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战争中的日本人(2)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日本人对待天皇陛下的态度。天皇对其臣民到底有多大的掌控力呢？美国几位极具威望的人士指出，在日本历时700余年的封建时代中，天皇自始至终都是名副其实的傀儡。所有人忠诚的对象是属于各自的庄园主——“大名”，以及处于大名之上的军事大元帅——将军。对天皇是否忠心，是一个无人问津的问题。天皇生活在与世隔绝的宫墙内，他所参加的活动和仪式都受到将军拟定的章程制度的严厉限制。甚至，如果一个拥有非常高地位的封建王侯若对天皇表达敬意，就会被看作是叛变。在日本普通老百姓眼里，天皇是近乎隐形的，因为天皇与他们的生活毫不相关。部分美国学者坚持认为，只能从日本的历史里去理解，是什么原因让一个在老百姓的记忆中模糊不清、沉默无语活着的天皇，得到人们的拥戴，并变成如此保守的民族再次凝聚的真正核心？他们说：那些不断推崇天皇对他的臣民拥有永恒不灭的掌控权的日本言论家实在是太夸张了，他们的固执己见只能证明他们论据的易碎性。因此，美国的战时对日政策没有理由要对天皇以礼相待，刚好相反，对近日日本编造出的这种恶劣的元首观点，我们拥有足够的理由对其进行大力地攻击。天皇是现代日本国家神道的中心，假如我们对天皇的神圣性进行挑战并进一步毁灭，那么，敌国日本的整体价值观构架就会倒塌。
但是很多对日本熟悉的有知识的美国人，阅读过来自前线的或是日本媒体的报道或资料的，却怀有不同的意见。只要是有过在日本生活经历的人都很清楚，再没有比用语言羞辱天皇或者朝天皇攻击，更能刺激日本人，并掀起他们的士气了。他们非常清楚，日本人不会把我们对天皇的攻击当作对军国主义的进攻。一战以后，他们曾亲眼目睹，当时“德谟克拉西”[1]的口号很具震撼力，军国主义则声名狼藉，以致军人在外出到东京市区的时候都要小心地穿上便装。即使是在那样的岁月里，对天皇的尊敬一样是有增无减的。一些曾经在日本居住过的人士说，所谓的“希特勒万岁”是不能与日本人对天皇的崇敬相比的，前者仅仅是纳粹党荣辱的晴雨表，是捆绑着法西斯的一切罪行的。
记录的日军战俘的证词证明了以上观点。日军战俘不同于西方的军人，他们没有接受过诸如在被俘后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的教育，所以，他们对问题给出的答案，很明显缺少一致性。这种不予训练，自然是出自于日本的无投降主义。这样的情况一直到战争即将结束前的几个月也没有得到改变，即使有的开始改善，但那时候也仅仅限于一些军团和地方部队。战俘的言辞之所以值得关注，是因为就分析学来说，它们可以算得上是日本军队意见的一个横切面。那些战俘并非是一些因士气不振而投降的，除了很少数，几乎都是在负伤或失去意识后被俘的。
那些顽抗到底的日军战俘，他们把极端的军国主义归根于天皇，觉得自己是在“遵奉圣意”，是为了使“陛下安心”，是“为天皇而献身”“天皇让国民去加入战争，顺从是我的天职”。但是，不赞同此次战争及日本对以后所做的侵略计划的人，也一样把他们遵循的和平信仰归之于天皇。天皇对日本人而言就是一切。讨厌战争的人把天皇称为“爱好和平的陛下”，他们一再说明天皇“一直是一位自由主义者，是反对战争的”“是被信条欺骗了”“在满洲事变发生时，天皇对军部表示反对”“战争是在未经天皇允许或不知情的状况下发动的”“天皇讨厌战乱，也不会让国民进入战争”“天皇对他的士兵所遭受的非人待遇并不知情”。以上证词跟德国俘虏全不相同。德国战俘无论对希特勒手下的将军或最高司令部背叛希特勒的行径如何愤恨，他们依然觉得，战争和备战的责任应该由希特勒这个最高的战争肇事者来承担。然而，日本战俘却很清楚地表明，对皇室的忠心和军国主义极端的侵略战争策略不是一码事。
在他们心里，天皇和日本是不可分离的。“日本离开天皇就不能称之为日本”“日本的天皇是作为日本国民的象征存在的，代表着国民宗教的中心，是一种超越宗教的信仰对象”。即便是日本战争失败，天皇也不应该因为战败而受到责怪。“在老百姓心里天皇是不应该对战争负有责任的。”“假若战败，责任也应该由内阁和军队领导者来负，天皇对此是不承担任何责任的。”“即使日本失败，全部的日本人仍然会对天皇非常尊敬。”
这些异口同声说天皇超越于所有批判之上的言论，这种对天皇无比虔诚的顶礼膜拜，对于具有批判思维的美国人来说，简直是无稽之谈、难以理解。然而一直到战争失败，这种舆论却一直在日本存在着。对战俘审问工作非常老道的人，都觉得无须在所有的审讯记录上写下“禁止诋毁天皇”的字样。因为根本没有一个战俘会去诋毁天皇，就连那些跟盟军联手、替我们向日军作广播宣传的人也在其中。很多对战俘审讯口供从各地汇集上来，仅有三份口供婉转含糊地表达了对天皇的反对，其中仅有一份比较大胆地说到：“让天皇继续在位是错误的。”另一份则说天皇“是意志不坚定者，仅仅是个傀儡”。第三份只不过猜想说：“天皇或许会把皇位让给皇太子；假如日本君主制被废，或许青年妇女可以期望得到她们渴慕已久的、像美国妇女一样的权利吧。”
所以，日本军队领导者抓住日本人对天皇的一致尊崇，把所谓的“天皇恩赐”的香烟分发给士兵；在天长节[2]到来之际，带领部下向遥远的东方跪拜并高呼“万岁”。在“部队日夜遭受到袭击时”，早晚都和部下一起诵读天皇亲自在“军人敕谕”中御赐给军队的“圣旨”“诵读声回荡在森林中”。军国主义分子竭力抓住人们对天皇的忠心，他们教导所有官兵都要“遵守圣诏”“扫除圣虑”，要“以尊崇之心报陛下的恩慈”，要“为天皇而献身！”然而，这样对天皇信条的严守又是一把双刃剑。就如很多日本战俘所言，日本人“只要是天皇下令，即使手中只有一杆竹枪，也会不假思索地投入战斗。同理，只要有天皇的命令，也会即刻结束战斗”；“假如天皇颁布诏书，在第二天日本便会扔掉武器”“即便是最骁勇善战的满洲关东军也是一样”：“除了天皇的旨意，没有人能让日本国民接受战败，并甘愿为建造新的家园而继续活着。”
对天皇是无条件的至死不渝，对天皇之外的所有人和群体则大加批判，这两者构成了极大的反差。在日本的新闻杂志或是战俘的口供里，有很多对政府和军队领导者的批判。他们对战线上的指挥者，特别是一些不敢跟部下同生共死的人，大声诅咒；对那些扔下士兵让他们抵抗到底而自己却坐飞机逃跑的指挥官更是恨之入骨。他们经常对一些军官大加称赞，对另一些军官声色俱厉，一副对日本事务善恶了如指掌的样子。一些日本国内的报刊、杂志竟也都埋怨“政府”，他们想要更有能力的领导和再强一点的协同力，他们责怪政府的表现无法让人满意。他们甚至揭露政府对自由言论的限制。在1944年7月，东京的一家报纸曾发表一篇有记者、前国会议员、日本极权主义政党——大政翼赞会[3]等领导参与的座谈会记录，就是最有力的一个例子。当时有位发言人说：“我认为让日本民心振作的方式非常多，言论自由就是其中最主要的一条。这几年来，日本国民不敢毫无顾忌地说出心里想说的话，他们担心说出一些话后会受到责罚。他们忧心忡忡，只是在人前做着表面功夫，变得非常怯懦。这样下去，何谈发挥全国民众的力量。”另一位发言人更进一步对此宣扬道：“我每个晚上几乎都在和本选区的选民座谈到深夜，向他们征求各种事情的意见。但他们却战战兢兢不敢开口，言论自由已经被完全否定了。这的确不是一种能激起人们战斗力的好办法。国民在所谓应用于战时的特别刑法和治安维持法的约束下，变得怯懦不堪，都要赶上封建时期的老百姓了。所以本可以发挥的战斗力，到目前仍旧不能发挥出来。”
就是这样，即便是在战时，日本人都对其政府、大本营，以及他们的直属长官展开了批判——他们并不会无限制地认同等级制的优越。但是，天皇却唯独不受批判。天皇的至高地位直到近代才得到确立，怎么会这么受到尊崇？日本人的性情中究竟有什么奇怪的地方使天皇如此神圣、不可亵渎，只要天皇下达命令，日本人便会“拿着竹枪”战斗到底；同样地，只要敕令一出，日本人又会温驯地承认战败，接受占领。我们可以相信日本战俘的这些话吗？是否会是有意欺骗我们的可笑言论，或者它确实是这样存在的？
这些有关日军作战的重要问题，从反物质主义的极端到对待天皇的态度，不仅关系到国内民众的看法，也同样影响着前线士兵的思想。当然，其中关于战争的看法，更是深刻地影响了日本军队的作战风格。比如，只要考虑胜利，不在乎牺牲人数。在美国授予台湾海峡机动部队指挥官乔治·爱斯·麦肯因将军海军勋章时，日本的广播电台感到非常惊讶，因为他们与美国人的态度完全不同。以下是广播内容：