫特里后来称他是“一个有着高尚情操的勇敢的士兵，但却是一个不称职的军官。他过于鲁莽和冲动”。[70]关于劳伦斯，还有一个有可能是杜撰的故事。当英国军队后来将莫特里和他的军队包围在查尔斯顿的时候，劳伦斯曾发誓，第一个打算向英国人交出这个城市的人必将死于他的剑下，他后来还拒绝服从向敌人投降的条款。
劳伦斯在南方逗留的期间，汉密尔顿给劳伦斯写了许多对他一生都颇有启迪作用的信。汉密尔顿知道南方正处于英国人的威胁之中，而交战双方都犯下了很多暴行。或许，当时他很担心是不是还能再见到自己的朋友。在1779年4月写给劳伦斯的一封信中，他公开表达了这种担心。一位早期的编辑——很可能就是汉密尔顿的儿子——删掉了其中的一些段落，并在文件的抬头潦草地写道：“我一定不能将这篇文章完整地出版。”除了对劳伦斯表示好感外，汉密尔顿的这篇文章还流露出了这样的想法：由于少年时的不幸遭遇，他不愿意将自己的安全感寄托到任何人身上。
在工作中我冷若冰霜，对待朋友却热情如火。我希望——我亲爱的劳伦斯——我有能力用我的行动而不是语言，来向你证明我对你的敬爱。我想告诉你，直到我们各奔东西后，我才发现，你在我心中的地位是那么重要。实际上，我的朋友，这并不是件好事。你知道我一贯坚持的观点是，我是那么希望我可以不需要依靠任何人，希望我的快乐不是建立在他人的喜怒哀乐之上。你不应该没有经过我的同意，便利用我的敏感，偷偷溜进我的感情世界中。[71]
汉密尔顿写给劳伦斯的其他几封信所表现出的，则是一个妒火中烧、相思成灾的年轻人对他的朋友没有频繁给他写信的愤恨与责怪。“在你离开费城后，我给你写了五六封信，如果你能够给予适当的回复的话，我本来可以给你写更多的信。”汉密尔顿在9月给劳伦斯写道，“但是就像一个嫉妒的恋人，当我想到你漠视我对你的关心的时候，我的感情敲响了警钟，我的自尊受到了伤害。”[72]
那个夏天，除了劳伦斯的离开外，还有很多事让汉密尔顿烦躁。其中最让汉密尔顿气愤的是，爱国者目光短浅地拒绝在《邦联条例》（Articles of Confederation）中赋予大陆会议强制征税的权力。而这一权力本来是在1777年11月15日就被确立为这个新国家之所以立国的重要原则并提交各州审议的。结果，大陆会议只能被迫仰仗低劣的权宜之计——大肆借款并发行纸币——这很快便摧毁了美国的信用。最终，大陆会议发行的纸币迅速贬值。因此，汉密尔顿第一次开始盘算通过私募和对外借款设立一家国家银行。
实际上，汉密尔顿对大陆会议的抨击要比他自己所意识到的凶猛得多。在7月初，他从约翰·布鲁克斯中校（Colonel John Brooks）那里收到了一封信，这位布鲁克斯中校告诉他，一位名叫弗朗西斯·达纳（Francis Dana）的大陆会议代表在费城的一间咖啡馆大肆贬损汉密尔顿。据布鲁克斯讲，达纳说汉密尔顿曾说过这么一段话：“现在是人们跟着华盛顿将军一起起义，将大陆会议扫地出门的时候了。”按照布鲁克斯的说法，“为了推销这种根本不可能存在的指控，达纳进一步宣称，汉密尔顿先生对于保卫这个国家毫无兴趣，而将实现他的这一野心勃勃的计划当作唯一的目标”。[73]达纳的这些指控可以说是后来有关汉密尔顿的争论的先声。在一些人眼中，汉密尔顿这个“外来者”或者说“外国人”，不可能具有生长于美国的那些人的精神动力，因此，他一定隐藏着什么秘密的计划。面对这种怀疑，汉密尔顿的内心深处因此埋藏下了深深的不安全感，这种不安便隐藏在他那自信的外表之下，当他遭遇到攻击的时候，他因此总会猛烈地还击。
很快，汉密尔顿就给达纳写信，要求他收回这一指控或者披露信息的来源。他宣布，如果达纳确实曾经发表过此种言论，他将要求与之决斗，汉密尔顿声称，“这样的指控是粗野的人身攻击，我因此不得不将它们同通常的那些争论区分开来”。[74]在一番冗长的交流之后，汉密尔顿找到了谣言的源头，它出自一位名叫威廉·戈登（William Gordon）的华盛顿的批评者之口。威廉·戈登是马萨诸塞州牙买加平原的公理会牧师。起初，他装出一副无辜的模样，宣称自己不过是在转述别人的故事，他宣称，如果汉密尔顿发誓不寻求与他决斗，他将告诉汉密尔顿谣言的来源。按他所说，他的宗教信仰使得他反对决斗这种行为。尽管汉密尔顿曾在劳伦斯和查尔斯·李的决斗中出任劳伦斯的助手，并且非常希望用决斗来解决现在的问题，他还是对戈登说：
我们的热情经常会与我们的理性相矛盾。如果不是这样，您应该清楚我们现在所处的世界早已没有了骑士精神，而从您对决斗的态度来看，您本已经证明了您的理性与谨慎。当代社会的理性已经表明，为了证明您的无辜，或者攻击者的恶毒，而采取用剑刺穿他的胸膛或者用枪打爆他的脑袋是最糟糕的解决方法。然而请允许我补充一句，当您认为决斗与您的宗教理想相违背的时候，您应当慈悲地想到，别人也同样有理由相信，无根据地诬蔑一个人显然与宗教的精神不符。[75]
由于意识到决斗与自己的宗教信仰有冲突，汉密尔顿总是在面对决斗的时候犹豫不决，这在后来的几年中表现得更加明显。汉密尔顿后来一直没有和戈登在决斗场上相见，尽管他最终确认戈登确实是谣言的始作俑者。整个秋天，他都在和戈登往来通信，并在他那些充满火药味的信中一再强调自己并没有说过那些被安在他头上的有关大陆会议的话。由于汉密尔顿在那一年中都一直攻击大陆会议无能、失职，他或许真的说过一些过火的话，这些话有可能经过了政敌的歪曲、加工而被到处宣扬，也或许，人们所转述的，就是汉密尔顿的原话。
从汉密尔顿在那年秋天写给劳伦斯的信来看，当时的他正处于消极失落之中。他告诉劳伦斯，他仍然在为劳伦斯那善良的设立黑人营的方案奔走呼号，同时担心自私自利、好逸恶劳和公共腐败会毁掉这个美好的方案。“我的朋友，所有的希望都可能只是黄粱一梦，”他用一种在他一生中经常会突然出现的绝望口气，警告劳伦斯说，“美国根本就没有什么美德。促使各州诞生的商业动机已经成为美国人民的镣铐，而他们唯一希望的，便是这个镣铐变成金子做的。”[76]
对这个只有24岁正在为光荣和理想而战的年轻人来说，这种想法是多么阴暗而消沉。对汉密尔顿来说，他的整个一生都处于这样的矛盾之中：汉密尔顿对美国的种种批评，让政敌有足够的理由相信他们对汉密尔顿的判断，“他非我乡亲，必有所图谋”是正确无误的；敌人恶毒的指控在一些时候让汉密尔顿感到自己和他所热爱的国家异常疏远，又反过来让汉密尔顿相信，自己对美国的批评句句在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