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朱家王朝的缔造者 太祖朱元璋(6)
然而，蓝玉自恃有功，骄横不自检束。打败元主脱古思帖木儿后，他不仅私占掠获的大量珍宝、驼马，还将元妃占为己有。朱元璋闻此大怒，说：“玉无礼如此，岂大将军所为哉！”蓝玉班师至喜峰关，因已入夜，守关人未及时纳入，蓝玉怒而纵兵破关而入，朱元璋知道后很不高兴。蓝玉领兵在外，经常擅自升降将校，进止自专，诏令有所不从，甚至违诏出师。在朱元璋面前，有时也是举止不恭，语言傲慢，失君臣礼。更严重的是，蓝玉蓄庄奴、假子数千人，横行霸道，胡作非为；他还强占民田，鱼肉百姓。百姓上告，御史官举劾，他竟将御史打了逐出。
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锦衣卫官员告蓝玉同景川侯曹震等谋反，蓝玉被杀，株连三族，坐党论死者一万五千人，史称“蓝狱”，是继胡惟庸案后的又一次大案，连称“胡蓝之狱”。
如此众多手握重兵的高级将领，为什么会毫无反抗地束手就擒呢？显然，他们没有任何要同朝廷作对的准备。也就是说，他们并没有反谋。这也是一个冤案。那么朱元璋为何要杀了蓝玉？这其中一个重要的导火线就是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年仅三十九岁的太子朱标死了。按嫡长子继承制，皇位只能由皇太子的长子接任，而朱标的长子早已夭折，这时排行老大的朱允炆才十五岁。朱元璋诛杀权臣，就是想要为子孙铲除后患。
有一则记载说，当初马皇后去世以后，朱元璋一直处于郁郁不乐的状态，戮杀大臣的行为也更加恣意妄为。有一次，太子朱标进谏说：“陛下您杀大臣杀得太多，恐怕会伤了君臣间的和气。”朱元璋听了以后不说话，沉默了很久。第二天，朱元璋把太子叫来，将一根荆棘扔在地上，命令太子去捡起来。面对长满刺的棘杖，太子觉得很为难。朱元璋说：“这根荆棘你拿不起来，我替你将刺磨干净了，难道不好吗？现在我所杀的人，都是将来可能威胁到你皇位的人，我把他们除了，是在为你造莫大的福啊！”太子跪下来给朱元璋磕头，但心里却不同意朱元璋的观点，低头说：“上有尧舜之君，下有尧舜之民。”他这是什么意思呢？他是说，父亲您似乎不是尧舜那样的明君，否则哪来那么多乱臣贼子？你想，朱元璋听了这话能不生气吗？老皇帝气得搬起椅子就扔了过去，要砸太子，太子吓得赶忙逃走。
铲除权臣如同除掉荆杖上的棘刺，是为了便于掌握。虽然老将都已经被杀光了，但新起的蓝玉等人能征善战，强悍桀骜，让人很不放心。因此，为了孙子朱允炆，为了防备不测，对蓝玉这样的强臣，反也得杀，不反也得杀。然而，令朱元璋没有想到的是，这却导致到了靖难之役时，南京朝廷竟无将可派，可以说，朱元璋的分封外藩和大杀功臣直接导致了靖难之役中建文帝的失败。
9.特务统治，监视天下
为了巩固朱氏家族的统治，朱元璋居然用特务来监视天下，这是以往任何一位皇帝所不能比的。
朱元璋生性多疑，为了加强对大臣的监视，防止他们在背后捣鬼，开始时，他派遣一些检校、佥事等人暗中侦查大臣的举动。
检校即特务。顾名思义，特务仅仅是一个职务名称，在当时，它并没有形成正式的组织机构，这或许是因检校任务特殊，属地下工作者、隐蔽战线，不便于公开的缘故。检校的职责是：“专主察听在京大小衙门官吏不公不法，及风闻之事，无不奏闻。”他们的任务虽然单一，但却特别重要，因为告发他人的隐私勾当于朱元璋，是不需要层层上报的，所以检校们是可以直接面见皇帝本人的，且不受时间和地点限制。这一点，连当时的高官显贵都望尘莫及。
洪武一朝，最著名的检校头子有高见贤、夏煜、杨宪等人，他们专“以伺察搏击为事”，即以特务工作为生。这几个人得势后，连朱元璋最亲信的李善长等人也怕他们，日夜提心吊胆。
检校们可谓无处不在，无孔不入。有女僧引诱华高、胡大海妻敬奉西僧，行“金天教”法，朱元璋知道后下令把两家妇人连同女僧一起丢在水里。钱宰被征编《孟子节文》罢朝吟诗：“四鼓冬冬起着衣，午门朝见尚嫌迟，何时得遂田园乐，睡到人间饭熟时。”第二天，朱元璋对他说：“昨天作的好诗，不过我并没有‘嫌’啊，改作‘忧’字如何？”钱宰吓得出了一身汗，磕头谢罪。但朱元璋没有放过他，还是遣送他回老家了，说：“朕今放汝去，好放心熟睡矣。”宋濂是个正直的知识分子，做人本分，性格诚谨，在官场上混了这么多年，从未“当奸人过”，即从没害过任何一个人，但他照样被监视了。有一天，他在家中请人喝酒，翌日，按惯例早朝，朱元璋严肃地问宋濂：“你昨天是不是在与人饮酒，那么客人是谁，吃的又是什么菜呢？”宋濂吃了一惊，如实做了回答。朱元璋笑笑说：“是这样的，你并没有骗我。”
在当时，检校中集聚了各种各样的优秀人才，其中就有画家。朱元璋曾在宋讷家安插了一个检校画家。一日，宋讷独坐生气，面有怒容。朝见时，朱元璋问他昨天为什么生气，宋讷大吃一惊，不得不如实说：“手下的奴才不小心把茶器打碎了，我愧失教，因此而生气。敢问陛下从何而知之？”朱元璋没说什么，只把那个检校画家画的画展现在宋讷面前，宋讷一看，这才明白。
即使退了休而没有公务的人，朱元璋也要监督他们。吴琳原先是个高级检校，曾身居“浙江按察司佥事”高职，他一直在朱元璋身边工作，负责他的衣食起居，可谓亲信中的亲信；后来擢升为兵部尚书。洪武六年，兵部改为吏部，吴琳又转为吏部尚书。吴琳告老回黄岗，朱元璋派人去察听，远远见一农人坐小杌上，起来插秧，样子很端谨。使者前问：“此地有吴尚书这人不？”农人叉手回答：“我便是。”使者复命，朱元璋听了以后，大加赞许。
曾经从敌方叛变过来的高级将领，尽管对朱元璋一向忠心耿耿，但还是受到经他授意的检校们的重点监督。他这样说：“昔日，他们能投到我这边来，现在，或者以后，他们也能投到别人那边去。对这种人，我总是不放心的。”对降臣罗复仁就是如此。罗复仁曾经是陈友谅的编修，为人厚道，为政清廉，学问深奥，是陈友谅十分器重的人物，但是他觉得跟着陈没有发展前途，遂就“遁去，谒太祖于九江，从战鄱阳湖、围武昌，均立下了功劳；被授予中书谘议”。洪武三年（1370年），官拜弘文馆学士。应该说，他对朱元璋是没有二心的。在战争年代和建国初期，朱元璋对他没有防备之心，而是信任他的，一见面就称他“老实罗”。但就是这样一个“老实罗”，后来也受到检校的监督。
虽然检校们的权力很大，上可以监视大臣中书，下可以监视平民百姓，但他们并没有扣押和处决犯人的权力。胡惟庸案发生后，由于检校只能执行察听、侦伺工作，而无扣押处决犯人之权，因而不能适应新形势下大举镇压的需要。于是洪武十五年（1382年），朱元璋下令设立了锦衣卫。
在明代，实行的兵制是卫所制，但还设有一个鲜为人知的“上十二卫”。这个上十二卫，便是皇帝的私人卫队。锦衣卫就是上十二卫中的一个卫。较其他卫而言，锦衣卫更贴近皇帝本人，换句话说，锦衣卫就是皇帝的贴身卫队，负有护驾之重任。凡盗贼奸宄要秘密缉访，街涂沟洫要经常注视，是一个组织完备的军事特务机构，和皇朝的府、部、院都没有隶属关系，由皇帝直接指挥，只对皇帝负责。
锦衣卫设有监狱，称之为锦衣狱，属锦衣卫下边的北镇抚司管辖。狱内刑罚不仅残酷，而且名目繁多。一个人若不幸踏进锦衣狱，那么便“五毒备尝，肢体不全。其刑最残酷者，名曰琶，每使用，使人百骨尽脱，汗下如水，死而复生，如是者二三次。荼酷之下，何狱不成。”一个犯人如果被送进锦衣狱，那就等于被送到了地狱，再也没有生还的可能。
洪武二十年（1387年），朱元璋认为锦衣卫的诏狱用刑过于残忍。同时，镇压臣民不轨妖言的任务也基本完成，于是下令焚毁锦衣卫刑具，把犯人移交刑部审理。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胡惟庸和蓝玉案全部结束，朱元璋再次申明此禁，诏令京师外罪囚，不得交锦衣卫，无论罪恶轻重，全都经三法司。但是这条法令并没有维持多久，明成祖即位后，又重新利用锦衣卫来镇压建文帝的臣下，恢复了诏狱。以后历代皇帝都倚仗锦衣卫做耳目爪牙，锦衣卫的职权日益扩大，人员日益众多，最终造成残酷的恐怖气氛，一直延续到明亡。
明代对官员的服装进行改进，其中最具特色的是对官员服装用“补子”制度来表示品极，而有“补子”的服装便被称为“补服”。
“补子”是一块约40～50平方厘米的绸料，织绣上不同纹样，再缝缀到官服上，胸背各一。“补子”图案一般文官用禽鸟纹，武官用走兽纹，各分九等，容易识别。明朝实行官员服装“补服”制，从而使官员之间等级明显，利于管理。
朱元璋设置锦衣卫的更深一层的原因是担心自己死后，下一代皇帝驾驭不了文武功臣，所以他几兴大狱，假借了若干由头，连杀带整，把辅佐他打天下的文武功臣差不多灭了个干干净净。这类案子，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如果交给朝官们按法办理，就有可能旷日持久，甚至定不了案。所以就把这些案子作为诏狱交给锦衣卫办理，可以迅速实现自己的目的。
10.寰中士夫不为君用，必严惩
一个人说话声音高，并不代表他在口吐真理。同样道理，朱元璋利用“文字狱”大肆屠杀文人，并不就能说明他统治有方。相反，却可能说明他统治无能。朱元璋这样疯狂地屠杀文人，对朱氏家族的统治所产生的危害也是不言而喻的。
朱元璋残暴阴刻，自负偏狭，猜忌疑心，自然对那些有思想、有才能的知识分子，更要视作心腹之患了。虽然他与元军、与其他起义军作战打天下的时候，很注意延揽士人，以为己用。譬如刘基、宋濂、高升、唐仲实等。而且，在建国以后，朱元璋还三令五申：“国家用人，唯才是举。如果是贤能之人，虽疏远也要加以任用；如果是不肖之人，虽亲近也要加以摒弃。”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朱元璋起用了大批有才能的故元官吏以及长期与他对立的陈友谅、张士城、方国珍、陈支定等人的部属。
朱元璋还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大力招募人才，他诏谕全国官民，以前隐居山林，或者被压在底层不为朝廷所知的贤才，现在都应举荐过来。朱元璋害怕下级的地方官员不把这个诏谕看在眼里，又专门下了一道圣谕，令各地的官员加紧寻访，不得有惫懒之心。即使科举制度实行之后，朱元璋也未放松举荐制。可如果据此以为朱元璋是一位爱才如命的皇帝，那就大错特错了。
国家唯才是举，大力招募人才，丞相李善长曾为朱元璋的旨意欢欣鼓舞，而胡惟庸却说朱元璋此举就像是小孩子冬天下雪的时候用箩筐逮麻雀的游戏。朱元璋就是小孩子。朱元璋叫天下文人出来做官就是小孩子往箩筐里面撒谷粒，而天下的文人就是那些钻进箩筐里面吃谷粒的麻雀。
当初朱元璋逼迫文人出来做官的时候，可谓是取之尽锱铢，惟恐漏掉一个；后来，朱元璋大肆捕杀文人，又可谓是弃之如泥沙，毫无半点怜惜之心。如此看来，他岂不是同天下的文人玩了一回用箩筐逮麻雀的把戏？
朱元璋对文人采取的对策是亲手炮制的耸人听闻的“文字狱”，而且他的文字狱针对的是天下所有人。
浙江府学教授林元亮替海门卫作谢增俸表，上有“作则垂宪”一句话；北平府学训导赵伯宁为都司作贺万寿表，上有“垂子孙而作则”一句话；福州府学训导林伯璩为按察使作贺冬表，上有“仪则天下”几个字；桂林府学训导蒋质为布政使按察使作正旦贺表，上有“建中作则”几个字；常州学正孟清为本府作贺冬表，上有“圣德作则”几个字。朱元璋把上面所有的“则”字都念成“贼”，认定那些文人都在骂他曾做过“红贼”（指红巾军），于是派锦衣卫砍了他们的头。常州府学训导蒋镇，为本府作工旦贺表，表中有“睿性生知”四个字。朱元璋硬是把“生”字读成了“僧”，认为蒋镇在讽刺他曾经做过和尚。蒋镇就这么送了命。怀庆府学训导吕睿为本府作谢赐马表，上有“遥瞻帝扉”几个字。朱元璋却把“帝扉”读作“帝非”，认为吕睿在诽谤他。吕睿自然就此见了阎王。
朱元璋利用文字狱，把天下的文人几乎都杀光了。就连“吴中四杰”之一的高启，也是被他腰斩的。
朱元璋的文字狱，使朝中人“惶惶不可终日”，连丞相李善长也因此而病倒了。丞相卧病不起，自然不是一件小事情。像周德兴、廖永忠等一批开国功臣，包括朝廷上下大大小小的官员，都纷纷前往相府探视。朱元璋得知此事后，也带着太子朱标等人亲往李善长病榻边，嘘寒问暖，还谕令太医房的太医要想尽一切办法尽快地治好李善长的病。用朱元璋的话说就是：“大明王朝一天也离不开李丞相！”
朱元璋真不知道李善长因何染病？不说别的，仅用“兔死狐悲”一词就可以解释李善长的病因，被那么多文人的鲜血包围着、窒息着，李善长要是不生病那才叫怪呢。但李善长又不能对朱元璋实话实说，只能这样说：“微臣年纪大了，偶感风寒，便可铸成一场大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