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朱家王朝的缔造者 太祖朱元璋(7)
朱元璋心里清楚，完全是自己心狠手辣的行为使得丞相生病的。朱元璋的确是个心狠手辣之人，他对人完全是一种利用，用完之后便“藏弓烹狗”。
在朱元璋看来，只要觉得对朱氏王朝统治有害的，一定要千方百计地除掉，就是对自己功劳再大的人也不放过。李善长可谓他当年一个很得力的助手，但他后来还是撤掉了他的相权。就连朱元璋最得力的谋士刘基，也深知朱元璋会这样做，早就辞官告老还乡了，他的结局是回乡暴死。就连太子的老师宋濂最后也被流放到边远地区了。
朱元璋这样对待文人，最直接的后果就是，明代的文人无耻者、贪生怕死者多于以前任何一个朝代，而整个大明，提倡理学不遗余力，读书人从小接受的是做忠臣孝子的名教教育。在旌表贞烈之士上，明代的皇帝花的功夫最多。可是他们培养不出文天祥和陆秀夫，倒是培养了许多洪承畴和钱谦益。
明代的教育为什么会如此失败？关键是统治者没有尊重文人，他们没有真正把文人当成有独立意识的人来对待，而是当成奴才来处置。明廷所要培养读书人的忠，乃是忠于一家一姓、带有奴性的忠，而非爱社稷、护百姓的大忠。可以说，从开国皇帝朱元璋开始，除了其间有孝文帝、仁宗、宣宗几个对文人不错的皇帝外，大多数皇帝和文人的关系都是非常紧张的。朱元璋几乎是有意识地、有计划地改造文人，让文人的自尊扫地，气节不存。他动不动就杖打大臣的屁股，他赋予太学以下各类官学的管理人员有任意侮辱读书人人格的权力。到了他儿子朱棣这一代，更是变本加厉，灭忠于建文帝的方孝孺十族。方孝孺的灭族实则向天下的知识层昭示出这样一个道理：不要忠于道统和原则，而是要忠于最终的胜利者。这样有计划地“杀儒”又“辱儒”的王朝，哪怕把理学的地位抬得再高，让读书人念再多的孔孟圣贤之说，也只能培养出一大批善于讲假话、作秀的文人。一个封建朝代到了知识层无耻的地步，那就不能挽救了，最后只能是“桃花扇底送南朝”，读书人的气节还不如妓女。
朱元璋深知文人们掌握着思想文化这柄利器，如果他们倒戈相向，就会给整个社会带来巨大影响，从而威胁到朱家王朝的统治。朱元璋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不惜大兴“文字狱”，大杀文人，奴化文人的思想，以堵上文人的嘴，以致对明朝整个文化的发展造成了严重的摧残，让人扼腕叹息。
11.设规矩，防宦官外戚
在限制宦官、外戚、女宠的活动方面，朱元璋是历代帝王中最成功的一个。在朱元璋执政期间，宦官和外戚都没有形成气候，更没有形成专权的局面。
朱元璋善于总结历代兴亡的经验教训，他深知宦官和外戚对于政治的祸害，认为汉唐的祸乱都是宦官外戚作的孽。皇帝大权旁落，任人宰割，政治黑暗，生灵涂炭，这一幕幕血的教训，使这位来自民间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斗登上皇帝宝座的皇帝不能不感到震惊。朱元璋认定，治国应先治家，他清楚记得儒士范祖干当初投奔他时讲过的一段话：“帝王之道，从修身齐家开始，才能治国平天下。”欲使朱氏王朝万世不变，首要是把宦官、女宠、外戚问题解决好。
宦官这种人在宫廷里是少不了的，但只能做奴隶使唤，洒扫奔走，人数不可过多，也不可用作心腹耳目。做心腹，心腹病；做耳目，耳目坏。驾驭的办法，要使之守法，守法就做不了坏事；不要让他们有功劳，一有功劳就难于管束了。为了防止宦官参政并进而形成专权，朱元璋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对他们加以限制。
首先，朱元璋对宦官的人数及品级进行了严格的规定。根据记载，吴元年（1367年）朱元璋就设置了内使监，品级为正四品，并设有监令、监丞、奉御内使等宦官。后改为御用监，官品定为正三品，但与汉唐相比却低多了。洪武二年（1369年），朱元璋命吏部制定内侍官制时说：古代宦官（指“周礼”记载）不到百人，而后代宦官竟然多达数千，成为大祸患。故吏部最初确定的宦官人数一百八十二人。当时规定：内使监奉御六十人，尚宝一人，尚冠七人，尚衣十人，尚佩九人，尚履八人，尚药七人等。虽然到了后来，内侍诸司的机构有了更改和增置，但在人数上控制得相当严，即便略有增加，数量也不多。
其次，朱元璋从不给宦官立功的机会。他规定：宦官专掌内职，不许兼外朝文武官衔，不得穿戴外朝官员的冠服。
朱元璋之所以要这样做，是因为他始终认为，宦官中好人不多，这些小人有功就会骄恣，要让他们懂得法令的威严，用法来约制他们，防止他们干预政权。他立下规矩，凡是内臣（宦官）都不许读书识字。又铸铁牌立在宫门，上面刻着：“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犯者斩。”还规定，做内廷官品级不许过四品，每月领一石米，穿衣吃饭公家管，并且外朝各衙门不许和内官监有公文往来。这几条规定条条针对着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弊端，使宦官名副其实地做宫廷的仆役。
他又制定了宦官禁令，规定：凡宦官在宫内相互谩骂、斗殴，不服管教，视其情节严重程度，分别处以杖六十、杖七十、杖八十、杖一百等刑罚。对心怀恶逆、出言不逊的，凌迟处死。同时还规定：知情不报者同罪。朱元璋始终对宦官存有戒心，他曾说：“宦官这种人，早晚都在皇帝身边，在人君出入起居的时候，利用小忠小信骗取皇帝的信任。时间一长，必假借威福以窃权，并干预朝政。久而久之，其势力就不可抑制了。”
朱元璋对宦官的制约是非常严格而且行之有效的。在洪武一朝三十多年中，宦官小心守法，宫廷和外朝隔绝，和过去的历史朝代相比，算是家法最严的了。但是朱元璋有时也打破自己订立的这些规矩。早在明王朝创立之前，他就时常派遣内使到军中传达命令，而且还派内官去犒赏军旅，访察下情等。洪武年间，他还派遣宦官参与核查私课，去西北交易马匹以及出使真腊等国。到他晚年时，宦官建制已达到十二监、七局、二司共二十一衙门的规模，内官对外官的监督体制也基本确立。从这一意义上讲，朱元璋为明王朝形成宦官专权局面埋下了隐患。
为杜绝女宠之祸，朱元璋决心“严宫闱之禁”，并以汉唐为鉴，严立家法，杜绝皇后、皇太后参政干政的弊端。为此，他于洪武元年三月，特命翰林儒臣纂修《女诫》，他告谕朱升等人说：“皇后虽贵为天下之母，但不可参预政事。至于妃嫔，不过是供奉服侍圣驾之人，如果过分宠爱，就会骄恣违法，上下失序。朕观察历代，政由内出，很少有不成为祸乱的。”朱元璋还认为：“只有圣明的君主才能够防患于未然，其他的没有不被女色诱惑的，你们要为我纂述《女诫》，收集古代贤德妇女和后妃的故事来教育后宫的妃嫔，让后代子孙均有所遵循。”
《女诫》规定：皇后只管宫中妃嫔之事，其他宫门以外的事一律不得参与，后宫嫔妃以下女使的一切费用，都要报给尚官监，由尚官监的内使核实后再支取，如有违令者处死；宫人不准与外官私通书信，违者处死；宫人如有病，讲明病状，依病情给药；外朝大臣的妇人只有初一、十五才能入宫朝见皇后，其他时间，没有特殊缘由，不许入宫。另外规定：皇帝、亲王的后妃、宫嫔，一律从良家女子中择聘，决不允许接受大臣们私自进献的女子。朱元璋还命工部造铁制红牌，上面用金字镌刻后宫妃嫔们应遵守的戒律，挂在后宫中，以示警戒。
对外戚，朱元璋听从了马皇后的意见，对他们严加防范。外戚主要是指皇帝的母族和妻族的亲戚。这些人利用与皇帝的亲情关系，把持和干预朝政，造成混乱。明代以前，这种情况出现得很多。由于马皇后与明太祖是对患难与共的恩爱夫妻，感情十分笃厚，朱元璋意欲对马皇后的亲族授以官职，但马皇后执意不肯。她说：“国家官爵，当授予贤能之士，妾家的亲属，未必有可用之才。听说前代外戚之家，多有因骄淫奢纵，不守法度而致败亡的，陛下想加恩妾家的亲属，就多赏赐一些金钱财物，让他们享用一生好了。如果果然贤明，自当任用；如果是庸下非才而给官做，他们必然恃宠致败，这绝不是我愿见到的事。”朱元璋就依言赐给马皇后的亲族金帛，让他们置房买地，享受荣华富贵。他们也从未掌权预政。后来朱元璋放宽了政策，规定外戚可以封为公、侯，但不发给铁券，也不允许干政。因此，洪武年间，外戚没有形成气候，更没有形成擅权的局面，有利于明初政局的稳定和社会经济的发展。
从以上朱元璋防止宦官、女宠、外戚干政的措施和表现看来，朱元璋是个懂得以史为鉴的人。历史上，很多帝王都曾为将大权集于一身而实施过种种手段，他们将自己封闭在深宫内，只通过贴身的人了解政事，其结果是大权虽未被臣子们分割，却被这些贴身的人掌握，于是造成了另外一种形式的大权旁落。朱元璋为了防止这种局面的发生，严格限制宦官、女宠、外戚的活动，很好地解决了“治国先治家”的问题。然而，他的子孙们却不顾他的命令，终明一朝，宦官乱政层出不穷，不知朱元璋在地下看见自己的子孙如此不听话，该作何感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