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研究任务——日本(3)

每个民族有关自己思想和行为的解释是不能完全指望的。各个民族的作家都在竭力地叙述他们自己的民族，可是要从其作品里了解民族特性也没有那么简单。任何一个民族的人们在对生活进行观察时所使用的镜片都跟其他民族不同，人们在对事物进行观察时，也很少能感觉到自己是戴着眼镜片观察外界的。任何一个民族都会把这一切看作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任何一个民族所适应的焦距、视点，对于该民族而言，仿佛都是上帝给布置的场景。我们从来不奢望戴眼镜的人能搞清楚镜片的度数，我们更不能奢望各民族会去解析他们自己对这个世界的观点。假如我们想弄清镜片的度数时，我们就需要培养一名眼科大夫。毋庸置疑，总有一天，我们也会认同，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工作就是充当当代世界各个民族的“眼科大夫”。

要想做好这份工作，必须同时具有某种强硬的心肠和宽容的态度。不过，某些善良的人们有时会去谴责那些强硬心肠，这部分鼓吹“世界大同”的人们坚定地相信并且努力向世界各地的人们宣传这种信念——也就是所谓的“东方”和“西方”，黑人和白人，基督教徒和伊斯兰教徒——他们的种种不同都是外在的，只要是人，思想都有共同点。这样的观点在一些时候被称作“四海之内皆兄弟”。然而，我却想不通，为什么人们会相信“四海之内皆兄弟”，难道就不可以说日本人有属于日本人自己的生活习惯，而美国人有美国人的生活习惯吗？由此来看，那些软心肠的先生们有时好像觉得，世界上所有的民族都是经过同一张胶片印刷出来的，否则的话，国际亲善主义就没有办法建立。但若强迫我们接受这种单一性，以此作为对其他民族尊重的前提，就好像强迫自己的妻儿要跟自己一样，这样就太不正常了。硬心肠的人则觉得差别理应存在。他们尊重事实，他们的理想是建立一个能包容所有差别的安全世界。美国完全可以是地道的美利坚但是不会危及世界和平，法国、日本也是一样的。试图以外部压力来抑制此种有关人生价值的想法无疑是荒谬的，因为这类研究者连他们自己都不相信文化差异就是悬在人类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3]。软心肠的人也不用担心选择这种立场就会让世界僵化，永远固定不变。鼓励文化上的差异，并不代表着让世界充满冲突，从此停滞不前。英国在伊丽莎白时代之后出现安妮女王时代及维多利亚时代，但其并未因此失去英国的特性和色彩。相反，正是因为差异和不同，才使英国人永远是英国人，他们可以接受不同的时代，接受不同的准则和民族理念的存在。

对民族差异性进行全方位的研究，不仅需要有某种硬心肠，还需要有一定的包容度。人们只有自身拥有坚定的信念，才会具有非比寻常的包容。只有这个时候，宗教的比较研究才会进步。他们可能是耶稣教徒或阿拉伯学者，或是不信奉教会的人，但绝对不会是偏执者。文化的比较研究也是如此，倘若人们还在小心谨慎地保护自己的生活习惯，并且把自己的生活习惯当成是这个世界上仅存的解决方法，文化的比较研究便不会得到进步。这样的人肯定无法明白，获取其他民族生活习惯的知识会同时增添对自身文化的喜爱。只不过他们把自己放在快乐和充实的感受之外，他们是这样的故步自封，以致必须要求其他民族使用他们的非常方式，没有选择余地。很多美国人就有这样的问题，他们希望所有民族都接受我们喜爱的理念，然而，别的民族很难适应我们要求的生活方式，就好像我们没办法学习使用十二进位制来替代十进位制进行计算，或者没办法学会像东非某些土著人一样用金鸡独立来作为休息的方式一样。

所以，这本书乃是一本叙述日本习俗（预期和公认）的书，它将描述日本人对自己有什么样的要求。譬如，他们在什么情况下期望得到赞赏，在什么情况下不期望；面对何种状况会觉得羞愧，什么时候会觉得不自在，以及他们对自己有哪些原则、要求等。这本书所叙述的事情，如果说最完美的根据，或许就是平日里街头巷尾的各色各样的清谈者了。但这并不代表这些人都曾经处于书中谈到的每一种非比寻常的情景，而是说这部分人都会坦诚地道出在某种情景下他们会怎么做。我们之所以这样展开研究，其目的是要刻画出他们的思想、行动背后的态度。或许我们无法做到这一点，但这就是本书所要达到的目标。

在此项研究中，研究者不久就会看到，添加再多的调研资料，也不能带来更多的真实性。例如，一个人在什么时候对谁行礼，就不需要对所有日本人进行研究，因为如此普遍的惯性行为，随便找一个日本人都能说清楚，只需要多几个确证一下就可以了，没必要从数以百计的日本人身上得到一样的结论。

科研者们如果想弄清楚日本生活方式是以哪些观点为基础形成的，那么该项工作难度将远远大于统计证实。人们迫切需要了解的是，这些平常的言行和判断是怎样形成日本人观察存在事物的镜片的。他们一定要描述日本人的观念是怎样改变他们观察人生的焦距和观点，科研者还必须尽力让那些用没有相同之处的焦距来观测人生的美国人也可以听得懂。在这样的解析工作里，最具有权威性的法庭并非一定就是“田中先生”，即日本人的平民，因为“田中先生”并不能清楚地表达自己的观点。更何况在他眼里，为美国人做出解释，似乎没有什么必要。

美国人在有关社会的研究中，很少把精力放在研究文明民族文化建立所需要的各种前提条件上。很多研究者都觉得这些前提条件是不言而喻、无须解说的。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都把所有的精力放在意见和行为的“分布”上，他们最得心应手的方法是统计法。他们对很多调查资料、问题答卷、交谈者的言语、心理学的测验等进行分析统计，期望从里面寻找到某些因素的单独性或相互之间的关联性。在有关舆论调查的区域里，可以在全国范围内使用科学方法筛选的有效的抽样调查技术，这种调查方法在美国已非常完善。使用这种方法，就可以很轻松地了解到对某一职位候选人或一项政策各自拥有多少推崇者和反对者。推崇者或反对者又可以根据乡村或城市、低收入或高阶层、共和党或民主党等因素来进行划分。在一个使用普遍选举，并且由民众的代表起草确立法律的国度里，如此的调查结果有着非常重要的实践意义。

美国人能使用投票方法获取美国民众的意见，并且对调查的结果非常了解。可是他们之所以能如此做，存在一个非常明显但又没有人提起的先决条件，那就是他们对美国的生活习惯都非常熟悉并且认为它是必然存在的、理所应当的。舆论调查得到的结果不过是增加和证实一些我们已知的事情罢了。想要对另一个国家作出了解，就必须先对那个国家的风俗习俗和民众观念进行全面的、大量的研究，此后投票调查的方式才会有用。通过小心谨慎的抽样调查，可以了解到各有多少人在支持政府和反对政府。反过来，倘若在事先没有弄清他们对国家持有怎样的观念就着手进行抽样调查，又能带给我们什么呢？必须了解了他们持有的国家观之后，我们才能弄明白不同的派别在街头或是国会中争论的到底是些什么。一个民族对待政府的态度，要比代表各个政党势力的数据拥有更大众、更永久的重要性。在美国，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都不约而同地认为政府是一种无法摆脱的祸根，它严格约束人身自由。在一个美国人看来，也许战争年代是个特例，其他时候政府官员并不比在民间事业中担任职务的人社会地位更高。这样的国家观与日本人的天差地别，甚至跟欧洲的很多国家也有非常大的差别。所以，首先需要我们了解的，正是他们这些类似的看法。他们的这些观点在民风习俗，对成功者的谈论及有关他们民族的历史神话、民族节日的祝词中都有体现。依据这一部分的间接表现也能进行研究，但一定要进行全面的研究。

就像我们在对待选举时要统计赞成票和反对票各占多少一样，我们对一个民族在日常生活中慢慢堆砌成的基本观点及他们能接受的解决方式，也必须认真对待，加以详细研究。日本恰好是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基本观念非常值得我们展开研究。我清楚地看到，如果我们搞明白西方人的价值观与他们的人生观不相吻合，学会了一部分他们经常使用的范畴和术语，那么在西方人眼中常常看到的日本人举止中的很多矛盾就不再是矛盾了。笔者慢慢明白，为什么对一些迅速变化的行为，日本人却觉得是完整连贯的整体中的一部分。笔者可以尝试着解说原因了。在笔者和日本人共同工作时就察觉，他们起初用的一些奇怪的语句和概念忽然转变成包含重大含义并满是岁月累积的感情，跟西方人眼中的道德观、是非观有着本质的不同。然而他们的体系却是独一无二的，既非佛教的，也不属于儒教的，而是日本式的——包含日本的优点和缺点。

注释：

[1]这里前后的“人类学家”“文化人类学家”都指作者自己。——译者

[2]今泰国。——译者

[3]达摩克利斯剑（Damocles Sword），源自希腊传说。达摩克利斯是叙拉古僭主狄奥尼修斯一世（前430-367）的宠臣，相传狄奥尼修斯曾请达摩克利斯赴宴，让他坐在黄金的宝座上，用金银器皿给他盛上各种美食佳肴，但在宝座上空却用马鬃悬了一把闪光的利剑。达摩克利斯抬头望见这把利剑时，大惊失色，因为这把利剑随时都会掉下来，给他带来杀身之祸。后来，“达摩克利斯剑”就成为“迫在眉睫的危险”代名词。——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