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朱家王朝的缔造者 太祖朱元璋(3)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不大力兴修水利，推广经济作物，就不能真正做好休养生息的工作，也就无法富国强兵，实现人民安居乐业。朱元璋有躬耕的亲身经历，所以，他始终重视水利建设。在朱元璋的督导之下，洪武年间，各地政府组织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修建了许多水利工程。其中规模较大的有：洪武元年（1368年），修筑和州铜城堰闸，周围二百余里。洪武四年（1371年）修复广西兴安县灵渠，筑有三十六陡渠，可以灌溉农田上万顷。洪武六年（1373年），动用民工二十五万人，疏浚开封府自小木到陈州沙河口的十八道河闸。同年，从松江、嘉兴佥发民工二万人，开浚上海胡家港，直通海上。洪武八年（1375年），命长兴侯耿炳文督率疏浚陕西泾阳洪渠堰，可以灌溉泾阳、三原、醴泉、高陵、临潼等县田二百余里。洪武九年（1376年），修筑四川彭州都江堰。洪武十二年（1379年）宁夏卫修筑汉、唐时代的旧渠，可以引黄河水灌溉田地数万顷。洪武十四年（1381年），修筑浙江海盐县海堤，又征发民工二万人修筑开封黄河大堤。洪武十九年（1386年），修筑福建长乐县海堤，防止了海潮侵淹农田，人民大受其利。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调发淮安、扬州、苏州、常州四府民工二十五万人，修筑崇明、海门溃决的海堤一百六十余里。朱元璋兴修水利一直持续到他在位的最后一年。朱元璋曾说：“耕稼是衣食的根本，民生的保障。朕曾命令各地兴修水利，可地方官们不及时执行，致使百姓深受其害。现在派你们到各地去，要召集官吏民众，趁农闲时节，因地制宜，周密规划。凡是可以蓄水以防旱、泄水以防涝的陂塘湖堰，都要加以修治。但也不要妄兴工程，祸害百姓。”水利工程的广泛兴修，增强了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改善了土壤质量，提高了农作物的产量。
朱元璋十分提倡经济作物的种植，甚至还采取强制性措施加以推广。朱元璋运用行政手段强制种植经济作物，这在今天看来似乎是不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但在当时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条件下，却有一定的积极意义，而且也富有成效。据学者估计，明初全国种植的各类经济果木在十亿株以上，这个成绩是巨大的。明代以前，百姓穿的都是麻衣，而在朱元璋的鼓励下，明初棉花的种植获得大发展，棉布已经成为百姓的通用衣着，这是服装面料方面的一次重大变革。总体来看，朱元璋推广经济作物的做法，丰富了农业生产的内容，提高了抗御灾害的能力，也为手工业生产提供了更多的原料，为以后丝织业、棉织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俗话说：“创业不易，守业更难。”朱元璋躬行修身，静心养性。从现实出发进行休养生息，分配土地，解决老百姓的吃饭问题，为朱家王朝的统治打下了深厚的群众基础。
对于朱元璋的这一番作为，有人视之为“爱民如子”，有人看做为朱元璋对农民阶层的血缘情感。事实上，朱元璋的所作所为集中体现出他对稳定农民阶层重要性的充分认识，民兴才会业兴，业兴才能国兴，朱明王朝才能传之万代，臣僚们亦可分享富贵荣华。若民不聊生，就会民怨沸腾，臣僚的富贵荣华也将随之失去，皇位也不得保全。
4.以身作则，提倡节俭
节俭是兴盛的征兆，奢侈是衰亡的先声。汉有“文景之治”，唐有“贞观之治”。汉文帝刘恒、汉景帝刘启、唐太宗李世民等都特别注重节俭。朱元璋出身贫苦农家，对农民生活的艰辛有切身体会。登上皇位后，还能身体力行，带头倡导节俭，这是难能可贵的。
朱元璋是一个提倡节俭的皇帝，由于他出身贫苦农家，不仅深深体谅农民生活的艰辛、物力的艰难，而且他还身体力行，带头倡导节俭。“自古王者之兴未有不由于勤俭，其败亡未有不由于奢侈。”这是他总结前人历史经验教训后告诫后人的一句名言。他在位期间，大力提倡节俭，反对奢侈浪费。他常常对大臣们说：“珠玉非宝，节俭是宝。”
公元1368年，朱元璋在南京正式称帝。他把提倡节俭、反对奢侈提到国家兴亡的高度。他命令有关部门将他用的车轿须用金子装饰的部分一概用铜代替。有人认为这项费用小，算不得什么，他却正色地说：“天子富足四海，不是吝惜这一点，节俭是我提倡的，我自己不以身作则，又有什么理由让大家这样做？况且奢侈腐化以致误国，追其根源都是由小到大的。”平定川蜀，明朝建立后，按计划要在南京营建宫室。负责工程的人将图纸送给他审定，他当即把雕琢考究的部分全去掉了。有个官员想用好看的石头铺设宫殿地面，也被他当场狠狠地训了一顿。
有一次，方国珍派人送给朱元璋一个饰满金玉的马鞍，朱元璋坚决不收，并对来使说：“现在国家还不稳定，所需要的是大批的人才，所急用的是粮食布帛，金银宝贝没有什么用，不是我所喜爱的。”元朝的降将张昶暗中派人上书朱元璋，劝他及时行乐，朱元璋看后大怒，将他的书信一把火烧掉了，并且说：“这个人是想当赵高呀！”陈友谅有一张镂金床，做工极为考究，江西行省得到之后，将此床送给朱元璋，他看后却说：“这同孟昶的七宝溺壶有何两样！”于是下令将其毁掉。
朱元璋还反复告诫官吏们不要骄奢淫逸。对那些廉洁奉公、勤俭朴素的官吏，朱元璋厚加奖赏，以资鼓励。
大将徐达战功卓著，但却从不恃功自傲，一直住在一座破旧的小房子里。朱元璋得知后就给他盖了座新宅院，并在院门前立下牌坊以示表彰。而对那些奢侈的官吏，则严加惩罚。
有一次，一个散骑舍人穿了一件十分华贵的衣服在宫中行走，朱元璋看到了，就问他：“这件衣服得花费多少钱呢？”他回答说：“五百贯。”朱元璋说：“五百贯钱，这足够一个数口之家的农民一年的生活费用了，而你却拿来做了一件衣服，如此骄奢，简直是太糟蹋东西了。”立即命他将衣服脱掉，不许再穿。还有一次，他看见两个宦官穿着新靴在雨中走路，顿时大怒，斥责他们说：“一双靴虽是件微不足道的东西，但也都是百姓的血汗做成的，从种棉到成靴绝非一日之功，而你们却竟敢如此不爱惜！”下令对那两名宦官处以杖刑。
为教育子孙不忘创业的艰难，朱元璋还命人把自己的艰难经历画在宫殿里，并告诫子孙们说：“富贵易骄，久远易忘，后世子孙长在深宫，只看到富贵，习惯了奢侈，不知道祖宗起家的艰难，现在你们要朝夕看一看我的经历，不忘祖本。”他还规定，他的儿子们如要外出，近的一律步行，远的也只能骑马走十分之七，剩下的十分之三必须步行。他说：“上面朴素节俭，帝业方可久传，后世子孙，必须守此法。”有一次，他的儿子们跟从他外出，朱元璋便特意叫手下人带头，沿途到农民家中一家家地察看，看他们家里的器具物品和日常饮食。回到宫中后，他语重心长地对儿子们说：“你们都看到了吗？农民们身不离田地，手不离犁锄，一年到头劳作不停，从没有休息过。可是你看他们，住的不过是茅草屋，穿的不过是粗布衣，吃的不过是粗茶淡饭。而国家的经费却要全部由他们负担！所以我特意让你们知道，以后凡是吃穿住用，一定要想到农民生活的艰辛，要尽可能地使百姓免于饥寒。如果不顾一切，只知横征暴敛，老百姓就没有活路了！”
朱元璋不喜欢喝酒，因此他曾多次发布限制酿酒的命令。他不爱奢华，讲究实际。他命令太监在皇宫墙边种菜，不要建造楼台亭阁。为了让儿子们得到锻炼，他命令太监织造麻鞋、竹签自用。在朱元璋的影响下，后宫中的嫔妃也十分注意节俭。她们从不追求打扮，穿的衣裳也是洗过很多次的旧衣服。
由于朱元璋提倡节俭，反对奢侈，再加上政治、军事等方面一系列有效措施的实施，使得大明王朝日益巩固，社会经济得到了迅速恢复和发展。
5.贪我六两，枭首剥皮
在持家理财方面，朱元璋严惩贪官污吏，是历代帝王中最精打细算的一位。这对巩固和加强朱氏家族的统治是非常有利的。
贪污腐败是历朝历代都存在的顽疾，它危害着皇帝的宝座和国家的安危。按现代的观点来说，贪官贪污的钱款不管是国家的还是接受个人所得的贿款，最终损害的都是人民的利益。而在封建社会，贪污损害的可是皇家的利益。在那个时代，国家的钱对皇帝来说，就是自己的钱。谁也不愿意别人拿走自己的钱，因此历朝历代都在反贪腐。朱元璋是由贫民走上皇帝宝座的，底层生活的痛苦经历让他刻骨铭心。因此，坐上皇位的朱元璋采取了中国历史上最严厉的措施来惩贪。
朱元璋制定的《大明律》，对官吏的贪污腐败处罚极其严厉。犯有贪赃罪的官吏，一经查清，一律发配到北方荒漠中充军。官员若贪污赃银六两以上，就会被处枭首示众、剥皮实草之刑。朱元璋命在各府州县衙门左侧设皮场庙，就是剥皮的刑场，贪官被押到这里，砍下头颅，挂到竿子上示众，再剥下人皮，塞上稻草，摆到衙门公堂旁边，用以警告继任的官员。
朱元璋对自己制定的法律带头实行，而且执法相当严厉，这在中国古代封建皇帝中是少有的。
明初，朱元璋在边境地区实行茶马贸易，用内地的茶叶换取边地马匹。为了保证这一贸易的正常进行，他下令兵部严禁私贩茶叶。可是私贩茶叶到边境的事情还是屡禁不止。于是他不得不重申禁约，颁发到四川、陕西官府和卫所，严禁私贩。在这种情况下，驸马欧阳伦仍派家人周保去边境贩茶，从中牟取暴利。周保等人所到之处，横行霸道，骚扰严重。陕西布政使司官员不敢惹驸马家人，只得俯首听命，为他们征派民车数十辆。经过兰县（今甘肃兰州）河桥巡检司时，周保等人对小小的巡检司官吏更是蛮横，稍不如意，便拳打脚踢，百般侮辱。小吏忍无可忍，愤而上告。朱元璋得知此事后，勃然大怒。他不但处死了周保等人和布政司官员，而且把驸马欧阳伦也一并赐死，并嘉奖了河桥巡检司小吏。欧阳伦是安庆公主的丈夫，而安庆公主是马皇后亲生，因此很受朱元璋的宠爱。欧阳伦做了十几年驸马，但他触犯了朱元璋的法令，朱元璋为了维护法纪，整肃吏治，宁可让自己钟爱的女儿做寡妇，也不肯曲法赦免欧阳伦。为了朱家王朝的长治久安，朱元璋惩治贪官污吏的决心，是任何人都不可动摇的。
朱元璋对贪污之官，宁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他规定，凡有贪污案件，都要层层追查，顺藤摸瓜，直到全部弄清案情，将贪污分子一网打尽为止。比如，六部之中有人贪污受贿，则必深究赃款自何而来。如果是布政司行贿于六部，则拘布政司来，审问这些赃款从何得来。如果他说是从知府那里得来，则拘知府至，问赃何来，必指于州。州亦拘至，必指于县。县亦拘至，必指于民。至此之际，害民之奸，岂可隐乎？
洪武十八年（1385年），御史余敏等告发北京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的官吏赵全德等人，伙同户部侍郎郭桓等人贪污舞弊，吞盗官粮。朱元璋抓住线索，命令司法部门依法严加追查。这个案子后来又诛连到礼部尚书赵瑁、刑部尚书王惠迪、兵部侍郎王杰、工部侍郎麦志德等高级官员和许多布政使司的官员。贪污盗窃的钱折成粮食达二十四万多石。案件查清后，朱元璋下令将赵瑁、王惠迪等人弃尸街头；郭桓等六部侍郎及各地方布政使司以下的官员有上万人被处死；有牵连的官吏几万人被逮捕入狱，严加治罪。各地卷入这个案件的下级官吏、富豪，被抄家处死的不计其数。
此案令核赃株连之人遍天下，中产以上民家被抄杀者不计其数。郭桓案，“自六部左右侍郎下皆死，赃七百万，株连直省诸官吏，系死者数万人。核赃所寄遍天下，民中人之家大抵皆破”。
由于诛戮过甚，两浙、江西、两广和福建的行政官吏，从洪武元年（1368年）到十九年（1386年）竟没有一个做到任期满的，往往未及终考便被贬黜或杀头。用朱元璋自己的话说：“自开国以来，两浙、江西、两广和福建设所有司官，未尝任满一人。”
郭桓案发生后他更加强了在治贪方面的手段，制定了严厉惩治经济犯罪的法令，在全国财政管理上实行了一些有效的措施。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把记账的汉字“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改为“壹、贰、叁、肆、伍、陆、柒、捌、玖、拾、陌、阡”等。后又把“陌、阡”改写成“佰、仟”。汉字数字大写，在技术层面上确是重要的举措，堵住了账册上的一个漏洞，所以一直沿用到现在。
崛起于社会最底层的朱元璋，从自身的经历中深刻认识到，仅仅依靠官僚系统的内部监控，是无法澄清吏治的，因而便想借助民众的力量，完善对地方官吏的监督机制。在《御制大诰》中有一条“民陈有司贤否”，规定：“自布政司至于府、州、县官吏，如果不是尊奉朝廷号令，私自巧立名目，害民取财，允许境内的耆宿老人，以及各处乡村市井的士人君子等，连名赴京奏状。状中要详细写明有关官吏的过失恶行，事实明确，朝廷将据以定罪，更派贤良官吏以抚育百姓。如果所在布政司及府、州、县官吏，有清正廉洁、抚民有方、使百姓生活安定者，上述人等也可连名赴京奏状，使朕知道当地官吏的贤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