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劣的天气，低落的士气和背后紧紧咬住不放的追兵，让华盛顿伤透了脑筋，他带着手下这支残兵败将，退到了新泽西。大陆军在纽约屡战屡败的经历，愈发让华盛顿觉得同强大的敌军进行正面会战是一条走不通的死胡同。他向大陆会议汇报道：“除非形势逼迫，我们应当尽量避免发动大规模战役或者任何无益的冒险。”[1]取而代之的是，华盛顿选择了遍地开花的小规模偷袭。这种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积少成多消耗敌人有生力量的游击战正是汉密尔顿在当年读大学时写的文章中大加推崇的。汉密尔顿一直坚信自己的理论是正确的，“如果能够在英国军队的背后不断骚扰他们，并且抓住每一个机会发动小规模的进攻”，英国人的处境将会变得“异常艰难”。[2]的确，北美崎岖的地形和密布的森林使得英国人很难按照传统方式通过一次次大型会战解决问题。
在撤退的时候，华盛顿惊喜地发现了汉密尔顿的军事才能。他希望能够在新布伦瑞克附近的拉瑞坦河边停下来抵抗英军的进攻，然而，过了一段时间，他又觉得自己手下的这群残兵败将不大可能抵挡住敌人的一次进攻，于是决定继续前进。此时的汉密尔顿将大炮架到了河岸边的高地上，掩护爱国者的大部队撤退。据华盛顿的养孙描述，汉密尔顿“指挥着架在岸边的大炮向紧紧咬住美军撤退部队不放的英军前锋纵队猛烈地开火”，他所表现的“大无畏的精神和高超的指挥才能”让华盛顿总司令“刮目相看”。[3]在12月上旬写给大陆会议的一封信中，华盛顿虽然没有提及汉密尔顿的名字，但是却直截了当为掩护了他的部队成功撤退的“巧妙的炮击”大声欢呼。[4]在另一次会战失利后，威廉·豪将军的军队进而占领了新泽西全境，不过华盛顿的部队却幸运地渡过特拉华河逃到了宾夕法尼亚，再次避免了被全歼的厄运。看着眼前这些筋疲力尽、衣衫褴褛的士兵，华盛顿在12月20日警告大陆会议：“再有十天，我们的军队就要被彻底消灭了。”[5]由于许多士兵的服役期已经快要届满，华盛顿将军迫切需要激励这些缺少冬装、士气低沉的士兵们的士气。
在担任炮兵上尉的这段艰难的日子里，汉密尔顿依然证明了自己的恒心和毅力，不过他一直被疾病所困扰。当华盛顿将军在圣诞节夜筹划着渡过特拉华河，对驻扎在特伦顿的那些防备松懈的愚蠢的黑森雇佣军发动一场反击的时候，汉密尔顿正躺在附近的一张床上饱受疾病煎熬。他后来曾经隐晦地提起那场“长期而严重的”折磨着他的疾病，不过不知何故，他依然强忍病痛离开病床参加了这场战斗。[6]由于士兵大量战死和注意力不集中，汉密尔顿连队的人数已经锐减到了不超过30个人。作为斯特林勋爵的下属单位，汉密尔顿的连队接到命令，在午夜后开拔。他们挤上了一条冰冷的货船，渡过了寒冷的特拉华河。
在大雪中行进了13公里后，汉密尔顿和他的那支仅有两门加农炮的部队，已经看到了黑森雇佣军的一支小分队的金属头盔和寒光闪闪的刺刀。在他们交火的时候，汉密尔顿勉强躲避着从他耳旁呼啸而过的加农炮弹。大雪迅速覆盖了大陆军的脚印，华盛顿和他的部队成功偷袭了刚刚在圣诞节晚宴上喝得醉醺醺的黑森雇佣兵的大部队，抓了一千多个俘虏。从汉密尔顿连队的大炮那里发出的阵阵炮声让许多敌军士兵吓破了胆，大部队的士兵纷纷放下武器投降。虽然，单纯从军事意义来讲，这场胜利除了可以振奋人心外，并没有太大的价值，但全北美的爱国者依然为这场胜利欣喜若狂。
华盛顿迫切希望能够扩大战果，于是他在1777年1月3日对普林斯顿的英军发动了一次极为成功的进攻——这是又一场在军事上不值得称道但是却非常鼓舞人心的胜利，而这两场胜利让人们恢复了对华盛顿领导能力的信心。当看到他的士兵们抓获了二百多英国俘虏的时候，华盛顿将军激动地大声叫喊着：“弟兄们，这真是一场愉快的‘猎狐’行动！”[7]一位高级军官是这样描述汉密尔顿那支严重缺编的连队走进村子里的场景：“我注意到一个年轻人，他身材矮小瘦削，在一门大炮边踏步前进，他头上的三角帽遮住了眼睛，他当时陷入了沉思，他的手搁在炮身上，就好像对待他心爱的坐骑或者宠物一样，时不时拍打着那门大炮。”[8]一束神秘的光照到了这位年轻的上尉身上，人们立即注意到了他。“哦，我到现在还清楚地记得汉密尔顿的连队进入普林斯顿的场景。”他的一位朋友说道，“这支连队纪律严明，领头的确实是一个男孩。我怀疑这么年轻的人怎么会带领一支部队，让我惊讶的是，当这个瘦小的人扭头向我这边看过来的时候，他竟然是那个我们早已经十分熟悉的汉密尔顿。”[9]此时，汉密尔顿再次置身于普林斯顿这个曾经在几年前拒绝过他的学院里了，只不过，这一次有一个团的敌军士兵占领了学院的宿舍楼。人们传说汉密尔顿在学校的院子里架起了他的大炮，猛轰那栋用砖砌成的建筑，其中的一发加农炮弹径直刺穿了挂在礼拜堂里的乔治二世国王的肖像。不过，最终我们所知道的结果就是，学院里的英国士兵最终投降了。汉密尔顿这时候已经相信，大陆军已经找回了自己的团队精神，这些缺乏战争经验的爱国者已经证明他们有能力用智谋击败训练良好的英国军队。他后来指出：“特伦顿和普林斯顿的冒险就像是那阳光明媚的一天到来之前的第一缕阳光。”[10]
这两次胜利使得华盛顿拯救了正面临敌人威胁的费城，并且为自己赢得了几个月的时间得以补充兵员，重整旗鼓。他将自己的3000名士兵移师到离纽约50公里的新泽西州莫里斯镇，随后军队进入冬休期。这个小镇位于一个美丽的山谷里面，周围的地形正好构成了美军的天然屏障。到了这个时候，已经有四位将军“发现”了这个年轻的天才——亚历山大·麦克道尔、纳撒尼尔·格林、斯特林勋爵和华盛顿将军本人——他们中的任何一个都有可能是提拔汉密尔顿的那个人。罗伯特·特鲁普认为最直接施加影响的，是汉密尔顿名义上的长官，大陆军的炮兵司令亨利·诺克斯。诺克斯曾经是波士顿的一名书商，他身上带有苏格兰和爱尔兰血统，体重超过270斤，长着一个肉乎乎的圆鼻头，是一个热心肠的极富幽默感的乐天派。和汉密尔顿在这些年结交的大多数朋友一样，诺克斯也是一个靠个人奋斗成功的人，他早些年也吃了不少苦头。诺克斯的父亲在他12岁的时候就撒手而去，于是他成为母亲唯一的依靠；和汉密尔顿一样，诺克斯也是一个好读书的人；和汉密尔顿一样，他也是靠着一边阅读大量的兵法战略，一边向到他的书店买书的英国军官请教来自学如何打仗的。
1777年1月20日，就在普林斯顿战役两周后，华盛顿给汉密尔顿写了一张字条，个人邀请他加入自己的幕僚，担任侍从副官。五天后，《宾夕法尼亚晚报》（The Pennsylvania Evening Post）上出现了这么一段话：“纽约炮兵连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上尉，通过向本报发行人核实，可能听到了一些有关自己升迁的传闻。”[11]这段隐晦的话一定指的就是华盛顿的那张字条。3月1日，这项任命正式公布，从那时起，汉密尔顿一下子就被晋升为中校。而此时汉密尔顿早已进入华盛顿帐下了。当时，华盛顿的司令部就设在位于莫里斯镇绿色村庄的雅各布·阿诺德的小酒馆。
在不到五年的时间里，22岁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从圣·克罗伊岛的一个沮丧的小职员变成了美国最显赫的人的副官。不过，汉密尔顿并没有觉得这有什么值得庆祝的。汉密尔顿所渴望的，是在沙场杀敌而不是被拴在办公桌边处理文牍。华盛顿曾经写过，汉密尔顿的日常工作便是“从早到晚接受各种申请，回复各类信件”。[12]二十多年后，当汉密尔顿能够更坦率地和华盛顿交谈时，他告诉华盛顿，自己对当年的那个任命非常失望：“在1777年炮兵团的数量增加的时候，如果我没有离开原来的岗位，我本来完全有理由相信自己能够指挥其中的一个团，很可能我将来还有机会指挥更高级别的部队。”[13]不过，汉密尔顿或许低估了1777年3月他的这次升迁的重要意义。因为，这次升迁实际上使得华盛顿这个美国地位最高的人成为汉密尔顿事实上的后台，并且让他进入了军官的圈子，而这个圈子里的大多数人，后来都成了他的政党中的骨干力量。从很多方面来看，1789年的政府组成名单的任命，实际上在十多年前的革命之初就已经基本确定了。
虽然病还没有完全好，汉密尔顿幸运地在战争的间隙期接受了华盛顿的任命。拖延时间对美国人无疑是有利的，但是英国人的进攻却一直不紧不慢。在汉密尔顿到莫里斯镇报到后的几个星期，他告诉自己的纽约同事，每天两军都有零星的交火，“不过这些冲突都是微不足道，不值一提的”。[14]汉密尔顿还给圣·克罗伊岛的休·诺克斯写了封信，告诉他自从这项任命后，好几个月里，“都没有什么重要的战事”。[15]尽管汉密尔顿在最初一段时间觉得这种工作并不怎么有趣，不过他立即以其典型的高效率开始料理华盛顿的各种事务。3月10日，他给亚历山大·麦克道尔准将写信，告诉他华盛顿将军生病了，因此自己很不愿意打扰华盛顿将军。而等到华盛顿康复之后，汉密尔顿写道：“我发现他每天要处理无数的事情，这让我很不好意思去麻烦他，尤其是我向他请示到的答案，或许是我自己能够做出判断的。”[16]汉密尔顿是多么快地就有信心成为华盛顿将军的代理人啊！他已经开始用一种权威口气，在华盛顿不在的时候，毫无顾忌地根据自己的判断行事了。
在春季这段战争的间隙，汉密尔顿有足够的时间来了解自己的这位新老板，这个45岁的高个子弗吉尼亚人和他的那个22岁的小个子副官表面上的对比非常明显。华盛顿差不多要比汉密尔顿高至少15厘米。虽然汉密尔顿是在1755年才出生的，但他们俩这种外形上的差异，仍使得有些人恶毒地散布谣言说汉密尔顿是华盛顿在1751年去巴巴多斯旅行时候留下的“野种”。华盛顿身上的贵族气质很可能会带来误导。尽管他是一个富裕的烟草种植园主的儿子（华盛顿的父亲在他11岁的时候便去世了，把华盛顿留给了专横的母亲），华盛顿实际上并没有接受过多少正规学校教育，他从来没有进过大学，在少年时代就被训练成为一名测量员。后来华盛顿以花岗岩般的冷静闻名天下，实际上他也曾经是个脾气暴躁的小伙子。费尔法克斯勋爵（Lord Fairfax）曾给华盛顿的母亲写信：“我真的希望他能够控制一下自己的脾气。”他写道，这个16岁的男孩“经常会在盛怒下暴跳如雷，而实际上有时并没有什么正当的理由值得他发这么大的火”。[17]
华盛顿在十多岁的时候就有了作为局外人的不安，并且迫切地希望能够获得别人的尊敬，于是，他试图通过个人的努力打入上流社会。他学习跳舞，琢磨如何正确地着装，并且根据一本礼仪手册学习如何文明的举手投足。和汉密尔顿一样，华盛顿也将军事成就当成自己向上爬的梯子。在22岁的时候，他就已经成了弗吉尼亚武装部队中一名年轻的中校，并在法国-印第安战争中表现出了过人的勇气。“我听到子弹嗖嗖地从我耳边飞过，”在一场战斗之后，他说道，“我相信这是世界上最美妙的声音。”[18]华盛顿是一个对尊严非常敏感的人，他十分憎恶英国人对殖民地本地军官的轻蔑，而且永远也忘不了在粗鲁而愚蠢的猪头将军爱德华·布莱道克（General Edward Braddock）身边担任副官时的不愉快经历。华盛顿早年的这段与别人相处的灰色记忆使得他身上残留了那么一些玩世不恭的犬儒主义思想，这和汉密尔顿的人生观颇有些相似的地方。
一系列的机缘巧合使得华盛顿从一个不得志的小军官变成了一个富有的种植园主。在他从巴巴多斯旅行回来后，他的同父异母的兄弟劳伦斯的死让他成了家族财产——维农山庄——的唯一继承人。而当他在26岁的时候与富有的寡妇玛莎·丹德里奇·卡斯提斯（Martha Dandridge Custis）结婚后，他的前途便是一片光明了。尽管卡斯提斯在前一次婚姻时曾经育有两个孩子，但是她和华盛顿却没有孩子。于是便有人猜测，或许是由于华盛顿在巴巴多斯旅行时感染天花的原因，他实际上没有生育能力。或许是出于男人做父亲的本能，华盛顿在革命期间认了好几个干儿子。其中最著名的要数拉法耶特侯爵（Marquis de Lafayette）和那个他常常用“我的孩子”指代的汉密尔顿。
事实证明华盛顿是一个精明的商人，他在西部的投机买卖和在维农山庄经营种植园的买卖都做得很好。有时候，他会直接从奴隶船上购买奴隶，到了革命爆发的时候，他一共拥有超过100名奴隶和34平方千米的土地。华盛顿还是一个颇有些创新精神的农场主，他亲自发明了一种犁耙，同时还在维农山庄办起了实业，拥有一个面粉磨坊和一间服装作坊，他正是汉密尔顿欣赏的那类实业家。华盛顿在指挥部队的时候同时还运用了他丰富的政治经验，他曾经在弗吉尼亚州议院担任了长达15年的议员，参加了第一次和第二次大陆会议。出于爱国主义精神，在革命期间，他拒绝任何报酬，仅仅接受一些刚刚可以满足他日常花销的津贴。
在美国早期的历史上，华盛顿和汉密尔顿的关系是那样的重要——大概只有杰斐逊和麦迪逊那亲密的同志情谊可以相比——以至于很难想象在他们的政治生涯中如果没有了这层友谊，历史会变成什么样子。这两个人的才能和价值恰好互补，他们在未来的22年中共同经历了一个又一个的风波。华盛顿有着异乎寻常的判断力，意志坚定，会有意识地保护自己的那个有时还很任性的被保护人，他知道羽翼未丰的汉密尔顿需要一个靠得住的后台。相反，汉密尔顿有着深邃的思想、卓越的行政能力和丰富的政策知识，华盛顿的手下还没有人能够与他相比。他可以把初步的想法变成详细的计划，能够把革命的理想变成不朽的现实。这两个人团结到一起，便无坚不摧，要远远胜过将他们两个人的能力简单地做个加法。
无论如何，这两个人的性格都是活泼好强的，而他们之间的关系，有时看起来更多的建立在惺惺相惜的互相尊重而不是真正的感情之上。当查尔斯·威尔森·皮尔（Charles Willson Peale）在1799年为华盛顿画像的时候，他笔下的华盛顿是一个雄赳赳气昂昂的自信的人物，有那么一点点的自大，带着一种指挥者的从容神情。实际上，华盛顿并不是一个冷冰冰的人，相反，他是一个要求严格，很容易就发怒的人。当他有了一个好主意的时候，他总是需要强忍住不让自己笑出声来。他并不鼓励别人和他套近乎，担心这会导致下级的松懈，他也总是板起脸来和别人保持一定的距离，这样有助于树立他的权威。随着时间的流逝，华盛顿逐渐成了自己名望的囚徒，人们在有他出现的场合都不敢松懈。吉尔伯特·斯图亚特注意到了华盛顿冷静外表下那难以抑制的坏脾气，在他后来的有关华盛顿的画像中，他在描绘华盛顿的眼睛时，隐晦地表现出了这样的矛盾。华盛顿的这种自制很大程度上是自身的勉力而为并非天生性格使然，这让他很容易在愤怒的时候一下子将压抑许久的怒火彻底释放出来。“华盛顿的本性是高调而易怒的，只是理智和决心占了上风，压制了他的脾气。”杰斐逊充满理解地说道，“相反，如果，当他的愤怒超出了他可以容忍的边界的时候，那他就会一下子暴跳如雷。”[19]
那些在公开场合遇到华盛顿的人通常都会为他的勇敢与乐观折服。在与华盛顿见面的时候，阿比盖尔·亚当斯（Abigail Adams）曾经悄悄对约翰·亚当斯说：“绅士风度和士兵的勇敢看起来完美地集合在他一个人身上。”[20]相反，由于汉密尔顿与华盛顿天天在一起共事，他有更多的机会了解华盛顿脾气暴躁甚至是根本无法控制情绪的那一面。华盛顿非常喜欢汉密尔顿，远远超过了对待其他的副官，不过他从来没有公开表达出这种感觉。汉密尔顿通常会称呼他“阁下”，他一直苦于自己无法看穿这位将军。不过拉法耶特侯爵提到，同样地，汉密尔顿也有所保留。那种认为汉密尔顿是华盛顿养子的说法有一些表面上看起来说得通的道理，不过它实际上没有能够真正概括这两个人之间心灵上的互动。如果汉密尔顿是华盛顿的养子，那么他对华盛顿的感情就一定压抑着弑父情结。汉密尔顿是如此优秀，如此冷静，他一定比其他副官更能觉察到华盛顿身上的缺点。甚至有人感觉，汉密尔顿是华盛顿的“大家庭”中的诸多年轻人中唯一一个想和这位将军较劲，或者是希望有一天也能够指挥这支军队的人。从汉密尔顿的天性来看，根本就不可能服从别人，即便这个人是杰出的乔治·华盛顿。不过，与此同时，他也从来没有怀疑过华盛顿是一个有着特殊才能的伟大领袖，也坚定地认为华盛顿是美国早期历史中最不可替代的人物。汉密尔顿没有陷入对华盛顿的个人崇拜，但是他最为崇拜的人确实也就是华盛顿。他对于华盛顿作为一名军事领袖的能力有所疑惑——这位将军确实在独立战争中的绝大多数战役里都吃了败仗——但是毫不怀疑华盛顿是一位卓越的政治领袖。自从汉密尔顿的政治生涯和华盛顿联系到了一起后，他和自己做了一项交易，从今往后，在他的余生中，他从来都没有在公开场合批评过华盛顿，而华盛顿的形象是团结这个国家最有力的工具。
华盛顿在演讲的时候总是缺乏自信，约翰·亚当斯因此将他形容为一个有着“沉默天赋”的伟大演员[21]。华盛顿显然知道自己不善言辞，一次，他写道：“我宁可用实际行动告诉大家我的计划，而不是通过口头表达出来。”[22]然而，这个沉默寡言的人却不得不在和大陆会议打交道的时候处理堆积如山的文件，同时还得充任代表们的调停人。这场无休止的战争中的种种操作性问题——征募士兵、提升、分配军需品、军服、食物、供给、战俘——都堆满了他的办公桌。这样的一个人需要一个好笔杆子。而在华盛顿的副官中，在这一方面，没有哪一个能和汉密尔顿相比。
做华盛顿的首席秘书并不仅仅是一份被动的、速记员般的工作。“现在，我的大部分时间都要花在案头。”华盛顿在9月份曾给大陆会议写信说道，“我为此不得不放下很多重要的工作。因此对我来说招募一些人来做我的参谋并且代为执行命令便是非常有必要的。”[23]华盛顿进一步在他的信中解释道，他写的信通常都是由副官们起草，并经过他的审阅。因此，汉密尔顿的特长正是华盛顿迫切需要的。他能够想到华盛顿会怎么想，能够感觉到华盛顿要说的话，并将它们用娴熟老辣的外交辞令写出来。华盛顿通常都会给出一些提示，很快地，汉密尔顿就会在记录的时候整理出一份文件，这着实是一种本事。华盛顿的绝大多数战地命令都因此被汉密尔顿的笔记录下来了。罗伯特·特鲁普写道：“我们军队的笔就在汉密尔顿手中，华盛顿将军的这些信，都是那么的文字庄重、简明扼要、格调高雅，因此成为军队日志中最重要的部分。”[24]汉密尔顿很不愿意承认，他曾担任过华盛顿的军事顾问，因为这会让人们怀疑他“老板”的军事能力。不过，汉密尔顿确实在很多方面为华盛顿提供了建议。华盛顿的另外一位副官詹姆斯·麦克亨利（James McHenry）说，汉密尔顿“在实践上，是在华盛顿将军的指导下学习军事的，他的建议在许多场合（这是我所知道的一个事实）都帮助我们的领袖完善了自己的领导集团，而正是这种完善使得独立战争尽早结束”。[25]
很快，这个22岁的小伙子就开始为华盛顿将军起草写给大陆会议、州长和大陆军那些最有权势的将军们的信了。没过多久，他就被获准接触所有的机密信息，并且被授权以华盛顿将军的名义，自行签发命令了。蒂莫西·皮克林少将后来很负责任地说，汉密尔顿远不是一个司令部里的首席抄写员那么简单：“在他担任华盛顿将军的副官的那段时间，在将军所有那些重要的通信中，汉密尔顿都不仅仅要写，还要花时间为将军思考。”[26]
由于汉密尔顿已经从华盛顿将军的私人秘书演变成了类似于总参谋长的角色，因此，他在战场上总会骑马和将军并肩作战，并经常承担外交使命，对付那些顽固的将军、整理筛选情报、审讯逃亡者、参与战俘交换的谈判。这让汉密尔顿对于经济、政治和军事事务有了多角度的认识，这也进一步加速了他知识上的进步。华盛顿既是爱国者的军事领导，又是政治领导，某种程度上已经是事实上的美国总统了。他必须想办法安抚大陆会议，这个机构一直要求控制军队，同时也得协调那13个无休止争吵的殖民地。华盛顿和汉密尔顿因此都开始思考如何让整个北美共同繁荣，而此时其他的许多政客和将军却在为了局部利益的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而争论得面红耳赤。华盛顿和汉密尔顿都希望建立一支专业化的陆军以及一个强有力的可以调和地方矛盾的中央政府，他们两个人最初的这点想法在经过丰富和完善后，便成就了未来的美国的宪法和联邦党。和华盛顿一样，汉密尔顿也极度反感那些当将士在前方血洒疆场时，自己却坐在费城争吵不休的胆怯、贪婪而阴险的政客。
在他进入华盛顿帐下的最初几个星期，汉密尔顿开始构建一个未来可能成为在纽约从政的基础的关系网。他同意不定时地向纽约的政客告知前方的战况，每两个星期向新近成立的纽约通讯委员会汇报一次，这让他和古维内尔·莫里斯、约翰·杰伊和罗伯特·R．利文斯顿（Robert R. Livingston）这样的纽约政治领袖一直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1777年4月20日，当《纽约州宪法》（New York State Constitution）通过之后，汉密尔顿对这部宪法深感满意，在给莫里斯的一封评价这一宪法的信中，汉密尔顿提前描绘了他未来的政治思想，他认为州长应该经由“一小群自觉的精英人士选出，而不可能依靠人民大众的普选来推举”。另一方面，他也表达了在学生时代就受到的激进思想的影响，当时他担心一个由有产者选民独立选出的参议员，会“堕落为一个纯粹的贵族化的团体”。[27]实际上，当奥尔巴尼的菲利普·斯凯勒将军在州长选举中被代表小农场主利益的乔治·克林顿将军击败的时候，纽约的那些贵族化了的大土地主就非常失望。斯凯勒这位汉密尔顿的岳父大人因为这次选举的失利而受到了很大打击，在对克林顿将军表示钦佩的同时，他还抱怨道：“按理说，他的家庭出身和亲戚关系不应该让他在竞选中取得这么大的优势！”[28]未来的某一天，汉密尔顿也会面对这种围绕着他自己的斯凯勒—克林顿式的斗争。
在汉密尔顿加入华盛顿的麾下没多久，查里斯·威尔森·皮尔访问了华盛顿在新泽西的司令部，为汉密尔顿画了第一幅肖像——画在象牙上的一个微缩肖像：画中的汉密尔顿身穿一件蓝黄相间的制服，佩戴着金色的肩章和象征着副官身份的丝带；他一头短发，鼻子挺拔、修长，目光炯炯地凝视着观看者。此时的他，还不曾拥有后来使他的行为与众不同的那份优雅的自信。汉密尔顿的面庞在画中还显得瘦削而稚嫩，而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脸也越来越宽，以至于后来他的头颅同他那匀称瘦小的躯体相比，要大得不成比例。
驻扎在雅各布·阿诺德的客栈里，汉密尔顿和他的军事大家庭里的新成员亲密无间。这是因为华盛顿为了便于随时召唤手下的这些副官，而特意安排他们住在一起的。有时候，在寒冷的夜里，华盛顿将军会裹上一床行军毯，躺在床上静静地思考问题，直到骑马匆匆赶来的信使将他从思考拉回现实。“当紧急信件被打开看阅之后。”华盛顿的一位养孙回忆说，“人们会经常听到将军冷静而低沉地向全神贯注地注视他的勤务员下达命令的声音，‘去叫一下汉密尔顿上校’。”[29]
华盛顿的几位副官通常都住在一个房间，晚上，他们两个人睡一张床，而在白天，他们都日复一日地紧巴巴地围坐在一张小木桌周围处理军务。华盛顿一般都是会在身边安排这样一个小办公室的。在工作繁忙的时候，副官每天会撰写或抄写超过100封信件，偶尔举办的舞会、阅兵和评论都是他们劳累了一段时间后宝贵的放松机会。晚上的时候，这些副官就会停下手头的工作，围坐到餐桌边，饶有兴致地讨论各种议题。虽然汉密尔顿是华盛顿最年轻的幕僚，不过按照华盛顿的说法，他却是华盛顿“最主要也是知道事情最多的一个副官”。[30]其他的副官们并不因此而嫉妒汉密尔顿，相反，他们都是汉密尔顿的铁哥们儿，汉密尔顿被他们亲切地唤作“哈姆”（Ham）或者“哈米”（Hammie）。[31]对于一个从加勒比来的孤儿来说，还有什么能比成为一个精英“家庭”中的一员而幸运的呢？
这个年轻移民的人生再一次出现了转折。尽管他的内心深处依然埋藏着过去那一段可怕的回忆，然而，至此之后，他便一直处于美国社会的顶尖阶层。这对一个出身卑微的人来说，无疑是人生的巨大转变。和那些深受传统的束缚，过多依赖贵族阶层的欧洲军队不同，华盛顿的军队给战士们提供了向上爬的空间。尽管华盛顿军队仍然不能算是完全的唯才是举，但是和历史上以往的任何军队相比，这支军队却是最重视天才和智慧的。汉密尔顿在大陆军高层服役的经历，大大加速了他从心理上归化为一个纯血统的美国人的速度。移民对自己的新祖国通常都会有种特殊的感情，大陆军作为整个美利坚民族的坚强组织，让汉密尔顿这个移民成了鼓吹美利坚民族主义的最佳人选。
汉密尔顿因为他的智慧和快乐的性格而赢得了许多朋友。纳撒尼尔·格林将军回忆道，汉密尔顿就好像“黑暗中一缕明亮的阳光，在越黑暗的时候，就越见光明”。[32]后来许多成为汉密尔顿朋友的人，都有着和格林将军一样的感觉。日后成为参议员的哈里斯·格雷·奥蒂斯（Harrison Gray Otis）是这样评价汉密尔顿的：“年轻的汉密尔顿直率、和蔼、聪明、勇敢，他是战士们中最受欢迎的人。”[33]律师威廉·苏利文（William Sullivan）也有同感，在他眼中，汉密尔顿是一个一流的雄辩家，品德高尚、坦诚直率，不过，他也提到，汉密尔顿并不因此而缺少敌人，“他有能力赢得最亲近的朋友，但是另一方面，他的敌人却既惧怕他，又对他恨之入骨”。[34]汉密尔顿心思敏捷，巧舌如簧，经常会在不经意间就伤害了别人，他是那么的擅长辩论，以至于那些最聪明的人在他出现的时候，也会被他整得哑口无言，陷入进退维谷的尴尬境地。
汉密尔顿的身边，都是一群和他年龄相仿，性格相近的年轻副官，在这个集体中，他能感到家庭般的温暖。他和罗伯特·H．哈里森（Robert H. Harrison）互看对方的信件。哈里森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律师，他来自弗吉尼亚州的亚历山德里亚镇，曾是华盛顿的邻居。汉密尔顿比哈里森要小10岁，哈里森非常喜欢他，并给他起了个亲昵的外号——“小狮子”。[35]汉密尔顿的另外一位哥们儿名叫坦奇·蒂尔曼（Tench Tilghman），他最初在费城的一个轻步兵连服役。在将近五年的时间里，华盛顿都称他是自己“最忠实的助手”，后来，华盛顿又夸他是“最为热心的公仆”和“谦虚而与人为善”的好人。[36]理查德·基德尔·米德（Richard Kidder Meade）和汉密尔顿差不多在同一时间加入了华盛顿的幕僚团队，汉密尔顿曾经热情地夸奖他道：“在我认识的人中，很少有人像他那样值得尊敬，更没有人能像他那样和蔼可亲。我一旦碰到他，就无法抑制自己的喜爱之情。”[37]
汉密尔顿每年夏天都会饱尝疟疾的折磨，这或许是他从热带地区带来的遗产。不过，在汉密尔顿加入华盛顿的副官团队的第二年，一位叫詹姆斯·麦克亨利的出生于爱尔兰，并在那里接受教育的人的到来让他缓解了病痛。这个华盛顿的新副官曾在费城的本杰明·拉什（Benjamin Rush）门下学习医学，让他有能力治疗包括疟疾在内的困扰汉密尔顿的诸多疾病。为了治疗汉密尔顿的便秘，麦克亨利建议汉密尔顿少喝点牛奶和葡萄酒：“你喝酒的时候一定要有些节制，最好不要超过三杯，而且千万别每天都喝酒。”[38]（从当时人们一次喝三杯葡萄酒被认为是有节制的情况来看，在汉密尔顿的时代，大量饮酒是非常普遍的现象）。麦克亨利还是一个热心肠的诗人，他很喜欢创作一些歌颂英雄的诗歌，同时，他也经常和汉密尔顿一起唱歌，为华盛顿的这个大家庭带来了欢声笑语。汉密尔顿说：“他和我总是用那些动听的歌声来给兄弟们带来欢乐。”[39]
麦克亨利的日记告诉我们，华盛顿手下的许多副官在那个无所事事的春天都没少和女人偷偷泡在一起。2月份，许多高级军官的妻子——华盛顿夫人、诺克斯夫人、格林夫人和斯特林夫人以及她的女儿凯蒂小姐——都来看望她们的丈夫或父亲，这些女士每天晚上都会凑到一起，组织小型的派对。其中的一位女士，来自弗吉尼亚的玛莎·布兰德（Martha Bland）把目光投向了那些年轻英俊的副官，她发现这些小伙子都是“彬彬有礼、擅长交际的绅士，他们让客人每天都过得很愉快”。[40]有一天，布兰德小姐参加了由华盛顿夫妇组织的骑马派对，在那次聚会上，她完全被汉密尔顿吸引住了，她形容汉密尔顿是一个“明智而有教养的上流社会的年轻人，一个西印度群岛绅士”。[41]在这个社交活动频繁的季节，汉密尔顿已经可以和那些出身高贵的夫人与小姐平等交往并向她们大献殷勤了。亚历山大·格雷顿上校（Colonel Alexander Graydon）回忆说，在一次晚宴上，得意扬扬的汉密尔顿身边围满了仰慕他的妇人们，“他表现得游刃有余、举止适当、轻松活泼，这让我对他的天才与成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所表现出的“才华会让最高贵的社交圈子也为之倾倒”。[42]
在莫里斯顿，还有一件事情是再明显不过了，那时的汉密尔顿绝对是一个有着旺盛性欲的疯狂追逐女色的家伙。在他的一生中，当身处不确定的状况时，汉密尔顿总是异常地喜欢拈花惹草，甚至可以说是非常轻率地乱搞男女关系。他一到华盛顿的幕僚团队，就开始追求他的老朋友凯瑟琳·利文斯顿，也就是他曾经的赞助人，现在的新泽西独立后的第一任州长威廉·利文斯顿的女儿。4月11日，在一封写给凯蒂的信中，汉密尔顿写了一段当时的那些花花公子在勾引女人时常说的话：
在清楚地知道您的品位和您究竟是对爱情持浪漫还是谨慎的态度后，我都将用这结果来约束自己。如果您选择做一个被人顶礼膜拜的女神，那么我将竭尽全力，发挥自己最大的想象力与自然抗争，使您梦想成真……但如果您满足于做一个纯粹的普通人，只想得到自己应得的东西而不奢求其他的话，那我就会像一个理智的人一样和您交谈。
不过，汉密尔顿和凯蒂·利文斯顿并不仅仅是逢场作戏，他在信中宣称，革命的胜利结束将会“为那个叫作婚姻的人世间最幸福的事扫清所有的障碍”。[43]
当汉密尔顿收到凯蒂小姐对他早先一封信的迟来的回复时，他兴奋地把这封信交给他的同僚传阅。“汉密尔顿！”一位副官大叫道，“当你给这位高贵的小姐写信的时候，一定是一副顶礼膜拜的神情，我相信，除了女神，没人能让你写出那么优美的文字！”在写给凯蒂的信中，汉密尔顿直截了当地告诉凯蒂，他的一些朋友觉得他过分地沉溺于女色：“我用我的笔给你写信，冒着被吹毛求疵之人诅咒的危险，因为我投入如此多的精力在如此琐碎、无关紧要的一个玩具身上，比如——女人。”显然，凯蒂拒绝了汉密尔顿的追求——汉密尔顿责怪她铁石心肠——他如哲人般地总结说，“我或许应该走一条正确的路”，告诉她，我的座右铭是“一切都为了爱”。[44]我们可以从汉密尔顿对凯蒂时而奉承、时而蔑视的态度中揣测出他面对那些时髦的女郎时的复杂心态。在他在圣·克罗伊岛写下第一首孩子气的情诗的时候，他就矛盾地将女人想象为贞洁的女神或是火辣的狐狸精。他究竟偏好哪一种女人，或许他自己也不清楚。
1777年的春天快要结束的时候，汉密尔顿和一个名叫约翰·劳伦斯（John Laurens）的年轻军官开始了他一生中最亲密的友谊。劳伦斯长着一双蓝色的眼睛，是一个英俊的小伙子，他在10月份正式进入了华盛顿的幕僚团。在一幅油画中，身材并不魁梧的劳伦斯一只手叉腰，另一只手紧握一把长长的弯刀的刀柄，充满自信地摆出了一副发号施令的架势。约翰·劳伦斯是南卡罗来纳的一位名叫亨利·劳伦斯（Henry Laurens）的著名种植园主的儿子，亨利·劳伦斯在那年11月接替约翰·汉考克担任了大陆会议的主席。和汉密尔顿一样，劳伦斯的父母一方是法国胡格诺教徒的后代，另一方是英国后裔，他和汉密尔顿在信仰上有着相同的背景，就好像一对精神上的双胞胎。这两人都酷爱阅读并且野心勃勃，大胆而敢于冒险，渴望取得战功。他们两个人都充满了唐·吉诃德般的理想主义，甘愿为了正义的理由献出自己的生命。和汉密尔顿一样，劳伦斯对自己也是极为自信，因此，在那些与他观点不同的人眼中，他是一个唐突而专横的家伙。和汉密尔顿的其他朋友不同，劳伦斯是汉密尔顿的搭档，他们两个人曾经在革命中并肩作战，有许多共同的美好记忆。
劳伦斯出生在南卡罗来纳的查尔斯顿，他比汉密尔顿早几个月来到人世，他是一个在全州最大的奴隶主之家长大的公子哥。1771年，当汉密尔顿在圣·克罗伊岛辛苦地做小职员的时候，劳伦斯的父亲把劳伦斯送到了瑞士日内瓦的一所国际学校。在那里，他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优等生，在剑术、骑术和绘画这样的课程上比其他同学要强得多。劳伦斯在日内瓦尽情地呼吸了共和的空气，决心做一名律师。1774年，他在伦敦的中殿律师学院学习法律。此时由于曼斯菲尔德勋爵（Lord Mansfield）在一个判决中宣布奴隶一旦被带到英国，他就自动获得自由，英国的废奴运动因而风起云涌。劳伦斯也就在此时转而赞同废奴主义，这使得他和汉密尔顿在意识形态上肩并肩站到了一起。
在莱克星顿的枪声响起之后，劳伦斯便嚷嚷着要回家，不过却被他那位脾气暴躁的父亲拦住了，他害怕自己的儿子会跑去参军打仗。亨利·劳伦斯总是有一种奇怪的预感，觉得自己的那个冲动的儿子会死在战场上。约翰·劳伦斯在1776年读了托马斯·潘恩的《常识》之后，迫不及待想要渡过大西洋回家干一番事业，然而此时他却陷在英格兰寸步难行。他把一个名叫玛莎·曼宁（Martha Manning）的少女的肚子搞大了，而曼宁那富有的父亲威廉·曼宁（William Manning），却正是亨利·劳伦斯的好朋友。出于个人的责任心和荣誉感，约翰·劳伦斯在1776年10月和曼宁举行了秘密的婚礼。四个月后，在玛莎生下了一个女儿之后，劳伦斯立即登上了一条回美国的船。在回南卡罗来纳没多久，劳伦斯就立即应征入伍，加入了大陆军并且取得了华盛顿的绝对信任。华盛顿邀请他加入自己的幕僚团队，并且委托他执行了许多极为机密的任务。“这些任务都是我绝对不能写在纸上的。”华盛顿后来写道。[45]
汉密尔顿和劳伦斯可以说是“一见钟情”，两人立刻黏在了一起。汉密尔顿后来称赞劳伦斯“热情，聪明、勇敢无畏”。[46]随着战争的延续，汉密尔顿对劳伦斯的邪念也越来越大胆，以至于他的一位传记作家，詹姆斯·T．弗莱克斯纳（James T. Flexner）在他们的关系中嗅出了同性恋的味道。不过，由于18世纪的人们喜欢在信中大量堆砌华丽的辞藻，即使是写给同性朋友的也不例外，所以我们不妨在提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倍加谨慎，尤其是在劳伦斯写给汉密尔顿的信通常都是热情但却得体的情况下更应谨慎了。不过，值得指出的是，人们非常喜欢用“娘娘腔”来形容汉密尔顿——众所周知，汉密尔顿热衷军功，渴望冒险，因此这种形容难免让人惊讶不已。当约翰·C．汉密尔顿为他的父亲编纂权威传记的时候，他忽略掉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是这样描述汉密尔顿和劳伦斯的关系的：“在这两个被称为‘革命骑士’的尚武年轻人的交往中，有着朋友间最深的喜爱，这种友爱近乎于男女之情。”[47]汉密尔顿显然在孩提时代就接触过同性恋，因为有许多“鸡奸犯”和窃贼、扒手以及其他不受欢迎的人一起，被运到了加勒比地区。在北美的13个殖民地，鸡奸曾是严重的罪行，所以，如果汉密尔顿和劳伦斯真的是一对情侣——他们一定会异常小心才对。不过，我们至少可以说，汉密尔顿对他的老朋友有着青春期迷恋般的特殊感情。
汉密尔顿和劳伦斯与一位刚刚在1777年7月31日被任命为大陆军名誉少将的法国年轻贵族——拉法耶特侯爵，结成了充满活力的“三人帮”。当时只有19岁的拉法耶特侯爵是一个时髦而热情洋溢的年轻贵族，他满脑子都是共和思想，迫切地希望能够献身于革命理想。“汉密尔顿和劳伦斯参加的那个快活的三人帮完全是拉法耶特组织起来的。”汉密尔顿的孙子后来写道，“他们三个人的故事一定启发了大仲马创作他那著名的三剑客。”[48]拉法耶特总是用最热情的话语来形容他的那两位美国朋友。对劳伦斯，他写道：“他的开朗、正直、爱国主义精神和无比的勇敢让我成为他最忠诚的朋友。”[49]在描述汉密尔顿的时候，拉法耶特更加热情洋溢，他将汉密尔顿称为“和我情同手足的铁哥们儿，我为能成为他的好兄弟而感到骄傲和快乐”。[50]艾丽萨·汉密尔顿后来证实说：“侯爵就像爱自己的兄弟一样热爱汉密尔顿，他们俩的情谊是互相的。”[51]
画像中的拉法耶特是一个苗条而英俊的青年，他头戴白色的假发，唇红齿白，弯弯的眉毛经过了精心的修饰。和汉密尔顿一样，拉法耶特的生活也笼罩在儿时痛苦记忆的阴影中：拉法耶特的父亲在他两岁的时候就去世了，而他的母亲的去世使得在他和13岁的汉密尔顿一样大的时候也成了孤儿。16岁的时候，他娶了只有14岁的阿德里安娜·德·诺艾丽斯（Adrienne de Noailles），一个出身于法国最有权势家庭的女孩。拉法耶特让美国和路易十六那势利的宫廷取得了联系，这对美国来说是无价之宝。他的地位能在大陆军中扶摇直上，要归功于本杰明·富兰克林从巴黎写给乔治·华盛顿的一封信，在信中，富兰克林指出要好好地招待这个在法国人脉很广的年轻人，他有着莫大的政治价值。拉法耶特自愿无偿为大陆军服役，他出资为美国装备了一条船，又慷慨地自掏腰包为爱国者提供服装和武器弹药。
许多人对拉法耶特非常热情，人们发现他充满了诗人的情怀，热情和自由的情操。富兰克林恳求华盛顿和那个“和蔼的贵族青年”做好朋友，并且非常担心人们会利用他的善良。[52]不过，富兰克林根本就不需要担心华盛顿对拉法耶特的情感。当这个法国青年在一次战斗中负伤时，华盛顿对大夫说：“请您把他当作我儿子对待！”而对拉法耶特来说，华盛顿就是以尊敬的父亲的身份出现的，他后来给自己唯一的儿子起名叫乔治·华盛顿·拉法耶特（George Washington Lafayette）。不过，拉法耶特的耳边也没少回荡着批评的声音，人们指责他是一个虚荣、可疑的自私自利的家伙。托马斯·杰斐逊认为拉法耶特最无法让人容忍的地方就是“他最大弱点就是如狗一般的对名利充满欲望”。[53]尽管汉密尔顿无比热爱拉法耶特，他也一样嘲笑这位侯爵公子满脑子都是反复无常的怪念头。[54]尽管有这样那样的缺点，拉法耶特却用自己那令人吃惊的成熟与能力证明了自己是一个勇敢的军官，这对他的崇拜者来说，是最好的奖赏。
能讲一口流利法语的汉密尔顿几乎在一瞬间就和拉法耶特成了好朋友，很快他就被任命为专事联系这位法国贵族的联络官。和与约翰·劳伦斯的情况一样，汉密尔顿和侯爵的关系也同样暧昧而火热，以至于詹姆斯·T．弗莱克斯纳怀疑他们俩已经不仅仅是普通的朋友了。汉密尔顿的孙子也曾提到过：“他们俩的友谊中有着一丝浪漫，这即便在当时也是非常特别的，对拉法耶特来说，特别是在他在这个国家逗留的期间，他和汉密尔顿保持着最最亲密的关系。”[55]在战争后期，拉法耶特在给他的妻子的信中写道：“在将军的诸多副官中，有一个年轻人是我最喜欢的，我以前曾向你提起过他。这个人就是汉密尔顿上校。”[56]在汉密尔顿和劳伦斯的通信中，汉密尔顿一般都是更热乎的那一方。不过，当与拉法耶特写给汉密尔顿的文字的火热程度相比时，汉密尔顿写给劳伦斯的信就要相形见绌了。拉法耶特在1780年给汉密尔顿的一封信中写道：“在这场战役之前，我只不过是你的一个好朋友，或者可以说是对这个世界有着相同看法的亲密的朋友，但是在我从法国回来后，我对你的感情已经逐日增长，一发不可收拾了。这个世界上已经根本没有人能够想象到它有多么深了。”[57]拉法耶特的这番话究竟是当时流行的浮华的法式文体还是包含了真情实感呢？就像汉密尔顿和劳伦斯的关系一样，恐怕将永远是个谜。不过，汉密尔顿、劳伦斯和拉法耶特之间的通信中的那些让人看了心跳加速的肉麻文字，在汉密尔顿后来的信件中，再也看不到了。当然，这或许仅仅是因为当时他们还只是稚嫩的年轻人并且是在战争期间出生入死的战友的缘故。不过，从更宽的视野来看，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这个来自西印度群岛的局外人，拥有着一般人身上少见的与人交往的能力，并且已经吸引了一票忠诚而有地位的铁哥们儿，正是这些人在后来将他推上了政治舞台的最高一层。
1777年7月初，位于纽约上州的提康德罗加要塞落入了英国人的手中，这让乔治三世国王兴高采烈地拍手叫好：“我已经打败他们了！已经把所有美国人都打败了！”[58]对爱国者来说，提康德罗加要塞的陷落很可能会变成一场灾难，英国人实际上打通了北美的南北走廊，约翰·伯格因将军（General John Burgoyne）和他的军队可以从加拿大南下直杀到纽约市，从而将革命军拦腰截成两段，新英格兰将因此与其他诸州隔绝开来，这可是英国人战略的关键。汉密尔顿因这场失败大为光火，他毫不留情地抨击应当为这次失利负责的美军司令官菲利普·斯凯勒。“我向来都是斯凯勒将军的支持者，我也曾无数次地为他的行为辩护，”他在写给罗伯特·R．利文斯顿的信中愤怒地说，“然而我最终不得不承认，他做的却是不对的。”[59]不过，后来的历史学家们对斯凯勒要比他那个时代的人宽容得多，当时他的军队有大量的人逃跑，他手下的那些新英格兰人因为他是来自纽约，并且对军纪要求甚严，早就对他心怀不满。而英国人则早早就按照高明的作战计划，占据了可以居高临下俯瞰提康德罗加要塞的陡峭的山头，这就使得提康德罗加要塞不再是不可攻陷的堡垒。在经历了诸多责难后，斯凯勒被解除了大陆军北方军司令的职务，取代他的是霍雷肖·盖茨（Horatio Gates），斯凯勒嘲笑说，盖茨是新英格兰人的“偶像”。[60]尽管后来在斯凯勒主动要求召开的军事法庭审判中，他被宣判无罪，但是此后他一辈子都没有能够从这场败仗中恢复过来。
从汉密尔顿对提康德罗加的失败来看，这个不属于任何一州的外来者对纽约有着特殊的感情。汉密尔顿写信告诉利文斯顿，他对“有可能失去纽约，这个很大程度上被我当作政治的祖国的地方”而深感恐惧，“我同意您的观点，‘您的州’的陷落对于北美是非常致命的打击，这所带来的影响比威廉·豪将军可能向南进攻任何一个州所带来的影响都要大”。[61]汉密尔顿用“您的州”这种说法，说明他此时还没有将自己的忠诚全部无条件献给纽约。
此时的汉密尔顿已经表现出了良好的对战略的理解。在夏天对英国军队观察了一番之后，汉密尔顿大胆做出了一些后来被证明是非常英明的预测。首先，他认为伯格因将军会寻求沿哈得孙河到下纽约：“我估计，他一直引以为傲的冒险精神一定会被虚荣心煽动起来，让他不顾一切地贸然行事”，除非威廉·豪将军带领他的英国军队从纽约北面出发赶去增援他，否则，他的冒险就一定会给他带来灾难性的后果。[62]汉密尔顿一点也不觉得威廉·豪将军会那么聪明，因为，英国“总体来看都表现得像一群傻瓜”。相反，他预言——后来同样被证明是惊人的准确——威廉·豪将军会“大胆地寻求和我们的主力会战”，并且一定会轻率地寻求攻占费城的机会。[63]
在那个通信手段依然很原始的时代，即便是一支庞大的舰队也有可能在茫茫大海中迷航而耽搁行程。威廉·豪将军7月底从纽约港出发，指挥着267艘军舰和18,000名士兵，消失在茫茫的大海中，一周以后，人们在特拉华湾看到了他的舰队，然而，没过多久，这支舰队又一次不见了踪迹，直到8月底，才重新出现在了特拉华湾。汉密尔顿非常希望大陆军能够用一场胜利阻挡威廉·豪将军进入费城，他激动地告诉古维内尔·莫里斯：“我们的军队境况良好，士气高涨……我们不但要和英国人抵抗到底，我们还要主动出击，我向来信奉这样的格言，胜利的天平大多时候总是倾向于进攻的那一方。”[64]不过，这一次，汉密尔顿过分乐观了。9月11日，英美两军在费城郊外的白兰地河发生了一场恶战，尽管爱国者毫不畏惧地奋勇作战，他们的抵抗仍然土崩瓦解，这场残酷的战斗最终变成了一场可怕的屠杀，最终有一千三百多名美军士兵被打死、重伤或者俘虏，总数是英军伤亡人数的两倍。
从当前的战局来看，要想止住英国人向首都费城推进的步伐已经不可能的了。华盛顿派遣汉密尔顿和人称外号“小马哈里”的亨利·李上尉（Captain Henry “Light-Horse Harry”Lee）——罗伯特·E．李将军（Robert E. Lee）的父亲——和八名骑兵去赶在被敌人占领之前烧毁斯凯基尔河上的磨坊。当汉密尔顿和其他几个骑兵在戴维斯码头倾倒面粉的时候，他们的哨兵鸣枪警告说英国骑兵就快来了。为了保证能够顺利撤退，汉密尔顿事先在河边留了一条平底船。听到枪响，他和三名同伴立刻跳上船向远离河岸的方向划去，而“小马哈里”则和战友们迅速上马绝尘而去。李上尉后来回忆说，英国骑兵轮番用骑枪向汉密尔顿的小船射击，汉密尔顿手下有一个人因此而送命，另一个则受了伤。而此时的汉密尔顿正在船上“奋力同因为连日大雨而异常汹涌的河水搏斗”。[65]汉密尔顿和他的人后来从船上跳入了水中，费了很大劲游到了安全的地方。在脱离了危险后，汉密尔顿顾不上喘一口气，便立刻跑到约翰·汉考克那里报信，敦促他立刻将大陆会议的代表从费城疏散。就在汉密尔顿返回司令部前，华盛顿从李上尉那里接到了“汉密尔顿已在斯凯基尔河战死”的消息。于是，当浑身都湿透了的汉密尔顿走进司令部的大门时，脸上还满是泪水的人们便一下子破涕为笑，大声欢呼了起来。
在大陆会议于当晚休会之后，约翰·汉考克阅读了汉密尔顿的信，在信中，汉密尔顿预测敌人会在拂晓时分突袭费城。于是，许多大陆会议的代表决定立刻放弃这座城市，并在午夜过后逃之夭夭。约翰·亚当斯在他的日记中说，自己是在凌晨3点被人叫醒，士兵向他告知了汉密尔顿的那个可怕的预测，于是他急忙胡乱抓了几件自己的贴身物品，跳上马，和其他一些大陆会议的代表在天亮前逃离了费城。“大陆会议就像一只被人追打的丧家犬，先是从费城被赶到了特伦顿，然后又从特伦顿被轰到了兰开斯特。”亚当斯用他那一贯的煽情天赋，写下了上面的这番话。[66]
汉密尔顿的警告后来看是太早了，因为英国军队在进城之前整整逗留了一个星期。华盛顿利用这宝贵的喘息时间重新集合了自己的部队。由于此时的这支大陆军极端缺乏军装、毛毯和马匹，所以，华盛顿很不情愿地交给汉密尔顿100个士兵，授权他从费城居民那里征召补给品。这是一项压力很大的任命，华盛顿害怕如果处理失当，将会“毁掉整支军队，甚至整个北美”。就像他给汉密尔顿的命令中所说的那样：
我很痛心不得不发布这样的命令并安排你付诸执行。我被迫要求你前往费城，并向那里的居民征集服装、毛毯和一切能够制作以上物品的原材料……你需要像做生意那样小心谨慎、杀伐决断。[67]
华盛顿将军给汉密尔顿，这个只有22岁的年轻副官的这项特别授权，需要汉密尔顿同时具备老辣的手腕和坚定的决心。在一场为民主而战的战争中，取得民心是重中之重。汉密尔顿需要想办法用足够狡猾的手段取得市民的同情而不是怨恨。他做小职员的经验在此时派上了用场，他非常仔细地记好每一笔账，并且向居民们认真地开立收据。华盛顿希望汉密尔顿能将费城所有的马都转移到其他地方，以免它们落入英国人之手，于是，汉密尔顿便明智地起草了一份可以豁免于此项命令的人的名单：穷人，过路者，打算离开费城的人和依靠马匹为生的人。汉密尔顿为了以上的工作花了整整两天，中间没有休息一分钟，他最大限度地将所有的船只都塞满了军需品，“小心翼翼地、谨慎地”将这些物资运到了特拉华州，“城里的公共财产几乎没有一件落入了英国将军之手”，后来的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约翰·马歇尔（John Marshall）如此评价汉密尔顿的功劳。[68]依靠这些军需物资，华盛顿得以在10月4日和英军在日尔曼镇再次交手。尽管此战又有一千多名爱国者血洒疆场，但是威廉·豪将军被阻挡在了费城之外，因此无法向北增援伯格因将军。
从很多方面来看，被称为“绅士强尼”的伯格因——一个放荡，虚荣，沉浸于女色和香槟，喜欢追逐名利的家伙——更适合在和平时代吟诗作画而不是在战场上带兵打仗。当时著名的英国演员戴维·加利克（David Garrick）就曾在伯格因创作的话剧《橡树的女仆》（The Maid of the Oaks）在特鲁里街上演时担任剧中的主角。伯格因和他的军队在1777年10月初携带着大量累赘的仪仗器物沿哈得孙峡谷南下。伯格因携带了超过30马车的私人物品跟着他的部队一同穿越苍蝇肆虐的一个个沼泽，仿佛是去参加国王的加冕典礼而不是在美洲打仗。但伯格因却指责说他的部队的军官大多都是势利小人。在他看来，英国人对北美的这些乱臣贼子太过仁慈了，他曾在1774年说道：“我把北美看成是我们的孩子，我们已经因为对他太过放任而将他彻底惯坏了。”[69]
英国人最初的作战计划是将新英格兰和其他叛乱的省份隔离开来，按照计划，伯格因应当从北面，巴里摩尔·圣·里格尔中校（Colonel Barrimore St. Leger）从西面，威廉·豪将军从南面同时向新英格兰地区施加压力，逐步缩小包围圈。然而，在威廉·豪将军夺取费城之后，伯格因发现自己的部队正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不得不独力在上哈得孙山谷和霍雷肖·盖茨将军的部队鏖战。最终，伯格因在10月中旬顶不住压力，率领他的总人数达5700人的军队在萨拉托加向美军投降，这成为整个战争的转折点：这是一场巨大的、振奋人心的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它使得一直举棋不定的法国坚定地站到了爱国者的一边，介入了这场革命。
萨拉托加大捷意味着华盛顿可以从盖茨的部队那里抽调一些人马加强自己在南方摇摇欲坠的战线。此时他的军队已经因为士兵一年的服役期满而被大大削弱了——这已经是一个老问题了。在得知萨拉托加的好消息后不久，华盛顿就召集大陆军五位主要的将军和十位准将举行一次会议，汉密尔顿为他起草了这份命令。有谣言说这个年轻的副官远不是一个听话的书记员，宾夕法尼亚激进的大陆会议代表本杰明·拉什抱怨说华盛顿将军实际上放任自己被“格林将军、诺克斯将军和他的年轻的副官，只有21岁的汉密尔顿上校控制了”。[70]在这次会议上，将军认为盖茨必须将自己的主力部队移交给华盛顿，因为萨拉托加大捷已经极大地缓解了英国人对纽约的威胁。汉密尔顿作为使者，被派到盖茨那里，去通知他这个显然不会让他开心的决定。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次是华盛顿第二次钦点他的这位年轻的副官去单独执行艰难的任务。在萨拉托加大捷之后，霍雷肖·盖茨一夜之间便成了民族英雄和新英格兰政客的宠儿，而这些只是加剧了他和华盛顿之间的互相厌恶。在取得萨拉托加大捷之后，盖茨甚至把华盛顿晾到一边，根本没有通知华盛顿胜利的消息。因此，汉密尔顿之行便充满了危险。汉密尔顿需要从此时声望正如日中天的将军那里索要他的主力部队，并且在可能的情况下，不签发任何命令。他需要一个人骑马走500公里，在没有任何机会去请示华盛顿的情况下同一位将军讨价还价。显然，同一个无足轻重的22岁的年轻人谈判对骄横的盖茨将军来说是大大的有失身份。因此，汉密尔顿必须用最机智的手段和外交谋略完全靠自己来征服盖茨将军。
为了给汉密尔顿足够的权威，华盛顿专门给盖茨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介绍了自己的这位副官，并且为他的任务做了定性：“他将在您面前陈述战争的全局和敌我双方所处的形势。他完全清楚目前的状况……并将向您传达我对目前我方所必须采取的策略的看法。”[71]华盛顿赋予汉密尔顿的裁量权是非常大的，如果汉密尔顿发现盖茨目前正指挥着华盛顿所需的部队朝着有利于爱国者的方向作战，那么“我不希望打乱他的计划”，华盛顿写道，但是如果实际情形不是那么有利，那么“我的命令是按照事前所提到的那样，立即行动起来，将他的军队编入我的部队，作为对我的增援。”[72]如果说独立战争期间有哪个时刻需要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按照自己的意志做出决定并影响历史的进程的话，那就是这一次。
背负着艰巨的使命，汉密尔顿以最快的速度策马前往奥尔巴尼，在人类身体极限所能承受的范围内，连续五天每天坐马车飞驰将近100公里。在途中，他在哈得孙河东岸的菲什基尔停下来，自作主张向伊斯雷尔·帕特南将军宣布，需要他抽调两个旅向南去支援华盛顿将军。汉密尔顿一点也不会怯于按自己的想法行事。他自作主张地要求帕特南将军保证向华盛顿额外提供700名新泽西武装人员。他向华盛顿解释说：“我认为您不会拒绝可以加强您的部队的任何措施，尽管，在那个时候，有那么短暂的一段时间，我是按照自己的猜测行事的。”为了赶时间，他告诉华盛顿，“一位军需官会为我提供一些新马。等到这些马备好后，我就立刻重新渡过哈得孙河追上河对岸的部队，尽我所能用最快的速度赶在那三个旅的部队开拔之前抵达奥尔巴尼”。[73]
汉密尔顿在1777年11月5日到达奥尔巴尼后，他匆忙和霍雷肖·盖茨召开了一次会议。在汉密尔顿看来，萨拉托加大捷的英雄桂冠应该戴在本尼迪克特·阿诺德（Benedict Arnold）的头上，而不是被盖茨霸占。在他的眼中，盖茨是一个软弱、怯懦的不称职的将军，而后来发生的事情证实了汉密尔顿的判断。此时的盖茨头发灰白，高高的鼻梁上架着一副眼镜——后来，人们给他起了一个颇有讽刺意味的外号“盖茨奶奶”——他身材魁梧，和华盛顿相比，他的形象也同样令人难忘。盖茨是一位公爵的大管家的私生子，他曾在英国的军事学院学习军事，曾参加过法国-印第安战争。现在，他正处在由于这场伟大的胜利而带来的极度的自我膨胀之中，他可不打算交出自己手中的任何一个士兵。汉密尔顿没有温顺地听盖茨训话，相反，他用一种没得商量的口气告诉盖茨，他需要盖茨划拨出多少部队。盖茨反驳说，英军在纽约的司令官亨利·克林顿爵士仍然有可能沿哈得孙河北上威胁新英格兰，拒绝汉密尔顿提出的划拨三个旅给华盛顿的要求。出于礼节性的安慰，盖茨最后同意分配一个旅去支援华盛顿，这个旅由一位名叫帕特森的将军指挥。会后，汉密尔顿四处打探消息，发现帕特森的这个旅只有600人。“是这里的三个旅中力量最弱的一个，”他坦率地写信告诉盖茨将军，“在这种情况下，我不认为接受那个旅是符合军事需要的，也无法相信现在的状况与华盛顿阁下给我的指示一致。”[74]这是汉密尔顿非常谨慎地避免过于咄咄逼人或是恭顺驯服，他巧妙地打着华盛顿的旗号来发表自己的看法。内心极其愤怒的汉密尔顿告诉华盛顿：“我费尽了口舌去劝说他给我们派遣援军，然而他却顽固地认为在他的地盘上至少要保留两个旅的大陆军部队。”[75]后来，汉密尔顿严厉地责备盖茨是一个“厚颜无耻、流氓成性的蠢货”。[76]
让盖茨非常苦恼的是，他不得不和这个年轻气盛、自以为是的副官打交道。在一封打算写给华盛顿的信中，盖茨删掉了一段有关汉密尔顿的暗示性的话，而这段话恰恰说明了他对于当时的处境有多么的愤怒：“尽管在战争或类似的场合中，无条件服从司令官的副官口头传达的命令是合理甚至是完全必须的，然而我相信还从来没有这样的先例，居然允许一个小小的副官对在500公里外的一支军队发号施令。”[77]最终，汉密尔顿从盖茨那里得到了这样的保证：盖茨统一分配两个由汉密尔顿挑选的旅给华盛顿。这对汉密尔顿来说无疑是一次大胆的表现，他在其中表现出了高明的政治手腕。
在和盖茨形成紧张的僵局的期间，汉密尔顿在奥尔巴尼逗留了很久，这让他有机会和他的老朋友罗伯特·特鲁普见面，并有机会在菲利普·斯凯勒的府邸与斯凯勒将军本人共进晚餐。在把北方军的军权交给盖茨之后，斯凯勒将军感觉萨拉托加大捷根本就是对自己的嘲讽，因为是他为那场战役打下了胜利的基础。纳撒尼尔·格林将军也持有相同的看法，他说盖茨“根本就是个走运的小孩”，而在他看来，“北方军的胜利在他上任之前就已经是注定了的”。[78]在访问斯凯勒的府邸期间，汉密尔顿第一次遇到了将军的二女儿，当时20岁的艾丽萨。在两年后，他们将开始一段感情。
在精疲力尽地结束和盖茨的谈判之后，汉密尔顿沿哈得孙河南下打算返回司令部，然而，在路上，他发现自己的使命并没有结束。在纽约州州长乔治·克林顿位于新温莎的府邸停留期间，他发现伊斯雷尔·帕特南将军承诺的两个旅的援军并没有启程，于是他又折返回去。帕特南是一个来自康涅狄格的直率的胖乎乎的农民，他曾经经营过小旅馆。他的副官亚伦·伯尔对他无比爱戴，称呼他是“我亲爱的老将军”。[79]很可能就是这位帕特南将军在邦克山对自己的部下说：“在你看到敌人的眼白之前不要开枪，一旦看到，就立即朝他下身开火。”[80]当汉密尔顿发现帕特南违背了自己的诺言的时候，他立刻给帕特南写了一封充满愤怒的、措辞激烈的信，全然不顾一个年轻的副官应有的谨慎，毫不客气地痛斥这位要比他年长一倍的老军官：
先生，我不得不承认我惊呆了。我很吃惊地发现，华盛顿阁下的命令到现在为止都还没有得到执行。那些我曾向您提起的，应该在华盛顿将军最迫切需要增援的时刻前去增援的部队，居然现在还按兵不动，而因此将美国的事业推入无比危险的境地。我的陈述或许过于直白而不够礼貌，但是它们完全是发自我的肺腑，为的是这个大陆最根本的利益。[81]
于是，汉密尔顿不得不向帕特南下达命令，要求他将自己手下除州民兵外的全部大陆军部队都立即派到华盛顿那里。其实，这件事并不全是帕特南的错，因为当时的那两个旅已经有好几个月没有领到军饷了，士兵因此拒绝启程开赴战场。
由于处在一种尴尬的境地，汉密尔顿在他写给华盛顿的信中战战兢兢地告诉自己的老板他可能超越了自己的权限行事。不过，华盛顿却对他的工作无条件地表示支持：“我同意你所采取的一切措施，我只希望你所做的努力能够和你的热情与高尚的目的相一致。”[82]就像在9月时的费城一样，华盛顿又一次给他的这个少年得志的天才授予了便宜行事的全权，而这场赌博也同样取得了漂亮的回报。这位年轻的副官被证明是一个能够坚持自己主见、可以独当一面的将才，而不仅仅是将军的传声筒。对汉密尔顿来说，他和这两位冷酷的将军打交道的经历使他更加确信，严格的上下级关系和中央集权才是能够实现目标的不二法门。这种观点反映到政治观点上，就是他后来所强烈地主张的美国应当实行联邦中央集权而不是将权力分散到各个州去。
汉密尔顿的这段沿着哈得孙河来回奔波的生活严重伤害了他本来就脆弱的身体。11月12日，他从新温莎写信给华盛顿，解释他为什么会耽搁了返回司令部的行程：“我这两天由于发烧和严重的全身风湿性疼痛而在这里多逗留了两天。”[83]尽管此时疾病缠身，汉密尔顿依然抱病指挥各路援军赶赴华盛顿的麾下，并且坐船顺流而下来到皮克斯吉尔，对帕特南的部队施加最大的压力。11月底，已经形容枯槁的汉密尔顿倒在了丹尼斯·肯尼迪（Dennis Kennedy）家的床上，似乎没有人能确信他一定能够康复。在一封写给克林顿州长的信中，I．吉布斯上尉（Captain I. Gibbs）说他担心感冒和发烧的并发症会要了汉密尔顿的命。11月25日，他报告说“种种迹象表明”，汉密尔顿“似乎已经病入膏肓，正在被严重的感冒夺去生命，然而，在坚持了两个小时之后，他活了下来”。11月27日，当寒气再次从他的双脚侵入膝盖的时候，在场的医生认为汉密尔顿一定撑不下去了。然而，“他的那种状况持续了将近四个小时，然后就退烧了。从那时起，他的健康就一天天地恢复了”。由于汉密尔顿对盖茨将军过于的苛刻，并不是所有人都为他的康复欢呼。12月5日，休·休伊斯上校（Colonel Hugh Hughes）在一封写给他的好朋友盖茨将军的信中说道：“汉密尔顿上校在皮克斯吉尔由于神经紊乱而大病了一场，他之所以能够脱离危险，我相信是因为他把自己的脾气改得温和了一些。”[84]
在圣诞节前几天，汉密尔顿开始启程，返回华盛顿的司令部，不过在莫里斯镇又一次病倒了。他被一辆雇来的马车送回了皮克斯吉尔做进一步休养，在这里他被羊肉、橘子、土豆、鹌鹑这样的丰盛的食物喂得饱饱的。直到1778年1月20日，汉密尔顿才回到了华盛顿的司令部，此时司令部已经搬到了费城附近的福吉谷——一个显然不会让这位刚刚康复的上校保持好心情的、冷得要命的地方。
在一些地方，由于霍雷肖·盖茨将军在萨拉托加所取得的无人可比的战功，所以人们谣传说他会取代华盛顿担任大陆军的总司令。人们对于华盛顿的不满也是可以理解的。华盛顿在纽约和费城的表现与萨拉托加大捷相比要相形见绌。至于他在特伦顿和普林斯顿的那两次振奋人心的胜利，在人们脑海中的记忆已经被最近的在白兰地河和日耳曼镇吃的败仗取代了。华盛顿和盖茨的斗争反映了大陆会议里的政治分裂的局面。约翰·亚当斯、塞缪尔·亚当斯、理查德·亨利·李（Richard Henry Lee）和其他一些希望大陆会议能够加强对军队控制的人站到了盖茨一边。在那年秋天所写的日记中，约翰·亚当斯对华盛顿的指挥表示了不满：“神啊，赐给我们一个伟大的灵魂吧……请赐给我们一个充满活力的，有能力的人来结束眼前的混乱，拯救这个国家吧！”[85]尽管约翰·亚当斯并不是在任何问题上都无条件地支持盖茨——他担心对华盛顿的盲目个人崇拜会导致军人统治——但他仍乐意看到萨拉托加大捷给总司令蒙上了一层阴影。而在大陆会议的另一个团体中，约翰·杰伊、罗伯特·R．利文斯顿、罗伯特·莫里斯（Robert Morris）和其他一些保守派人士则希望能够赋予总司令更大的执行权力，因此，他们坚定地站在华盛顿一边。
盖茨手下最为积极的一名党羽是一个名叫托马斯·康威（Thomas Conway）的喜怒无常的爱尔兰人，他曾在法国接受教育，并曾在法国军队服役，在那年春天，他加入了大陆军。汉密尔顿毫不遮掩地表达了对这位新上任的准将的蔑视，他写道：“世界上再也没有比他更缺德、更喜欢诽谤中伤别人、更喜欢煽动闹事的坏蛋了。”[86]康威毫无顾忌地在盖茨面前表达他对华盛顿的军事才能的不屑一顾。在萨拉托加大捷之后，他给盖茨写道：“上帝已经决定拯救你的国家了，否则它早已经被一个软弱的将军和一群愚蠢的顾问毁掉了。”[87]盖茨并没有制止这种近乎叛逆的言论。当这封信的一个副本在11月落入华盛顿手中时，他给盖茨去了一份简短而充满愤怒的函件，信中引用了那句康威所写的有关他的话，并要求盖茨做出解释。
盖茨这一次被华盛顿抓了个正着，于是他试图将注意力从自己的不忠转到追查那个泄露了这封信给华盛顿的家伙。他的同事詹姆斯·威金森少校（Major James Wilkinson）认为这个“内奸”可能是罗伯特·特鲁普。盖茨回想起和汉密尔顿打交道的那段不愉快的往事，便认定华盛顿的这个年轻的副官就是这一切的始作俑者。“汉密尔顿上校曾独自一人待在那间屋子里。”他告诉威金森，“在这段时间里，他将康威的信翻了出来，誊写了一份还将这份副本交给了华盛顿。”现在，盖茨把矛头指向了当时仍然在皮克斯吉尔养病的汉密尔顿。盖茨说他已经有了一个计划可以“迫使华盛顿将军赶走汉密尔顿”。[88]
12月8日，盖茨给华盛顿写了一封未加深思熟虑的信，在这封信中，他遮遮掩掩地指控汉密尔顿：“我恳请阁下给我提供一切帮助，以便找出那个把康威将军写给我的信摘抄出来交给您的人的真实身份。那些信是在被偷窃后复制的。”盖茨告诉华盛顿说，他有权“为了我和美国的利益，找出那个背叛了我并且严重伤害了您的权威的人”。[89]事实证明，汉密尔顿是无辜的，而泄露这条消息的人恰恰就是卑鄙地指控汉密尔顿和特鲁普的詹姆斯·威金森。在执行一项大陆会议的任务时，威金森——这个喜欢炫耀的不可救药的酒鬼、阴谋家和牛皮匠——在宾夕法尼亚的雷丁停下来喝酒，他在酒桌上将康威写给盖茨的信的内容告诉了斯特林勋爵的一个副官。斯特林勋爵得知后，将这件事告诉了他的好朋友华盛顿。汉密尔顿从此再也没有忘记盖茨曾经打算毁掉他的名誉这档子事。“我是他的私敌，”他在两年后写道，“因为他毫不公正地、无缘无故就攻击我的名誉。”[90]
是不是真的存在着策划取代华盛顿的阴谋——即所谓的“康威阴谋集团”——长期以来一直是史学家研究的绝佳素材。可以肯定，确实存在着一些暗地里的活动和松散的批评者联盟打算用盖茨取代华盛顿，尽管他们从来没有将此付诸实施。最初，这个密谋集团看起来是有可能成功的。在11月下旬，大陆会议任命霍雷肖·盖茨担任战争委员会的主席，这个委员会有权监督华盛顿的行动。到了12月中旬，尽管华盛顿强烈抗议，康威还是被晋升为总监军。汉密尔顿现在相信，这些“良心被吃了”的阴谋家已经威胁到了华盛顿。“从我见到你那时起，”他在给乔治·克林顿的信中写道：“我就发现了魔鬼的足迹，我并不怀疑它真的存在。”[91]
很快，华盛顿一边的力量开始向康威这样的阴谋家反击了。1778年1月初，汉密尔顿的好朋友约翰·劳伦斯提醒他身为大陆会议主席的父亲亨利·劳伦斯，说现在有一个针对华盛顿的阴谋。亨利·劳伦斯则向自己的儿子保证：“我将注意他们的每一个行动，并且坚决地反对任何邪恶的企图，哪怕他们从表面看有着冠冕堂皇的理由。”[92]归根究底，华盛顿在人们中的威望是无法动摇的，他的对手的喧嚣聒噪恰恰增强了华盛顿诚实的形象。到了1778年4月，大陆会议愉快地接受了康威辞去总监军职务的请求；而霍雷肖·盖茨在战场上也逐渐挥霍掉了自己的声望。这场阴谋的结局是，康威和盖茨都面对了决斗的挑战。詹姆斯·威金森背弃了自己的老上级，向盖茨发出了挑战，然而，当盖茨在决斗场上精神崩溃，跪地求饶的时候，决斗被取消了。由于康威仍然坚持不懈地诽谤华盛顿，他被约翰·卡德瓦拉德将军（General John Cadwalader）拉到了决斗场，后者一枪打穿了他的头颅，子弹从康威的嘴里射了进去，从头后钻出。不过，卡德瓦拉德一点也不后悔，当看到自己的对手在地上痛苦地挣扎时，卡德瓦拉德说：“我已经在这个王八羔子的嘴上贴了封条，他再也不能胡扯八道了。”[93]不知何故，康威成功地活了下来，但是他在大陆军的军旅生涯，从此就彻底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